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年斯季英）
斯季英从五岁的少女时代起就追求革命，七十多年的漫长历程充满传奇色彩，过去有作家和记者真心想写写这位女战士的独特事迹，都被她婉言谢绝，她说自己从来都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充其量不过“丛林一叶”，平凡得不值一写。斯季英的童年是在江南一个绿叶覆盖的山村中度过的，离休后有了重新投入大自然怀抱的悠闲，常把一些飘零的叶和草拾回家，经过细心加工和巧妙构思，创作成别具一格的“叶画”，引起社会的关注，许多报刊相继作了报道。她在八十三岁时应《中国老年》杂志所约，撰写了散文《我和叶》，发表后不但获得“1994年国际家庭年《晚趣》征文”评委会颁发的优秀作品奖，还荣列十名获奖者的榜首。2000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又将这一题材制作成专题节目《千叶情》，向全国观众作了多次播出。从此，一段本来就不该私藏的人生故事，终于在媒体追踪和亲友劝说下解密了。
浔阳江边逢知已
斯季英的故乡浙江诸暨曾是越国的京都，素有文化古城之称。海拔一千多米高的东白山北麓有个斯宅马家村，山明水秀，就在这个不足二十户农家的村落中，诞生了一位以诗、书、画名噪东南的书画家，人称“三绝公”，他就是斯季英的父亲斯道卿。斯季英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堂姐姐，从小曾随斯道卿学习书画，也都成了有相当功力的丹青手，有“暨阳斯氏四才女”之誉。哥哥是位长执教鞭的诗人，发表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斯季英同样酷爱艺术，只是为了革命而不得不放弃习艺之路。斯季英越出艺术世家的发展轨迹，走上革命道路，是从邂逅一名共产党员开始的。
1990年2月，有一位八十三岁的老干部在广州不幸逝世。广州市人民不忍他的猝然离去，有上千人参加了追悼会，向他作最后告别。这是一位有着六十四年党龄，为革命作出过不小贡献的共产主义战士，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和全国政协委员。这位由斯季英称为“二粟”的老战士，正是她的引路人，曾经带着她走过了革命征途中既幸福又不幸的初始岁月，在她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在二粟逝世之后，二粟的妻子刘惠范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丈夫生前珍藏的一阕谱了曲的词稿，题为《铁窗怀故》。她知道这是为斯季英写的，就复印寄给了斯季英。这阕词以“孙益坚”署名，作于1936年冬天的国民党苏州军人监狱中，离作者逝世已经保存了整整五十四年之久。《铁窗怀故》是这样写的：
一
清泪如倾，忆南湖泛桨，小坝闲吟；春堤同步月，午夜共弹筝。听漏尽，剔残灯，慷慨话生平；曾几番悲歌泪下，起舞鸡晨。怎禁对景牵情，惯含羞敛黛，浅笑娇嗔；评诗争迭韵，问字倦依人；情意切，死生轻，罗带绾同心，只几番花晨月夕，怜我怜卿。
二
蓦别心惊，恨关山迢隔，两地星分；含悲作楚羁，带怨锁重门。罗带腻，布衫青，同渍泪痕深；这一番离情别绪，谁与温存；怎堪触景伤情，怕残更孤雁，冷月黄昏；魂劳霜入鬓，梦苦痛缠身；愁似海，恨填膺，望断楚天云；续姻缘，今生未卜，怎卜来生。
这阕词不知道是什么曲调，题前所注为“遗调”，很接近于“桂枝香”，但又不是“桂枝香”，想必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太拘泥于形式。如果是“桂枝香”的变调，也称得上是作者的一种创造。词的基调是悲怆的，“情意切，死生轻”，充满着对往日美好爱情的回味，又表露了随时为理想捐躯的壮怀。斯季英读了这阕词，心里极不平静，热泪伴随情思滔滔喷涌，在她八十五岁高龄的那一年，一气呵成了一首自称为“顺口溜”的八百行长诗，题为《二粟》，用充满激情的语言，对她与二粟从相识相知到分离相逢再分离的过程作了如实回顾。序诗说：“夜夜入梦不思归，千坎万坷终不悔；不计工拙抒真情，耄耋之年敞心扉。”过去人们常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读了孙益坚和斯季英的诗词，才发现英雄气不短，儿女情亦长，证明感情与志气并不相悖。“无情未必真豪杰”，他们的生活中既有舍生忘死，也有卿卿我我。他们最懂得爱，爱人类珍爱的一切。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捕杀共产党人。那一年的斯季英才十五岁，正在杭州读书。父亲的挚友中又有好多位愤世嫉俗和同情革命的正直之士，从他们嘴里得知了中国有个共产党，为解救穷人解救民族不怕流血牺牲，从此她就对未曾谋面的共产党人充满了敬仰。一天傍晚放学回家，听邻居在议论国民政府又杀了人，人头就挂在龙翔桥边示众。斯季英放下书包就往门外跑，妈妈连连叫喊也不听，来到龙翔桥边，一眼就看见柳树上高高地悬挂着三颗人头，柳树旁的墙上贴着布告，写着死者姓名，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她走近柳树仔细看，三颗头颅都是黑发浓眉的年轻人头颅，只是血已流尽，面色苍白如腊，眉眼间看不到悲哀，只有愤怒。她久久地凝望着，想到他们正是为了救国救民慷慨捐躯的烈士，心中油然生出了难言的悲痛，也对杀害他们的凶手产生了刻骨仇恨。天黑回到家，妈妈数落她：“你这小囡不听话，长大千万勿要去当共产党，要杀头的！”她当面不敢顶撞，内心却暗自嘀咕：“这个世界不公道，我长大了偏要去找共产党！”
第二年，斯季英进了浙江省立女子中学读书。在学校图书室里，她偶然发现一些在大革命失败后没有来得及清理掉的进步书刊，其中还有《创造》和《新青年》这样的红色杂志，她就独自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这一切被高班的一位女同学看在眼里，就主动找她谈话，直率相告自己是共产党员，正在了解和考察她，准备介绍她加入共产党。不幸的是，几天后这位地下党员和另外两位进步同学就被警察秘密抓走了。先行者的遭遇没有把斯季英吓倒，大革命虽然被蒋介石的屠刀所葬送，火种依旧无处不在。她相信只要勇敢寻找，总有一天能够找到共产党。
一颗天真而倔强的心中，揣了一个执着念头，就此踏上追求理想之路。她听说上海是共产党的发祥地，不顾母亲劝阻，借口求学深造，撒娇求得父亲的应允，独个儿奔向上海，一边读书，一边开始寻找共产党。找啊找啊，找了三年之久没有找到。尚未成年的她还不完全懂得当时的严峻形势。上海是“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地，是杀共产党杀得最凶的城市。在腥风血雨中，共产党人都转入了地下，他们身上并无标识，一个普通女学生怎么能找到呢？有一天，一位高班同学悄悄对她说，“朱毛红军”快要到他家乡去打土豪分田地了，家乡的百姓有救了。斯季英不知道“朱毛”是谁，红军又是什么样的军队，同学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朱毛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毛泽东。他们在江西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搞得轰轰烈烈，影响已经扩大到了周围好几个省份。”
斯季英知道这位同学的祖父是江西的大地主，觉得挺奇怪，为什么一个大地主的后代竟会欢迎红军去打土豪分田地，而且对红军的领导人还那么有感情。后来这位同学失踪了，听说也给反动派杀害了，原来他就是共产党员。斯季英只好把悲痛深藏在心底，更加坚定了寻找共产党的决心。从此，她就一边教书一边奔波暗访共产党的踪影，足迹遍及东南四个省份。既然江西有了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最终目的地便是奔江西。不料，当她到达江西九江的时候，因为遇上车祸，住进了医院。
1933年9月1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在晴空万里桂花飘香的浔阳江边，伤势未愈的斯季英正拄着拐杖艰难地移动着脚步，想通过锻炼早日恢复体能，恨不能眨眼间就丢掉拐杖。有位青年见她心情浮躁，怕她跌倒，冲上来扶住她，帮助和指点她进行合理锻炼。这个青年穿蓝布长衫西装裤，宽阔的额头，微微翘起的下巴，头发自然卷曲，戴一副玳瑁眼镜，举止斯文，仪表堂堂，一看就知道是个读书人。青年听出斯季英的浙江口音，问她为啥来到江西？斯季英搪塞说：“流浪，寻找亲人。”她听出对方说话带南京口音，反问：“那末你呢？从南京到这里来做啥？”对方回答说：“跟你一样，流浪，寻找亲人。”
短短的对话，使双方心中同时产生共鸣。可是，斯季英毕竟是个二十一岁的姑娘，不仅害羞，更有戒备心理，不愿与陌生男子太接近。陌生男子就用平静的口吻讲起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故事，说当年白居易从京城长安贬谪到浔阳城──如今的九江市，胸中憋闷，到浔阳江边散心，说不定就在我们两人现在相逢之处下的马，遁着琵琶声登上一条游船，遇到一位多才多愁流落客乡的京城女，得到创作灵感，才写下了千古绝唱《琵琶行》，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必曾相识”这样的传世名句。
斯季英从小爱诗，父亲常让她背诵唐诗宋词，对白居易的《琵琶行》自然不陌生。诗有沟通心灵的奇异魅力，通过诗，两人就这样相识了。跨出门槛，既能领略天地的辽阔，也能邂逅难以逆料的机缘。其实世界并不大，陌生青年原来不该陌生，他的大嫂恰好是斯季英在上海读书时的高班同学。有了这一层关系，他俩就有了更多的互相信任。这个青年姓孙，当时的名字叫孙益坚，兄弟中排行第二，比斯季英年长五岁，按民间习俗，斯季英就随着他大嫂的习惯称呼，叫他”二叔”。
这以后，孙益坚天天到病房去看望斯季英，还为她烧菜送饭卖水果，陪她一起锻炼身体，一同到浔阳江边散步，为她吟诗讲故事唱昆曲。困境中的相识最容易相知。当斯季英说出自己要寻找的亲人竟是共产党，孙益坚既惊讶又感奋，也坦陈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来江西的真实目的。原来他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出身名门，故籍江西武宁，自幼长大在南京，1925年才十八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成为“铁军”部队的一员，随北伐名将叶挺浴血征战；就因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叛变革命实行“清党”，同共产党决裂，想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才不得不脱下军装来到江西寻找组织。
两个同处寂寞困境下的年轻人，都为自己遇上志同道合的伙伴而分外高兴。他俩相约一道寻找共同的“亲人”。不幸的是，当时蒋介石正调集几十万大军对江西红军进行疯狂“围剿”，红军声东击西行踪莫测。孙益坚虽然出生于本地，又有军旅经验，可是多次想追随枪炮声穿越封锁线都未能成功，只好听从朋友劝告改变计划，告别斯季英独自去了上海。当轮船鸣响汽笛缓缓驶离江岸的时候，斯季英挥手告别孙益坚，情不自禁落下了眼泪。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心，已随大江东去，让孙益坚带走了。
寻寻觅觅，亲人就在身旁
斯季英伤愈出院，在九江执教，日夜盼望着孙益坚的音讯。刚进入雪花飘舞的隆冬时节，一封燃烧着热情的信就从上海来到九江，烫暖了她的心坎。孙益坚的欢悦洋溢在字里行间：“我已经有职业，当上了一名修车工，这里容易找到亲人，你快来！”
狂喜中退了学校的聘书，斯季英就乘着长江的波浪冲向上海，出现在孙益坚身旁了。她说我也要做工，到工人中间去锻炼自己，到工厂里去寻找亲人。孙益坚皱起眉头说你是大画家的千金，吃不起苦的。斯季英说吃不吃得起苦要看行动，你不答应我就找你的朋友想办法。孙益坚有点不忍心，为她在沪西租了一间小阁楼，劝她不要着急，想等机会给她找个适合的教师职位。她不愿意等待，便请求孙益坚的好友金涛帮忙介绍，进闸北绸厂做了一名筒子工。
当年纺织女工做的是卖命生活，每天站立劳动11个小时，她几次晕倒在车间里，苏醒以后继续坚持，常常放工回到家里就瘫在床上，连饭都不想吃了。这时候，孙益坚在沪南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工，一边开展工人运动，下班后还要奔回沪西，帮斯季英烧饭洗衣做家务，一边给她传新闻讲形势，风雨无阻，就靠一辆破旧自行车来回奔跑。可是每当问到组织情况，孙益坚总是守口如瓶。斯季英闹情绪了，说你找到亲人心里踏实，为啥不让我见见亲人呢？我找共产党找了五年，还不相信人！孙益坚笑了，叫她“傻丫头”，说参加革命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的意志坚强不坚强，总得要经过考验才行啊！
