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37）

　　1月3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十五军团出陕南的理由为：（一）“该地为影响数省之战略区域，为敌进攻之一翼。该军向陕南，不但可以打击正向洋县集中之万耀煌〔万耀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纵队指挥官兼第十三师师长。〕、王耀武两师，且可钳制正向商县进攻之李默庵、李铁军〔李铁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五师师长。〕，以保障西安右翼。”（二）“与陈先瑞〔陈先瑞，当时任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在陕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配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三）“有助于主力而不妨碍主力之作战”。

　　同日　致电王以哲：“时局变化，亲日派回师进攻我抗日联军。惟有万众一心，巩固团结，坚决作战，争取最后之胜利。”“罗炳辉军〔指罗炳辉任军长的红三十二军。〕明（四）日从大水坑向固原附近开进，配合兄部作战。”

　　1月28日　连发两电致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罗、宋[罗，指罗炳辉，当时任红三十二军军长。宋，指宋时轮，当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所部可出平凉。西路军东进至山丹的沙河堡，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在该地回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近日打一胜仗，缴枪二百余枝。请与王以哲交涉，罗、宋所部开至平凉附近策应，防胡宗南军由天水东进。和平解决后，罗、宋可由平凉向兰州以西策应西路军。

　　同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罗宋两部，指罗炳辉任军长的红三十二军和宋时轮任军长的红二十八军。]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徐陈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增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但似以第一种较有利”。三月一日，又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增援军主力改以四军、三十一军即四方面军之两个军充之，十五军团不去，免平分兵力。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

　　3月1日　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方针和对付反蒋派的方针问题，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甲）关于谈判方针：（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乙）关于对付反蒋派之方针：（一）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二）一方面向蒋建议废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政策，改为实际的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之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三）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并废除军事、财政等方面与南京对立之方针，以达到抗日救国目的。”

　　同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回答关于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围广大得多。在回答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族战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胡涂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在回答没有国际援助，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但是我们正在寻找友军，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在回答中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时，毛泽东说：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在回答外面传说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这样说。要检查任何一个政策一个行动的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行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没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他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

　　3月2日　同朱德等出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并为第二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3月3日　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目前谈判焦点只在红军人数问题上，为使谈判迅速成功，我们认为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及两个工兵师共六万人的提议，一般地可以接受。我们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后，我们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

　　3月5日　致电刘伯承、林育英，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请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特别说明四军、三十一军要求西援之迫切，如顾电令二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二马，我军即中途停止。”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内容，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在我们发表宣言[周恩来三月四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党应准备发一宣言，说明举国一致对外的重要性和党保证实行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四条等。]同时，要求国民党亦发表宣言式的公开文件，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会制为宜，林伯渠为主席，经费（包括保安团队在内）每月三十万，又收回苏票二百万。

　　3月6日　同张闻天致电任弼时，指出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以及党与红军的任务：“甲、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地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均应转变，以适合这一总任务。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紧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3月7日　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编制仍以四个师为宜，因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编一个师，但如蒋介石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

　　3月9日　关于西路军问题，致电周恩来：“甲、西援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咀之间待命。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一）二马撤兵停战，（二）飞机送款、弹，（三）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

　　3月10日　致信美国记者斯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得列[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3月11日　关于同蒋介石直接谈判等问题，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你估计此刻即去南京或牯岭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指贺衷寒对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商定的准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的提案所作的重大改动，亦称“贺案”。主要内容有：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裁减红军改编后的定员，三个师，两万七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西路军。]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对外宣言，已有毛的谈话[指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允生[允生，即李允生，是冯雪峰的化名。]带上），党的宣言以暂缓为宜。

　　同日　同张闻天再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张浩：“全体的政治局会议，须待与国民党关系确定后才好开会。你如能在近日去南京而在两星期左右确定国共关系，则拟在月底或月初开会。会后并须召集代表会议，拟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开会。”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摆在蒋介石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走日本的路，一是走向我们，他现在还在徘徊中。谈判应该是政治的斗争，谈判的胜利是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于谈判的方法，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我们应召集会议，发表宣言，从政治上动员。国民党的代表应确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谈。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张浩等，指出：贺衷寒[贺衷寒，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中将处长，西安事变后被派往西安负责善后事宜和对共产党的谈判。]、顾祝同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彼方所提如划去民选、分裂苏区、派遣副佐人员、取消政治工作人员、缩小红军至两万余人、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改要求为请求、服从一切命令、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我们的最低限度：（一）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几千人。两星期来彼方着着进迫，我们现应改换姿势，将上述最低限度要求提出，申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介石解决问题。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在接到西路军本日给军委的告急电报后，复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现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所能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殊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力量的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两种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一）率现存的三团人员向蒙古边境冲去；（二）率现存的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均须将伤病者安置民间，均须采取自主自动姿势，均须轻装，均须采取变化不测的战术。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数月，歼灭河西国民党军两万余人。广大指战员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中，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但终因敌众我寡，兵败祁连山。三月十四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余部三千多人，分三路游击。由李先念直接率领的一个支队，于四月底进至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后由陈云、滕代远将他们迎至新疆。

