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成佳

　　肖成佳，江西省泰和县人，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7月参军，1931年宁都暴动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队长，1933年10月调任红九军团七团青年干事。长征中曾随红九军团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单独转战两千多里。三大主力会师后，他参加西路军，战败被俘后被遣送回家，被母亲用30块大洋保回。之后一直在乡务农。1979年，恢复红军身份。

　　从泰和县一路颠簸近两个小时，当我们刚刚驶入万合镇镇政府时，镇民政的女所长刘素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刘素笑着说：“你们倒有先见之明，找了辆越野车。”“肖老的身体怎么样？”

　　“我们打电话通知他们村支书叫他在家里等你们。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出去打牌。”

　　“他目前的生活如何？”“国家每个月给他补助793元，比我的工资还要高出近200元呢。在我们这样的老区，尤其在农村，你们说如何？”女所长反问我们。

　　汽车停了下来，路没有了。我们在雨后的泥路上一边走，一边猜想：这位我们这一路第一个采访的在乡红军，是什么样子呢？

　　还没到肖老家，村支书就大声吆喝起来，肖老左手拿着一把竹椅跑了出来，身上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显得很干净。

    我们五军团厉害，每人背一片大刀，军团长带头挥刀往上冲。后来，敌人只要听到红五军团的大刀来了，一般不敢和我们直接交战

　　蓝天如海，残阳如血。

　　杨班长“嗨”地大喝一声，那个矮胖国民党兵吓得倒退三步。杨班长连追三步，纵身一跃，一刀挥去，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地。落地的瞬间，肖成佳正好路过。如果他当时不来个紧急“刹车”，很有可能一脚就踩在了这颗人头上。好几秒钟之后，那颗浑圆的人头才慢慢闭上圆瞪的双眼。

　　“我被当时的那一幕惊呆了。我早就听说红五军团的大刀片子厉害，但没想到有这么厉害！”72年之后，88岁的肖成佳老人对当年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那是在1932年3月初，尽管彭德怀已含泪下令撤围赣州，但由于此命令来得太迟了，红三军团三个师仍陷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据肖老讲，危急关头，中革军委不得不连夜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去请示早已被罢军权、正在瑞金城郊的叶坪东华山休养的毛主席。当时，毛泽东被排除出自己所缔造的军队。他不得不一边养病，一边专心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

　　“那阵儿，大家都说，革命要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所以流行打大城市，赣州、长沙、南昌、武汉，都喊着要打。”肖老说，他那会儿也不知道情况，反正部队要打仗，打下大城市当然好了。

　　肖老所不知道的是，自己正身处革命的一个急进潮流中。早在1月份，红军准备打赣州时，毛主席就坚定地反对：不能打！因为，一是你们掌握的情报不一定准确；二是赣州素有‘铁赣州’之称，易守难攻；三是红军还不到与敌人硬碰硬的时候！

　　但是，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中革军委坚决要打赣州，再加上当时情报说，赣州守敌只有八千。直到全国解放后的20世纪50年代，总指挥彭德怀才知道当时守敌不是八千，而是一万八千。“结果，打了一个月，连城都没进去。”肖老说，红军伤亡巨大，但是，他所在的五军团却毫发无损。

　　“我们一直隔江看着，子弹上了膛，一枪也没开过。”肖成佳说，他作为宣传队员，当时为此很感头痛，“战士们问我，打得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叫我们上？可是，我也搞不清楚。”

　　在肖成佳为此困惑时，毛泽东已冒着倾盆大雨回到瑞金，电告前线指挥部：“当下之计，唯有大胆起用红五军团，让十三军直接投入攻城，与三军团会合后相机而动，十四军收缩防线，准备渡贡水参加战斗。”

　　肖成佳说，他所在的红五军团，是红军中的一支特殊部队。1931年12月14日，驻守江西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共约1．7万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等爱国将领的领导下起义，被改编红五军团。这支部队的老底子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来为了改造这支起义军，中央派了许多骨干到五军团，读了两年私塾的肖成佳也名列其中。

　　“兄弟部队许多人戴着有色眼镜看红五军团，说从国民党队伍中来的，没有战斗力！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三军团的战友们拼命，却等不到让我们上去的命令的原因。”猛吸一口烟，老人接着说，“还是毛主席伟大，他老人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一仗，就打出了五军团的名气了！”一投入战场，红五军团从侧翼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