考验就考验吧！怎么考验就让组织安排。斯季英出了绸厂又进了烟厂，出了烟厂又进了纱厂，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和工人姐妹亲密相处。不久后，孙益坚从法南区搬到沪西居住，奉命进了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天，孙益坚领着一位穿长衫的小个子男人来找她谈话了，介绍说这位就是你的领导，往后就叫他老卢。朴素稳重而其实不老的老卢，直到上海解放后成为一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担任了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华东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斯季英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叫许涤新。当时老卢第一次同斯季英相见，和蔼地告诉她说你从现在起就成了“左联”的一名工作人员，“左联”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希望好好干，为革命作家服务，为劳苦大众谋解放，还开宗明义地向她讲解了参加共产党外围活动的任务和纪律，交待说遇到困难找你“二叔”，你“二叔”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了，有责任帮助你的。
在充满艰险的革命道路上，斯季英终究还是个新战士。她需要孙益坚的帮助，也为有了孙益坚的帮助而感到庆幸，一天见不到孙益坚就心神恍惚。有一次，孙益坚坦率地对她说：我们走上了同一条路，同一条光明又危险的路，干脆就生死与共厮守到底吧！她听了这突如其来的表白，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她惊喜得浑身颤抖，又产生莫名的忧虑。她觉得这个表白来得太早，也许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个表白。她一直称呼孙益坚为“二叔”，就因为把他当作长辈，觉得孙益坚就像一棵成熟的常青树，而自己不过是一片刚刚萌芽的嫩叶，担心“傻丫头”配不上心目中的英雄好汉，辜负了孙益坚的一片真诚。况且，如果私自决定终身大事，别人会不会说她太轻浮呢？父母知道了准会生气，亲戚朋友们也不免说闲话……
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在三十年代的人们头脑中还保留着强大的统治力量，对一个书香门第出身的“淑女”来说更是这样，即使有心投身革命也一时很难挣脱这种藩篱。斯季英陷入了深深的烦恼中。她苦苦思索一个晚上，决定快刀斩乱麻，趁早了断不该有的情思，免得将来陷入痛苦的深渊，害了自己又害别人。她偷偷搬家了，瞒着任何人。
搬了家又感到惆怅与失落，一天更比一天思念孙益坚。十天不见终于耐不住了。孙益坚这个拼命三郎没日没夜的忙工作，会不会累病了呢？再说身边处处有豺狼虎豹，时刻都可能遇到危险！那天晚上，她就悄悄来到孙益坚的窗前，踮起脚尖往屋里张望，见到孙益坚好端端的在伏案看报，放心了，这才轻飘飘地溜回了自己的住所。
一个风雨夜，斯季英下工回家，刚到门口就听得有人喊她“傻丫头”，意外的惊喜和害羞，使她无地自容，连忙用雨伞挡住了脸。孙益坚笑了起来，说：“你真傻，你能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月半，你躲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啊！”二人进了屋，孙益坚又小声说：“你可知道这几天来，我和金涛都在暗中盯你的梢，为的是保护你呵！现在的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样随随便便的自由行动是违反纪律的。”
“傻丫头”这才恍悟到自己真的做了一件傻事，惭愧得低下头，手抚衣角说不出话来了。孙益坚又问她知道不知道这幢房子里住着一些什么人，“傻丫头”说她事先摸过底，住着六户人家，包括亭子间里的两个光棍。孙益坚摇了摇头说：“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这里环境不好，有的邻居跟青红帮有来往，老卢说你必须搬家，我和金涛已经为你找好房子，明天就搬。”
说搬家就搬家，这回搬得离孙益坚更近了，她打心底里高兴，只是不说出口罢了。这以后孙益坚和金涛常常来，给她送书报，上政治课。又过了一个月，孙益坚就向斯季英正式求婚了，斯季英还是有顾虑，不答应。孙益坚竟从口袋中取出一把锋利的小刀，刷的一下在手臂上划了一条血口，他说就让我在身上留个疤痕表明心迹吧，爱情无形疤痕有形，疤痕不消情不移！
斯季英感动得流下眼泪，迅速为他包扎好伤口。殷红的鲜血冲决了姑娘心中的防线，把种种疑虑和三从四德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终于松了口，同意让组织作主。
组织很快准了下来，小小的三层阁就成了洞房。新娘对新郎说：“往后不能再叫你‘二叔’了，真可惜！”新郎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为什么？”新娘说：“还叫叔啊叔的，别人以为我跟自己的叔叔结婚，岂不是乱伦了吗？”斯季英对“二叔”这个叫惯了的称呼怀有亲切留恋，因为在这个称呼下，她曾经享受过孙益坚长辈式的关怀和爱护。孙益坚想了想道：“你我二人都是沧海一粟，往后就叫二粟吧，一个名字包容了两个人，不同的字同样的音，还能保留同样的感觉。”斯季英说好好好，从此就称他“二粟”，尽管听起来跟“二叔”一点没有两样，只有写出来才看出差别。
这以后，“傻丫头”很快成熟了起来，老卢决定让她脱产担任“左联”的地下总发行。这是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上级不断派人送来党的报刊宣传品，由她分别送到英租界、法租界和沪西三地。马路上常有巡捕“抄把子”和特务盯梢，开头孙益坚怕出事，总是和金涛一起在暗中护送她，三次执行任务见她沉着机智，也就放下了心。
处身在白区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没有一天具有安定感，更没有安全感。每当有战友被捕或者发现敌人跟踪，小两口就得搬家，一月迁居两三回是常有的事。屡屡迁居房租开销大，家中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完了，最后斯季英瞒着二粟，把她最心爱的小提琴也当了。这把小提琴是她刚担任教师工作的时候买下的，一直带在身边，有空就练习演奏，作为寄托情怀的好伙伴。进入了“左联”以后，正式踏上神圣的革命征途了，一颗年轻的心感到从未有过的亢奋，觉得四面都是坦途，未来就在自己脚下，她立志要永远追随革命先驱们的步伐，把自己的一生汇进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她真想尽情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抒发自己掌握命运的豪情。可惜，那时她的公开身份是一名纺织女工，不能暴露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只好用布把小提琴包起来，藏在床底下，没有想到为了生存，不得已将它送进了当铺，并且没有指望能够赎回。二粟为这事连连摇头叹气，惋惜了好久好久，发誓说等将来革命成功了，定要卖一把更好的小提琴赔她。从此，断炊挨饿就成了这一对新郎新娘的“家常便饭”，为了维护原来的形象不至于妨碍工作，还得在邻居面前装模作样。对此，《二粟》中写得有趣：“断炊还得瞒邻人，谎称赴宴同出门；躲进公园牵手笑，腹空肠鸣两相闻。”
危难之中见忠诚，经由老卢作介绍人，斯季英很快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随着形势的发展，新的革命重担落到了孙益坚和斯季英的肩上。1934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派孙益坚去南昌，通过他家与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的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发展党的组织。李烈钧也是江西武宁人，与孙益坚的父辈是旧交，他是讨伐袁世凯的英雄，早年加入同盟会，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曾经担任北伐第二军总司令和江西都督，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正直老军人，在国民党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孙益坚能够取得他的信任，对减轻闽赣地区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甚至策反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都有可能作出重大贡献。
开头，组织决定孙益坚只身先赴南昌，斯季英求他向上级转达自己的想法，说二人同行对于开展工作大有好处，互相也可以有个照应。上级觉得有理，采纳了这一意见。中央军委特地派了一位姓王的中年人，登门找斯季英谈话。这位中年人头戴礼帽，身穿蓝缎长袍绸子裤，乍一看像个大老板，一见面对上联络暗号，就开门见山对斯季英说，我是受组织托付前来了解情况的。随即提了一连串问题，从革命历史到当前任务，从家庭状况到个人志向，让斯季英立即回答。问得直率，答得坦然，老王满意地笑了，当场拍板说就这么定了，你可以跟孙益坚一同去江西，具体要求组织会向孙益坚交待的。当天晚上，孙益坚一回家就向她传达了上级的正式决定，她高兴得眉飞色舞，终于有了与二粟并肩战斗的机会，能够比翼双飞共同搏击长空，这正是她期待已久的幸福。当天晚上，她与孙益坚都被临战状态的豪情所激动，一起分析敌我情势，判断未来工作状况，半点睡意都没有，一直谈笑到拂晓。天明之后，二人便又忙着查看地图，精心研究行动路线和具体计划。
正当他俩整装待发之际，老王突然上门传达上级的紧急指示，说江西的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围攻下，为了保存实力已经离开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中央军委交付给他俩的原定任务暂停执行。随后，老王又连续三次上门，向他俩通报前线的相关情况，要求他俩耐心等待，继续保持待备状态。
天有不测风云。1934年11月21日傍晚，斯季英和孙益坚因叛徒出卖，同时在上海大木桥头被五名彪形大汉逮捕，关进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拘留所里。
握别铁窗前
那年月，上海市警察局的拘留所人满为患，部分牢房是临时扩建的，仄小局促，设备简陋。男女牢房位于斜对面，中间只隔着一个小院，通过铁栅栏，彼此都可以看得见。孙益坚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进了牢房，还跟一名同乡看守拉关系套近乎。他脱下自己的毛背心，请求这个看守递给斯季英。斯季英于心不安，又让看守递了回去。递来又递去，让看守长撞见了，干脆把毛背心没收了去。孙益坚每一次挨提审，斯季英都担心他还能不能回来。孙益坚每一次提审回来，明明动过了刑，一脸苍白身带伤痕走路踉跄，他都远远地朝斯季英挤眉弄眼强作笑颜，表示他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斯季英从入狱第四天起就开始呕吐，乍一惊意识到自己怀了孕。恰好大姐伯英和二姐仲英迁居到了上海，二姐先来探监，劝她一定要静心保胎，把孩子安全生下来。当时，胎儿的生死命运完全握在敌人手里。作为一个母亲，不能保护自己的骨肉，这种痛苦是揪心裂肺的。
随即，提审轮到了她的头上，死不开口，叛徒就登场对质了。对质也没有用，她还是咬紧牙关不开口。特务威胁说，你不要以为女犯在怀孕期间不动刑，你不招供就休想活着出牢门，同时又用变相的刑罚折磨她。她不怕自己受难，最担心的是累及腹中的婴儿。可是，她又想到多年来千辛万苦寻找共产党，找到了共产党就要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到底，既然早就拿定主意不惜以生命殉理想，还有什么不可舍弃的呢？她坦然了，准备面对任何牺牲。
在肉体和心灵的同时摧残下，胎儿不幸流产。一切煎熬都得咬牙忍住。不远处的男牢中，孙益坚正在栅栏后面打着手势，表示鼓励和问好。他还压根儿不知道妻子怀孕和流产的事。斯季英强忍着不让眼泪淌出眼眶，点点头，摆摆手，表示一切安好，不用为我担心。
