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我党杰出的军事家

谭天哲

　　　　
　　任弼时同志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我党杰出的军事家。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光照千秋！今天在纪念他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回顾他的光辉业绩，总结他从事和参与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任弼时在组建红六军团时是党中央的代表、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和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军政最高领导人。他从湘赣苏区奉命组建红六军团，执行中央、军委关于“长征先遣队”战略转移任务，到与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会师后，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粉碎敌人10倍于我军的三次“围剿”，突围执行长征任务与红四军方面军会师及三支主力红军的大会师的整个过程中，在战略指导思想和战役指挥上，他与贺龙同志发挥了高度军事指挥才能，创造了辉煌功绩。
　　任弼时同志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主要表现在对战争的战略指导上，他和贺龙同志坚决执行和掌握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避免了重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左”的战略指导错误，使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和战争的任务。
　　　　　　
　　　　　　　　　　率红六军团与红三军胜利会师

　　任弼时和王震、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从湘赣出发执行长征先遣任务，于1934年7月底突围向西转移于敌人“围剿”的外线作战之后，蒋介石调动了大批军队对我红六军团实行前堵、后追、侧截。当红六军团在湘、桂两省军队调动4个师、1个旅、4个团的兵力追堵我军前进的情形下，任弼时及时改变了在湘南停留的计划，通过郴宜公路绕过桂阳，8月20日攻占了新田，进到零陵县境，准备强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时，得悉湘、桂数万敌军沿湘江堵截我军西进。这时，渡江已不可能，处在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紧急时刻，任弼时和萧克、王震同志当机立断，决定改变原来西渡湘水的计划。指挥红六军团出其不意地突然回头奔向东南，攀过阳明山，往回转了一个大弯，甩开了4倍于我的敌军包围，绕过敌十五师的侧翼，又急转南下，顺利地通过嘉禾、兰山、宁远等县。9月初由于敌军继续追击，我军当即折向西进，经江华、道县之间渡潇水，进入湘桂两省间之永安关。尔后，在打垮了敌一个师尾追后，进入广西的全县、灌阳东北的文市，又乘胜击溃了妄图阻止我军在此西渡湘江的敌军8个团的兵力，于9月初在全县界首渡过湘江，随即占领西延县城。这时原拟准备取城步、绥宁、武岗，并准备去绥宁打击西追的湘敌，但得悉由于湘、桂、黔三省敌军已集结该地区防我军北进，迫使我军改变计划，占领道县，渡渠水西入贵州。我军通过锦屏、黎平、剑河、包江等县，在苗侗两族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顺利渡过清水河西进，从而又突破敌军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于同年10月间进到施秉、攻占黄平、余庆、瓮安等县一带。但我军向石阡前进时，又与敌遭遇，陷于敌军28个团包围的严重情况，敌人企图分割包围歼灭我六军团主力部队，在这种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等果断指挥我军，一面奋勇作战，一面乘追敌之间的空隙，从小道翻越崇山峻岭，绕梵净山一周，转战石阡、镇远、余庆、施秉县一带，避开了敌人主力，我六军团十七师和十八师主力在任弼时、萧克、王震同志率领下，经过10多天的苦战突围，进到石阡、镇远敌人封锁线上的山脊梁，击溃了敌人的警戒部队，占领了东山的路口，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向东前进。可是在我军前进的道路上是一条几十里的谷涧水沟，前面又有湘、桂敌军的截击，地形险要，形势非常严重，在通过这条水沟之前，任弼时同志对军直属队和教导营进行了动员，在说明当前的敌情之后说：“我们都是土地革命中出来的，要同生死共患难，要坚决勇敢地打过去，前面就是贺龙的部队，打过去就是胜利。”任弼时同志简短有力的话，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勇气和决心。