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突围前,中共中央决定留下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等率领一部红军继续留在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主力转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第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辖第一、第二、第十五师)、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邓萍,辖第四、第五、第六师)、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辖第十三、第十四师)、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子昆、政委黄苏、参谋长张云逸,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辖第三、第二十二师)及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总共86000余人,于1934年10月中、下旬,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突围转移,行进序列为:右翼三军团和八军团,左翼为一军团和九军团,中间为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五军团担任殿后。
中央红军一开始突围,蒋介石就调集二十九个师40万左右的军队,在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布成四道封锁线,堵截红军。对广东防线,中央红军转移前,周恩来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派代表何长工等和陈济棠的代表秘密谈判,达成协议,在我军的进行方向上,粤军撤离40里,因此,我军通过粤军控制的封锁线未发生大的战斗。随后顺利通过了敌人的第二、三道封锁线,兵分两路直奔第四道封锁线湘桂边的湘江东岸,还未到,蒋介石就将其嫡系薛岳、周浑元的九个师划归何键指挥,很快尾追上来,妄图全歼我中央红军于湘江之滨。在当时敌情险恶的情况下,中央红军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渡过湘江。当时,红一军团已到湘江边,广西白崇禧的部队为了防止红军和蒋介石的军队进入广西,一在退守,而湘军刘建绪的部队还没有赶到,湘江一线很空虚,如果红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是可以在湘军未到达之前抢渡过江的;但是由于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宠大累赘,行动迟缓,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九天后军委才发布命令,红军分两路渡江,但这时湘军已赶到,而且中央和军委两个纵队不愿丢掉坛坛罐罐,坚持按常规行军,每日只走四、五十里路,160多里路走了4天,直到13天后才赶到湘江边,这时已完全丧失了抢渡过江的大好时机,不过江,红军有被歼灭的危险,结果为抢渡湘江,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斗几天,湘江水被污红,红军损失过半,人员由出发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在在广西境内连夜艰苦行军,越过大瑶山,好不容易进入湖南湘西边境,于12月10日晚打开通道县城,中央在此召开通道会议。因部队出发时说“转移”,过了粤汉路后,逐步明白告诉大家是去湖南西北部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究竟是坚持去湖南西北与二、六军团会合,还是放弃此计划向贵州进军,这个事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在通道由毛泽东、王稼祥等同志提了出来。中央决定,不在通道地域向北进入二、六军团创建的湘鄂川黔苏区,因通道北面有敌重兵拦阻,而是继续西进到贵州黎平锦屏地域再折向北,从铜仁地区进入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向贵州黎平前进,17日到达黎平,18日召开黎平政治局会议,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问题是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经过充分的讨论和争论,最后否定了博古和李德要去黔东北的错误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正式作出决定,放弃原定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并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红军在黎平进行了短期休整,并将中央、军委、一方面军总部三指挥机关合而为一;完成将八军团并入五军团的工作;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任政委。12月19日,中央军委对红军各部行动作了新的部署:一、九军团为右纵队,三军团、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分别向黔北方面前进,同时电令二、六军团在常德地域积极行动,以调动湘军,使之不能派出部队尾追我中央红军;电令四方面军重新组织进攻,牵制川军南下。而此时敌人仍然认为红军是要北上黔东与二、六军团会合,追击和堵截的重点仍然是黔东北。
