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参加新四军不久，就在曹丹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通信部门工作。从1943年起，我调到新四军军部，先后任电台报务员、电话队政治指导员、通信局参谋。在整个解放战争和军事接管上海市电信局期间，一直到1953年曹丹辉同志调离邮电部门，我与他相处10年有余，受到了他的亲切关怀、高度信任和严格的培养教育。他是我战斗成长道路上一位最受尊敬的好领导、好首长。他对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忠贞不渝的崇高品德，对军队通信建设和人民邮电事业呕心沥血的革命精神，对正确把握党的政策、高度重视干部的培育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所具有的远见卓识，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既予高度信任又有严格要求

      我是1942年8月在新四军一师第三期电信队毕业分配到一师师部当报务员的。第三期电信队也属抗大的九分校。学习期间，我担任学生排长。1942年冬反扫荡期间，我曾带一部电台随九分校到苏南电台，留在丹北地委工作。后因敌伪清乡扫荡，我于1943年3月撤回师部，随一师师长粟裕到军部参加整风。军部驻在淮南盱眙县。刚到军部，因工作需要，调我到军政治部新闻台任报务员。蒋熙奎同志任新闻台报务主任。我们负责抄收新华社、中央社的新闻稿，及时提供给新华日报社。范长江同志任新华日报社社长。几个月后，又把我调到战报台，昼夜值班，负责军部对延安、对山东八路军方面的电报联络。战报台附属于整风队，我担任整风队的班长、党小组长，业务上受曹丹辉任科长的三科领导。曹丹辉同志对电台的纪律作风建设和业务技术培训非常重视。有的报务员在对延安、山东的发报中有骄傲自满情绪，发报时花腔怪调，甚至利用发报骂人等不良作风。他反复耐心地对我们进行教育，申明通信纪律，同时设立监察台实施监督。

      我到军部的第二年染上了肺结核病，正巧曹丹辉同志也生这个病。军部的报务员中只有我与他同姓，真是同病相怜，再加上他也知道我哥哥的情况，所以他对我特别关心，见面就问我的病况，问我还吐不吐血，还问我哥哥的情况。可是，他对我工作中的错误却很严肃。一次，我在收报前，粗心大意地把电池接反了，造成三只30型真空管烧坏的严重后果。这在当时通信器材奇缺的战争年代，确实是一起大事故。为此，领导上给了我行政警告处分，促使我从中吸取教训，增强了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整风队结束后，把我调到军部电台五台，负责联通延安的战报任务。当时我一边吐血，一边坚持昼夜值班，还抽时间做民运工作和电台内部的思想工作。在五台的立功创模运动中，我被评为三科的模范党员，模范工作者，荣立了一等功。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曹丹辉同志和三科领导对我的关怀、信任、鼓励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执行特殊任务经受严峻考验

      1945年日本投降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新四军北上。我当时在浦口情报站，从事与谍报员的通联工作，奉命从浦口回到淮阴军部三科。此时，陈毅司令员到延安开好会要回军部。因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华东军区，军部移师山东，所以军部决定组成一个临时电台，并派一个警卫连，先期到山东接应陈老总。为此，曹丹辉同志选定汪志祥同志任临时台台长，我和另外三个同志为临时台报务员，由军司令部两名作战参谋带领同往。从淮阴出发前，曹丹辉同志亲自给我们交代任务，叮嘱我们要确保陈老总的安全和通信联络，还专门为我们装备了手摇发电机，派了一个由12名战士组成的摇机班。我们一行到了山东临沂，山东军区又增派了一个电台。我们两个电台一起到达山东邹县才接到陈老总，我们便成为前线指挥部电台。此时，我有幸与陈老总、宋时轮，傅秋涛等几位首长编为一个党小组。让我直接为军区首长当机要通信员。