我军于深夜在萧克同志亲自指挥下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夹沟）通过，从此，我六军团战胜了湘、桂、黔三省敌军的围追堵截，突破了敌军的重围，在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的红三军接应下，终于在1934年10月下旬两军在黔东印江县之木黄胜利会师了。这次行动从湘赣苏区出发历时80多天的转战，横穿赣、湘、桂、黔四省，跨越敌区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重兵的追击、堵截、围攻，完成了战略转移，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起到了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作用。
　　　　　　
　　　　　　　　　　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三次“围剿”

　　任弼时和贺龙同志坚决执行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指导原则，先后粉碎了蒋介石20万大军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围剿”。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之后，于1934年11月16日，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一致决定下，在十万坪、龙家寨首战湘西军阀陈渠珍部10个团告捷，歼敌2000余人。这一胜利为创造湘鄂川黔根据地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同时对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和为后来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三次“围剿”与继续完成长征任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次反“围剿”是从1935年2月开始的。这时湘鄂川黔根据地刚刚才建立起来只有3个来月时间，由于初建的新根据地，在侧翼掩护了中央红军向西战略转移，顺利向贵州前进，极大地震动了敌人。于是蒋介石就调动了50个团，20万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妄图把红二、六军团消灭在永顺、桑植、大庸之间的狭小地区。任弼时、贺龙同志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分析了敌情，正确地提出在战争指导上，必须使二、六军团跳出敌人的包围，转入外线作战，选择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于4月中旬初退出塔卧、龙家寨基本根据地，开始了向北战略机动，转移的途中在陈家河与敌第五十八师的一个旅相遭遇，经过一昼夜的反复冲杀，全歼了这个旅。在陈家河战斗后，我军乘胜向前发展，准备回头进攻塔卧之敌，又于15日下午，我六军团先头部队十七师在桃子溪以北发现由桑植增援陈家河慌忙南逃的五十八师主力刚刚进到桃子溪，乘敌戒备不严，经过两小时战斗，又将敌五十八师主力（欠一个团）和师部歼灭，随即收复了桑植县城及大片地区。至此，敌人8个师和4个旅兵力的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
　　1935年5月下旬，蒋介石集中了约8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组织第二次“围剿”。任弼时、贺龙分析了敌情，根据两湖敌人存在的矛盾，重新考虑了作战行动的方向和作战对象，作出了对湘敌采取守势，对鄂敌采取攻势的方针。决定二、六军团主力包围宣恩县城，以我十六师围攻龙山县城待机，借以调动敌人；迫使敌人增援。在6月中旬包围宣恩的第3天，从敌军电讯中获悉敌纵队司令张振汉率四十一师全部、新三旅及四十八师一部共9个团兵力来增援宣恩之敌。于是在6月12日，我二、六军团以昼夜强行军130里，进至中堡地区奔袭增援的敌军，经过3个昼夜的激战，歼灭了敌四十一师一个师部，活捉纵队司令张振汉，歼灭敌军1000余人。
　　接着在围攻龙山30天后我军又主动撤离龙山。二、六军团主力又强行军190里，再次进入敌区内线，于运动中消灭敌人。8月3日我军主力从高罗、李家河之间进入敌人纵深，从山中小道直抄敌八十五师进攻路线必经的板栗园东南的利夫田谷地东侧的大山上先敌埋伏，当敌八十五师主力冒然前进入谷地时，我军即从敌人的一翼对敌军纵队展开了宽大正面的猛烈火力攻击，经过两小时战斗，歼灭八十五师两个团又一个营和一个师部并击毙敌师长谢彬。
