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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与堂弟在一起

凯丰(立者)在延安时期为抗大学员上课
9月24日,凯丰的儿子———在中国美术馆工作的何明先生第一次踏上了萍乡的土地。
萍乡,是孕育凯丰成长的摇篮。1906年出生于萍乡市老关镇三角池村的凯丰(原名何克全),家境十分贫寒,是在族人的资助下进入私塾读书,并顺利完成中学学习的。贫苦农民的出身和特殊的经历使他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1925年,他从萍乡中学毕业后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的28年间,从广东到瑞金、遵义、延安,再从延安到北京、沈阳,他经受了国民党监狱的严刑拷打,历经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考验,参加并参与组织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他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全部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却再也没有回到过生他、养他的故乡。
何明先生的这次萍乡之行,既是寻根,也是为了完成对父亲的一些心愿,因而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于已离开49年的父亲,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为了解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鲜活的凯丰形象,几天间,记者对何明先生作了专访,并跟随他到老关老家,一路倾听这位革命家后代的心音。
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戴着秀气的眼镜,操着一口韵味十足的京腔普通话,虽年过60,却是气质不凡,与照片上看到的凯丰瘦小、略带点土气的形象相距甚远。这是9月24日晚记者在安源宾馆见到何明时的印象。
何明告诉我,母亲是山西人,从长相上来看,他更像母亲。
关于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我有太多想了解的东西,因而便顺势和他聊了起来。
在谈话中了解到,凯丰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在萍乡的结发妻子生了两个女儿———何明清和何淑英。二女儿留在了萍乡,退休前是株洲石油公司职工,现已年近80了;大女儿曾在原江西大学工作,几年前去世,现丈夫和孩子们仍生活在南昌。第二个妻子便是何明的母亲,叫王茜,毕业于燕京大学。因在剿匪的战斗中受惊吓,1946年她便得了精神分裂症,那时何明刚刚三岁、弟弟何亮才一岁多。她的病情一直未好转,兄弟俩不得不在小小年纪便与母亲分开,一直到1975年她去世。第三个妻子陪凯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现仍健在。
对自己的母亲,何明不愿多说。或许这当中凝结了他太多的伤痛和遗憾吧。
他告诉我,自己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北京;弟弟何亮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一个女儿,兄弟俩日子过得都还不错。弟弟工作较忙,加上身体不太好,所以这次未来萍乡。
“你们兄弟俩与两个姐姐有没有来往?”记者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何明很爽快地回答了我:“关系不错。以前大姐在的时候,我们经常聚会。”他说,大姐夫曾经是江西大学的党委书记,他们家条件相对好一些,因此四姊妹几乎每年都要到南昌大姐家聚会,那些日子很值得回忆。大姐去世后,这种聚会就中断了,不过,几个家庭还是经常联系的。
或许是好奇心驱使吧,在安源宾馆,在跟踪采访的空隙,记者头脑中一直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儿女们、特别是何明先生的心中,对父亲有怎样的印象?
何明坦言,自己对父亲并没有太深的印象。父亲去世前,他家住在中南海的一个四合院里,胡乔木一家住里院,他家住前院。印象中父亲很亲切,对兄弟俩很好,记得有一天深夜,弟弟得了盲肠炎,突然呕吐,父亲接到电话时正在开会,急急忙忙往家赶,结果在路上摔了个大跟头。那时他和弟弟都在中直干部子弟学校读小学,平常住校,回家的时间不多。父亲病重时,一再强调不能让小孩缺课,兄弟俩对父亲的病情并不知晓。
他说,父亲去世后,他们兄弟一直享受着国家给予的烈士子女待遇;党和国家领导也对他们关怀备至,使他们在后来的成长中没有遭遇什么曲折。上世纪60年代,他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插队,担任连队指导员,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别的知青好。1978年,知青纷纷返乡,他由于北京没有亲人,找不到合适的接收单位,情急之下写了信给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又叫他写信给邓小平同志,他的信经陈云转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很快作出了批示。最后在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林默涵的安排下,他被分配到了中国美术馆。
何明感慨地说,自己过去从来不参与争论父亲的事。近年来,收集了一些历史资料,对父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说,父亲一生矢志革命,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长征路上,批判张国焘的主发言人是他,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他主持,座谈会时《解放日报》的社论也是他写的,中共中央的很多重要文件都由他起草。父亲一生写作超过百万字,在党内有“才子”之称,但著述从未结集出版过。2006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他希望能给父亲做点事,一是搞一次纪念活动,二是出版一本文集。
记者问他:“你什么时候知道萍乡的?为何这么多年都未回来看看?”
何明回答,从懂事起就知道老家在萍乡,这是每次填表时都要写的。过去自己担任中国美术馆的工会主席和经营管理处处长,工作较忙,再加上和老家也没有特别的联系,就未想过回来的事。近年,与萍乡的联系多起来,人熟了,就产生了回家看看的念头。今年自己从岗位上退下来,时间也充足了,又恰逢萍乡市政协发出了邀请,各种原因促成了这次萍乡之行。
探访父亲的出生地———老关三角池,是何明这次萍乡之行的重要内容。9月25日上午,在三角池何家族中人士的陪同下,顶着秋日的骄阳,何明踏上了寻根之路。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越过一片片田野和一条条乡间道路,汽车终于到达三角池村。魂牵梦绕半个世纪的故乡以最质朴的热情迎接她的孩子———
在道路旁、祠堂前,到处都有乡亲们守候多时的身影,一双双滚烫的手伸过来,一张张笑脸在太阳中绽放;老一辈们细说族中人和事,村支书历数村中变迁,镇干部放眼老关发展未来,想说的话儿太多太多。
父亲的家,是何明无法释怀的情结———跨过一片田地、走过一条窄窄的小路,便是一个僻静的小山坡,那里便是父亲凯丰的出生地。父亲出生时的老屋已不复存在,但老屋的所在地,老人们却能轻易找到———被一栋新房和一栋旧房占据,中间只留下狭小的空隙。何明站在旧址前思索良久,族人告诉他,这里屋前池塘围绕,远处可见漂亮的笔架山,民间认为风水极好。何明不禁有些兴奋,站在两屋的空隙前,请记者帮他照相留念。
叔叔何克万的儿子何裕文和何裕水都住在村里,何明一一拜访;村子里还有许多沾亲的族人,何明不认识、也无法分清,但只要在场,他都热情地握手、问候。
青山上长眠着何家的祖宗,何明步行走过崎岖山路,在墓前燃起一挂鞭炮,作揖祭拜;祠堂里摆放着何家族谱,何明仔细寻找自己的名字。族人告诉他,他属耀字辈,谱名是耀笔、弟弟叫耀墨。
“耀笔”这个名字令他欢喜不已,他说这个名字取得好,因为他一生与笔有缘。当听说耀字的辈份很大,很多年纪大的老人叫他叔叔、爷爷时,他开心地笑了好多回。
父亲读书时的私塾经过几度变迁,做过小学,现已成为工厂。何明走进大门,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似乎想寻觅些许父亲寒窗苦读的踪影。往日的情景已无法寻觅,但同行的人告诉他,从这里走出去了一拨又一拨的学子,有的还颇有作为,何明脸上又露出了笑容,高兴地与在场的人们一起在大门口合影留念。
当日下午,何明还来到父亲学习过的地方———萍乡中学参观。
这次来萍,何明受到我市市委、市政府、市政协的热情接待,有关领导或专门宴请,或登门拜访,以各种方式对他表示热烈欢迎。
4天的萍乡之行,在何明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感觉到离父亲更近了、离自己的根更近了。临走时他总是说着一句同样的话:“我还会再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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