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都起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一万七千多官兵参加了红军。使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
    当时，随起义部队参加红军的，有一个无线电管理处、八部电台、四十多名无线电通信人员。起义前，中央红军只有少量电台，无线电通信人员也不多，有的还不能独立工作。所以，二十六路军的电台和通信人员过来后，红军的通信实力便大为增强。
    二十六路军以前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九二八年，冯玉祥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开封办了不少学校，其中就有一个无线电学校，训练了近千名无线电通信人员。参加宁都起义的无线电通信人员，绝大部分是从这个学校培训出来的。开封还有一个无线电管理处，处长叫郑方珩，兼无线电学校校长。管理处有不少通信工程技术人员，无线电器材也相当多。一九二九年蒋、冯战争爆发，冯玉祥由河南撤退到陕西，无线电学校的教员和管理处的工程技术人员，大部分离去。一九三０年初，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又回到河南，前敌指挥部设在开封，并委派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这时，我被分到前敌指挥部电台工作，电台的报务主任是海风阁。一九三０年九月，冯、阎失败，冯玉祥余部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冯玉祥的手枪旅编为二十五师七十四旅，原指挥部电台归到该旅。原无线电管理处编为二十六路军无线电管理处。由此可以看出，二十六路军的家底都是继承冯玉祥西北军的，蒋介石没有给予任何装备。一九三一年一月，蒋介石出于消灭异己的险恶用心，将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围剿”红军。
    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后，高树勋二十七师在永丰中村被红军消灭近一个旅，还被红军缴获去一部电台。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和二十五师的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旅，还有二十七师的一部分驻防宁都后，由于广大官兵多为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的贫苦农民，不愿打红军、打内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抗日，投降卖国，更引起全军上下强烈不满。红军宽待俘虏，放回的被俘人员，宣传红军抗日政策、红军官兵一律平等和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得到翻身解放的情景，使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受到很大影响。加上我党在二十六路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宁都暴动终于爆发了。
    起义是在十二月十四日黄昏时开始的。当时，首先控制了机要部门。专门派了武装看守电台，特别是对蒋介石派来监视二十六路军的特务电台更是严加看守，把他们的报务员和其他人员全部集中到一间房子里，门前站了岗，不准出来。对收发报机，也派专人守护，并拿走了电键，防止向外发消息通情报。对我们七十四旅的电台，只派了门岗，叫大家不要出去，好好睡觉，没有采取别的措施。夜里我们听到从街上传来的口号声：  “打倒国民党!”  “打倒蒋介石!”  “联合红军，一致抗日!”便知道部队起义了。
    这次暴动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遇到大的反抗。次日早晨，我们便随部队出发，开往苏区。过了宁都河，走了一、二十里，就受到苏区群众和红军的热烈欢迎。下午到达固厚，群众又送来了许多鞋袜、毛巾、鸡鸭鱼肉等慰劳品，大家都很受感动。还召开了欢迎大会，刘伯坚同志讲了话，他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军委，热烈欢迎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光荣起义，参加红军，并号召大家团结抗日，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为解放全国的工农群众，为中国的独立和统一而英勇战斗。到了苏区后，起义官兵亲眼看到苏区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情景，心中无限感慨，万分高兴，认为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活生生的事实，戳穿了蒋介石的反动宣传，使我们坚定了参加红军的信心。
    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十三军、十四军、十五军三个军。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为军团政治委员，董振堂为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刘伯坚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原七十四旅编为十五军，黄中岳为军长。
    参加起义的通信人员，共四十多人，其中有：工程师刘光甫，报务人员海风阁、张国栋、荆振昌、杨笑是、陈士吾、陈英琦、阎知非、卫明道、范文谦、闻述尧、黄乐天、张文瀚、陈太和、李廉士、梁恒昌、张有年、汪名震、王全才，机务人员李华亭、李启明、王有为、殷金荣、靳子云、余雅鲁、刘玉亭、黄凤梧等。起义时带来的八部电台，五军团留下四部，编成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四个分队，分别配属于五军团军团部、十三军、十四军和十五军，其它四部电台由红军总部统一调配使用。我们电台为二十分队配属十五军。二十分队有三个排：监护排、运输排和管理排。队长为海风阁，政委为罗贵昆，报务员有卫明道、陈英琦、汪名震，机务员为殷金荣。不久，卫明道、陈英琦调到其它电台工作，由红军培训的郑执中、林辉士、兰生、袁德均、曾庆良等同志，先后调到二十分队来。一九三二年二月，红军围攻赣州未克，撤离后，十五军调归一军团指挥，二十分队即随一军团军团部工作。

