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全国形势越发紧张。上海、苏州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而重要军事部门则移驻武汉。在其后一年间，全国抗战的主流精英从四面八方汇聚武汉，犹如千百火种迎风怒烧在原野，江城热烈的抗敌气氛一时空前。这批人无愧是中华民族脊梁中的脊梁，他们或以毁家纾难表达民族意志，或以文化宣传振奋民族精神，或以赴死之心张扬民族节气，使武汉这座当时位于抗战最前线的城市成为全国军民心目中的“希望之都”。

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下，八路军于西安事变之后获得合法地位，在全国四座大城市西安、南京、武汉、重庆设立办事处。鉴于抗日形势严峻，一九三七年末，南京办事处与武汉办事处合并，正式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按战斗系列称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设立，在抗日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实际上发挥了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合法联络中枢的作用。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开展了形式多元并且影响卓著的抗战工作。按照当时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弹药均由国民政府供给。因此，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每月到军需署领取军饷，到军政部有关司署领取枪枝、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及卫生药品医疗器械等等，领到后即到车站联系车皮和其他交通工具，分送八路军和新四军各地。为支援中共抗日武装，国内外各界华人捐赠的大量重要战备物资也都经由办事处运往延安。在此之外，大批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和抗战前线，许多中共“三八”式干部就从这里迈出了革命生涯的第一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周恩来的灵活指挥下还积极联络文化界人士开展大规模的抗战宣传活动，取得了艰苦年代里最丰硕的成果，以致于郭沫若一度认为抗战的武汉时期可谓中国的一个“文艺复兴期”。

七十年的风雨苍黄在历史的烟尘里转瞬即过，抗战的烽火硝烟距离今天越来越遥远，但透过无情岁月的侵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这一份历史遗产却凸显得格外凝重。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位于汉口长春街57号，是一座青灰色的四方形建筑，远远就望见只有四层，走近前却感到异常高大。长春街是一条老街道，距离江汉路繁华地段并不远，面貌截然不同，既幽深而又富于生动的市井气息。八办旧址夹在两条路中间——一边是车来车往的长春街，一边是行人稀少的大连路——蓝底白字的门牌挂在大楼偏僻的一角，并且风雨侵蚀下字迹已经相当模糊，如果不是刻意寻访，很难察觉到这座形制普通的大楼就是闻名史册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严格说起来，这个八办旧址也并非当年周恩来等人所在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944年，这幢房子在美机轰炸日本时严重受损，迹近毁灭。按照它本来的归宿，在抗战末期，就应随着抗战的结束而消失于人间。但是人们终究认为它应当存在，作为城市人文历史的一座鲜活的纪念碑，所以在1978年又不惮劳力依原样将其修复如故。武汉有很多这样的真伪参半的名胜古迹，譬如黄鹤楼、归元寺，但即使如此，又都毫无例外成为人们争相参观的对象。这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历史遗迹的真正内涵是精神的认同，而不是简单附丽到建筑物上面。对于八办旧址，它只是一座普通的楼房，既没有优美的建筑形态，又没有珍稀的秦砖汉瓦，但惟其能勾起我们对于抗战先烈的追怀，所以它就代表着一种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而这种宝贵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赖以生存的信仰和支柱。

八办旧址的外观简单无奇，但是它的内部构造却很有特色。从外看，是一个四方形的盒子，但在其内，盒子的四面却围有一个小小庭院。庭院的正中央，是一个梅花形的水池，池内植有杂树，水中金鳞浮动，池后更有一株老芭蕉，在八办旧址整体严肃的氛围里增添了不少生动的情趣。八办旧址的大楼虽然建筑空间毫不复杂，但却设有三处楼梯，楼内两处，庭院中更矗立一架水泥灌制的风雨楼梯，曲折而上，犹如盘旋的长龙，非常典雅美观。大楼为钢混结构，分为四层，每一层六或七个房间不等，功用上既有起居室，也有会议室，更有电报室以及食堂等，总体布局简洁明快。