红军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黔北进军,湘军和中央军都掉在了后面的湘黔边境,并不可怕,唯一阻红军转移黔北的障碍,就是横在红军面前的贵州境内第一条大河——乌江,元月6日,红军全部过乌江,向遵义前进,7日凌晨2时我红一方面军完全占领了遵义城。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和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党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元月15——17日,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军委总部驻地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秦邦宪、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权;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和伍修权(李德翻译)列席了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同时作出四顶决定:(一)毛泽东同志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在适当时候再进行分工;(四)取消原由博古领导的军事指挥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中央委托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议结束后,常委在遵义又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
元月19日,中央红军各部按军委的部署从现地域,分别向赤水地区转进。2月5日晚,中央政治局局常委在“鸡鸣三省”的水田寨花房子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就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对常委工作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工作,在党内负总责,从组织上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8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大河滩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系统地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批判了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军事路线。为适应我军大范围回旋作战的需要,军委决定缩编部队,2月10日军委下达了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对红军的建制进行了整编,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红军基层部队的战斗力。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驻扎在扎西后,任命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要把红军消灭在川、滇边境的狭窄地区,龙云也对蒋介石表态说,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而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一反过去“搬家”、“逃跑”式的行军方法,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彻底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人以为红军向东却向西,以为红军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红军一动,敌人又须重摆阵势,因而红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人部署就绪,红军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
1935年3月,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围剿红军。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南过乌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贵阳,使坐镇贵阳指挥合围红军的蒋介石十分恐慌,急令调滇军火速到贵阳“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红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于是,红军经一军团军团包围贵阳,虚张声势,继续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支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正当滇军日夜兼程弛援贵阳,云南兵力空虚之际,红军挥师西进,南渡北盘江,于4月22日分三路进入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5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过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4月26日,红军围困曲靖和沾益,27日凌晨,军委侦察队进至曲靖城西16里的三岔与关上村之间的地段时,突然发现从昆明方向开过来一辆小车,这辆车上载有薛岳需要的云南军用地图和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白药、香烟等物品,由一个副官押送。队长张明远机警地让部队散开卧倒,准备截住敌人这辆车,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或许不相信红军有打车、截车的能力,居然冒险前来,企图想从我大军中央突过危险区。这也是龙云算计错误,他认为红军被国军追堵怕了,不敢走交通便利的大道,只会拣偏僻山径“窜走”,因而放心让副官执行这个冒险任务。