    (二)活捉敌师长

    二十分队调归一军团后，先后参加了漳州、水口、乐安、宜黄和浒湾战斗。一九三三年二月一、三、五军团密切配合，在宜黄南面的黄陂一线山区，共同歼灭敌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负重伤被俘；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却跑掉了。
    战斗结束后，我们连夜下山，在一个山沟的村子里宿营。报务员架机工作，其他人员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  雨过天晴，空气格外清新，一名勤务员带着胜利后的喜悦心情，从房后上山，想找点野味改善一下伙食。就在这时，在山上躲了一夜的敌人散兵犹如惊弓之鸟，正准备逃跑。勤务员突然发现山上有白军，便边跑边喊：“山上有敌人!”敌人见只有他一人，便朝他开了一枪。电台队监护排的同志听到枪声，便迅即上山歼敌，附近军团部的警卫连也闻讯冲上山去，一起围攻山上的敌人。没打几枪，敌人就乖乖地举手投降，象羊群一样被赶下山来。军团部警卫连带走了大部分俘虏，电台队集中了一百多。在俘虏兵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小家伙象是勤务兵，身上还带有一支派克牌的自来水钢笔。由于派克笔在当时是比较贵重的物品，我们就问他这笔的来历，他回答：  “这是师长的笔”。又问他“师长在哪里?”他说就在被俘的人里面。这时其他俘虏也说：  “师长陈时骥，是个麻子脸，就在这人群里。”就这样，国民党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清查出来了，乖乖地成了我们的俘虏。随后，由电台队政委把他押送到了军团部。