二姐又一次来探监，还特意为她带来了孕妇装，安慰她说等孩子生下来，当娘的没法带就由我二姐帮着带。她怕心地善良性格柔弱的二姐将来会更加失望，只得如实相告孩子已经流产。二姐听了差一点昏倒在地。斯季英央求二姐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家里人，免得大家为她难过，更不能让这事传到孙益坚的耳朵里去，他心里已经够痛苦的了。
国际悲歌一次又一次响起，一批又一批相识或不相识的难友从牢房押走，从此不明下落。不久后，警察局拘留所中的一大批政治犯，要转移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看守所去了，斯季英和孙益坚也在转移之列。处境的变化标志着前途的凶险，谁都明白这可能是最后的诀别。在一个阴霾沉沉的寒冷日子里，他俩就这样在拘留所的操场上相会又离别了。押解政治犯转移的军警害怕出事，不但给“要犯”们戴上沉重的脚镣，还特地让每两个犯人同铐一副手铐，不让大家随意动弹。孙益坚的同乡看守稍有一点慈悲心肠，为了给孙益坚和斯季英这对青年夫妻临别前有多一点时间接触，等二人走出牢房后，有意用手铐将他俩铐在一起，事先又对斯季英再三交待，不许和丈夫说话，也不许哭，否则就要立刻分开。斯季英咬住嘴唇点头答应了。只要能和日夜思念的丈夫在一起，既便是用手铐连在一起，这样的机会也是难得和宝贵的。可惜，既便是这样痛苦相连的时间也太短暂了。长诗《二粟》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通道两旁皆宪兵，剌刀闪光枪如林，昂首阔步出通道，就要告别心上人。囚犯成群移步难，
脚镣手铐响铮铮，时穷节现心相照，四目互望不转睛。乱发长须覆你脸，面黄肌瘦骨嶙峋，
壮士受难百姓苦，恨不恶竹斩连根。面对鬼魅胸坦荡，片言只语值千金，你说放心多保重，
我说保重你放心。敌人拖你上囚车，最后一瞥也精神，转瞬之间便分离，此别生死两不闻。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难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侵占了我们东三省，还于1932年派兵进攻上海，暴发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在抗日怒潮汹涌澎湃的情势下，国民党依然奉行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孙益坚和斯季英经残酷的刑讯后仍不肯屈服，即以“危害民国罪”判处长期徒刑，孙益坚被判十五年，押往苏州军人监狱关押，斯季英被判十年，关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
漕何泾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个个都生活在濒临死亡的边缘。恶劣的物质条件加上恣意虐待，折磨得囚犯们奄奄一息，十之八九不到服刑期满就死在牢中。斯季英在上海的两个姐姐生活都不富裕，一次又一次给她送去食品，也只能是表达一份情意，还要遭狱卒的克扣和训斥。有一次大姐伯英生病出不了门，就要女儿翠黛替她探监，翠黛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一见小姨瘦得脱了形，眼泪就哗哗的流个不停。事隔几十年以后，斯季英还会在梦中不断看见她那双满含泪水乌黑闪亮的大眼睛。
斯季英在入狱后的头三年中，曾经有三次病危又侥幸转生。严酷的斗争，使她的意志磨炼得坚强如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随时都能从容地对待一切厄运的袭击。她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不惜把牢底坐穿，只要能活到出狱，还将再登革命征途。她用手掌代纸用手指代笔，向难友学英文；为了争取看书看报的权利，她和难友们一起进行抗争，绝食三天取得了胜利。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在西安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迫使蒋介石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淞沪会战，日本鬼子就派飞机到上海狂轰滥炸，漕河泾监狱附近也频频落下炸弹。国民党开始无条件释放政治犯了，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在8月23日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斯季英恰好是在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八周年那天傍晚走出牢门的。走出牢门之初，她体弱无力，连上楼梯都抬不起腿，经医生诊断，因为在长期囚禁生活中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又严重缺乏营养，患下了肠结核。她暂时住在大姐家中，渴望打听到二粟和老卢、金涛的下落，可叹世事沧桑人海茫茫，一点消息也没有。她悲伤地猜测：二粟是“要犯”，八成已经被反动派害死了，老卢和金涛也一定转移到外地去了。她擦干眼泪，不改初衷，决定先回家乡治病，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组织关系，等待重新投身革命的时机。
“西天取经”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与休养，重病尚未痊愈的斯季英再也按捺不住寻求理想的渴望了。她很快与家乡诸暨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决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就在江南桃花盛开的阳春时节，诸暨县地下党组织秘密安排斯季英与六名当地青年结伙西行。父亲斯道卿早已看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真相，明白只有共产党的队伍才是决心抗日的队伍，理解女儿的心愿，却又舍不得她带病远行，劝她继续休养一些日子，等完全康复以后再说。女儿的态度十分坚决，非要立刻登程不可。父亲受到深深的感动，只得忍痛放行，便含泪挥毫写了一首七律诗，以表明自己支持女儿立志救国的坦荡心迹。斯季英捧读了这一首送征诗，感动得哭了。她将这首诗藏进自己贴身的衣袋里，庄严地保证：此去不论会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决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同行人多数出身贫寒，没有足够的路费。诸暨县的党组织为他们办了“难民证”，为的是一路上可以免费乘坐闷罐列车，也可以住难民收容所，吃慈善机构施舍的赈济粥，不必花钱住客店吃客饭。斯道卿只能拿出十五块银元资助女儿，这个数目对于千里远行所需的盘缠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余，老人又给了两张名片，在背面写道：“小女季英去宝鸡教书，如有困难请帮助。”落款处署上“诸暨斯道卿”字样。女儿心中明白，这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等于佛家化缘用的帖子，到时候还要看对方是不是认识斯道卿，肯不肯领这份情。
七个西行人出发了。他们扒上开往南昌方向的客货混合列车，挤进一节又脏又黑的闷罐车厢，在呜呜长鸣的汽笛声和铿锵作响的铁轮声中，离开了自己亲爱的故乡。他们互不认识，个个都年轻，大多是头一次辞别亲人离家远行，对乱世中的迢迢征途不免感到迷茫，心情都有些沉重。七人中，只有斯季英是女性，滴血的伤痛和往年地下斗争的习惯，使她变得沉默寡言，固守着自己的一份矜持。他们遵照诸暨地下党的安排，确定的路线是先由陆路向南，奔江西九江，再走水路去汉口。只要到了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也就有了希望。
对征人的考验来得突然又残酷。当火车离开诸暨不到两个来小时，还没有到达金华，一架日本飞机就来到上空，对这列客货列车进行狂轰滥炸。机车瘫痪了，旅客们扶老携幼逃出车厢，哭喊着向路旁的竹林中躲避。低空飞行的敌机带着怪啸掠过竹梢，又朝着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疯狂扫射，不少人当场中弹死亡，有的人负了伤在血泊中挣扎，抢天呼地的号叫，惨不忍睹。等敌机飞走，七个年轻人凑到了一处，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两个从同一个镇里出来的青年低着头说，这样走下去前途太渺茫，非得白白送死，不如回到诸暨另找抗日门路。斯季英说敌人的暴行只能激发我们前进的勇气，不能走回头路。还有四个青年也赞成斯季英的主张，他们留下改变了主意的两个伙伴，继续向南了。
从金华到九江之前，五个西行人一路上都是住的难民收容所，睡地铺，吃施舍的糙米粥。到了九江后，“难民证”无效了，各人所带的钱也都所剩无几，怎么办呢？干等就会变成涸辙之鲋，其中有一个青年身上还余下一些钱，他就独自卖了客轮票先去汉口了，余下的四人便到货船码头，求得一个好心船主的同意，乘上一艘拖轮，继续了他们漫长的征程。
天无绝人之路。到了汉口，四个人谁也没有钱住客店，恰好同伴钱梦友的哥哥钱梦清在当地纱厂做工，四人就借宿在钱梦清租用的一间小屋里。有了落脚点，斯季英迫不及待地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急切地表达了要去延安的愿望。办事处负责接待他们的一名青年干部也是诸暨人，态度和蔼可亲，办事作风却一板一眼的不肯轻易通融，他先是要求斯季英写自传，写出自传以后再约她去面谈，面谈的内容几乎是唱反调，他说延安非常苦，吃的是小米加萝卜干，你一个青年女子吃不消的，还是不去为好。斯季英对这样的劝说极感意外，甚至生了气，反问延安有人住吗？回答说当然有；又问延安有女人吗？对方笑了，说没有女人哪来男人？斯季英得理不让人，说既然延安有人住，有男也有女，我怎么不能去？别人能吃苦我也能吃苦。对方的目光中开始流露出信任，说你要去延安可以，不过要等好长时间，你愿意等吗？斯季英说愿意，我在上海纱厂做过工，我也能到这里的纱厂去做工，一边做工一边等，等多久都不怕。对方点点头，要她留下住址，回去等消息。
其他四个同乡青年也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谈过去延安的事，钱梦友还把他哥哥钱梦清也拉了去，申请同行，接待的方式和得到的答复几乎一样，最后都让大家耐心等通知。这种无明确期限的等待实在让人太心焦了，可是大家还是有决心等待。当人人口袋里不名分文的时候，斯季英想起了父亲临别前给的两张名片，就拿出来跟伙伴们商量，能不能找个“施主”登门“化缘”试试。伙伴们都敬仰斯道卿先生，也都把希望寄托在斯道卿先生的声望上面。诸暨是绝代美人西施和大画家王冕、陈洪绶的故乡，素有崇尚爱国崇尚艺术的风气，历来在反抗异族统治和倭寇入侵中涌现过许多英雄，仅辛亥革命以来，诸暨就出了一千多名英烈。黄埔军校的早期毕业生中，各县比较起来数量最多的也是诸暨人。斯道卿恰恰是诸暨的一位著名爱国艺术家，他早年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辛亥革命中曾率领勇士攻入浙抚衙门，活捉清朝巡抚增韫；出任天台县长时因鄙恶当局腐败愤而弃官，从此以卖书画为生。他是画兰高手，民国初年画成一幅《折叶兰》横幅，悬挂在杭州西冷印社五年，观赏者莫不叹为神来之笔，自从裱成手卷后，黄书霖、蔡元培、黄宾虹等海内学者文人纷纷题词，后来送到国外展览，日本书画家协会还为他的画兰笔法创造了一个专用命名，叫做“斯道卿氏之飞动”。面对苛政之下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斯道卿画了一幅《倒悬兰花》图，题了一首五言绝诗曰：“花是倒悬好，人如倒悬何！独立危崖下，相对泪滂沱。”抗日烽火乍起，国土沦陷，道卿先生有意写兰不植土，又自题画兰诗曰：“芝草无根兰有根，堪怜故土半无存，一从风雨飘摇后，多少幽花带泪痕！”表现出了撼人心魄的民族气节。钱梦清知道武汉卫戍司令也是诸暨人，提议去见一见。于是，斯季英就在钱梦清的陪同下到了卫戍司令部。司令大人称公务太忙，让秘书接待，秘书拿了斯道卿的名片又向司令作了汇报，很快传出话来，说司令历来敬仰同乡爱国名士斯老先生，愿尽绵薄之力帮助他的女儿斯季英，当即令秘书把四十元大洋交到了斯季英的手中。