侦察队迅速卧倒在公路一侧的水沟边,待车开近时一齐冲上公路将车截住,无数支枪口对着车上的副官和驾驶员,敌人开始以为是他们沿线的警戒部队来捉弄他们,抖开架子吓唬拦车人。后来才知道自己遇上了红军,只好乖乖地下车当俘虏。半小时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率领的军委野战司令部上来,侦察队长张明远把战利品,连人带车交给了周副主席。当时红军正缺云南的军事地图,行军打仗用的是中小学的地理教学地图和靠向当地群众作实地调查,侦察队缴获的这些十万分之一军用云南地图,对后来我红一方面军渡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地图上哪里有渡口,每一个渡口有多少只船,从哪儿条路去哪个渡口,图上都标得清清楚楚。清晨,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令他们派员检查并派出小部队伪装成白军,沿公路向昆明活动,察看昆明还有无车来并行截击之。29日,三军团攻占了寻甸,一军团兵分两路直捣昆明外围的嵩明县城和杨林兵站,并以一部袭取了杨林兵站,缴获兵站的全部粮食物资,同时攻克了嵩明县城,前锋直 逼昆明大板桥,这一出其不意的突然行动,完全打乱了敌人“围剿”红军的的整个部署。因为这时滇军主力孙渡纵队三个旅已全部东调支援贵阳,龙云直接指挥的一个旅也调到黔滇边,昆明城内仅有卢汉指挥的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近乎空城一座。龙云以为红军要攻占昆明,慌了手脚,一面急电贵阳,向蒋介石呼救求援;一面电催支援贵阳的滇军火速返昆,同时调集各地民团、守军增援昆明,以加强守城兵力。龙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又中了红军声东击西之计,红军进军云南并威逼昆明,兵临城下,并非真想攻占昆明,而是虚晃一枪,趁金沙江沿岸的防务被削弱,冷不防转兵向西北方向挺进,中央政治局决定趁此有利时机抢渡金沙江北上。
金沙江自古誉为天险,它穿行在川滇两省边界的深山狭谷中,象一把锋利的长剑,劈开横断山脉的重山迭岭,自西北往东蜿蜒曲折,奔腾而下,地势险要,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绝壁,不能架桥。在重兵追堵下,如果红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缩在深谷歼灭的危险,或者被敌人击于半渡,遭受重大损失。4月29日,中央军委在寻甸鲁口哨、大汤姑地区发布《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以万万火急电各军团,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最新决定。军委的渡江电令说,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人已集中70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行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根据地。抢渡金沙江的行进路线,军委决定兵分三路,抢占金沙江渡口:一军团抢占元谋龙街渡,三军团抢占禄劝洪门渡,军委纵队抢占禄劝皎平渡,五军团随军委纵队殿后。
为迷惑敌人,一军团攻占了嵩明县城、杨林镇,为了达到威逼昆明的目的,迫使更多的滇军向昆明收拢,掩护我各路大军秘密挺进金沙江南岸渡江,一军团在嵩明城大造攻打昆明城的声势,演讲和刷写要进攻昆明活捉龙云的标语,使得昆明城内气氛紧张,土豪劣绅纷纷离城躲避,连外国领事馆都准备沿滇越铁路向开远与河口疏散家属;市区敌人慌忙加强城防工事,盘龙江沿岸多处凭桥筑坝,以提高水位护城,又把附近10多个县的民团调集到城内防守,实行戒严,还派出飞机到杨林附近侦察和轰炸。
一军团完成威逼昆明,引滇军、民团进城区防守的任务后,于4月30日拂晓翻过梁王山,绕过昆明城,兵分三路迅速向西北方向挺进,目标是夺取元谋龙街渡。左路从杨林出发,经得食村、龙潭营、邵甸,以一部捣毁邵甸伪区公所,再经马街到羊街、大西村一带宿营,后经阿子营、散旦街、平地,从黄家庄渡过普渡河,进入禄劝县境。中路从嵩明出发,经大村子、油炸箐、牧羊进入冷水沟、果东一带宿营,先头部队到达款庄沈家村。右路从嵩明县城出发,经竹箐口,翻越梁王山进入寻甸七甲,再经乐朗、浑水塘进入款庄高家村,淌过马过河,进入徐谷地。中路军与右路军在款庄会合后宿营。村民李子恒给红军带路经过多宜甲、沈家村、李资树、热水塘、香山龙、下鹤飞。根据沈家村花正贵回忆:当年红军在款庄宿营,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吃了群众的油盐米菜都付钱,即便人不在也写下字条说明缘故,留下钱物,纪律严明。一路打土豪,分浮财,开粮仓,救济贫苦老百姓。有的穷苦百姓不敢接收粮物,红军就把粮食送到他们家里。红军在下鹤飞将地主王X X家的东西拿出来分给群众,还将李资树村地主陈X X家的东西也拿出来分了。多宜甲村地主潘X X正过生日请客,红军将他捆起来,用簸箕盖在他的头上,没收了他家的部分财物,把他家的肉、粮食拿出来分给群众。红军路过多宜甲,在潘连芬家歇息,潘家的人挑水做饭,慰劳红军。红军临走时送给潘连芬、潘连云两家各一盏小油灯。在李资树李翠莲家,红军做饭吃,借用了李家的菜刀,用缺了口,临走前照价赔偿。他们借用东西一定要征得主人同意,用后洗干净交还原主,损坏东西照价赔还,尊敬老人、怜悯孤寡、爱护妇幼,临行前还要扫干净住宿的院子,挑满水缸的水。红军的言行给款庄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贫苦农民争着为红军烧水做饭,抱草铺床,一路都有群众送水给他们喝;路途不熟,一路都有群众给红军带路,马街的杨兴富、花正贵给红军带路到禄劝的六棵、缉麻才转回来。返回时,红军给了他们大洋作为报酬。马街的彭生枝参加了红军。
红军到达款庄,不顾长途行军打仗的疲劳,就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打着灯笼,点着火把,用黑色,红色,蓝色的颜料和石灰写标语:
农民,农民快快起来,打倒土豪分田地!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
至今,在款庄沈家村杨天明家面墙上还保留着当年红军书写的“红军是工农自已的军队”的标语。红军一路行军还说顺口溜:“路上过一过,穷人莫造闲,跟着去的都有一份田!”