    (三)五过夹金山

      一九三三年夏，我和殷金荣一起调到瑞金军委总部六分队，政委是朱邦英，报务主任是刘寅。大约在秋末冬初成立二十二分队，我任队长，报务员有周九生(即周涌)、夏侯求皇、冯云芹等同志，带着小机器回到一军团，直到长征。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们二十二分队随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先率领的前卫团四团行动，从宝兴经硗碛翻越夹金山。当时正值盛夏，我们身着单衣，热得汗流浃背。过山前，当地老百姓对我们说：你们穿这身衣服过山，不累死也要冻死，大风来了会把你们刮走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红军战士，毅然向夹金山进发了。白皑皑的雪山象巨龙似的横卧在我们前面，从脚下到积雪的地方(称作雪界)有十多里远，从雪界到山顶有十五、六里，海拔又高，空气稀薄，行走困难。我们电台的运输员同志，挑着机器、电池上山，就更是难上加难。全分队的同志们互相帮助，分担行李，搀扶着上山，有的实在走不动了就拉住马尾巴走。不能停步，不能坐下，更不能跌倒，否则就会起不来了。到了山顶，前卫部队同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鼓舞着我们，大家不顾山陡路险，把机器往怀里一抱，坐在雪上象滑滑梯一样滑下了山。当晚在山下达维宿营，受到了四方面军同志的热情接待。然后我们又去懋功等待后续部队，等军委到后，召开了一、四方面军联欢大会，庆祝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从懋功出发又翻越了梦笔山，到卓克基、毛儿盖做了过草地的准备工作，四方面军三十军临时归一方面军一军团指挥，我们这个机动电台奉命随三十军行动。草地荒无人烟，地面浮着草，草下是烂泥滩，一不小心就会陷下去。天气变化无常，一会下雨，忽而又雨过天睛。雨来一身湿，雨过衣晒干。我们电台走到草地中间时，三十军搞到一个降落伞，为着保护机器，方便工作，军部就把它送给电台使用。一到宿营地就把它撑起来，机器架在里边，解决了工作的大问题。草地里除了草，还有些灌木丛，没有高大的树木，架天线找根杆子很困难，唯一的办法是把运输班的扁担接起来作天线杆。过草地时牺牲了不少同志，我们电台的管理班长因病牺牲了，至今我们还怀念着他。
    过了草地到达包座，我们二十二分队正式调归四方面军工作，随军部驻在上包座。在这里打了一仗，消灭了敌四十九师两个整团，同时还打下敌人一架飞机，掉在包座的山上。军部通知我们到山上去把敌人飞机上的电瓶取下来用。我带着通信员和运输员高高兴兴地去了，因只有一把钳子，一把起子，没有大工具，怎么也取不下来，我们只好空手而归，没有完成任务。
  　在上包座没住多久，又把我调到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中包座总指挥部后，听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说：  “他们(指毛主席、周副主席)想去赤化蒙古。”我们这才知道毛主席北上了。至于其它一些情况是以后逐渐听说的。总指挥部决定我到一台工作，当时一台台长王子纲同志有病，报务员有尤静轩。到一台后部队就南下，从原路过草地翻雪山回到天全、芦山一带。由于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在路上看到一些。“打倒毛、周、张”的错误标语，对此情此景真感到痛心和不解。
    在天全、芦山一带没住多久，住懋功部队需要电台。三局新组装了一部电台，名为十三台，叫我带领去懋功工作。出发时我请求配备点备用部件，如真空管等，得到答复是零配件困难，再没有多余的了。我们全台二十多人在没有向导、没有部队掩护的情况下，第三次翻过夹金山到达懋功。
  　在懋功工作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天夜里，值班的报务员焦急地叫醒了我，说他收听时听到“砰”地一声收报机就没有声音了。我们一检查，是真空管烧坏了。后来听刘光甫(工程师)说，当时需要电台，但又没有器材，只好东拚西凑，真空管也都是些过期的，所以用不久就会坏。我们向领导报告情况后，奉命第四次翻过夹金山回到三局。撤销此电台，我又回到一台工作，直到天全、芦山一带遭到失败，第五次过夹金山，向甘孜一带撤退。大约是在去甘孜的路上，我被调到十台任台长。十台机务员是黄凤梧同志，
报务员有陈霄云、王玉衡同志。不久二方面军到达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合，经过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才又过草地，经阿坝、包座、腊子口、岷州到漳县。此后我得了伤寒，发高烧昏迷不醒，同志们抬着我行军。病势减轻后我才知道，指挥部很关心电台同志的健康，还请卫生部长苏井观同志来给我医治过。另外，部队曾向青海方向行走了一天，但这一行动很不得军心，听说行军中有些指战员离开了部队，全军同志希望同党中央、毛主席会合，所以张国焘不得不转回头来继续北上。

    (四)在西路军

    在甘肃会宁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一部分和五军(即原五军团)过黄河到甘北。在西进的路上，我被调到八台接耿锡祥同志的工作，任八台长。
    在西进路上，因我病后虚弱，又得了胸骨结核，不能直腰行走，全靠骑牲口行军，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了工作。一九三六年冬，西路军冲过古浪、武威到永昌休息时，经宋侃夫、孙英武两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生的愿望实现了。在最艰苦的时刻发展我入党，也表达了我对党的坚定和忠诚。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和愉快!
    西路军在甘北的行动最后是失败了。从永昌再往西走，每况愈下，总是受着马家骑兵的追击、堵截、包围。有一次夜里突围被马家部队冲散了，失踪了一名报务员。最后进入祁连山时只剩下八台一部电台，同党中央的联络由八台担负。由石包城出山攻安西不克，马家骑兵赶来，我们八台和中央作最后一次联络后，随指挥部向西撤退到白墩子、红柳园之间，敌人骑兵追上来包围了我们。我们奉命破坏机器。这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难受啊!几年来，我们象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着机器，每次出发行军时，总是把发报机的真空管卸下，装在一个小木盒里，我背着它，不顾自己的病痛劳累，唯恐它受到一点轻微的震动和损伤。可是这时却不得不亲手毁掉它!我们含着泪，两手颤抖着把它破坏了。
    之后，同志们奉命向指定地点星星峡集合。到四月下旬，集合了大约四百多人。党派陈云、滕代远同志迎接我们到迪化(鸟鲁木齐)。

本文摘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