　　3月13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在延安留三五天出去见蒋谈判。剑英留西安与顾祝同保持联络。

　　同日　同朱德致电绥远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吊唁绥远抗战阵亡将士。电文中说：“诸将士英勇杀敌，成仁取义，伟大之精神足以昭示后世，风励全国。泽东等追念国殇，同深恸悼”。

　　3月14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谈判并不破裂，只是不承认贺案，而对十五条[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将一个月来双方谈判作一归纳，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准备送蒋介石作最后决定。周恩来起草的条文，包括政治问题五条，改编问题四条，善后问题六条，共十五条。同日，周恩来将这十五条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须加以原则上与条文上的补充修改。”“和平大计已定，现谈判者是国家政策与两党关系（包括红军、苏区等组织方式问题）之具体方案问题，必须原则上妥当与事实上能行，故须会商后续谈。”

　　3月16日　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甲）既然张、顾愿不采用贺案[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张冲向周恩来申明贺案作废，仍以三月八日提案作为谈判基础。]，你即在西安顿住几天待命。（乙）惟要顾立电两马停战，否则要顾担负西路军损失的全部政治责任。”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财政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财政观点当然是需要的，但有一个原则即须受政治上的限制。关于“平等观念”，在游击时代就有的。将这个原则用到具体事实，红大每人每天八分伙食费是不能动摇的。津贴问题应有分别，红大一队的应特别，一般的是不是平等，要看情形。伙食是第一，应增加到八分，津贴还是其次的。应组织中央一级购买委员会，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购买，以国民经济部部长为该委员会主任。

　　3月17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先念、李卓然：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你们现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

　　3月21日　同延安干部、群众一起参加“延安城市卫生运动周”的大扫除劳动，并对参加大扫除的人说：“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强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

　　3月23日—31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称延安会议）。会议讨论的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其中二十五日休会一天）进行第一项议程，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进行第二项议程。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就第一项议程发言，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个问题早在以前我已提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这一认识是真理，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三民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然而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一）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二）党的独立性，（三）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四）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三十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实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三十二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3月25日　同张闻天致电庆阳步校负责人周昆、袁国平：“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的统一与团结。”

　　3月26日　复电叶剑英：民族扫墓我方决派林伯渠参加，并与张继[张继，国民党元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见面，请询问礼节仪式及日期见告。

　　3月27日　为解救西路军危局，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乙、对两马不但十万，就是二十万和更多些都可以[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致电周恩来：“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而且必需。丙、此事须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将来有莫大利益。”

　　3月29日　致信范长江，对他本年二月到西安和延安采访后，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通讯，深致谢意，随信附上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记录稿和祭黄帝陵文，请他在可能时予以发布

　　。3月下旬　为了直接同蒋介石谈判，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周恩来飞抵上海，再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三十日，周恩来飞返西安，四月初回到延安。

　　4月1日　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

　　4月3日　同朱德、张国焘等致电叶剑英，要他与顾祝同交涉西路军的善后问题。指出：向顾祝同说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的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与追究之权。现集凉州的西路军被俘的六千人，要求顾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让其转赴新疆。

　　4月5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派代表林伯渠参加祭黄帝陵的民族扫墓典礼。毛泽东起草的祭文说：“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的修改问题。四月十一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的通知》。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青年工作问题。在会上发言说：青年工作，依靠多数是很重要的，不要孤立。

　　4月11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陈、张，指陈立夫、张冲。]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4月12日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将中国共产党过去的策略与口号同目前新的策略与口号的关系及变化作了解释，着重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步骤——争取国内和平基本上完成。现在是进入第二个步骤——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开展争取民主权利来团结全国人民到抗日战线上来。希望大家把共产党的策略口号向全国青年宣传解释，使全国青年都懂得。

