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人都已过了不惑之年。这10年间，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告慰父亲的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电子工业随着祖国四个现代化进程正在飞速发展。

        在怀念父亲时，我们感到父亲既是我们的慈父，又是我们的严师；既是我们的长辈，又是我们的同志。他教育培养我们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谦虚谨慎，脚踏实地；他告诫我们要坚定信念，不怕困难，看准自标，努力奋斗，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对我们的教诲，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从1930年底参加红军那一刻起，直到1985年5月因病与世长辞，他的一生的主要时间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我军通讯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及我国电子工业的建设上去了。

        50年代中，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高潮。那些年，父亲总是很忙。早晨离家，晚上很晚才回来，有时吃了晚饭就又走了。深夜，我们都睡了，他才回来。有一次利用星期天他带四子晓燕到北京酒仙桥工厂建设工地去检查工作，自己一直和别人谈工作，直到很晚，才叫上在沙堆上玩耍时睡着了的晓燕回家。北京酒仙桥的几个国家重点项目工厂为我国现代电子工业打下了基础，爸爸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60年代初，赫鲁晓夫反华，苏联专家要撤走了，父亲抽出不少时间与苏联专家联络感情，做工作，交朋友。周末请专家到家里来做客，还领我们参加过与专家的联欢活动。苏联专家离开中国时，我们也曾多次随父亲到北京火车站去送行，看到不少专家是流着热泪离开中国的。后来听说一些专家偷偷把一些没完工的图纸留了下来，对我国电子工业重点项目的建设很有益处。

        父亲长期主持领导电子工业，对西方和日本电子工业的高速发展和电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1965年，他曾谈到，刘少奇、邓小平同志提出办“托拉司”，对改变我国落后的工业可能是条出路；又曾说过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竞赛”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一定道理的，是相互促进的。如果我们通过竞争经济技术超过西方，亚非拉就会靠过来，西方人民也会向着我们，否则就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了。60年代，人们对任何事情只能从政治思想、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看待，而爸爸能实事求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看问题，表明了他的坦然和远见，这是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体验。同时，他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了大胆实验，如60年代电子工业系统就成立了物资、配套、器材等公司。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大一点的孩子，那时也就开始关心一些“国家大事”及开始学习一些“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书籍了。

父亲时刻关心电子工业的发展，对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一些中央及地方领导同志很感激。如罗瑞卿总长在“文革”前就落难，父亲讲过：绝不相信他反党。后来罗总长刚解除监护，父亲就派长子晓南去301医院看望他。“文革”中爸爸也曾多次被“造反派”拉去为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领导同志陪斗。

除工作外，父亲对待其他一些问题，也从来是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   

        1973年发生了“蜗牛事件”，江青一伙借题发挥，无限上纲。在那么大的压力下，父亲和部党组的同志一道仍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最后在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过问下，才算了结。

        1982年发生的中电进出口深圳公司问题涉及面很大，影响很大，但父亲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财，同时又积极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尽量保护干部。今天深圳中电问题已大白于天下，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这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事几十年管理工作的高级干部，能迅速跟上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路。他在所分管的电子工业的领域中，带头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出国门，不断破除旧体制的束缚。为了电子工业的振兴，他呕心沥血，并因此而受到了一些非言甚至不公正的对待。90年代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他倾注巨大心血的我国彩电行业及彩管行业、基础元器件、雷达、通信业、计算机行业、地方电子工业以及深圳特区电子工业的建设，都已开花结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为我国电子工业的中坚。

        1985年5月26日，在父亲逝世后，当时任电子部部长的江泽民同志非常动情地向长子晓南讲述了他与父亲临终告别时的情景。在他看望父亲时，父亲吃力地对他说：自己已为了电子工业的发展尽了自己的责任，希望后来的人要坚持下去，中国的电子工业是有希望的。江泽民同志语重心长地说：“老一辈的努力，后来人一定会继续跟上去的……请放心。”

        小时侯，我们总觉得爸爸是个很严厉的人，因为工作繁忙，很少顾及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批评教育多，夸奖的时候很少，似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这种严格的家风，使我们每个人都时刻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促使我们去努力学习、进步。父亲对我们最大要求是要我们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在“文革”十年动乱中，父亲初期就受到了冲击，被带上了“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等很多“大帽子”，我们兄弟姐妹八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影响入党、上学、参加工作等。1968年初，二女幼幼报名去内蒙插队，即因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而未通过“政审”；三子小牛、四子晓燕都是去山西插队，五子晓北去了东北建设兵团。每当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时，父亲总是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支持。

