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天天扩大，人员也天天增加。可是我心里却越来越觉得焦急。我懂得，党不仅要培养我成为一个精通业务的技术工作者，而且要培养我成为一个具有革命理论的政治工作者。为了使自己进一步得到提高，我请求调我到司令部学习一个时期，在回厂工作。政治委员批准了我的要求，要我等候通知。
     这时候，秦永祥调到淮南来了，一九四一年苏北秋季“大扫荡”后，他被分配到三师军工部工作。敌人安下许多据点，反复“清剿”，兵工厂天天拖着机器打游击，无法生产。后来，他们把机器、材料、熔铁炉拉上大帆船，就在船舱里安装上机器，建立了机械加工车间和铸造车间，组成了一只海上流动兵工厂。煮饭是海水，喝的也是海水，同志们的嘴都烧烂了。海上生活严重地摧毁了秦永祥的健康，他时常吐血，晕倒在机器边，疾病把他赶上了海岸。
     听说他回来了，我当天就跑去找他。两人紧紧握着手。
   “很好，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有神彩。
    “老秦！你应该好好休养休养 。”
    “现在才应该加倍工作呢！要不然，鼻子往上一翘，想工作也不行了。”
     我感觉到他那颗战士的心的跳动。他还象过去一样，有着饱满的战斗精神。
     不久，吴师孟部长来信告诉我，上级决定调我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委派秦永祥担任厂长。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能去那里学习，真是太幸福了！我连夜办完交代，和老秦谈了应该注意的问题。地二天一早，我告别了同志们，老秦一直把我送出大门，我们又紧紧握手，互相嘱咐珍重。
     大雪盖遍了田野和村落。我冒着北风，赶到司令部。周参谋长说：“来得正好，赶快到供给部换便衣，准备出发吧。”
     我拿上介绍信，跑出大门，恰好罗炳辉师长刚从连队里回来，正站在台阶上掸身上的雪花，看见我匆匆忙忙往外跑，一把拦住我问道：“运铎同志，上哪去啊？”
   “到供给部换便衣。”
   “干什么？”罗师长奇怪地问。
   “ 到延安学习。”
   “啊！是这么回事。来谈谈吧。”罗师长拉着我走进了他的住室。
    我一向非常敬爱罗师长 。这位人民英雄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母都是被地主老财害死的。一九三九年秋末，他领着队伍来到敌后战场。第一仗，在来安城烧死了上千的日本鬼子，从此在淮南扎下了大营。人民称呼他“我们的罗司令”，也有说他是天神下凡的。看外表，他那魁梧的身材也的确象天神一样威武。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也是战士们和老乡们的亲切朋友。他常常叫我到他那儿玩，从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一直谈到个人的工作和学习问题。临走照例送一点礼物，象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用具啦，装烟用的皮口袋啦等等。有一次，他找了半天，没有东西可送，就跑到小菜园子里，把自己种的番茄摘下一个最大的送给我。他种的番茄，总比我们收得多，长得大。
     罗师长让我坐下，向往日一样，亲切地和我谈话。
    “运铎同志，学习是很重要的，不过现在战事很紧张，还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暂时不走好不好？”“ 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既然工作需要我留下，就继续在工做中学习吧。”
     罗师长满意地笑了。他一边在屋子里来回渡着，一边给我分析形式。罗师长再三地说：对待敌人，就应该狠，狠到连它的骨头都给敲碎，叫它永远爬不起来。我们现在就需要有各种各样能敲碎敌人骨头的新武器。
    “你看能不能想出办法来？”他微笑着问。
    罗师长的话给了我很大启示，我向他保证：“我的一切是属于党的。党要我作什么，我就作什么。”
     罗师长送我到门外，还嘱咐我：“要有信心，要顽强，回去和大家商量商量吧！”
     我接受了研究新武器的任务回到工厂。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材料问题。材料没有，机器没有，光凭主观去想，就是想的再好一些，把图样画好了，也是没用。有了材料，没有工具也不行。所以地一件事是找材料，研究工具，然后根据这些进行设计。