有了这轻易得来的四十块大洋，足可以让六人等待一些日子了。没有想到才过四天，斯季英最先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通知，要她去领取介绍信。介绍信是写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签署人竟是前辈革命家和军事家罗炳辉，还盖了大红印章。信中介绍了斯季英的简历，还说她投身革命意志坚决。这使她喜出望外，恍悟地感叹道：原来你们是在考验我啊！那位青年干部也爽朗地笑了，告诉她说，我们的武汉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同志也是诸暨人，我向他汇报了对你们的考察情况，他很高兴，说你们不愧是诸暨人，诸暨人有憨劲。不过，他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每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总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是每一个想去延安的人都值得信任，这样的初步考察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呢！
六名年轻人相继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介绍他们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集中，再分批奔赴延安。这支重新组合的小小队伍人人兴高采烈，斗志昂扬。斯季英用刚刚得到的四十元大洋买了六顶草帽，六份行军干粮和一些常用药品，用半价车票扒上货车顶篷，满以为一路顺风就可以到达西安，不料一到许昌，火车停驶了，所有乘客一律下车，原来是去郑州的铁路大桥被日本飞机炸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得好。六张被机车煤烟熏黑的脸庞面面相觑，一时没有了主意。沉默了半晌，又有一个人打退堂鼓了，他说：既然去延安困难重重，不如趁早退回诸暨另作主张，反正是全民抗战，无论到哪里都能贡献我们的力量。同行的多数人居然也同意这样做。斯季英难过极了，含着眼泪说：中途退回只能证明我们缺乏坚定的革命意志，那么多苦也就白吃了，红军战士能够凭自己的双腿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就不信到不了延安！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反正决不后退。五个男青年多半是成年不久的学生，有血性，用激将法一激，他们就跳起来了，共同商量了一阵，纷纷表示说原定的抱负丢不得，好马不吃回头草，须眉怎么可以输给巾帼，最后就气壮山河般赌咒罚誓，决定要继续前进走到底。
他们离开了铁路线，取直线从许昌奔洛阳，凭着一张地图，逢山过山，遇水涉水，一路吃野果，宿野地，数百里路程全靠步行。这一带是河南最穷困的地区，连年灾害，百姓都逃难远方了，进入寿县的时候，只见一片荒凉，除了泥土垒起的城墙和一处处的废墟，城中竟空无一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六个年轻人真正体验了和衷共济的境界，互相勉励，互相帮助，一往无前地奔向古城洛阳。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艰苦的并肩奔波，使他们彼此间有了更多了解，增进了战友式的情谊。
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昼夜，终于看到了洛阳的城廓。他们在郊外的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个饱，大米饭加青菜汤，为了省钱，没有要一点荤菜，人人都吃得很开心，嘻嘻哈哈直乐。第二天一早赶到火车站，依旧卖半票扒上货车厢的顶篷，直奔西安。
到达西安，他们在一家小客栈安顿下来，一同去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根据六人的不同情况作了安排，要斯季英去陕甘宁边区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钱梦友、钱梦清兄弟和另外两人去陕甘宁知识青年训练班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同行人按他本人的坚决要求去了延安。当时西安办事处因为缺乏经费，规定凡是从西安去延安一带革命根据地的人，途中的食宿都要自己付钱。为了途中安全，凡去陕甘宁边区的还必须凑齐二十来个人组成一个分队，才能集体行动，这就又要等。而多等一天就得多一天开销。此时，六个同行人又一次囊空如洗了，连住小客栈的房钱也付不出了，万般无奈中，斯季英拿出父亲的另一张名片，决定再碰碰运气。她果然找到一个同乡军官，这个军官是当时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机要秘书，与斯家是世交，他为了报答斯道卿先生昔日曾经帮助过他父亲的恩情，要斯季英改变“去宝鸡教书”的打算，留在西安，保证为她找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斯季英婉言谢绝了这番好意，说自己和几位同乡朋友都是要到宝鸡去教书的，不便改变计划。机要秘书一听这话起了疑心，当晚突然来到客栈，见一个小小的客房里挤着六个人，五个男人睡在地板上，只有斯季英睡在墙边的木板床上，这既融洽又开心，不像是落难到大西北来找饭碗的样子，几句话一说，猜到这批同乡青年的真正目的地不是宝鸡而是延安。他害怕了，害怕蒋鼎文知道这件事，落个“资助共产党”的罪名而丢了乌纱以至性命，当即从衣袋中掏出十五元大洋塞给斯季英，头也不回地匆匆告辞了。十元大洋聊胜于无，他们付清了客栈的房钱，分头踏上了去革命根据地的道路。
国共两党虽说开始了联合抗日，暗中的壁垒并没有消除，国民党军队在通往延安地区的所有交通要道上，都布置了层层封锁，未经当局批准，一切人员物资都不得进出。斯季英所在的小队二十余人，雇了两个壮年农民各牵一头毛驴，驮着全队人的行李，绕开大道，踏着偏僻小路迂回前往陕甘宁边区。斯季英没有钱，一路上的食宿全靠一位华侨青年资助。陕北公学分校在陕西旬邑县看花宫村，从西安出发抵达目的地，连续步行了整整八天。其中有一夜还误进了一家黑店，幸好大家沉着机智，及时识破黑店主谋财害命的诡计，才没有遭到暗算。最后一天，全小队人走了九十多里，傍晚通过一片树林的时候，突然遇到了狼群，同行人中没有一人带武器，大家只好虚张声势，依靠呐喊助威吓跑狼群，突出了险境。
关山万里，行行重行行，一到目的地，人人都磨穿了鞋底，脚底板上血泡迭着血泡，个个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却又心情舒畅。伙伴们不约而同地形容这番远征好比唐僧西天取经，历尽九九八十一难而壮志不移奔一条道，碰了鼻子也不拐弯，非要取到真经才算完。
斯季英经过数千里转辗跋涉到了陕甘宁边区，进了陕北公学分校。校刊记者特地找她采访，钦佩地询问她身为一个体弱多病的女青年，为什么要这样不顾一切地从江南投奔到大西北的抗日根据地，家里的长辈能放心得下吗？她就从贴身的衣袋中取出一张诗笺，那便是江南著名诗人兼书画家斯道卿先生亲笔题写的一首送女出征诗：
非为饥寒远出游，高堂岂是望封侯。国危遭劫贫民众，世乱无功壮士羞。衰老愧予违素志，殷勤嘱尔赋同仇。力图改造尔曹事，不现大同誓不休。
校刊记者把诗稿带回机关，给编辑部同事和学校领导人看了，交口赞誉。寥寥五十六个字，抒发了两代人爱国救亡的真切心情，令人感奋。这首诗随后刊出于陕北公学的校刊上，无意中成为一个爱国老人献给革命摇篮延安的见面礼，一时传为美谈，鼓舞了许多人。
困惑中的不期而遇
1938年的春天，斯季英从江南白区来到了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朴实的黄土高原上天宇湛蓝深邃，空气一片清新，到处是欢声笑语，人和人之间都敞开胸怀，推诚相见。她顿时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温馨感。是母亲般的怀抱，抚慰了她心头深深的创伤。海纳百川，此时的陕北，有大批的白区党员和爱国青年来自全国各地。斯季英心中亮起希望之光，也许，在这里比内地更容易找到自己历史的证明人，也就能早日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陕北，斯季英的头一个工作岗位是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的政治文化教员。在教育别人的同时，她也受到深刻的教育。全校的荣誉军人学员，都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和幸存者，他们有的缺腿少胳膊，有的瞎了眼，有的被炮弹炸去下巴，有的身上留着弹片，依然坚强乐观，时刻关注着抗日形势和百姓的疾苦，努力学政治学文化，还争着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在崇高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下，斯季英不但心情愉快，健康状况也迅速有了进步。她工作出色，第二年就荣获“陕甘宁边区模范妇女”奖状，边区报纸上还刊登了她的光荣事迹。荣军学校党总支根据斯季英的优秀表现和诚挚的入党愿望，于当年通过了她的入党申请。可是，她在白区的历史没有人能够证明，上级党委审查的时候不可能批准。怎么办呢？荣军学校设在延安城外的一处山沟里，离延安城还有一百五十多里山路，学校领导非常关心，就给她特别假期，让她去延安城里，住进总政治部招待所，专门到各机关去访找证明人。
有一位同乡叫余宗彦，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听说了斯季英的事，非常热心，就给她介绍了一位叫边雪风的老党员，说边雪风在白区工作了很多年，也是诸暨老乡，也坐过牢，又在上海呆过，可以去问问。斯季英一听很高兴，就找到了这位老党员。不料开门见山一交谈，才知道边雪风是在国外坐的牢，回到上海后的一年多，也是在他同组织失去联系的时候，与斯季英原来所在组织的关系人毫不沾边，更不认识当时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的孙益坚。
边雪风见她一脸沮丧，就安慰说：“勿要急勿要急，我还有两个朋友是从白区来的，也坐过牢，说不定能提供一点线索，我陪你去问问。”那会儿，边雪风是个处在半休养状态的病号，从苏门答腊监狱中留下的各种慢性病正纠缠着他，人很瘦，斯季英实在不忍心让他为自己的事费力气，就说：“你身体不好，给我写个字条让我自己去找就行了。”边雪风说：“身体不好正需要活动活动，要找的人都在城外山沟里，没有人当向导你会迷路的。再说帮你办好这件关系着政治生命的头等大事，我有着双重义务哩！”斯季英感到奇怪，问他是怎样的“双重义务”？他说：“你我都是革命同志，这是一；诸暨人最重同乡情谊，这是二。岂不是双重义务吗？”几句真诚自然的大实话，说得斯季英消除了顾虑，能在远离故土的西北高原遇上一位大哥哥似的同乡朋友，她怎能不感到高兴呢？
边雪风陪着斯季英爬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找到了要找的人，也确实都是在白区坐过牢的地下党员，可惜他们坐的牢并不是漕河泾监狱和苏州军人监狱，既不认识斯季英和孙益坚，也不认识金涛，更不认识老卢这位当时还没有暴露过真名的领导人。边雪风安慰斯季英说：“白区工作因为环境恶劣，基本上都是单线联系，要找证明人的确不容易，耐心点，坦悠悠来，总会找到的。”同时又给她出主意说：“白区搞单线联系，红区就要搞多线联系，扩大接触面，众人拾柴火焰高，发动群众帮你找。”心有灵犀一点通。斯季英回到招待所，就把这事给招待所的几位领导说了，他们高兴地嚷嚷起来：“有了有了，延安大礼堂经常开晚会，我们给你票，你去参加，晚会上有很多是从江南来的‘洋包子’，也有很多是地下党员。路在嘴边，你要勤问多问大胆问，准能问出个子丑寅卯来的。”
参加了几次晚会，果然找到了两个证明人，都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其中一位虽然不知道孙益坚的下落，却能证明孙益坚和斯季英在上海“左联”时期的工作情况和相互关系。另一位是女同志，恰好是漕河泾监狱中的难友，能够证明斯季英在三年囚禁期中坚贞不屈的表现，成了她最关键的证明人。
一切都迎刃而解了，牵肠挂肚四年之久的一个扣子松开了，总政治部立刻批准斯季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入党时间按荣誉军人学校党总支通过她入党的1939年12月算起，同时又确认她从1934年参加革命的经历。1942年2月，上级保送她进延安大学法学院深造。陕北的早春二月，是她生命中璀璨辉煌的时节。在这个美好时节中，证明了她从八年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贴心女儿，从三年前就是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斯季英热泪潺潺。这就是延安。这就是透明的延安，温暖的延安，这就是弃婴的襁褓游子的家斗士的堡垒，她心中永恒的圣地。她爱延安，发誓要爱一辈子！
