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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报纸，就是邓小平同志当年在中央苏区亲自主编的《红星报》，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别小看这些报纸，它在中央苏区时期却为革命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它象一颗闪亮的红星，又象一支嘹亮的号角，照亮征程，催人奋进，在《红星报》的宣传、激励下，多少红军将士象星星一样，把自己的光和热洒向人间、洒向疆场。
《红星报》于1931年12月1日在瑞金创刊，原定5日刊，实际不定期，一般是4开4版，由中革军委印刷厂铅印出版，1933年3月3日第31期起，改为32开油印期刊，同年8月上旬又恢复原来的4开铅印报纸形式，并重新编印期号。前后共约出版124期。在苏区，它是仅次于《红色中华》和《青年实话》的第三大报纸，发行量达17300余份。
寓教于娱乐之中，版面生动活泼是“红星”的一大特点，它除社论、前线通讯外，还设有“俱乐部”、“猜谜语”、“红军歌曲”等专栏，登载了大量的歌谣、游艺作品，又设立了“军事常识”、“军事测验”等栏目，传播军事知识，内容十分丰富。
闪闪的“红星”，起到了“政治指导员”的作用，它从政治、思想、军事、文化娱乐等各方面，用大量的版面，对红军建设进行宣传，对战斗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英雄事迹，热情地给予报道。闪闪的“红星”，又指引着战士前进的方向，他们称《红星报》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 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红星》第8期刊登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倡议：“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我们愿意将存于中央政府的1932年的二元钱公谷费全部捐给战争。并希望全体红军一致响应‘红星号召’。”消息刊登后，很快就得到红军各军团的热烈响应，不仅公谷费如数捐出，而且连伤病号也纷纷捐献了节余的休养费支援革命战争。
1933年6月下旬，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举荐下，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而在这之前，邓小平同志刚刚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批判，被诬蔑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发配到乐安县当巡视员。政治上的打击，没有动摇小平同志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坚持真理，相信真理一定能够战胜谬误，来到《红星报》后编辑部当时只有两个人，除小平同志外，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做帮手，他既要组稿，又要写稿，还要编排版面，手写美术标题，工作量相当大。在《红星报》编辑部沙洲坝白屋子，经常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在昏暗的油灯下，挑灯夜战的身影。《红星报》上许多没有署名的社论和文章，都出自小平同志的手笔。若干年以后，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拿着中央档案馆收集到的整套《红星报》，问小平同志哪些是他写的，小平同志挥挥手说：“写了那么多，谁记得清楚！”
小平同志，坚持群众办报方向，建立了一支拥有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通讯员中有普通战士，有党政机关的领导，有红军部队的指挥员，许多通讯员既是前线战斗的战士，又是战地记者;既持枪杀敌，又挥笔写稿。所写的既是他们的战友，又是他们自己。年仅18岁的连指导员张宗淙在广昌保卫战中，四次负伤不下火线，最后冲向敌人碉堡，保证了大部队的前进，这件感人的英雄事迹，就是英雄的战友含着热泪写下的。
战士们热爱“红星”，中央领导人特别关注“红星”。当时的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王稼祥经常亲自审定报纸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张闻天等都在《红星报》发表过署名文章。1933年8月14日，《红星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笔名写的《吉安的占领》。
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红星报》实现了它创刊时的光荣使命：“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和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也暂时停刊，而《红星报》则继续编辑发行，她又成为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颗闪闪的红星。
70多年过去了，《红星报》早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它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将永远在历史的长空中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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