     年老的老乡们说：以前国民党打着“治淮”的幌子，说是要在洪泽湖附近造水闸，运来一批铁棍；后来国民党官僚捞满腰包就跑了，水闸没造成，铁棍也没影子了。听到这个消息，军工部材料科全体动员起来，整天沿着湖边寻找，扒雪堆，挖土丘，坑坑洼洼都找遍了，最后在湖边一堆腐烂的苇子里，把那批铁棍掘了出来。铁棍有好几百根，没根三村多粗。大家就象发现了金矿，高兴得很，马上套上大骡子，全驮了回来。
    究竟拿这些材料造个什么东西呢？凭空研究一种武器，是不容易的。我把能找到的书都搬了出来，翻来翻去，在一本旧杂志上翻到一篇介绍枪榴弹的文章。说也可怜，那篇文章总共一二百字，而且多半是空话，无非是讲枪榴弹如何如何厉害之类。唯一的收获，是从这里知到了所谓枪榴弹就是利用步枪发射的小型炮弹。至于它的构造，只说是用铜片制成的小炮弹。
     我收集了敌人的掷弹筒弹和各种迫击炮弹，终日伏在桌子上研究。最后我决定把铁棍锯断掏空，制成枪榴筒，象装刺刀那样套在步枪口部；再用铸铁造成形状象迫击炮弹一样的枪榴弹，装在筒里，利用没有弹头的步枪子弹的火药的压力，把筒里的枪榴弹发射出去。
     我拿着草图找老秦一块商量，对每一部分都作了详细的研究。车间的工人们也纷纷围拢来，探听新武器的消息。钳工老高拿起枪榴筒底座的草图，仔细端详着。他提议把底座分开，成为两个零件，这样能节省材料，加工也方便，可以大量生产。
     同志们积极的支持，使设计有了良好的基础。大家要我尽快把制造图纸交给他们。
    忽然，木型车间的小丁挤到我面前说：“你这玩意行吗？一棵小子弹，要把那么大的炸弹轰出去，准是落在自己面前，没打到敌人，反而炸坏了自己！”
     这个年青小伙子平时说什么赶什么，搞到劲头上，拦都拦不住，怎么忽然浇起冷水来了？我正在寻思，小丁伸手拍着我的肩膀，接着说：“咱俩打个赌吧！”
    “赌什么？”
    “要是成功了，我输给你一只老母鸡。”
     在抗日根据地里，大家的生活非常艰苦，平时吃肉都难得，没有很大的喜事更吃不了鸡。我心里明白，小丁要打赌，是激我快点把枪榴弹制造成功，他使的是“激将法”。我回答说：“好！你先买好母鸡等着吧。”
    根据草图和大家的意见，我进行了最后的设计。地一个难题是计算枪榴筒内火药的压力，这需要有高深的数学知识。可是我只学过分数和体积，别的全不懂，只好现作实验：先作个筒子，量好直径，打一枪，再量一量，看它胀了多少；不行，再改一改。射程的调节也是一个难题。怎样叫它远它就远叫它近它就近呢？我想用调节枪膛压力大小的办法来调接枪榴弹的射程；膛内压力加大枪榴弹就可以射得远；压力减低，就可以射得近。可是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机械装置才行呢？我跑到车间去和大家商量，根据大家的意见，按照调节机床速度的道理来设计。
    天气渐渐暖和了，柳树枝头已经绽出了鹅黄色的嫩芽，设计工作进入最紧张的阶段。我日夜忙着绘图，忙着去机器旁作实验。我感到过渡疲倦的时候，就跨上小红马奔驰一番，让田野的风把脑子吹得清爽些。整个的心都被图样钉住了，吃饭、睡眠似乎成了多余的负担。晌午，勤务员小顺子轻轻推开门，把饭菜放在桌上，倒了一碗开水。到天黑，小顺子送来晚饭，桌上的饭菜还一点没动，小顺子噘起了小嘴，用手掩着图纸，抱怨起来：
   “厂长，你怎么办老不吃饭啊？只顾你完成任务，我的任务就完不成啦！”
   “对不起，小顺子，现在‘做总结’吧！”
    他一直站在旁边看我吃完，才收拾起碗筷，笑眯眯地走了。
    装配车间的女同志和那些家属大嫂们，一下班就去找小顺子问我换衣服没有，要不就跑进屋来翻床底，寻找要洗的衣物。她们还送些零食给我晚上吃。
   一种对事业的共同责任感，一种阶级的友谊，把大家的心都连结在一起了。大家的心都为一个目的跳动，共同分担愁苦，共同分享快乐。
    图纸交给各个车间，同志们抢着干。半个月后，第一批枪榴弹和第一支枪榴筒造成了。谁都想尽力把自己的创作做得更漂亮一些，还在枪榴筒上镀了一层蓝黑色的电光。
    春天说来就来了，工厂后面的荒地上铺上一层新绿。警卫连在荒地四周布置了岗哨，不让行人走进射击地区，我们举行第一次枪榴弹实弹射击。
    小顺子扛着枪榴筒，跟着我走到靶场上。谁也猜想不到这第一枪是什么结果，也许打不响，也许枪榴弹没出枪榴筒就炸了。为了避免意外事故，我在一个水塘岸上选中了一棵大柳树，用縄子把步枪捆在树干上，枪口卡上了枪榴筒，筒口正对着荒地；再把枪榴弹装进枪榴筒，拉开枪栓，推进了无头子弹，扣机上系了一根小縄子等同志们隐蔽好了，我趴在干水塘里，一拉小縄子，火光一闪，爆炸了，尘土卷着黑烟向上冲起，破片呼啸着四散，惊得野兔子在荒地上四处打转。
   “好哇！”
    同志们高兴地围拢来和我握手。那么多手，多么结实的有力的手啊！我大声说：“同志们，这是大家的功劳！”
