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经过艰苦的转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到了灌阳、绍水、界首一带，突临湘江。蒋介石认为，这是红军“流涉千里，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于是调集了国民党陆军、空军共30余万，构筑许多碉堡，以广西和湖南军两面夹击，以中央军和广东军尾追，企图一举全歼红军于湘江。为保障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后续部队安全过江，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与敌人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浴血奋战。

          我们红二师奉命在奔袭道州和抢渡潇水之后，原拟占全州执行阻击敌人的任务，由于敌人先占全州，战场就摆在脚山铺、绍水一带。这里距全州30多里，桂黄公路从此通过。11月29日湘军刘建绪部，得悉红军先头部队已渡过湘江，其余部队也要渡江，唯恐红军进入湖南，以其4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我红二师阵地扑来。空中飞机掩护，地面大炮开路，满山遍野，黑压压的一片，整营整团地冲杀过来。我们二师3个团阻击敌人4个师16个团，烟尘滚滚，杀声震天。红三军团在桂林之界首以南担任阻击任务，亦与广西军在激战之中。

          那时红军子弹缺乏，只能把尖头子弹集中给机枪使用，把圆子弹给步枪使用，这样还得省着打，主要靠手榴弹和刺刀与敌人搏斗厮杀。听从指挥，掌握时机，一声令下，狠打排枪，效力最大。一阵沉默，等待成群的敌人上来，一阵排枪，又把成群的敌人打倒在地，此起彼伏，打得敌人气急败坏，整营整团地向我们阵地发起集团冲锋。我们也向敌人进行集团反冲锋，白刃肉搏，刀光闪闪，血染黄沙。无数的战友壮烈牺牲，损失惨重。防守尖峰岭的红五团政委易荡平同志，身负重伤，行动困难，为了不当俘虏，不给部队增加负担，要求警卫员开枪打死自己，警卫员不忍，他夺过警卫员的枪，自己引弹身亡。为了保住黄帝岭阵地，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同志也负了重伤。

          12月1日凌晨三点多钟，军团首长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如何也要顶住敌人，守住阵地，以保障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聂荣臻政委把电文记录交给师政委刘亚楼，让刘亚楼看，上面写着“一日战斗，关系野战军全部。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防守，……”因此，这一天的战斗打得特别激烈。敌人的飞机反复对我们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敌人的大部队轮番连续向我们阵地攻击，一批批被打下去，又一批批涌上来。面对这超出我军数倍的敌人进攻，红军将士，端着血淋淋的刺刀，喊着“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拼力厮杀，在十里长的阵地上打得敌人首尾难顾，鬼哭神惊。我们终于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的任务。

          湘江一战，是中央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战，也是离开根据地损失最大的一战。后来知道，从江西出发时红军一共约8万6千人，湘江一战之后，减少到3万人。我们红二师也由7000人减到4000人。造成这一严重损失的直接原因是王明“左倾”路线。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不是采取在运动中进攻的态势，而是采取搬家式错误的行动方针，其次是携带着沉重的“坛坛罐罐”，未能及时轻装前进，违背了“兵贵神速”的真理，我们非常痛心。在痛心之时，盼望着毛主席的军事指挥。特别是听到：“为了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固守渡口的红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被阻在湘江东岸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和红三军第十八团，全部损失”的消息，大家的心情极为沉重，都在内心深处默默地想：前四次反“围剿”为什么都是胜利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发展壮大，而第五次反“围剿”以后，为什么却打成这样了?毛泽东同志你在哪里?我们盼望您赶快回来指挥我们吧!

本文摘自[黄炜华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