      1946年1月10日，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签订协议，停止国内军事冲突。1月底，遵照中央指示，韦国清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到徐州军调部执行小组执行军调任务，与国民党面对面打交道。军部决定王锡祥与我两人带一部电台，随代表团去徐州。临行前，曹丹辉同志给我们交代任务。他要求我们自己会修理电台设备，作好用几套联络方式的充分准备，执行在敌占区通信的严格纪律。还严肃地告诫我们，要作好最坏打算。他说：“你们必须服从代表团的领导，不准自由行动。万一国民党抓你们，你们要销毁电台、密码、波长呼号，还要准备坐牢和牺牲自己。”这对我们来讲，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科里为我们专门装配了一部电台，让我们带足了干电池、整流器和手摇发电机。我们跟随韦国清同志等代表团成员从临沂乘美国军用运输机飞抵徐州。到了徐州，我们住在徐州农业银行的二楼，楼下是徐州三青团团部，处在敌人的严密监控之下。我们吃饭要到楼下，都是集体行动，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为了确保代表团与军部的通信联络既畅通又不泄露，我们采用发短报、不断改变波长呼号等灵活手段，机智地避开了敌人的侦听和干扰，圆满地完成了这次特殊的通信任务。于6月份，国民党破坏谈判后，我们即返回军部。

紧跟发展形势适应新的转变

      1946年6月，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为做好自卫战争的通信保障工作，华东军区成立通信联络分局(后改名为通信局)，曹丹辉、闻述尧为正副局长。6月初，曹丹辉同志主持召开全军通信工作紧急会议，前方各军区、各纵队的通信科长都参加了会议。当时，客观形势发展很快，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区逐步扩大了，国民党留下的有线电话网可以充分加以利用，曹丹辉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一有利条件，在通信手段上尽快适应了这一转变。在会上，他就自卫战争新形势下的通信工作作了紧急部署，强调通信手段要逐步转到以有线通信为主。在8月1日军区作出的《对长途电话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将电话工作之组织形式统一，加强领导，用大力使这一工作健全畅通，并将进一步向有线电发展。”在加强有线通信的形势下，于1947年1月，当时任电话总局副局长的李临川同志找我谈话，调任我为电话队政治指导员。电话总局下设三个电话队，其中一、二队为干线架设队，三队为话务员队。我所在的电话一队，由苏北一个电话排和鲁中、鲁南各一个排组成。曹丹辉同志任通信局长后，把原有山东各军区分散的电话网加以整顿，联成能沟通华东军区与各军区、各纵队的干线网。全华东地区在1946年2月以前，长途电话线路共8000余里，到7月份达2万余里，其中渤海有5800里，胶东有5100里，鲁中、华中各3000里，滨海、鲁南各2000余里。电话干线网的建成沟通，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有力的通信保障。军区凡是组织战役、战斗、电话总局就派出相应的电话分队，架设作战时的通信指挥线路，做到仗打到哪里，电话线架到哪里。在孟良崮战役打响前，我们电话一队就接受了从沂水华东军区司令部到孟良崮前线指挥部约40多里路的架线任务。那天下午受领任务，限定我们用四个小时架通。当时我身患肺结构病，经常吐血，作了光荣牺牲的准备。我带领两个排共60多名战士，跑步到达架线现场已是傍晚时分。那晚连月光也没有，只得摸黑前进。架线没有杆子，就把线架在葵花杆子上，线只能贴近地面，好在那时地面干燥。我们边跑步边架设，架到孟良崮前时已晚上8时许。这一次战役获得了全歼国民党七十四师的重大胜利。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早晨弥天大雾，线路因贴近地面受潮阻断。我想要是大雾提早一天出现，那后果真不堪设想。1947年下半年，我还带了一个电话队到东线兵团指挥部，在东线指挥部通信科长黄萍指挥下，担任通信参谋，参加了胶河战役的通信保障任务。这次战役由胶东军区许世友司令指挥，一举歼灭了国民党三个师。