    听见第一个枪榴弹的爆炸声，正象母亲听见自己的胎儿坠地时的哭声一样，那种喜悦，那种激动，是无法形容的。可是我也看见，枪榴弹在空中飞行时摇摇摆摆地极不稳定，这就要减低命中效率。同时测量了射程，只打到二百二十公尺。这样的射程不值得满足，我想这不应当是最后的结果。对我们来说，任何成果都永远不是最后的。
    我重新设计一个枪榴弹图样，把弹体的弧线加大，减少空气阻力，再把枪榴弹重心往尾部移。经过试验，枪榴弹能够一直往前奔驰，不摆动了。可是射程总不过二百三四十公尺。
    枪榴筒和枪榴弹的各部分，都做了仔细的考查和可能的改进。剩下的问题就是发射用的无头子弹了，这没有别的，一顶和以前试验迫击炮弹一样，问题又出现在无烟火药上。
    我赶快把意见告诉了老秦，找了装配车间的老马，一块儿把火药研成碎末，又混合了另一种火药，使它燃烧加快些，接连装好了几个子弹，再去打靶。
    我装好枪榴弹，推上子弹，蹲在地上，朝荒地打了一枪，只听一声响，枪榴弹没影了。它跑到哪儿去了呢？同志们都昂起头向四处张望，忽然远处荒地传来低沉的爆炸声。大家低着头向前奔去。
    打开皮尺一量，射程五百四十公尺，增加了一倍多。同志们一路兴高采烈地谈笑着，还哼起了小调。
    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忙着搞枪榴弹，司令部几次来信了解情况，现在可以作一个详细的汇报了。第二天，我带了两个同志，扛着枪榴筒，挑着枪榴弹到司令部去。参谋长把枪榴筒拿过去仔细看了一会，连声说：“好！好！”
    参谋长一边招呼我们坐下，一边拿起电话筒，命令立刻布置靶场。师长、政治委员、参谋长都去了。一连打了十几发枪榴弹，个个都炸得很漂亮。
    试验完了，罗师长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参谋长的办公室。参谋长问道：
    你们一个月能生产多少？
    怎么回答呢？我们只有一部车床，每个月要制造三百发迫击炮弹，其它机器只能造子弹，别的生产工具没有。参谋长看见我有些迟疑，就问：“有什么困难吗？”
    罗师长也关注地等我回答。我觉得叫苦不好，战士的荣誉感也鼓励我们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我回答首长：“困难不少。我们一定想办法克服。”
    参谋长又拿起枪榴筒，提出许多重要的改进意见。我们根据指示，又使生产时间缩短了许多，射程提高到七百多公尺。
    由于精兵简政，军工部缩小编制，改为军工科。在这以前，吴师孟部长因为积劳成病，不兴去世了。司令部派我担任科长。
    那时候，淮南根据地已经有了四个兵工厂，都由军工科领导。责任是更加重大了，除了技术工作，还要处理很多行政事务、财务支出、材料采购等等问题。我非常缺乏这些经验，需要用最大的热情去学习。
   我的心仍然挂着枪榴弹。我住到工厂去，一边布置各厂的生产，一边直接计划枪榴弹和枪榴筒的生产。我们设计了制造枪榴筒的机器，造了几部制造枪榴弹的小机床。在大殿上又建立了一个新的车间。
    枪榴弹第一次立功，实在边境的桂子山上。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战士用枪榴弹打死了八十多个日本鬼子。指挥战斗的成钧旅长特地把一只从鬼子军官身上缴获的手枪送给我，作为制造枪榴弹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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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09月25日，我国军工事业的开拓者，“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半身铜塑像揭幕仪式，在原国营五二三厂，现隶属辽宁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连宝原核设备有限公司院内隆重举行。塑像高1.3米，基座高2米。辽宁省国资委等单位向吴运铎塑像敬献了花篮。吴运铎同志为中国的军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试制炮弹，曾三次负重伤，浑身200多处炸伤，4根手指和一条腿被炸断，一只眼睛被炸残。他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被译成多国文字，影响了几代人。1991年因病逝世，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