薛岳和龙云,30日在判断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不尽相同,所以兵力部署也不尽一致,薛岳判断我红一方面军有经武定、富民,向元谋西窜或经寻甸以西地区北窜,故以武定、富民地区为截剿目标;龙云对红军行动去向的判断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他判断红军“以西窜元谋、武定等处渡江为多”,因为他认为,红军由会泽、巧家溃窜,则渡江困难,道路崎岖,而且四川刘文辉部在沿江各处严密防守,对红军实在不利。对于蒋介石来说,把红军赶进云南的欲望是实现了,但见红军不直捣昆明,而是绕昆明而去,意在渡金沙江入川,这虽然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但不免使他挥兵入昆“剿赤”失据。因为蒋介石知道龙云这个彝族首领不象贵州王家烈那样好对付,红军不攻昆明,嫡系薛岳部队就没有理由进驻昆明,薛岳部进不了昆明,他早想控制云南的愿望就难以实现,龙云这个土皇帝就完全有理由要薛岳率部绕昆明向元谋、永仁追击。龙云对红军不攻昆明却感到十分庆幸,这可减少蒋介石“假道灭虢”的口实,在执行蒋介石关于调部队驰防金沙江的命令上,他不愿意将部队调离昆明太远,但又得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确实得到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向武定、元谋方向追击的信息后,才令滇军经富民向武定、元谋截击,其目的是企图将红军聚歼于元谋、武定或金沙江边。
龙云经过分析推测,已料定红军不会进兵昆明,在杨林、嵩明的红军声言打进昆明,那只是一种掩护,兵不厌诈,他神经紧张了好几天,这一下放心了。只要红军不来攻昆明,他就有理由拒绝中央军来昆明,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就可以保住,在宽心之余,觉得还是要把红军赶过江才是上策,才是消除中央军入据云南的根本办法。他熟虑过后,发电报给孙渡,要孙渡就地前进,“寻匪尾追”,其真实的意图就是把红军追过江了事。龙云本来多么想消灭红军,以建“殊勋”,扬威天下,可三个多月的追堵征战,铁的事实告诉他,消灭红军不是他所能办到的,红军也根本不会被消灭。5月1日,孙渡进昆明向龙云报告追剿红军经过,第一旅向富民前进,其第一团到达距富民城5里的大营;第二旅旅部及第二团到达沙锅村,一支队到达完家冲;第五、七两旅由杨林出发与吴奇伟部尾我红军追击,吴奇伟在右,滇军在左,滇军监视吴奇伟军,起着保卫昆明的作用。
红一方面军不攻昆明却向西北而去,这虽然使龙云放了心,但由于这几日气候不佳,不便出动飞机侦察和轰炸,飞机出去了,又看不清地面的情况,红军向元谋、武定开进还是向会泽、巧家开进,他到2日都还未判明,龙云很担心红军抄小路先到江边。而我红一方面军却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四路部队直插金沙江。5月1日,在款庄宿营的红一军团分两路出发,一路从宜格过普渡河进入禄劝崇德,一路从下鹤飞经摸枝过普渡河进入禄劝,攻打县城,击毙指挥团丁抵抗红军的县长何泽周,开监放出交不起租而被关押的农民近200人,接着乘胜前进,连克武定、元谋。敌人只发现我红一军团向元谋、武定和九军团向会泽两路部队,中央纵队和三军团这两路还未发觉。为继续引敌向西,掩护中央纵队和三军团,军委命令一军团必须于5日上午前全部到达龙街,6日前渡河完毕。5月4日,一军团一师到达龙街江边,为了到江边渡口就能迅速将浮桥搭成,沿途向群众征集了一批竹子、木板等架桥材料,到达石花滩渡口就开始架桥,但桥架了一半就没有材料了,因江面太宽,又遭敌机袭击,没能成功渡江。由于一军团把大部追敌都抛在了后面,且龙街无船又无法架桥,而绞车渡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为了赶在敌人追到江边前使整个一方面军的部队渡到北岸,军委命令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日兼程赶到绞车渡,8日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因为5日军委纵队渡江完毕,7日上午三军团可渡毕,五军团在绞西以南作掩护,定8日下午渡,万耀煌的部队8日晚有可能到达绞西,所以一军团8日晚必须渡江。为此,军委向一军团提供了两条到绞车渡的行进路线,一条是沿江而下,从龙街经白马口、志力、鲁车,小路直达绞车有240里,其间不能过马和重行李;一条是绕绞西,里程较多,每日必须行走一百四十里以上。8日下午,一军团兼程疾进赶到绞车渡江边并开始渡江,9日上午一军团全部渡完,下午,留作殿后的五军团也过了江。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3万多人,用七天七夜的时间,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