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国焘周旋

　　1935年6月，当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根据地转移进行长征时，与中央的电讯联络突然中断了。任弼时布置电讯科每天抓紧搜索，仍未能与中央联络上，这着实让他心焦。9月29日，紧张值守多时的机要电台，忽然寻呼到一个电台，音调和报务员的手法都很像中央的电台，即刻发一试探性的密电。

    这封电报当日就有了回音，告知：一、四方面军六月中旬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张国焘为总政委。最后落款是“朱张”。朱是总司令朱德，张即总政委张国焘。为什么打给周恩来的电报，却得到“朱张”的回电呢？显然，中共中央及周恩来以及红一方面军没有与他们在一起。如此推断下，任弼时等一面与“朱张”电讯联络以协调军事行动，一面询问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位。直到1936年1月，机要台又发现一个中央的电台呼叫红二、六军团，对话后，却收到一份出乎意料的明码电报：

    弼兄，我们已到陕北，密留老四处。———弟豪

    任弼时喜出望外，他清楚这是周恩来化名的简称，“密留老四处”可以解释是密码留在红四方面军那里了。为什么密码给了红四方面军呢？任弼时很纳闷。原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坚持南下闹分裂。为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并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密电本，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

    1936年6月初，红二、六军团到达理化以南的甲洼地区，同红四方面军派来接应的罗炳辉部会师。队伍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龙时，朱德和刘伯承也赶来欢迎。一直坚决抵制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朱德告诉红二方面军干部：因为电报密码都被张国焘掌握着，所以发什么电报都得经过他。直到这时，任弼时才清楚原委。

    7月5日，任弼时、贺龙等接到中央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第二天，任弼时即向张国焘要来与中共中央联系的电报密码，致电周恩来，报告情况。虽然张国焘在同二方面军会合前就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但他仍坚持要与党中央平起平坐，主张“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职权由驻国际代表团暂行行使”。任弼时态度坚决地抵制了张国焘反中央的图谋。

    当红二、六军先后到达甲洼、甘孜等地时，张国焘即派来“工作团”，送来一些文件和材料。红六军团的王震发现里面有指名道姓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的内容，马上报告了任弼时。任弼时十分警觉，立即给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信，明确交代：让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反毛主席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保留一份，其余全部销毁。张国焘向任弼时提出的“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等，都被任弼时拒绝。

    在会师后不久，两方面军共同北出甘南，任弼时按朱德、刘伯承的意见，索性离开二方面军和张国焘一起行动。对张国焘，这不能说不是一种促动。7月10日，任弼时随朱德、张国焘北上阿坝。这时张国焘在军事上仍坚持西进，指挥红四方面军撤出通渭地区。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二方面军领导联名致电，吁请红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听候陕北之决定”。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讨论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后致电朱德、张国焘并红一、二、四方面军首长，指示：“四方面军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在这种情势下，张国焘被迫重新下达北进命令。

说服季米特洛夫

    193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这是任弼时有生以来第三次赴苏，作为中共的特使，他深感任重而道远。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陈琮英和去苏联学习的蔡畅、陈正人、金维映、苏进，以及烈士遗孤张太雷的儿子、蔡和森的女儿等。

    在全国抗战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为什么紧急抽调在前线工作的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去莫斯科呢？因为那时苏联对中国抗战实际情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国共两党关系并不十分了解，1937年刚从苏联回国的“钦差大臣”王明不熟悉时局，与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产生了严重分歧。王明在莫斯科呆了六年，他没有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挫折，也没有历经长征的艰难困苦。然而到延安后，在作一些报告时，自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以“国际路线”自居，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

    这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景，更关系到中共内部的团结和未来命运。这种分歧到1938年抗战发生转折阶段，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任弼时和中央的认识是一致的，派他出使苏联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任弼时早年留学苏联，与共产国际有着历史的渊源。他参与过党中央与右的、“左”的倾向的各种斗争，有丰富的经验。中共中央认为任弼时是最佳人选。

    1938年3月底，在王稼祥的欢迎和陪同下，任弼时在莫斯科拜会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三个人坐在沙发上交谈，任弼时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这使季米特洛夫十分高兴，他们谈得很是融洽。当天晚上，任弼时便伏案制定工作计划和递交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在这以后的两周里，他顾不上休息，一边拜访苏共有关人士，一边修改报告。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状况。为了更好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的实际情况，在两个多月里，他还不断写各种汇报。

    任弼时的艰辛工作，终于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共产国际原来的认识。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主席团经过讨论，作出了关于中国的决议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这以前，共产国际一向对中共表示怀疑，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缺少基本了解。季米特洛夫把中国的事情告诉斯大林，斯大林也十分重视。事后，季米特洛夫在办公室接见任弼时和王稼祥时说：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