斯季英叩开了边雪风的窑洞门，向病中的老乡报告喜讯，表达由衷的谢忱。边雪风庆贺她如愿以偿，又说：“这叫皇天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可惜我没有能帮上忙，不必谢我。接下来你还有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继续寻找你的二粟，必须找到他，只要他还活着，相信能找到的。需要我帮忙就随时说一声，我一定帮，不要见外。”
心中的二粟在哪里？斯季英找啊找，又找了好久好久，还是没有一丝踪影。
1943年春天，中国革命正处于旭日东升风樯阵马的大好阶段。在延安，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正在蓬勃展开。整风是每个党员的必修课。斯季英向党组织表明态度，一定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全身心地投入。
整风开始的时候，斯季英正在延安大学法学院学习，忽然接到调令，命她立刻中断学习，前往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区的庆阳县驿马关，担任第二完全小学的教导主任。与此同时，其他来自白区的知识分子学员也有类似调动。大家心中都明白，这样的突然调动，是为了外来知识分子便于在整风中分散接受审查，有效地防止串供，能保证审查的准确与彻底。这些同学在临别前悄悄地互相勉励说：我们在白区工作的环境都比较复杂，敌我交错，知道我们经历的人又很少，在这次整风中一定要接受党的审查，审查清楚了就可以轻装上阵，更好为党工作。出于共同的信念，大家不论分配到怎样偏远的地方，不论担任什么样的基层职务，都坚决服从上级的决定，高高兴兴地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就像任何奔腾的大江也会有暗流和漩涡一样，当年7月间，健康发展的整风运动出现了曲折，一场由康生发动和主持的“抢救运动”默默开始了。“抢救运动”在“抢救失足者”的名义下，用逼供信的非常手段对干部进行肃反审查。由于康生的错误指挥和历次左倾路线的惯性作用，使这一运动迅速出现了扩大化的后果。10月间，“抢救运动”由各级领导机关推向基层。在延安的西北局派出一位部长，前往陇东地区领导当地的“抢救运动”，斯季英所在的学校宣布关门，全体教员都集中到庆阳县地委机关的整风训练班，凡是来自外地的知识分子全部列入“抢救”对象，一律接受专案人员对他们进行的隔离审查。斯季英属于“重点”分子，在审查过程中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开头她对自己的处境完全想得通：国共两党长期交恶，斗争形势错综复杂，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从革命大局出发，对任何人的审查都是必要的。可是，专案组却对她进行昼夜不停的轮番逼供，强迫她承认自己是“叛徒”和“特务”，变相的肉刑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她坚信这种行为不符合党的政策，可是，在严密隔离的困境下，无法向上级和战友求援，她不能逃避也不想逃避，为了保护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尊严，在她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以死相抗争，用自己的双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斯季英吞下了一件件金属异物，默默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就在这个时候，别的专案组以至别的地区别的机关，也相继发生了审查对象因逼供信而自杀身亡的惨象。在这样的严重情势下，上级下令调整了陇东地区的整风领导人，坚决制止了逼供信的做法，号召大家实事求是地揭发问题，帮助党克服不良倾向。面对着生死交替的最后时刻，斯季英平静地给新领导人写下遗书，陈述了所以要自尽的原因和经过，同时也响应党的号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履行自己的最后义务，写了一份揭发报告，一并交给了新领导。这份报告揭发的是江青的历史问题。
斯季英产生揭发江青的念头，还是在刚进整风训练班的时候。江青比斯季英早九个月到达延安。在延安的女性知识青年中，是个很有名的活跃分子和特殊人物，大家多有议论。有一天，几位战友正在宿舍里聊天，斯季英偶然听到有一位陌生的女同志悄悄谈起江青，说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云古，为啥到延安不敢用真名？来历可能有问题，应当在这次整风中查查清楚。斯季英当即大吃一惊，立刻联想到自己被国民党关在上海监狱中的日子里，同一座监狱中有个女犯就叫李云古，与叛徒郑毓秀一同住的是“优待室”，在一次听候过堂的时候，郑毓秀恰好坐在斯季英的身边，悄悄对斯季英说她因为受不住残酷刑罚作了招供，还叙述了李云古在狱中的变节表现。如果江青真的就是叛徒李云古，那还了得？斯季英本想把这个重要情况直接向她所信任的地委书记报告，可惜没有遇到机会，等她本人成为“叛徒”、“特务”的嫌疑人遭到残酷斗争后，也就完全失去了发言权。眼下，她觉得自己的生命中已经剩下最后一点时间，为了对党负责，她必须做这件事情，于是，趁腹中的金属异物还没有发生致命作用的情况下，提笔写下了这份具有特殊爆破力的揭发材料──《我对江青同志的历史有怀疑》。
交出遗书和揭发报告，她心里顿觉异常轻松，相信揭发报告一定会层层上送，一直送到党中央和毛主席手里。她感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死而无憾了。
正是这个最后的非常行动，使她在“抢救运动”的关键时刻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及时抢救，在濒死的边缘活了下来。陇东地区整风训练班的新领导人接到斯季英的遗书和揭发报告后，立刻用小毛驴送她去延安，临行前诚恳劝导她要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就在去中央医院的路上，斯季英遇到了一件预先无法想象的事情。
刚跨进延安城的北门，她就见到迎面走来两个人，其中一人戴黑边眼镜，宽阔的前额微翘的下巴，只是目光无神，正想着什么心事。她愣住了，这不就是日夜思念中的二粟吗？可是二粟并没有发现她，低头顾自己走路，一直走了好远好远，快出北门了，她才如梦初醒地跳下毛驴背，想喊叫，一时竟像梦魇似的喊不出声来，急得跺脚挥手。还好二粟的同行人回头看见了，才拍拍二粟的肩膀示意他转过身来。
二粟神情木讷地走到斯季英的面前，竟奇怪地问你是谁？斯季英一阵伤感，心想我怎么变得连你也认不出来了呢？眼中便噙满了泪水，半句话也说不出口。二粟双眸定定地在斯季英的脸上凝视了好半天，这才突然紧紧地抓起她的双手，瞳仁中闪射出了惊讶和狂喜。两人情不自禁地靠拢了。凛冽的寒风挟带着黄沙，一阵阵地刮到他俩脸上，使二人同时冷静下来，便又一齐松开了手。斯季英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一时又无从说起，只是喃喃地说了一句：“十年来我找你找得好苦！”二粟体谅地点点头道：“我刚从皖南来到这里，正在接受审查，十年来我也到处找你。现在好了，等审查结束就可以团聚了。”两人流着泪，后退着，他俩必须遵守革命纪律。斯季英的肚子已经开始隐隐作痛，心脏跳得极快，失去了正常节律，她没有怨天尤人，心中暗暗叹息：“要是这次相会来得早一点点，那该多好啊！”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一次奇特的邂逅，让斯季英重新燃起了美好的憧憬。有了美好的憧憬，她全身的机能都焕发出了超常的活力，在医务人员们的及时救治下，她住了十多天医院，终于很快地摆脱了危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可惜，美好的憧憬与后来的实际并不相合，斯季英在长诗《二粟》中，留下了这样情真意切的叙述：
时空变幻十年期，十年相思如决堤，新地双栖待振翼，海阔天空任高飞。春望到秋风扫叶，
城内一别无消息，咫尺天涯难团聚，天地无语思念切。日日盼你来叩门，夜夜失望鸡鸣急，
百思不解蒙鼓内，国难在前岂敢泣。结婚七月囚两地，十载重逢又分离，千恨万恨恨敌人，
明枪暗箭断连理。今生无望续姻缘，来世又在虚无里，生离死别何足畏，只因初衷不可移。
冰霜雷电等闲看，枝上红叶何艳丽，此情愿伴长江水，日夜奔流永逶迤。
斯季英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与丈夫十年分离后又会重逢于延安；更使她想不到的是，在延安相逢后又会再度分离。
天涯处处有芳草
当斯季英脱离危险后，曾经把在北门口相遇二粟的事情及时告诉边雪风。那时候，她虽然住在医院里，可是还没有解除审查，不能自由行动，只能写信，写好的信要经过监护人员审查才能寄出。边雪风读了这封来之不易的信，马上回信表示祝贺。边雪风同样没有想到这个喜讯只是昙花一现，这以后，斯季英重又断了孙益坚的音讯。
1945年春，“抢救运动”早已偃旗息鼓，整风运动胜利结束，组织上对斯季英的审查作出甄别后，就送她到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有一天，上级要学员们去延安城里的中央大礼堂开会，谁都没有料到走上讲台的竟是久已渴望见到的毛主席。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毛主席双手抱拳，用我们民族的传统方式向大家拱手施礼，一开头就坦诚地说：“同志们，抢救运动把你们抢救错了，我向大家道个歉！我们在审查中搞逼供信出了偏差，以后一定要吸取教训。”斯季英几乎惊呆了，眼泪夺眶而出，一切委曲顿时烟消云散，她一边拭泪一边快慰地想：“毛主席都公开道过歉了，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误伤的事情发生了，从此，革命事业必定会踏上更加光明的道路，永往直前！”
一个星期天，斯季英又去找边雪风，一则是看看他的病情，二来也是向他诉说二粟再次失踪的事。边雪风为斯季英感到深深的难过，安慰她说：“孙益坚既然是一位从事地下工作的能手，一定是接受了特殊任务，不是到抗日前线就是到敌后去了。”又问她孙益坚还有没有别的正规名字？到延安后落脚在哪个部门？斯季英一问三不知，后悔这次在延安北门口相见时太匆忙，太意外，太激动，自己心情又不好，同时二人都处于审查过程中，竟没有顾得上向二粟问清楚他目前所在的单位和现在所用的名字，再要打听竟一时找不到线索了。
又是一度寻寻觅觅，她的二粟杳如黄鹤。好不容易找到二粟在延安参加整风的单位，同志们也说不知道他的去向，接见她的领导人说：“你要找的这位同志现在的名字已经不叫孙益坚了，自从审查完毕后就奉命上了前线，他的工作和通讯处是保密的，连我们也不清楚，请你不要再打听了。”
斯季英从此把隐痛埋进心底，决定放弃寻觅。她当时断定，日本鬼子正在对我们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又在不断挑起事端进行反共磨擦，在这黎明到来前的黑暗中，二粟为了党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毫无疑问地肩负起了神圣的秘密使命，到革命最需要他的地方去了。为了大我舍小我，义无反顾，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风格，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
她在万般无奈中，虽然放弃了寻觅，却无法放弃思念。思念复思念，传来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说她的二粟在南方牺牲了。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听到这样的噩耗原是寻常事。一位领导人找斯季英谈话，安慰说：越是接近胜利，斗争越是残酷，全国各地抗日战场和秘密战线每天都有许多战友献出生命，他们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你不要太难过，应当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继承烈士的遗志。