第一层主要有警卫室，接待室，办公室等。警卫室的空间很逼仄，两凳一桌，就将室内摆得满满的。大概是为突出当年的旧貌，桌上的老式电话居然是木头仿真艺术品，很让人感慨。接待室相对较为宽敞，窗明几亮，粉白的墙上张挂着一幅老照片，是罗炳辉和一位到延安去的青年合影。罗炳辉是中共早期颇具传奇色彩的军事将领，早年在朱培德部麾下讨伐陈炯明，曾一个人翻山越岭20小时奔跑100公里出其不意突破敌军三道防线，搬来救兵挽救了滇军，在此后亲临沙场征战无数，却从未受伤，而人又长得高高胖胖，故被称为“福将”。罗炳辉这时候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接待流亡青年的工作，转送了大批爱国热血学生和知识分子投往延安。在警卫室和接待室之间，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办公室，同时总务和运输、财务等科也在这间屋里集体办公。一层正中的三间屋子现在被改作“武汉抗战陈列馆”，里面展品丰富，罗列有致，解说详尽，很值得参观。

从一层拐角的楼梯上去，转到二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董必武的住房。董必武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筹备人之一，在中共党内外德高望重，年龄又长，故特地安排住在二楼，方便起居。其实凡在八办居住的中共负责人，他们的住房和办公室是混合为一体的，通例是房间分为两截，前半临窗小间为办公室，后半带盥洗室的大间为寝室，前后用一扇玻璃木门隔开。董必武的房间很简洁，办公室里一桌一椅，靠墙摆放一张竹制书架，而在寝室，则一张行军床，一张八仙桌，其他再没有什么。董必武住房的隔壁，是会客室，周恩来常常在此会见国内外著名人士。郭沫若等文化名流是这里的常客，而国民党军政大员也频频造访，著名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国际青年访华代表团团长柯尔曼，以及埃德加·斯诺、路易斯·斯特朗，著名摄影家伊文思等也都曾在这间会客室里留下他们的欢谈笑语。在会客室拐角过去，室一间略宽敞的房间，现在被辟为“孩子剧团展”的场地。“孩子剧团”是抗战时期最感人的一个特殊的群众文化团体，成员都是因日军侵华而导致家破人亡的少年儿童，他们徒步旅行中国进行抗战宣传演出，影响了大批有血性未泯的中国人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这间展室里陈列着孩子剧团的历史事迹，以及成员们的今昔概况，生动而有意义。

如果简单地概括，三楼跟二楼的格局差不多。临近楼梯的一间是叶剑英的住房，但它的前后部分功用跟董必武住房恰好相反，前半靠窗的小间被用作寝室，后半则是办公室。叶剑英的房间摆布在八办内独一无二，而其他的住房都跟董必武的风格保持一致，这算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现。叶剑英时任八路军参谋长，位列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从南京来到武汉，任长江局委员，负责军事统战工作。中共长江局负责华中、东南、华南、西南各处地下党的工作，就设立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内，而事实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更多地是在为中共长江局的工作提供便利。叶剑英房间的隔壁，又是一间会议室，不过这却是内部工作人员开会的地方。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为张国焘叛逃事件召开过党员大会，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共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大概根据当年八办的楼层安排，越往上越显得机要，所以顺楼梯上到四楼，第一间就是电台室。这间电台室很小，简直就是半间房，一桌两椅，桌上还摆放着一架破旧的发报机。但正是依靠这半间小房和这架破旧的发报机，八办和长江局得以和延安中共党中央保持密切的联系。电台室相邻的房间是陈绍禹（王明）的住房，王明当时是中共长江局书记，但是后来在中共内部犯下路线错误，所以他的住房门户紧闭，并不对外开放，这是既在意中而又让人感到不解的事情。王明住房隔壁是周恩来、邓颖超的住房，两人的房间宽敞大气，墙壁上悬挂着这对模范夫妇的合影，窗外的阳光照射进来，红木地板上一片光灿灿，让人感到沉静而又温馨。周恩来夫妇住房右边是秦邦宪（博古）的住房，大体面貌跟其他房间一致。再往右行，是机要科，房间内四张办公桌和三张板床相对而放，临窗小间也摆放着两条长桌，透过室内简洁的布置，依稀可以感受到当年紧张热烈的办公气氛。

四楼之上，就是楼顶了。本来对于其他建筑物，应该是一片光秃秃的景象，但是八办的工作人员却别出心裁，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寻找出生活的乐趣，在楼顶上培土移植花草，将这里打扮成了八办最著名的楼顶花园。在童小鹏（当年八办机要科科长）的回忆录里，他曾以饱蘸深情的笔触描写了八办的楼顶花园，据他回忆，周恩来跟很多社会人士的合影都选在楼顶花园，因为这里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独有一片宁静的“空中绿地”。现在的楼顶花园因为没有人管理维护，只剩下一堆焦土，焦土上杂草丛生，几株无花果树迎风摇摆，早已经不再有当年的热闹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