　　“我当时是宣传分队队长，”肖成佳回忆说，“子弹打光了，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命令部队解下背上的大刀，脱光上衣，他带头举着大刀向敌人冲过去。”“嗨呀！”讲到激烈处，老人不断用这个词向记者强化战争的惨烈。“五军团的人砍人时，‘嘿!嘿!’的大喊，很吓人。敌人被我们的大刀吓坏了，纷纷逃命。”血战八个多小时，终于把疲惫不堪的红三军团掩护至白云山、天竺山一带。红三军团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战后，朱德对毛泽东说：“按照你的意思，把红五军团投入进去，红三军团终于撤了出来，他们是好样的！但伤亡太大了。”当然，这是肖成佳至今也不知道的。

　　肖老说：“这是我见到的自红五军团成立以来打得最艰苦最英勇的一仗。后来，敌人只要听到红五军团的大刀来了，一般不敢和我们直接交战。当地的老百姓也都知道红五军团的大刀厉害。”

　　人生中仅有一次指挥战斗，朱德令他率一个排阻击敌人。从凌晨4点开始，肖成佳他们埋伏了10多个小时，趴在荆棘中冻得瑟瑟发抖

　　在肖成佳的红军生涯中，仅有过一次指挥作战的经历。“那是朱德命令我打的。”虽然只有一次，老人却十分自豪。

　　那是长征途中，红军总司令朱德来到驻守桐梓西北担负迟滞川军任务的红九军团检查工作。他对军团长罗炳辉和政治部主任黄火青说：“红军二渡赤水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再占遵义，调动敌人。而再占遵义的关键是二占娄山关。这个任务主要由三军团完成。”黄火青问：“我们军团除了阻击川军外，还能做些什么？”老总沉思一会儿说：“有一条敌人援军通往娄山关的小路，你们迅速派一个排去埋伏。”

　　黄火青在与罗军团长简单商量之后，突然转身对身后的肖成佳说：“肖成佳，这个任务就由你带领一个加强排去完成，有没有信心？”正等着黄火青教歌的肖成佳吓了一跳。一直以来，他只是名宣传队员而已，战斗倒是参加过，但自己带人去打仗还没有过。心里犹豫着，嘴上可没有犹豫，他条件反射般地答道：“有！保证完成任务！”朱老总走过来，帮肖成佳整整军帽，语重心长地说：“小鬼，虽然是条小路，关系却很重大，要完成好任务！”

　　2月的黔北，滴水成冰。从凌晨4点开始，肖成佳他们埋伏了10多个小时，趴在荆棘中冻得瑟瑟发抖。没有人告诉他，前面的娄山关攻坚战进展如何。“沙沙”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几分钟后，大约两个排的黔军一边抽着大烟，一边勾肩搭背地朝肖成佳所在方位走来。

　　在30米左右，肖成佳一声令下：“打！”成群的子弹和手榴弹如疾风骤雨般朝敌群射去，王家烈的黔军几乎没做什么抵抗，就四处逃窜。

　　打扫战场时，通讯员突然喊道：“排长，你负伤了？”肖成佳此时才觉得右手生疼，他被敌人的枪击中了。肖老笑笑说：“第一次指挥作战，太紧张了！”大约在傍晚时分，前方传来消息，红军已攻克娄山关。肖成佳紧绷的一根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此生唯一的一次军事主官岗位也就这样结束了。当了俘虏，一句话救60多条人命。回乡后，母亲东拼西凑了30块大洋把他赎回家。“如果不是母亲，我就只能坐班房了。”

　　肖成佳吃力地睁开眼睛，挪一挪右腿，很痛，再动一动左腿，仍然很痛，全身上下都痛！“看护，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受伤了，全身多处弹片。古浪失守了，你是一位卫生员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

　　肖老说，古浪战役是西路军历史上的一场大血战。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肖成佳调任四方面军政治部青年科长，随张国焘数爬雪山三过草地。1936年10月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他又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

　　条件限制，他的弹片只取出一部分。“那是1938年8月，医院跟部队失去了联系，也不知往哪儿跑。”肖老说，马步芳的骑兵快得很，一看见，就跑不了。

　　60多人的伤员队伍连续行走了三天两夜，由于药品奇缺，许多人伤口化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后来，一天晚上，我们一行人转移到一座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实在是太疲劳了，又没东西吃，大家都睡了。”肖老说，等他们醒来，眼前就是马家军的骑兵！