        二子大牛1966年考上空军航校，1969年5月因家庭“政审”问题从航校停飞复员回到北京，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父亲当时身在“牛棚”中，母亲也去了干校，家中只有大哥和最小的弟妹，其他人都上山下乡和农场锻炼去了。大院里也挤进来好几户邻居。大牛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正巧专案组的两个人带父亲回家取点东西。由于几年不见，父亲显得老多了，头发已全白了，因批斗时受过伤，腰也直不起来。他见到大牛很高兴，问：“是回家探亲?还是……?”大牛告诉他：“是复员回家。”由于专案组的人在场，也不好说什么，这时，爸爸心里全明白了。他临走时，拍了拍大牛的肩膀，又用力握了一下大牛的手，什么也没有说……。

        后来，三子小牛、四子晓燕先后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在家待分配时，爸爸也只是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对你们来说，干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论到哪里，过去的都结束了，一切都是从头学起。”

      “文革”中，我们几个人都有过这种经历，都有思想苦闷的时候，这时候的父亲和我们接近了很多，我们感受到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

        父亲刚从“牛棚”里出来，暂没有恢复工作，有时间和我们谈往事，讲传统。他几次谈到一生中经历过的考验。1930年10月初，父亲经朋友介绍到国民党交通兵团无线电第五分队借读，学习无线电技术，并认识了他终生的良师益友王诤伯伯。12月底，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于龙岗地区消灭了国民党军队18师，活捉了师长张辉瓒。父亲和王诤伯伯及电台其他人员一道被俘，有幸参加了红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军部首长的关怀和感召下，他们决定留在红军工作，“王诤”、“刘寅”这两个名字，是王诤伯伯当时在一分种之内取的。从此“王、刘”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越走越坚定。父亲回忆说当时也曾有人因他长得白净，学生模样，怀疑他是特务。在苏区残酷的环境中，有些人叛逃、离队，而父亲他们始终不改变革命的初衷，为红军组建了第一个无线电台和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并首次沟通了和上海党中央的联络。从此他们用电台侦听敌情，发布新闻，为中央红军的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为此，在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诤伯伯当选为正式代表，爸爸当选为列席代表出席了大会。会上，王诤伯伯荣获了一枚三级红星奖章。

        红军开始长征时，父亲受命留在苏区，随项英、陈毅同志工作，负责联通了留下的8部电台。叶剑英参谋长在行军途中，发现父亲没有来，立刻叫王诤伯伯通知父亲“跟上来”。项英还想留住父亲，后来朱总司令亲自发了话。父亲很快完成了联通电台的任务，身患疾病独自追赶上了大部队。   

        红军长征过了雪山，一、四方面军会师。父亲负责的电台，随朱总司令到了左路军。张国焘分裂中央后，一律不准一方面军来的电台人员留在电台工作，但由于当时缺少技术人员，暂时对他们没有开杀戒，父亲又到通信学校教学生了。以后，父亲他们历尽艰辛，三过草地，又遭西路军战败。在西路军最苦的时候，父亲得了伤寒，发高烧，是他的学生抬着他走了好几天，后到新疆……直到1938年才到延安。经过多年的考验，在1936年过草地途中，经伍云甫伯伯介绍，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取消了侯补期。

         全国解放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父亲也曾多次经受各种考验，如“三反”、“五反”时，有人想在通信部抓出“大老虎”，父亲因主管财务、器材被重点审查，最后结论是：没有问题。1960年三级干部会议，原国防工业的几个部的领导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冷静地面对全国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我们的“革命”热情，曾谈到延安整风运动时，康生搞了三个月的抢救运动，在军委三局，父亲他们为此用了三年时间给干部甄别平反。1966年底，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上京“造反”。为了减轻“造反

派”对王诤部长的冲击和对国务院的压力，父亲经常苦口婆心给“造反派”做工作，为此招来更多的大字报和更多的批斗。他不怕“引火烧身”，敢于为基层领导说话，不上交矛盾，主动承担责任。开始，有时我们也陪父亲到王诤部长的秘密工作点，他们一谈起工作就到深夜。那时父亲经常不在家，妈妈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有时父亲很晚还没回家，母亲就说不知被揪到哪里批斗去了。

1967年1月，父亲被武汉“造反派”强行绑架到武汉，又强迫他到北京向中央和国务院施加压力，一直从武汉走到河南信阳。父亲苦心婆心地给造反派讲道理，最后在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过问下，造反派才放他回京。一天深夜，父亲极度疲劳地返回，因无法通知家里，又无公共汽车，父亲是徒步从北京站走回家的。当时只有长子晓南在家，看到他极度疲倦，劝他休息一两天，可他只休息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一早又积极地投入困难的工作，向国务院汇报情况，劝阻电子行业的工人来京等等。可惜，不到一个月，南京的“造反派”又把父亲绑架到南京达半个月之久，经周总理亲自过问才放父亲回京。就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父亲一方面仍要抓工作、抓军工生产，一方面又要说服各地“造反派”，又要参加各种被批判的大会，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信念，坚信党的事业，坚信毛主席、党中央。每次被批斗回来，爸爸总是记着别人的好处，说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如某某工人偷偷给他送点好菜，某某人……。

