然而由于我们在不同的部门工作，我对他的工作情况了解不多，仅能从共同生活中的点滴回忆来说明他的信念与品格。

刚直不阿不畏强暴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的一场灾难，也是对每个人的品格的考验。“文革”初期，电工局“造反派头头”曾到我家中来要求维廉作为三结合的领导干部，立即被他严词拒绝：“我与你们看法不同，不能与你们结合”。随后，造反派即将矛头直指维廉，作为电工局头号批斗对象。但通过各种外调内查，叛徒特务不沾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等都找不出什么把柄，造反派挖空心机，给维廉加上的罪状是“技术挂帅，利润挂帅，牛鬼蛇神的大黑伞”。在某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勒令所有受批斗的人跪地受斗，维廉坚决不跪，招致造反派的脚踢，面对各种折磨与批斗，维廉始终不屈服不低头，造反派无奈地叫嚷“曹维廉你别神气，你只是小节好，但你是刘少奇的忠实走狗，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此时此地，维廉虽然对这一切都不理解，但对前途充满着信心，有天他从被斗现场回家，刚进门就告诉我“今天修处长指着我的额头说‘你可以自杀了，不用再活下去了’。维廉给我说‘我决不会自杀，我不相信世界就是这样，我要看看今后究竟会发展成怎么样”。也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才能抵挡住外来的任何形式的威逼利诱，例如，某日某位部领导忽然破门而入指着维廉的鼻子说：“曹维廉，你罪行严重，我将组织一个战斗队专门揭发段君毅(机械部部长)，现在是你将功赎罪的时候了，快参加我的战斗队吧!”此时维廉已被折磨成半身不遂，但仍不顾自己行动困难，把他推出大门，斩钉截铁地说：“请你快离开，我与你不是一个道路上的人。”

不趋炎附势与群众心连心

        维廉长期在新四军军部的电台工作，认识很多高级领导，据我所知，他很少与他们联系。例如，他有一位很熟悉的同志，解放初期即为军方高级将领，他尊称为“张大哥”，当时有很多人来约他一起去看望张某，他都借故拒绝了，当时他常给我嘀咕说“张大哥位置这么高，看他的人肯定很多，干吗要凑热闹，有时间我就多看看我的父母，看看困难的同志，多学习，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张大哥”这两位要好的同志都经受了考验，他们都顶住了造反派所要求的互相“揭发”，林彪死后，“四人帮”还没有倒，张某还没有恢复工作，被临时安排在广安门外总参招待所居住，维廉此时专门去看望他的“张大哥”，回来后他告诉我，他对张说：“张大哥，以前看你很困难，要有符合规格的专车才能进入你的住宅，现在没有这个规定，因此我现在能来看你了。”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某日，维廉高兴地告诉我：“好了，张大哥恢复工作了。”此后，他再没有去拜访过张。

        每逢过春节，除了年初一要向维廉的父母拜年外，循例我陪着维廉重点看望那些困难的同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家：原电工局计划科长孙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跳楼自杀，还有原电工局技术处长林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心脏病死于“五七干校”的劳动现场。每年年初二清晨我必陪他至这两家拜年，平日，对这两家的所有困难他也千方百计地协助解决与关照。写到这儿，我不得不检讨自己：当时我总觉得维廉关心自己家庭太少了，关心别人家庭太多了，心中有些不平衡，今天我自己失去了维廉，我才体会到孤儿寡妇的痛苦，也体会到他当时这样做是对的，真是雪中送炭。

        维廉工作极端负责，日以继夜，是机械工业部有名的“拼命三郎”，因此，我非常关心他的休息与健康，有时我觉得他对人过分热情而忽略了自己的休息。例如，某晚有一批人来访问他，谈得很晚，最后他亲自把这批人送上无轨电车，而且看到电车启动后才回家，由于我家离车站较远，他回家时已经半夜了，此时他才开始晚间工作，因此我禁不住抱怨起来“送人到家门口，就行了，还要送人上电车看人家乘车离开，自己还要不要睡觉”。此时，维廉郑重地告诫我：“你知道今天来的是什么人，他们是东北工厂的工人同志，他们在工厂能找到一位工厂领导谈谈心里话都不容易，今天有机会到北京出差，到一位副部长家里谈谈心里话对他们来说是一辈子没有几次机会的，我当然应该对他们千百万倍热情才行。”

尊重知识关心知识分子

        维廉常对我说，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依靠科技，一定要依靠知识分子。

        老曹一贯非常重视科研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有关方面勒令撤销、迁移和下放大批研究所时，老曹坚决抵制这种做法，并上书机械部党组，转送他向党中央的报告，说这种做法破坏了主要生产力，伤害了知识分子，因此遭到某些人的严厉批评。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有关方面在各种会议上讨论与强调的都是“阶级斗争”，老曹是负责科技的，每次部内召集有关会议时，他都大声疾呼“请你们重视科技战线方面的工作吧”。每次开完会回来，他都气呼呼地给我说：“又挨批了，他们说现在只有阶级斗争战线，那儿出来的什么科技战线。”