　　4月13日　同周恩来电告叶剑英：“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号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指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余部。]，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疆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

　　4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今年二月十日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即是为着执行这些任务而表现的明确的方针。”为着完成目前阶段的任务，“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去取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4月16日　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望将中央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的修改意见与张冲当面商榷，要他转达蒋介石、陈立夫及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

　　4月18日　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送兰州的河西红军，望速向顾祝同接洽，派张文彬去接或开至平凉接收[五月下旬，张文彬到兰州孔心墩机场附近的集中营，经交涉将关在那里的一千五百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解往西安，途中至四十里铺，由附近的红军接应，摆脱押送的国民党军队，回到苏区。]。

　　4月20日　同朱德致电刘伯承、张浩并转西路军工委会：“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民族联盟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一联盟应宽泛，不要严密，我们不要替它造成一个组织来制约我们。所以这个规约愈简单愈好，不用固定代表制、执行委员等组织，用有事议议的方式较好。

　　4月22日　复电周小舟[周小舟，毛泽东的秘书。]，指出：“（甲）谈话[指阎锡山约周小舟几天后到五台县河边村谈话。]着重指出，政治制度之民主改革及人民自由权利之重要性与迫切性，为巩固国内和平、增强国内团结、实现对日抗战，没有民主自由是不行的。（乙）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须按照民主原则彻底修改，过去颁布的选举法、组织法，我们是坚持反对的。（丙）我们根本反对苏州六爱国领袖之被审讯，主张立即释放。（丁）向张季鸾[张季鸾是《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当时在太原。]征求能否来延安一行，如同意，我表示欢迎。”二十三日，再电周小舟，要他向阎锡山提出和平团结一致对外、容许共产党公开参加救国运动、赞助全国民主改革运动等要求。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秦邦宪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组织问题报告的大纲。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党内组织上的一致的问题，他说：现在看到一些情况，如有的地方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作法，在陕北也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等等。应当很明白地指出主要是路线上的一致，只有在这一原则上的一致，才可团结一致。过去，我们有过痛苦的经验，陈独秀、李立三的宗派主义等，今后这样的缺点还是不免发生的，因为中国经济落后，容易出现这些缺点。我们的任务是开展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战胜敌人。党在全国发展中，知识分子的成分是要占一个数目的。这种状况的存在，更加重了我们教育的责任。每一个组织上的错误，总是由于思想上的差误，组织上的一致与思想上的一致是不能分离的。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就要在组织上扩大民主，慎重作组织上的结论。

　　4月26日　周恩来飞抵西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4月—8月　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为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全书分三章十六节，共六万一千字。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第三章原划写三节，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后来只写了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其他两节“质量互变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没有写。写作讲授提纲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所写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形成了讲授提纲中一些论点的雏形。讲授提纲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在此期间，毛泽东以这个讲授提纲在抗大讲课，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四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一百一十多小时，历时三个多月。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次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

　　5月1日　同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他辗转回陕，“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

　　同日　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5月2日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开幕式，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于五月十四日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

　　5月3日、4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报告首先分析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报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始了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报告接着阐述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问题，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成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所以，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报告着重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是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是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5月5日　关于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同张闻天、秦邦宪复电周恩来：“坚持两党发共同宣言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纲领确定之后发表，宣言大意不外共同纲领草案上所说的。向张、顾说，如他们要我党单独发，则第一，彼党须同时发宣言，第二，我党宣言中不得不驳复三中全会宣言及根绝赤祸文件中我党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许多东西。”

　　5月8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对一些同志在“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上的不正确认识作了回答，进一步论述了当时的中心任务。关于和平问题，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我们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是为了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关于民主问题，指出：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关于革命前途问题，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和力争的。结论强调了要完成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个结论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9日　同张闻天、秦邦宪复电周恩来，提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解决的步骤：“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特区政府及四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四、我们实行军队改编，南京实行释放政治犯。五、目前为免除顾、张等疑虑，可由周发表一谈话。”

　　同日　在驻地同参加秋收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

　　5月10日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十周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通知说，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在过去这十年中，红军写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决定大规模地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组织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号召红军指战员写出自己关于各种历史战斗的见闻，并提供各种纪念品。

　　5月13日　复电李宗仁：“和平、民主、抗战为今日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割的方针。和平虽已实现，然非民主不足巩固和平。抗战迫在面前，然非民主不足保证抗战。促成全国政治之民主改革与开放人民之自由权利，为当前任务之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