　　“他们准备杀了我们。”肖成佳说，自己过去和他们交涉，最终说服了敌人，没有杀他们这批伤员和医生。“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记者感兴趣的是这一点。“我就说，你们杀了我们这么多人，又没用处，现在国共合作，蒋介石知道了，要杀你们的。他们好像有点害怕。”

　　一句话，留住了60多人的性命。肖成佳一行人被押往青海西宁。路上，肖成佳又想试试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他对马家军的一位团长说：“既然国共已经合作，请放我们回八路军，我们要打日本鬼子！”

　　“你们要不就留下来，在我们的部队一样打日本人。要不，我们押你们回家。反正不让你回八路军。”这位敌团长可没那么好说话。

　　肖成佳选择了回家。他和另一位江西战友在一名国民党兵的“护送”下，坐火车从陇海路换平汉路，然后走一个多月，回到了老家。回到泰和，国民党并没有让肖成佳直接回家，而是把他关了起来。他母亲东拼西凑了30块大洋把他赎回家的。肖老说：“如果不是母亲的30块大洋，我就只能坐班房了。”

　　此后，肖成佳一直在家务农，1949年结婚，生有二子。大儿子在县农场教书，小儿子务农。“我是红军，在死之前，我想证明自己的身份。”1979年肖成佳排除各种阻力，来到北京。最终凭一首长征歌曲与黄火青相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刚刚被摘掉地主帽子的肖成佳突然在报纸上看到“黄火青”三个字，黄火青当时的职务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不是我的老首长吗？他的官真大啊！”肖成佳激动不已。

　　“土地革命时，我们家是中农。后来，‘文革’中，就成了地主。把我的大拇指铐起来，中间往进打竹签，还说我是逃兵。”肖老说，虽然已经给他摘了帽子，但他想证明自己的红军身份。黄火青是他长征路上的老领导，一定可以做到。“我是红军，在死之前，我想证明自己的身份。”1979年5月31日，肖成佳排除各种阻力，怀揣80块钱，辗转来到北京。

　　“谁知道北京那么大，怎么也找不到他。”回忆起人生中第一次上北京，肖成佳记忆犹新，“身上的钱不够，我每天只吃一顿饭。”后来，有好心人教他站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他们说，你只要看着小车出来，就挡住。但是，小车跑得好快，每次我想过去挡时，他们已经过去了。”

　　没办法，肖成佳动了点邪心眼。“我跟站岗的哨兵撒谎，说要去上个厕所。这位哨兵心肠好看我捂着肚子，就放我进去了，叫我不许乱走。”进了门，碰上一位工作人员，看肖老犹豫的样子，问：“老人家，你找谁？”“我找黄火青。我是他的老部下。”后来，这位工作人员就把肖成佳带到黄火青的秘书身边。“秘书请示后把我带了进去。”

　　黄火青却不认得他了。肖老说了自己的名字，但“战争年代，哪个能记得哪个啊！”时至今日，肖成佳并不觉得是黄火青架子大。“我是3号花机关呀。”———花机关是当年在红九军团频繁上演的话剧，3号是主角，由肖成佳演，主要是讲儿童团放哨的故事。“唉呀，是你这个小鬼！”黄火青当时是政治部主任，对这个剧记得很清。黄火青又问：“如果是的话，你应该会唱我教的歌？”“当然会。”于是，站在黄火青的办公室里，肖成佳唱了一首杜娘歌。“就是你。”听到有人唱起自己在草地中教部队的苏联歌曲，黄火青很激动。黄火青当即就为肖成佳写了一封“民政部转江西泰和县党委会”的证明材料，看他衣衫褴褛，又给了他30斤全国通用粮票和30块钱。

　　必须有两个人证明才能落实他的红军身份，肖成佳又找到另一位老战友、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鹤孔，他也写了一封信，证明肖成佳参加红军的经历。

　　肖成佳非常感激黄火青，“他就是亲自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人！”他怕记者不知道这个人，特别告诉记者。肖老说，北京他共去过两次，一次就是找黄火青，另一次是前年，全国助老工程组织革命老区的老人到北京观光。“几十年不去，北京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了。”一辈子能到北京两趟，肖老感到很满足！

　　肖老说，他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党员的身份没有恢复。“他们说，让我自己找到自己的档案。我是打仗中打散的人，到哪儿去找自己的档案呢？”老人不太理解。不过，他说，“老了，不想再麻烦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