　　板栗园战斗胜利后，我二、六军团即返回根据地，随即于8月又在芭蕉坨击溃了陶广纵队10个团的进攻。在任、贺的正确指挥下，从5月到8月初经过一系列的战役战斗的连续胜利，不仅使进攻根据地的敌军丧失了进攻的力量和勇气，并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利用湘鄂两省军阀军队来“围剿”，而命令湘鄂敌军转入防御，等待援兵进行新“围剿”的准备。至此，我二、六军团就这样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不甘心进攻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失败，仍妄图消灭我二、六军团于长江以南地区，而后好把它的主力转入进攻大西北的中央红军。于是蒋介石又调集了达130个团20余万人的兵力，对我二、六军团举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在1935年9月10日左右，敌人开始向我二、六军团进攻。敌人企图将我二、六军团压缩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狭小地区一举聚歼之。由于敌人重兵压境，采取堡垒政策，步步合围逼进，我根据地被敌人蚕食越来越小，经我军多次寻战，都没有找到有利作战机会，形势非常严重，而且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又失去了联系，加上地主武装和土匪的猖狂，粮食物资补给异常困难，面对十几倍于我军的敌军进攻的严重形势，我红六军团于9月10日左右撤离津、澧、临、石地区返回根据地后，立即开始进行突围战略大转移和继续长征的准备工作。任弼时和贺龙在桑植刘家圩召开省委、军分会，经过多次讨论研究，作出了对付敌人新的大举“围剿”作战的战略方针。避免了重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堡垒对堡垒”，“御敌人于国门之外”错误的经验教训。任、贺认为，在这块狭小的根据地内已没有回旋机动的余地，完全不利于我军作战，在原根据地内粉碎这次大规模的“围剿”已没有可能。为此决定必须转变战略方针，不能同敌人硬拚，选择突破敌人的重兵包围，转移到敌人围攻线以外，深入到敌人薄弱地区和敌人后方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决定突围的方向和设想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这时因为我二、六军团又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失掉了电讯联系，故只好将敌人第三次重兵“围剿”的严重形势和我军战略转移部署报告张国焘把持的红军总部。张国焘于10月15日前后两次电示，“要二、六军团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击破之”。而任弼时、贺龙和省委、军分会同志一致认为，这两个指示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在原有苏区附近同强敌周旋，势必日益困难和消耗自己的力量，以至有遭到失败的可能。在这个紧要关头时刻，任、贺等坚决抵制了这个错误指示方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了自己的行动方针，毫不犹豫地决定坚决执行战略外线转移作战，突围远去敌人兵力薄弱的湘中南方向活动。
　　在作突围准备与选择突围方向行动路线时，获悉湘中敌军兵力空虚，地区富裕，突围容易成功。任、贺于1935年11月15日率领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圩开始出发突围，经过急行军，20日在大庸、溪口之间张家湾经过昼夜的激战，一举突破了敌人澧水封锁线，并占领了沅江渡口洞庭溪和大宴溪渡口，消灭了守敌。在渡过沅江以后，我军立即实行战役展开，六军团迅速东渡资水，随即占领了新化、兰田、锡矿山，二军团占领了溆浦、宴溪、浦市，从而占领了湘中广大地区。这就甩开了“围剿”的强大敌人，胜利实现了突围计划。同时我军也得到了休整和发展。此时我二、六军团已达2万多人，筹集了大量物资和银元，仅缴获敌人的布达4万余匹。
　　当获悉敌人又集中大量兵力向我进攻时，在瓦屋塘侧击陶广纵队二十六师，因敌人早有防备未得手，任、贺果断决定，退出湘中南向贵州省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即由溆浦地区出发，连续九天向东南急进，造成东渡资水之势，这就把敌人全部调了过来。使敌人妄图将我二、六军团消灭于沅江、资水之间的企图破灭了。我军在江南街托口再次抢渡沅江后，于1936年1月初进到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把追击的敌人甩到我军后面了，向江口、石阡地区转移。我二、六军团原来打算进到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建立新根据地，因为由于便水战斗未能打开局面，而石阡、江口为中心的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困难，又不利于我军运动作战，更加上敌人15个师都围上来了，形势对我军很不利。此时任弼时、贺龙故又决定放弃建立石、镇、黄根据地的打算，继续西进，向黔、大、毕进发，相机争取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新根据地。进军黔、大、毕必须突破乌江障碍。任、贺在战略指挥上采取“调虎离山”，造成南调乌江守敌保贵阳，以便乘隙渡乌江。结果于1936年2月2日我军胜利渡过了乌江，占领黔西、大定、毕节三县城后，此时追击我军的敌人又远远掉在后面，或距黔、大、毕较远，或布防防我二、六军仍要返回湘鄂川黔根据地。任弼时、贺龙同志根据当时的敌情，便在黔西县城召开军分会会议部署了战略展开，宣传抗日主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反蒋武装、建立抗日政府和抗日救亡团体，扩大红军，在20多天里有5000人参加我二、六军团。