      胶河战役后，我被调回军区通信局电话科任参谋，多次受领曹丹辉同志交代的艰巨任务。在济南战役前夕，曹局长指示我带二个电话队架设从济宁三野司令部到济南前线指挥部的电话线路，相距100多里，但通信局只能提供一半的线材。山东的人民群众听说战争急需，把晒衣服用的铁丝交给部队。我们依靠群众的支援，用了一个星期，及时完成了架线任务，保障了济南战役的通信指挥。我的左脚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受伤的。在这次架线中，我也与战士一样上杆架线。我因身体不支不慎从一根电杆上滑下来，一只脚指头弯成了直角，我忍着剧痛，自己硬是把这只脚指又扳直了过来，当即就休克了。后来，卫生员给我绑了纱布，让我坐独轮车和骑马指挥架线。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我荣立了二等功。

迎接渡江战役紧张勘察架线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我华东野战军在取得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后，积极准备渡江。曹丹辉同志亲自部署渡江战役的通信保障工作。1949年1月，华东军区通信局驻山东滕县。曹丹辉同志指派我和三野通联处通信股长邱詠裳两人，执行两项任务：一是要我们代表三野司令部到安庆，与二野通信处联络，明确同二野的通信任务分工；二是由我们两人负责勘察从合肥至巢县、巢县至扬州长江沿线的架线路由。我们两人从滕县出发，带了两个俘虏兵当驾驶员，开一部美国中吉普车直驶巢县。不料半路上这两个俘虏不告而别，我只好自己开车。我从未学过开车，七弄八弄被我开动了。由于我起动后不会调换排档，一直用头挡行驶，车子开得很慢，机器声音也大，从巢县至合肥，硬是把离合器烧坏了，只得弃车而行。我们改乘火车、小拖轮和骑自行车，用了两个星期，把路由勘察好返回滕县。我们把经实地勘察标好的架线路由地图，以及架设需用的兵力、线材、经费预算方案，一并报告给曹丹辉局长。经他审批后，派我和指导员方彬带队，实施从巢县至扬州的线路架设，顺利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掌握党的政策调动积极因素

      1949年2月，渡江前夕，曹丹辉同志又指派我带报务员赵志奇等人，到渡江战役总前委通信科长黄萍那里，负责总前委与中央、与二野三野各兵团的通信联络。我们电台随总前委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等首长一起，从浦口过江，于4月23日解放南京，进入蒋家王朝的总统府。我们在总统府里住了一晚。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自动电话，当时还不会使用。

      遵照中央的部署，二野负责接管南京，我们三野继续南下，集结丹阳作接管上海的准备。到丹阳后，我又回到通信局通信科担任参谋，参加了一个月的整训。整训期间，我们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学习约法八章和入城纪律，了解上海电信机构的情况，进行接管工作的组织分工。决定由李临川负责上海市电信局的接管。曹丹辉同志责成我与曹一中接管大东、大北电报电话公司。临进上海时，因这两家公司属外商企业不能接管，改变为我与杨文圻两人任上海市电信局军代表办公室秘书。两个月后，曹局长又指派我随黄萍、蒋熙奎、周华生、范辛风到天潼路海岸电台，要求我们做好国民党交通部留在上海的一批高级技术官员的争取工作。我们根据曹丹辉同志的要求，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毛主席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通过学习谈心，特别是所见所闻，他们当中很多人消除了顾虑，转变了立场，逐步从对立、怀疑到信任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愿意留下来，为新中国电信事业服务。学习结束后，曹局长在工作安排上，让他们担任技术业务岗位的正职，大胆使用他们。1949年9月，我任市电信局线路科副科长，而科长由留用人员朱勇担任。由于曹丹辉同志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当时的这批留用人员，后来大多数人都成长为邮电部门的重要骨干。

      1950年“二·六”轰炸时，我任市电信局工务处副处长，主管全市有线、无线通信设备。曹丹辉同志亲自安排我负责军政机要通信。直到“文革”前，我没有离开军政机要通信岗位。1951年，上海国际电台与电信局合并，成立邮电部上海电信局，让我任市话处处长。1953年电话公司与市话处合并，1955年成立市内电话局，1957年后我任市内电话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几十年来，是曹丹辉同志培育我在通信战线上不断成长。学到了影响我一生的思想品格、战斗作风。我永远怀念曹丹辉同志，并要把他的革命理想、战斗精神、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