周围的女战友们也来关心斯季英了，都说为了寻找和等待你的二粟，已过了十年多，你年纪也不小了，身体又不好，必须面对现实，跨出忧伤，赶快重新组织家庭吧！天涯处处有芳草，你的周围有那么多优秀的男同志喜欢你，凭你挑哩！紧接着，她的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也来关心她的终身大事了。她无法抗拒至诚的关心，她的第二次婚姻也就很快地决定了下来，在好几位可供选择的优秀对象中，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曾经为她尽过“双重义务”的同乡老病号边雪风。这当然不是为了报恩，通过多年相处，她发现边雪风具有和二粟同样优秀的政治品质，又有着冷静与幽默的个性，也酷爱诗词，与二粟相比，差别只在于一个奔放，一个含蓄，但同样既可作为良师又可作为益友，同样值得信赖值得爱。
婚礼办得朴素而温馨。二人把一个窑洞稍加整理，就成了新房。给战友们分了一点花生和红枣，代作喜糖；边雪风又自己操厨烧了三个素菜一碗红烧肉，没有酒就用茶，请来边雪风同一单位中四位长期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元老，一起吃了一顿饭，婚礼就算结束了。第二天一早，蔡畅大姐带领几位女同志从杨家岭赶来贺喜，她与边雪风在同一个党总支里过组织生活，互相很熟悉，这位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人曾经在巴黎和莫斯科留学，人称“洋派”，一见新娘就当众热烈拥抱，弄得斯季英涨了个大红脸，掀起阵阵友好的鼓掌和呼啸声。
边雪风在一旁乐呵呵地笑着，战友们起哄，让他和新娘也当众拥抱一下或者拉拉手表示一点亲热，他说我是“土包子”，不习惯不习惯。
这位“土包子”其实并不土，满肚子学问，许多人称他“边秀才”。他的成长经历不同寻常，1906年出生在诸暨同山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时种过地，学过木匠活，只念过私塾，刚成年就独自到上海当排字工人，同时刻苦地自学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那时候他借住在老板娘家的楼上，常常要看书到深更半夜，老板娘为了省电，总是早早地把电灯关掉，他就下楼到马路边的路灯下去看书，就这样自学成才，后来当了一名书刊编辑。1926年他参加了革命组织，两年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故乡担任中共上南区委书记的时候，遭到反动派的悬赏通缉，那时全国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党组织就安排他于1930年赴苏门答腊，同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同办报纸，他任副刊编辑，一边用“全非”的笔名写诗文。他的诗文写文彩照人，富有深意，尽管没有剑拔弩张地号召人们起来闹革命，却锐厉地揭露和鞭挞人间的不平，昭示着旧制度的必然灭亡，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
南洋多华人，作家“全非”的影响越来越大，嗅觉灵敏的荷兰殖民当局很快摸清了他的来历，于1932年夏的一个深夜突然逮捕了他，认定他为政治要犯，押到当地一个军营，全身一丝不挂地关进一座水塔底层的石库中。碉堡似的石库肮脏潮湿，蚊子空中飞，毒虫满地爬，吃的是霉米饭，睡觉只盖几张旧报纸。面对厄运的挑战，他诗兴大发了，很快哼成了一首七律：
铜锁铁门可若何，昼长夜暗任蹉跎。闷来窗下数步，怒向高空一曲歌。有眼须看新世道，无心再恋旧山河。风尘报我苦经历，初志到今仍不磨。
不久后他被转移到稍微正规一点的监狱里，遇上一个同牢的犯人是华侨资本家，为债务纠纷服的刑，因为有钱，可以随时让狱卒买来山珍海味改膳解馋。当他得知面前的难友原来就是颇有名气的进步作家全非先生，油然生出一种“相见恨晚”的心情，主动跟他亲切攀谈，说二人同是炎黄子孙，关进了同一个牢房里，不是天意也是缘份，为此愿以“肥羊”作代价，给他加餐进补，交换条件很简单，只让全非为他写一首诗，写他因为时运不济进班房，祝他时来运转再展大鸿图。当时年仅二十六岁的全非深感做这样的事有失神圣的阶级立场，宁可挨饿咽口水，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
书生意气，铮铮铁骨。这就是边雪风。可惜，初志虽不磨，弱体却经不住折磨，身陷囹圄两年多，他落下了心脏病、高血压、胃溃疡、肺气肿，还有周身性关节炎。荷兰殖民当局见他骨瘦如柴的模样，放心了，即使放虎归山也不会有多少余威了，便宣布将他驱逐出境。
边雪风回到了上海，在白色恐怖中躲进一位同乡好友的家，避难兼养病一年多，没等完全康复，又迫不及待地想振翅高飞了。同乡劝他再休养一些日子，他说：“我好比一个登山观日出的人，爬到半山又滚了下来，跌得遍体鳞伤；我不登上山顶看到日出是不甘心的，我实在等不及了。”他先到西安《文化日报》当编辑，很快找到了组织关系，1937年又到了延安。到了延安，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上级审查。中央社会部成立了专案小组，着重审查的时间段是他在离开苏门答腊后到上海避难和养病的一年多，因为他在这段时间中的表现和社会关系，一时找不到证明人。专案负责人同他谈话的时候，他多少有点担忧，却用开玩笑的口气问：“是不是把我当国民党的派遣特务来审查了？在上海的同乡朋友是拿身家性命当赌注来掩护我的，可不能把人家当成锄奸对象呵！”专案负责人怕他有误解和抵触情绪，耐心和坦诚地解释说：“审查的目的，正是要排除不必要的怀疑。为了干部能够正确对待党的审查，毛主席还讲过京剧《古城会》中的故事哩！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因为关公从曹营回来，刘备和张飞对他不放心，也要在古城相会的时候好好审查他一番，这是大局需要嘛！”一席话说得边雪风心悦诚服。后来，专案组织完成了对边雪风的全面审查，还通过地下党在白区核实了相关情况，从而作出了合情合理的审查结论。
边雪风愉快地在审查结论上签了字，由衷感激组织对革命和对他本人的高度负责，就像洗了个热水澡一般地感到身心舒畅。随即他就奉命进马列学院学习，结业后调中央职工委员会，为《新华日报》编辑《中国工人》专刊。这时候，抗日战场如火如荼，他多么渴望挥刀跃马杀上前线啊，只是顽疾缠身，领导始终不肯满足他的愿望。他一度为此苦恼，提笔赋诗曰：“久病无奈作牛后，初志实望效马前。”他又一次提到“初志”，这个“初志”就是当一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冲杀在第一线。
当他和斯季英结成伉俪的时候，两人都不算太年轻了，一个三十九岁，一个三十三岁，称得上是一对成熟的革命者了，志同道合，也称得上是一桩成熟的婚姻。
悲喜重逢
1948年夏天，斯季英与边雪风都在沈阳工作。此时的东北全境已基本解放，随着环境的改变，上级领导觉得理应让长期抱病操劳的边雪风和斯季英进行必要的治疗和休养了，便说服夫妇二人到海滨城市大连去疗养一段时间。他俩决定把刚满两岁的儿子边东子也带去。儿子在诞生时遇上难产，是在危险边缘靠一位被誉为“国际主义大夫”的日本名医清星博士救活的，体质相当弱，离不开妈妈的照料。
大变迁的年代，是制造意外的年代。斯季英的“一品之家”到了大连没几天，就有不速之客来探望他们了，也是个“一品之家”，一家之主竟是孙益坚，斯季英心中难忘的二粟。此时，他担任着大连市公安局长的职务，与他同来的，还有妻子刘惠范和出生才三个月的女儿雅文。
对边雪风来说，孙益坚虽然是头一次见面，却称得上是一位陌生的老熟人了，通过斯季英，边雪风对这位比自己小一岁的老战士早已非常了解，更抱有好感和敬意。边雪风对孙益坚的“死而复生”极为庆幸。对他与斯季英的分离再分离，一直深信有着不可抗拒的非常原因，从不怀疑他需要为此承担道义责任。边雪风更相信眼前的事实：孙益坚能够带上他的眷属登门探望斯季英及其家人，也证明了他的胸怀坦荡。因此努力避免提起过去的事情，一心只想使两个家庭在崭新时空中的相见保持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乐呵呵地笑着，故意用开玩笑的口气问孙益坚：我和斯季英都不是什么要人，这次来大连疗养，事先并没有发布新闻公报啊，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踪呢？孙益坚也笑道：你是全国总工会组织部的领导人，在我看来当然算个要人了，大连是新解放区，潜伏特务不老少，你偕同夫人来到大连，要是出点纰漏，我这个当公安局长的可担待不起，吃不了得兜着走！刘惠范也直率地说她丈夫早就侦察到斯大姐和边大哥成了婚，很高兴，总盼着有机会见见你们俩，表示祝贺。这回可好了，不但见着了二位，还见着了你们的宝贝儿子。
刘惠范原是大连的一名工人，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工作，经过严峻的斗争考验，待人热情诚恳，让斯季英一见就喜欢，暗暗庆幸孙益坚找了一位好伴侣。她同时又想到孙益坚的初生女儿才三个月，猜测孙益坚的第二次结婚是在他离开延安多年以后的事，这过程中他一定有过什么踌躇和期待。可是再问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她也绝口不谈往事，只是抱起他们的女儿，叫她小文，亲着，逗着，爱得不得了，联想到她和二粟的孩子如果活下来，到现在该有十四虚岁了，心头便掠过一陈隐痛，却又不动声色。
不久后，孙益坚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和妻子刘惠范一道赶赴尚未解放的广州，有重要任务。夫妇二人无法带走雅文，只好将她留在大连的托儿所里，暂时请斯季英代为照看。斯季英极为乐意担任这份额外工作，就像亲妈妈一般地呵护她，觉得自己成了拥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的母亲，也使疗养生活过得特别充实有趣。就这样过了三个多月，直到孙益坚派来自己的警卫员，把雅文接往广州。
边雪风和斯季英在健康状况有了好转后，立即又投入了工作，并在建国前夕进入了北京。孙益坚自广州解放之日起，担任了广州市的公安局长。大家都为加固新中国的基石而忙得不亦乐乎，难得有机会见面。到了1956年，斯季英忽然接到孙益坚的信，说刘惠范在三年前因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在广州治不好，想到北京求医，问她和边雪风有没有办法帮上忙。斯季英同丈夫商量，边雪风说我们两个都是老病号，认识的名医多，这个忙一定要帮，你马上给他们写信，叫惠范赶快来北京，就住在我们家里。
刘惠范接到回信，就带着她四岁的小儿子绍坚，由保姆护送着来到边雪风和斯季英的家中，安顿了下来。刘惠范说益坚工作实在太忙，没有空陪着一道来，只带来了他对主人一家的亲切问候。刘惠范原来在广州东山区区委担任组织部长，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待人宽厚，能团结大家群策群力，所以有很好的工作业绩。正当她想有更多作为的时候，却得了病。她的病情是严重的，一只手和一条腿出现畸形弯曲，不但无法正常工作，生活也难以自理，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她非常坚强，从不唉声叹气。到了北京后，常说给好朋友添了大麻烦，能做的事情总是抢着自己动手，不愿烦劳别人。她过日子十分俭朴，生怕给别人增加太多的开销，一举一动，都让边雪风和斯季英夫妇感动。白天，斯季英就让她的保姆管好孩子，自已就陪伴着她到北京各大医院找名医看病。边雪风除了通过电话帮她求医问药，还不断给她鼓劲，挺认真地说：“我和斯季英别的经验不多，跟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倒是丰富得很。你一定要有信心，有了信心才能吃得好又睡得香，才能增强抵抗力。这就是我们积二十余年之宝贵经验，这经验来之不易，行之有效，比好多进口药还值钱，我们免费贡献给你。你不必客气，但要认真照办！”说得刘惠范眉开眼笑。
连日奔波和朝夕相处，斯季英和刘惠范彼此间有了更多的了解，产生了亲如手足般的深厚感情。斯季英把这位比她小十一岁的北方女性看成自己的亲妹妹，刘惠范则亲昵地叫斯季英“斯姐”，她说“斯姐”也就是“师姐”。遗憾的是痼疾难愈，连续两个多月的治疗，刘惠范的症状虽然稳定了下来，但没有根本转变。刘惠范耐不住性子了，她说我非得回广州去不可了。
边雪风和斯季英本想留她多住些时候，还说等她康复那一天，全家陪她去长城看看，一同爬上八达岭登高望远。刘惠范不依，径自收拾起行装来。斯季英再三挽留，她就说出了心里话：“我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益坚着想，益坚经常没日没夜工作，有时候一忙乎饮食起居全乱套，从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我在他身边多少能照看着点，能经常提个醒也好啊！”斯季英理解这份作妻子的崇高责任，只好答应放行。