 父亲对革命工作、对党的事业问心无愧，教育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相信毛主席、相信党、相信人民。他常说：“是非总是会见分晓的，问题总会解决的。”他生前一直把一张毛主席像挂在客厅正面墙上。有时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议论“四人帮”及林彪集团的丑恶事例，父亲总是默默地听着，交代我们不要出去乱说。父亲的一言一行，教会了我们怎样去面对人生中的坎坷和挫折。

父亲一生虚心好学、百学不厌。年青时，他四处求学，参加红军不久就成为红军无线电训练班的教员。长征途中又在通信学校当教员，在新疆时也教了不少学生。在延安时，父亲常给通校的学生和电台人员讲党课和技术课。听妈妈和许多老同志讲，父亲讲的课很受大家欢迎，他课讲的很细致、很有趣味，至今家中还有一些爸爸当时的讲稿和学习笔记。建国后，父亲更加重视自身的学习和职工的教育。第一个五个计划时期，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年过40又开始学习俄文，每周都坚持到长安戏院听俄文课，后来可借助字典看俄文资料。1955年至1956年，父亲在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脱产学习过，他非常刻苦，做了大量读书笔记。他的大量的知识财富都是他平时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他非常虚心说自己“外行人中似里手，行家面前惭菲薄。”他象海绵吸水一样不断吸取新的知识，他每天晚上都是工作、读书直到深夜。

父亲平时不抽烟，不喝酒，身上的零花钱都用来买书了。1971年爸爸恢复工作后，补发的工资，他全部用来买书，如“二十四史”、“辞海”、“词源”、“英汉词典”及各类其他书籍。使在“文革”中被损失一空的书柜又充实起来。他经常查阅图书资料，有时也让我们帮助查阅。他的生活情趣也很多，除了学习他的老本行无线电、电子技术外，他还经常习字赋诗、集邮赏画，对文学、地理、历史、京剧等样样爱好，空闲的时间还养鱼养花。他会打乒乓球、克朗棋、练太极拳，年过半百又学会了游泳，并经常带着我们去游泳，所以我们人人都能游几千米远。“文革”时在“牛棚”中没有书看，爸爸也抓紧时间学习，写了不少的诗词。

父亲从小因家境贫寒，曾几次失去上学的机会，所以他非常希望我们兄弟姐妹均能受到高等教育。虽然他平时很少顾及我们的学习。

1960年，长子晓南从北京八中以优异的成绩保送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父亲知道了很高兴，他语重心长地向晓南谈到建设新中国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必须有一批自己培养的高水平尖端科技人材。他们一代打下了天下，希望我们一代能建设好新中国。

1964年，在师大女附中上高三的长女平娃，因受报刊的宣传，想放弃报考大学的机会，报名去“北大荒”工作。在外出差的父亲知道了，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肯定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有片面性，客观上将起不好的作用，因为国家建设急需大批有高水平的知识人才，现在有条件学习，一定要珍惜这学习的机会，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他说自己14岁丧父后，又要养家糊口，又要拼命学习。那时的艰难困苦，从未泯灭他求学的愿望。他在十几岁时一直在求学、打工和失业中挣扎……。平娃在父亲的劝说下，冷静下来，在有限的时间内抓紧复习功课，后来考上了大学。

 在高等学校停止招生的几年后，1973年二女幼幼有机会进入大学上学，父亲知道后，到书店买了一本当时新出版的“英汉大字典”送给了她，说：“英语是基础，要把它学好”。父亲小时候为了晚上学习英文，曾到牧师家打工帮佣。他的英文基础对他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失去各种学习的机会，父亲总是在旁边支持鼓励我们自学。1969年从航校复员的大牛，70年代初在机床厂搞数控机床。父亲那时正在四机部系统推广华罗庚教授的“优选法”，曾几次带大牛去听华老讲课或到华老家去请教。大牛还向华老借过不少数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和一些数学笔记参考学习，因为当时那些书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1978年大牛调到邮电科学院从事通讯行业的工作，子承父业，父亲很高兴，经常搜集一些计算机、通讯方面的技术书籍和国外有关资料给大牛，并让秘书尽量给他提供有关的技术展览和研讨会的票，对大牛的科研工作非常支持。邮电科学研究院“六五”攻关项目所需的进口仪器，因某些原因，四机部进口审查办公室很长时间没有批回有关文件。大牛向父亲反映了这些情况，从来不给我们走后门的父亲这次破例打电话，了解了情况，并责承尽快办批，使进口设备能及时到位，没有影响邮科院的科研项目。大牛没有辜负父亲的培养，现在是从事电子通讯工作的一名高级工程师。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为政清廉，吃饭有什么吃什么，不大讲究，并要求我们不要挑肥拣瘦，要把碗上的饭粒吃干净。他常讲，周总理吃完饭连菜汤都用开水冲着喝了。父亲不爱吃羊肉，那是因为在长征中，西路军被敌人打散，部队为了避开敌人，进入祁连山，后来断粮40天，只能用草根、皮带充饥，皮带煮不烂，只能在嘴里咀嚼充饥，一旦打到了野羊，便无盐半生不熟地吃下去，这样吃伤了胃。