　　但此时又获悉敌人重兵追上来了对我军进行围攻。我军2月底在将军山虽然歼灭敌十三师敢死队7个连的兵力，阻敌7天之久，但由于敌军兵力已集中，开始完成了对我军的包围，这就不利于我军继续在该地区活动，故又决定放弃了黔、大、毕根据地的打算，拟先转移到黔南安顺地区。1936年2月底我军突围，撤出毕节向安顺转移。为了保存我二、六军团的有生力量，任、贺确定作战的原则是：保存自己，待机破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边打边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免同敌人主力作战，争取有利条件，抓住战机打击堵击和尾追孤立的敌人，力求歼敌一部，阻援敌军追击我军的行动。要求打得好，走得快，做到指挥上打与走，战斗与行动上的自如，则要采取欺骗、迷惑、麻痹敌人，声东击西，选择好适宜的战机和正确的行动路线，急速突进，曲折迂回，乘敌与敌之间的空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敌军部队之间钻空子穿插前进。在处于不利情况时，则要坚决果敢，不怕部队疲劳、连续昼夜兼程，以最大限度强行军，绕过敌人，摆脱敌人，避免同敌人主力作战，避免被敌军拖住延误我军行动。在任、贺正确指挥下，经过23天乌蒙山的反包围战与三进三去奎香的大旋回苦战恶战，克服千难万险，突破敌人的重围。到3月23日，我军在宣威以北的来宾地区，打垮滇军一个旅的阻击，继续向前挺进。接着于3月底进占了盘县，胜利地进到了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追击堵击的敌人减到50多个团，同时敌人也被拖得疲劳不堪，追击亦有所缓慢，云南孙渡纵队亦不敢冒进追击。
　　这时，为使二、六军团的行动力求符合全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要求，任弼时、贺龙将当前的形势和决定在盘县以南兴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请示当时在西康的红军总部，在总部的复电中，提出“二、六军团在渡江技术有把握的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可设法渡过金沙江，到雅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北进”，并提出5个渡江点，如不十分疲劳时，也可以在滇黔边活动。任、贺又第二次请求：提出“在当前敌我力量对比下，以运动战战胜敌人，在滇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可能仍然存在，整个战略上二、六军团是否应即北进，应否立即渡江请总部决定”。当时红军总部复电：“你军最好渡江北进，但究竟北进或留在江南，仍须按实际情况决定”。这时任弼时、贺龙和军分会领导同志经研究再三考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并准备向关内侵略，在全国处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会合四方面军一同北进，是出于全国革命战争的战略要求，放弃我军在江南资孔创建新根据地的计划，准备向滇中、滇西进军。
　　这时乘追击堵击我军之敌均已疲惫不堪，掉在我军后面之际，我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正确领导指挥下，3月底从盘江地区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滇中西进军，一举占领寻甸、富民、平定、姚安、盐丰、楚雄、镇南、祥云、鹤庆、丽江等城市，威胁昆明，以迷惑敌军，同时积极准备强渡天险金沙江。于1936年4月25日在云南境内金沙江上游的石鼓镇胜利渡过了金沙江，进入当时的西康省的康藏高原横断山脉，翻过6000公尺高的玉龙大雪山，4月30日到达中甸，而后兵分两路向甘孜前进，右路六军团经定乡城、稻城、理化、瞻化翻过两座大雪山，与罗炳辉的三十二军会合，左路二军团取道德荣、巴塘、白玉等县，翻过3座大山于6月30日与四方面军三十军会合。二方面军军部于1936年7月1日胜利到达当时西康省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总部胜利会师了，尔后，任弼时同志与朱总司令、贺龙、刘伯承等同志与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团结推动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到达甘肃同中央红军会合，实现了三个方面军大会师的伟大胜利。　　

《回忆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