临别前，刘惠范关上房门含着眼泪悄悄向斯季英吐露了她心中埋藏了很久很久的一个秘密。她说：益坚把你们俩的事情早就告诉我了，说明他信任我，也说明他光明磊落。可是我也为你们难过。这样的事本来是不该发生的啊！他也是宁死不屈一直坐牢坐到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才从苏州军人监狱出来的，出来以后到处找你，有人说漕河泾监狱挨了日本鬼子飞机的炸弹，许多犯人给炸死了，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寄到你家乡去的信也可能邮路不通，没有回音。过了一些日子，他接上组织关系后就奉命上了前线。到延安的那一回他也没有想到会碰上你，高兴得不得了。他在“抢救运动”中找到证明人，及时作出正确结论，组织上就调他到南方的新四军工作。他在离开延安前，向组织提出要求，希望见见你，所在组织派人到你的专案组了解情况，当时对你的审查还没有结束，既是叛徒又是特务的双重怀疑还没有完全排除，不同意任何人和你接触。军令如山，益坚没法等待你的甄别，就匆匆踏上了征途。他心里头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你，绝对不相信你会当叛徒当特务。他一直把《铁窗怀故》这阕词带在身边，自己谱上曲子悄悄吟唱。可是，在你的甄别结论出来之前，他又必须服从组织决定，甚至也不能通过朋友关系随便打听你的消息。他的部队和延安之间又相隔千山万水，天天行军打仗，一时也顾不上自己的事，没想到一年多后抗战胜利了，这才打听到你和边大哥结婚的事，觉得你们都没有错，当他知道边大哥是一位德才皆备的好同志，还为你高兴，说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当面向你们贺喜。当然他心里不好受，这种事怪谁好呢？谁也不能怪。我想安慰他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好，他说干革命总要付出牺牲，多少烈士抛头颅洒热血，自己这点事算不了什么，认了，只是觉得对不起你……
斯季英流着眼泪听她说，觉得一切都可以理解，一切都必须承受。当刘惠范为往事难过的时候，她反过来像一位亲姐姐似的宽慰道：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孙益坚有你这样一位好伴侣在一起，也是他的幸福。眼下最要紧的是，你一定要把病养好。你和孙益坚，往后都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哩！
挣不脱的梦魇
历史的跌宕来得意外。“文革”开始后，由文斗转为武斗，茫茫九州一片大乱。
1968年2月，由毛主席称为“全面内战”的武斗狂潮基本得到了控制，有一名年轻的文艺女兵从外地出差到北京，顺便去中关村探访边雪风一家人。她刚结婚，嫁给边雪风和斯季英夫妇特别关爱的一个晚辈青年。不巧得很，当她第一次登门时，正遇上造反派抄家，没让进屋就给轰走了，连她想往屋里探头望一眼都不允许。第二次登门也大感意外，一股悲凉的气息直冲肺腑。偌大的居家冷冷清清，斯季英被隔离在中科院机关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独子边东子被动员到陕北插队去了，家中只剩下了患病的边雪风一人，形影相吊。他仰靠在沙发上，戴一顶带小绒球的睡帽，身旁放着迫击炮似的输氧器，桌上摆满各种各样的药品，有点像在病房里。此前的边雪风，担任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党委书记职务，这时候已成“走资派”，罢了官，正靠边接受审查。在中科院系统，他是有名的“硬骨头”，从不承认自己有“三反罪行”，拒不无根据地指控他人是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斯季英遭隔离审查后，他稍稍沾了点老病号的便宜，放出“牛棚”，被勒令以“待罪之身”回家一边养病一边“反省”。
客人忘了自己的新娘身份，遇上这个场景不免伤感起来。边雪风及时转移话题，连连说了许多祝贺新婚的话。谈到斯季英的情况时，他说是“劫数难逃”，却没有点出是什么“劫数”，一边拍拍茶几上的稿纸说：“专案组正逼我写揭发材料哩！我写过几份，他们很不满意，说我是在写表扬稿，怪我把斯季英当英雄来写，强制我只写斯季英的‘三反罪行’。我们两个是在宝塔山下延河边上相识相爱的，从来没见她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什么‘三反罪行’？要我写假的我写不来，不写了。”他翻了翻整叠稿纸，又说：“你看，一个字也没有写。”
说到宝塔山下延河边上的往事，边雪风脸上的病容忽然消退了，双目炯炯，一股青春气息洋溢在眉宇间，流露出对美好时光的神往，也显示着对一切怪诞行径的轻蔑，使新娘的心扉受到巨大震撼。令人极感痛心的是，这名女兵从绝无仅有的那一次见过边雪风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辈了。
1970年1月，女兵的丈夫收到边东子转来的一封信，是他父亲在病中写的，说自己身体不好，又思念故乡，准备回诸暨作长期休养，诸暨县革委会已经为他安排了病房和医护人员。还说要是条件允许，很希望能在诸暨见见面。而边东子的信却写得很简单，说父亲已于本月13日在京逝世，这封信是父亲生前给亲友写的最后一封信，因为去诸暨的时间定不下来，所以没有及时发出，现在转寄只为了作个纪念。后来才明白，边雪风一度准备离京回诸暨养病，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原来，林彪、“四人帮”为了全面篡权，要及早排除阻力扫清道路，随着林彪以副统帅身份发布“第一号指令”，全国进入了战备状态，借机把一大批老干部赶出首都到外地分散安置，边雪风自然也在被驱赶之例。就在迫害步步升级的困境下，边雪风的病况加剧了；而特别使他寝食不安的，是连续两年多得不到斯季英的丝毫消息。二十多年来同甘共苦的爱妻一去无踪影，又不许打听下落，这才是加速将他推向死亡的首要原因。
斯季英哪里去了？一位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并久经考验的女战士，被那些自称为“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的人弄到哪里去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斯季英曾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职工选为革命干部代表，进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尽管是一种摆设，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多数职工对她的信任和期待。没几天，全国刮起一股“揪叛徒”的风暴。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凡是在白区坐过牢的，都作为叛徒揪斗。而真正的叛徒江青，却在指挥别人揪叛徒。斯季英又一次受到无情的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愤怒中，她又一次想到了死。任何好人受难，在被剥夺了辩白与反抗条件的时候，死，便是唯一可以采取的反抗方式。古往今来，以屈原为代表，曾经有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选择了这一悲壮的归宿啊！
事态的发展，再次逼迫斯季英走上决绝之路。她主意已定，怀中揣了一瓶百粒装的“冬眠灵”强效安眠药，趁傍晚悄然出了家门，先将早已写好的遗书投进邮筒，独个儿进了颐和园，来到后山脚下，坐在一处草丛中，打开自带的水壶，把一百粒冬眠灵全部灌进胃里。她不愿意死在家中的唯一原因，就是不希望生病的丈夫见到她的尸体。她在写给微生物研究所革委会的遗书中坦陈了自己的最后心声。她庄严宣告自己绝对不是叛徒，这在延安整风中早已经过周密审查作出了明确结论。在敌人监狱中的三年囚徒生活和一身病痛，还有三十多年的斗争经历，足够证明一个革命者对党的忠诚了，还要怎么样才能判别敌我是非呢？她愿以一死警示天下，再也不要以革命的名义做出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了。
药性渐渐发作，她开始感到晕眩。不料有一对恋人来到她的附近，她担心濒死前会出现难以自控的举动吓着他们，就挣扎起身，想挪一个地方。她像醉酒似的踉踉跄跄往前走去，恰好见到一个凉亭，全身已经瘫软无力，扶着柱子顺势躺倒在围栏边的木凳上，便昏睡了过去。
正是静园的时候，一名园林工人及时发现了昏迷的斯季英，将她背到了大门口的值班室。值班员经过简单急救，使她的神志清醒了一些，问她是哪个单位的，居然能断续地回答出“微生物研究所”的名称。值班员迅速给微生物研究所打了电话，造反派头头迅速乘小车来到颐和园，把斯季英送到中关村的家门口，进屋问边雪风怎样处理？病中的边雪风又震惊又愤怒，斥责说斯季英是你们单位的干部，是谁把她逼到这个地步的，就必须由谁承担责任！说罢，吞服几粒舒张心血管的硝酸甘油片，铁青着脸，纹丝不动地靠坐在沙发上，一步也没有跨出门槛，看也不看频死的妻子一眼。这种表面上的绝情，显示一名老战士对无端暴行及其残忍后果的凛然抗议。他心里明白，在这倒行逆施的日子里，既保护不了自己，也保护不了亲人，士可杀而不可辱，他已铁了心，随时准备为维护崇高的信念而舍弃一切。
造反派头头们被这种具有威慑力量的冷峻态度镇住了，连忙将斯季英送往医院抢救。其实，在微生物研究所的职工中，有很多人是了解和同情斯季英的，只有绝少数人自觉追随极左思潮或迫于形势不得不执行上级指示。在斯季英处于连续三天三夜的昏迷状态时，本单位领导认真安排了陪护人员，轮番守在她的病床边，不曾有半点疏忽，直至她完全脱离危险。
脱离了健康危机，政治危机却远未过去。八天后出院回到家，斯季英浑身乏力，静静地躺在床上，闭门谢客，一遍又一遍思索着自己走过的道路，在前景莫测的情况下，觉得有一个深藏在心底的秘密必须及早告诉丈夫，那就是早年揭发过江青的问题。这个问题自从发生之日起，表面上似乎并没有对她构成什么威胁，实际上却如影随形，不可能不影响她的一生，甚至像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她的头顶，一到关键时刻还将决定她的最终命运。这是一个毕生挣不脱的梦魇！离开延安后的几十年中，尽管她从来没有犯过什么错误，每到一个岗位都尽职尽力，无不受到所在组织和周围同事们的好评；可是，她的工作总是被不断地调来调去，漂若浮萍，无法使她脚踏实地多作奉献，心中早就意识到这与自己的历史旧案有关；有的战友还在私下里猜测“抢救运动”后期为她所做的甄别结论不彻底，很可能在档案中留下了尾巴，必然会羁绊她前进的步履。在正常岁月中，斯季英对这一切并不在意，只要问心无愧，也就坦然处之，总认为自己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依旧能在革命大家庭中工作和生活，也就心满意足了。她更相信党的组织原则，既然在延安整风中党中央毛主席反复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坦诚精神，她通过组织向党揭露任何人的问题，都无可非议，不论谁搞打击报复，都是错误的，总有一天会得到合理纠正。“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几十年来，她就这样安然生活在自我宽慰中，不知身后有陷阱。
斯季英本人对揭发江青问题的态度，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当初知道这件事的人极少极少，从延安整风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没有人再提起此事，她也坚决遵守党的纪律，没有向任何人谈过，包括对自己的丈夫边雪风也没有露过一丝口风。她当初的揭发，严格地说只是提供线索请组织调查，战争环境中也没有可能协助组织去寻找证据。戎马倥偬的日子一眨眼就是四年，随着大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她也就渐渐淡化了自己的这一怀疑。
到了1951年，斯季英在中央对外联络部任干部科长兼党总支委员，参加了中央直属机关的第一次党代会，江青也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斯季英头一次见到这位主席夫人，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看法：这么多年过来了，想必组织上对她的历史已经审查清楚，否则她也没有资格参加这次党代会了。1959年春的一天，毛主席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国科学院，参观科技成果展览。参观完毕后会见中科院所属各研究所的负责人。毛主席在中科院领导人张劲夫陪同下走进会议室，含笑同大家一一握手，当他走到斯季英面前的时候，先是惊讶地“哦”了一声，一边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这里只有你一个女同志嘛！”这话显然是一种褒奖。没等张劲夫作完介绍，斯季英早已红了脸，激动得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觉得那双掌握着中国革命航船的大手是那么温暖，那么有力，让人产生无穷的信赖感。此时，斯季英联想往事，又有了新的判断：如果江青的历史问题不是由组织作过明确结论，她与毛主席的婚姻关系就不可能维护下来，毛主席早该同她分手了；组织部门为了对党负责，必须这样做也一定会这样做的。想到这里，斯季英觉得是一件大好事，但愿江青一身清白，不要牵累了全国人民所敬爱的伟大领袖。