 尊敬老人，爱护晚辈，父亲也是一惯的。祖母在世时，父亲下班总是要先到祖母房间问安，上班时也总去道别一声。可为了工作往往不能顾及。祖母去世前一天，父亲才从外地赶回来，几天后祖母的后事还没办完又匆忙赶赴外地开会。父亲直到去逝前都没忘记祖母的养育之恩。“文革”中，祖母的墓碑被损坏，他一直惦记此事，最后交代的唯一家事就是尽快把祖母的墓碑修好。后来我们重做了碑安放在祖母坟前，尽了我们晚辈的责任，也替父亲尽了孝心。

 小时候，我们几乎都是长期在寄宿学校上学，父亲觉得我们生活条件太好了，会养尊处优，要我们学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常讲他小时候穿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认为衣服穿旧了可以大改小再穿。记得小时候父亲还亲自动手给我们改过小衣服。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自己学会洗衣服、补袜子，尽量不让媬姆代劳。每年春节前夕，父亲带领我们全家人把各个房间彻底清扫干净、布置整洁。三年困难时期，父亲由于营养不良、工作辛苦，得了浮肿病，病情很重。一次向军委汇报工作时，贺龙元帅看到父亲肿的这么严重，就讲“刘寅啊，我还要你多为党工作几十年，立刻住院。”在贺老总的关怀下父亲才住进了301医院，后又到杭州休养了一个月才康复。那时他带领我们在院子里种了不少菜，如豆角、丝瓜等，还养了鸡和兔子，以改善生活。

 父亲有几套好衣服，平时让妈妈收拾好留着外事活动时穿，有时他的衬衣领子翻过来或换个袖口接着穿。长子晓南上高中时穿的第一套料子衣服还是用父亲的军装染成黑色改成的。父亲年青时会做鞋、纺线、织毛衣，在延安时他纺线还得过奖。下干校时，他还买了套修鞋的工具给大家修鞋，晚年他还学会了理发……。

 父亲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在个人待遇方面从来都是就低不就高。1953年，为了支援工业建设，父亲从军委通信部调到二机部任十局局长，为了集中精力工作，主动放弃在部队兼职。当时有人对妈妈讲：刘部长从副部长去当局长不合适，妈妈对父亲讲了这话，父亲说：“什么部级、局级，都是革命工作，考虑那么多干什么。”从军队到地方工作，定级时他给自己降了一级。1959年，我们家的邻居赵尔陆部长搬到东城去住。那里房子较好较多，他叫父亲也搬过去住。父亲考虑到自己子女多，会打扰人家，还要再花钱，就谢绝了赵尔陆部长的好意。   

 父亲在四机部长期主持全面工作并主管外事工作，外宾送的各种礼品很多，如电视机、录相机等，除了一些外事规定不用上交的小礼品外，都上交了。80年代初的一天，有人不明真相举报，突然有人来家查看，在长期主管国防工业工作的部长家里，看见只有一台14英寸国产彩电，一台100升的国产冰箱，洗衣机也是很旧的国产单缸机，就什么也没说，走了。当时，父亲身兼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的董事长，公司送给爸爸一辆“皇冠”牌高级轿车使用，被爸爸谢绝了，让公司留着外事用。他自己还是用坐了多年的老“吉姆”车，直到去世。

 1983年父亲退居二线后，一方面积极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一方面又受部党组之托出任《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丛书的主编，带领一些老同志和专家为之操劳。1984年底，父亲从福建出差回来，我们发现他身体不适，求他住院检查，但因编书等事情太多，他没有去。直到1985年3月，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癌病发作，痛得几乎倒在会场，他才答应住院。病危时，江泽民、张挺部长等来看父亲时，父亲关心的只两件事：一是希望能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深圳问题”，此事不解决好他死不瞑目；另一事就是关于机、电两部合并的问题，父亲是明确表示反对的；同时希望抓紧编好《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丛书。父亲根据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并认真分析了世界电子工业的发展趋势，认为电子这一行已渗透到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经贸和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势必会影响它的飞速发展，并反过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到最后，他没给母亲和我们留下什么话。我们的路父亲是要我们自己走的，除了一些书和衣物外，父亲也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父亲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思想品格、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留给了我们，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