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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团在陕北待了将近半个月，是１９２８年国共分裂以来国民党人员第一次观察中共与红军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集中评估红军真正的实力，以提供蒋介石和戴笠参考。视察团看见了延安物质上极端的艰困，但也清楚地感受到这里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意志与精神。共产党吃苦耐劳，官兵一体，一时的挫败与困难并没有击垮他们，反而让他们更认真学习，不断地调整与改进。涂思宗等人认为，延安呈现的精神状态不能轻估。
毫无疑问，共产党借着国民党要员首次来访，表达了最大的善意，增进双方友好合作的气氛，取得了实质议题上的主动性。６月４日，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冲都参加了，不料蒋介石见中共态度放软，反而得寸进尺，改变杭州会谈的承诺，进一步要求限制共产党的活动空间，并企图以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形式吸纳共产党的组织力量，造成这次会谈无法达致任何协议。
简单地说，蒋介石的目的是严格限制红军的人数，同时又设置一个国共两党之上的政治联盟，由他担任主席，拥有决定权，并代共产党联络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同时还要求将毛泽东、朱德调出延安工作。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半年以来，蒋介石的权势获得巩固，中共被迫在形势上做出最大的让步，形式的东西几乎全让了，甚至准备以秘密组织的形式来指挥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军队。７月４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从延安抵西安，飞往上海，准备带着重大让步的新方案赴庐山见蒋介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７月８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为国效命。聚集在庐山的国民党领导阶层和民主人士皆处于激奋的情绪，全国人民也引颈期盼那历史性的一刻。尽管每一个人都知道战争将带来严重的破坏、死伤和流离的惨剧，但这是中国人为了摆脱被宰割命运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为了下一代的尊严、和平与繁荣的必要牺牲。
这种为国奋战的高昂士气有利于国共更快地达成协议。７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国共合作宣言》，做出四项承诺，中共的最新立场实际上代表国共的政治整合已然实现。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抗战演说，强调希望和平，但中国主权问题已无可退让，一旦开战，将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的谈判更趋紧迫，抗战以来每天均有数起电文往返，双方就红军地位以及作战方针的具体问题反复磋商。８月１８日，蒋介石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同意八路军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箝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此外，还同意中共在各地设办事处，发行《新华日报》以及释放囚禁中的共产党员。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下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全军共４６０００人。第八路军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Ο师，第一二九师。同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了《就职通电》，接着又正式将苏维埃政府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共辖陕甘宁２３个县，由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９月１１日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番号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不过习惯上仍称八路军，属于阎锡山所统辖的第二战区。八路军主力将前往山西、察哈尔、河北、绥远四省交界恒山地区的抗日前线。
在具体军事合作实现之后，９月２３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篇谈话从头到尾都没有“两党合作”的字眼，蒋介石刻意表现出来的是某种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姿态，将共产党说成主动归顺投诚者，不过，在团结抗日的大旗帜下，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终于确立，而且不可动摇。１０月，国共两党再达成协议，将湘、赣、闽、鄂、豫、皖等省１０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年底新四军军部成立于武汉，隔年迁到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全军约１万人。
国共两党军事力量整合完成，在山西、河南的几次作战中密切合作，振奋了全国人心。１９３７年１月，蒋介石在洛阳召集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师长以上军官开会，朱德率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参加了会议。２月６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担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担任副部长。４月１２日，国民政府宣布将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抗战时期各党派人民的咨询组织。两个月后，国民党公布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的名单，其中共产党籍的参政员有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以及邓颖超。
７月５日，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汉口开幕的前夕，中共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等人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表示：“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地携手和共同努力……国民参政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使者，是人民的代表，我们将忠实地遵循人民的训示和人民的意志而努力的工作。”随后在参政会上，出席的中共参政员借机宣扬抗日主张，对汪精卫派的参政员的投降言论展开坚决的斗争。
总而言之，１９３７年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是国共两党并肩作战的一年，也是共产党重新站起来的一年。延安时期，共产党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教训，客观地看待敌我的力量，在坚持革命信仰的同时，把与国民党的斗争细致地划分为几个层次；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接受国民党形式的领导，但绝不出让本身的主体性，相反地要借机巩固自己的合法地位，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加强政治宣传，号召人心；此外，共产党对内反复解释说明，定期批判错误的偏向，清理阶级队伍，抗拒收买的诱惑，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对外则以合法的地位要求国民党实现民主和包容，并以灵活的手腕处理与中间人士的关系。这是个高度平衡、极端微妙的政治技巧，不偏不倚，对内对外同时进行。只有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能产生坚定不移的意志，也只有毛泽东这样杰出的领袖能够在挫败后进行反省，实事求是，重新设定最好的斗争方向。事实证明，抗战时期，共产党不仅在敌后游击战方面功不可没，在抗日宣传方面更努力争取主导的角色，对全国人心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这样的事实也只有在抗战之后，国共重新对峙时，国民党才有真正的体会与认识。
作者简介：
徐宗懋，１９５８年生，福建省古田县人，辅仁大学西班牙语文系毕业。曾任中广记者，中国时报记者，１９９５年起开始整理撰写图片历史，希望用图片留下浓浓醇酒似的集体记忆。现为自由撰稿人，创办新视语文化有限公司台湾文史研究工作室，奔走于海峡两岸。代表著作有《台湾人论》、《务实的台湾人》、《南洋人》、《时代的转瞬》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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