        老曹一贯尊重与爱护科技人员，即使在“文革”中曾经批斗过他的技术干部，他也不计较个人恩怨，只考虑国家利益。例如，原电工局李某，“文化大革命”中是主斗老曹的“造反派头头”，可是“文化大革命”后老曹仍建议电工局提拔李某担任副总工程师，当时老曹给我说“李某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年轻技术人员，政治上比较幼稚，而且他也认识错误了，但他的技术能力比较强，可以发挥他的专长为电工行业做贡献”。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同意对待技术干部的那些“左”的观点，如家庭出身、个人历史、社会关系，等等。他认为应该团结一切能为四化做贡献的知识分子，才能使中国迅速地富强起来。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为一些技术干部落实政策，摘除他们被错戴的“帽子”，帮助解决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例如，在为原电工局技术处长林某平反昭雪这件事上，他历尽了千辛万苦，招来了各种责难。林某被“四人帮”定为历史反革命迫害致死，还将林的家属从北京赶出去，在“四人帮”还没有倒台时，他就想方设法为林某平反昭雪到处奔走，最后不但给林某恢复了名誉，而且还把他的家庭又迁回北京。在这些艰苦工作的过程中，他经常回家给我嘀咕：“林某是从美国回国的高级电工专家，解放前夕护厂有功，工作一贯积极，还争取入党，给我们电工行业做了很大的贡献，他还是我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好朋友，他家中很多人都是旅居美国的有名的科学家，其中林家翘先生是美国流体力学方面的科学院院士，而且林家翘先生非常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以后，林家翘先生率先回国访问，至今仍未访问过台湾，如不能为林某平反，不但对不起林某的全家，而且如何向海内外爱国的知识分子交待，以后谁还愿意放弃海外的优越生活而回中国参加我们四化建设呢。”由于维廉的所为不符合当时的潮流，因而某些人非议说“曹维廉重技术，轻政治，干部路线有问题”。因此老曹长期来受到压抑，我看到他这样吃亏，心中不平，老劝他少管闲事，他都斩钉截铁地给我说：“中国这样贫困，如没有强大的技术队伍，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就不能富强起来，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什么都不怕。”

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老曹经常给我说：“我是辞去欧亚航空公司的高薪职位去参加抗日游击队的，是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不是为了革命胜利后有更好的待遇及享受。”基于这种信念，维廉一直保持着战争时代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有些制度允许的他也坚决放弃。例如，老曹看病、访友、上班都是挤公共汽车，从不使用部内小车。根据国家规定，我们所住的房屋及房内所有家具配备都是向部机关租用的；80年代初期，部机关决定把配备的家具都售给用户，派人到每家清点并估价，当时我在家接待这些行政司的同志，清点后，他们都深深地感叹说“在领导干部中，像你们家只有木桌、木椅和木床；沙发、电风扇都没有的，真是少见”。

        在日常生活中，我与维廉基本上是默契的，甚少分歧。但在住房问题上，我们常有争执，1953年我们就住进由机械部分配的汽车局宿舍内，此房后面紧挨着一排平房，原是没有拆掉的施工工棚，与我们的楼房相距不到一公尺，住户也大都不是机械部的职工。我们住在一楼，窗下就是平房住户的休息室与餐厅，他们共用的自来水龙头也在我们窗下，因此整天熙熙攘攘，实在无法休息与学习。我曾多次向维廉提出要搬迁到另外比较安静的住宅，他坚决不肯搬，他规劝我说：“这一排的住户不是我们一家，他们能忍受，我们也应该能忍受，何况现在很多人家几代同堂，很多人家挤在一个小四合院内，共用自来水与厕所，我们家比这些人家要好多了，更不能因为我的职位变化，而对房屋提出更高的要求。”他的每句话对我都铿锵有力，因此我们再也没有搬过家。

        到香港后，我们同住在香港新华社大楼内，他反复地提醒我：“新华社有个医务室，只从广州调来一个大夫，要照顾全社很多人，而且药品很多是用外汇买的，新华社不像公司能赚钱，你尽量少去医务室看病。”新华社为我们住房内配备了冰箱，我有时把水果等食物放进冰箱，开关门时动作慢了一些，他就对我提意见：“你最好不用或少用冰箱，在国内家中有的冰箱是自己付钱，这儿冰箱是国家(新华社)付线，而且是付外汇。”有时我对他的约束实在不耐烦了，就顶着他说：“有些人地位比你高，入党比你早，还不照样在挥霍享受!”老曹坚定地对我说：“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一定坚持我的信念到最后一分钟。”

        老曹患过肺结核、脑震荡等大小多种疾病，除了高烧不能工作外，从来没有休息与疗养过，一直坚持拼命工作，全心全意地当了一辈子人民的老黄牛。在他1984年突然去世时，我悲痛难禁，我的次子周霁安慰我说：“爸爸死在工作岗位上，死于他自己的信念，他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