“文革”一开始，情况突变，江青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地位扶摇直上，权力越来越大，呼风唤雨，气指颐使，连连策动年轻无知的红卫兵到处搞“砸打抢”，肆无忌惮地揪斗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和各界知名人士。从“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斯季英听说全国各地凡是知道江青历史情况的人，或是对江青的行为有过议论的人，先后都受到疯狂冲击，特别是上海电影界，还有人给活活逼死。斯季英猛然警觉起来了，一个个巨大的黑色问号频频闪过脑际：江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的所作所为像真正的共产党人吗？她为什么这样心狠手辣？
问号过后是惊叹号。斯季英很快顿悟：江青有野心！她的历史肯定不干净！她正在不择手段地掩盖真相，甚至不惜为此杀人灭口！
斯季英对江青的怀疑重又复苏，而且有了现实印证，由怀疑跃升为确信。当她又一度死而复生后，超越了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开始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于是，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喧嚣惊天动地的震荡下，在好人坏人都睡不着觉的一个不寻常夜晚，她向丈夫说出了久已想说又没有说过的心里话，和盘托出了对江青的新旧怀疑和基于客观事实的有力推断。并且说出了对自己前途的预见：“看来我不能照顾你了，你自己要多多保重身体才好。”斯季英没有想到，丈夫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忧虑，也不是紧张，却是震怒，边雪风以从未有过的粗暴态度拍案斥责妻子：“这样大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对我保密几十年！怎么可以连身边有着四十年党龄的丈夫也不相信！”
斯季英没有解释，她无法解释，也不需要解释。
边雪风很快镇定下来了，小声道：“我的意思是说，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你要是能早点告诉我，不光可以为你分担一点压力，或许还可以想办法及时向组织反映真相，至少也能给江青一点制约，不让她的权欲膨胀到这个地步，给民族给党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面对着斯季英痛苦的沉默，边雪风为刚才的一时失态感到十分歉疚，又恢复了他惯常的处事方式，用诙谐来冲淡别人的痛苦，用幽默来自我解嘲，他笑笑说：“既然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有监督领导的责任，说明任何领导都有需要监督之处。古今中外有哪个伟人能够完全避免蒙蔽呢？没有的。灶司菩萨受百姓香火，一年一度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报喜不报忧，他的专业职务就是蒙蔽玉皇大帝。连神都避免不了受蒙蔽，何况乎人！可有的人蒙蔽上司不是为了保百姓平安，只为了自己飞黄腾达。”说到生与死，他想起了1962年陈毅元帅在广州的一次讲话，又用调侃的语气激励妻子：“陈老总不是说过吗？死在敌人手里可以追认为烈士，死在自己人手里连报销都没处报销。既然没处报销，就不要轻易去死。想开些，多活着一天，也能让对手多一天不舒服，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斯季英为丈夫的见识和气度所感动。她知道任何良好的假设都为时已晚，决定面对现实，既然以死抗争没有达到预定目的，那就活下去，用新的方式来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祸不单行，新的灾难相继逼来。表面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偶然。那一天造反派又一次登门抄家，发现有一处墙壁裂了一条缝，糊着一片旧报纸，有个头头扯下一看，见旧报纸上有毛主席语录，问是谁作的案？那个年月，哪一张报纸上没有毛主席语录呢？斯季英说夜里窜风，我随手拿起一张旧报纸糊了上去，是无意的。头头说她“反动透顶”，当场就下令把她抓走了。
全面审查斯季英问题的专案小组正式成立，她被关进微生物研究所的试验农场，失去了人身自由，一边强制劳动，一边不断接受大会小会的批斗。劫难中的斯季英无法忘记病中的丈夫和刚成年的儿子。儿子插队去了陕北，顾不上他了；丈夫就在北京，身缠沉疴，生活难以自理。斯季英越想越难过，再三请求专案组领导允许她回家一次，给丈夫一点力所能及的照顾。这一请求总算得到批准，但往返只限短短三个小时。回到家中，见边雪风正在烧开水，原来的大水壶提不动，就换了一只很小很小的水壶。在整理床铺的时候，发现被褥上有许多被香烟烧焦的窟窿，他平时很少抽烟，更不在床上抽烟，可见他在这些日子里有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啊！斯季英伤心得眼泪直流，又不忍心让丈夫看见，故意背着身，久久没有转过脸去。边雪风完全理解妻子的心情，想把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煞有介事地叹口气说正在为一件事发愁哩！问他为什么事发愁，他说我们俩的工资全扣发了，扣发的时间越长，累计的数目越大，将来一齐发下来，我们的钱就不知道该怎么用才好啊！斯季英又问你真相信会有这一天吗？他说怎么不相信，别看现在搞“全武行”，无非是打“三岔口”，有党以来闹过好几回了，终有清醒的时候。
斯季英觉得丈夫的信念的确有一定依据。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他本是中央职工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到“抢救运动”开始，他就明确主张要防止打“三岔口”，避免一失手伤害好同志，旗帜鲜明地反对逼供信，为此曾经被作为温情主义的右倾代表，给“搬石头”搬出“前进道路”，撤消了领导职务。然而，接下来的事实，恰恰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任何人都要受环境的支配。边雪风的乐观豁达可以延缓疾病的发展，半辈子拒绝死神已经是个奇迹了，但毕竟无法替代必要的治疗与休养。他的心绞痛越来越频繁了，多次给微生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领导写过纸条，要求妻子照顾，一概置之不理。斯季英为病中的丈夫而寝食不安，几次想趁黑夜偷偷回家探望照料，都因为受到专案人员的严密监视而不能如愿。
离地狱只隔半步
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风暴方兴未艾，“专政”规格步步升级。1968年初冬的一天，斯季英被专案组关进了一间特别设置的禁室。这间禁室的窗户上都用结实的木条钉死，门外加锁，又有人日夜值班监视。负责专案审查的军代表宣称她有“重大问题”没有交待，必须“立刻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投降”。斯季英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好交待，就一天天地拖着，拖过了元旦，又拖过了春节，军代表着急了，说上面早已掌握了证据，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斯季英心中明白“上面”所说的重大问题指什么，横下一条心，交待就交待吧，无非是一死，趁这个机会干脆把问题讲讲清楚也好。决心既定，就以写交待材料为名，对江青作了再次揭发，把江青当年在国民党监狱中自首变节，与叛徒郑毓秀一同住“优待室”等等表现与其他有关疑点，都详详细细地写了出来。揭发材料交出以后，她就把坐牢用的简单用品放进一个小布袋里，随时可以一拎就走。果然，到了第四天──1969年的3月4日，这一天恰好是她的生日，便迎来了特别的生日节目。傍晚，当专案人员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来了两名武装军人，把她抓上吉普车，送进了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在关入囚室之前，她说我还没有吃晚饭，看守员回答得很干脆：你怎么还能吃得下饭？饭没有了，甭吃了。这会儿她显得十分平静，她毕竟是监狱的常客了。
她被关进了一间三角形黑屋。这间黑屋没有窗子，只有一扇带活动监视孔的铁门，三面墙壁上都长满青苔，水泥地上摆着两块木板和一条被子，就算床铺，此外除了一只尿盆就什么也没有了。暗室小而高，顶上装了一个五支光的电灯泡，发出昏黄的幽幽弱光，在这里，二十四小时都分不清白天和黑夜。踏进半步桥监狱的这间小黑屋，仿佛离地狱只相距半步之遥。还好，她此时心平如镜，完全不在乎个人的生死荣辱了。她还自找乐趣，把墙上的一处处青苔想像成一幅幅不同的图画，还低吟唐诗宋词，默唱三十年代的囚徒歌，在木板上做健身操，平静地等待着任何厄运的到来。
黑暗生活过了一天又一天，老是不提审，预审员只给了一摞稿纸，让她写自己的历史。很明显，上面并不需要她的新口供，因为揭发江青问题是“防扩散”的，绝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斯季英的命运自然不掌握在监狱管理者的手中。1970年1月，突然来了一道命令，秘密将她押往山西。她的案件本来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办理的，在尚未结案前居然可以迁送到外省关押，这一反常行动，证明斯季英是一个属于当时中央直接控制的特殊“政治要犯”。到了山西，就不停地转辗关押，在省、地、县的三级监狱里都相继关押过，关押时间最长的是在隰县的一座小监狱。隰县在山西省西部，靠吕梁山南段黄河支流昕水的上游，是当时整个山西省最穷困的地方之一，农村强劳力苦干一整天所得工分值平均不到三角钱。百姓苦，当“囚犯”的自然更苦。因为缺乏医药和营养，斯季英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直到1973年6月，她才意外地又被押回北京。后来才知道，是全国政协委员、1925年入党并参加过长征的前辈女战士钱希均大姐在深深地关怀着她，担心她长期下落不明，身体有病经不起折磨，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便于当年3月间叫来边东子，要边东子立即写好一份申请寻找母亲并允许母亲治病的报告，由她约请周总理的联络员直接转呈到周总理的手中。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果然过问了，迅速通过公安部查到斯季英的关押地点，责令将其转回北京半步桥监狱，处境也获得明显改善。这一回不再将她关进令人窒息的黑屋，改为普通的集体牢房，并且安排医生为她治病。
第二天，一名以前不曾见过的预审员把她叫到办公室，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案情，只说地质研究所来过一封信，是关于边雪风的事。预审员说着，一边故意东找西找的，装着找信的样子，其实信就在抽屉里，只是犹豫着要不要马上拿出来。斯季英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忙问是不是边雪风死了？预审员语调沉重地喃喃说：是的，是心脏病，1970年1月死的。斯季英泪如泉涌，仔细一想，这个意外噩耗又是意料中的事。她与边雪风虽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分属两个单位，二人的专案却是统一指挥的，决策人知道边雪风作为斯季英的丈夫，肯定了解江青叛变的历史事实，必欲除掉他才放心得下；而且边雪风秉性耿介，宁原如剑直立死，不愿似钩弯腰生，绝不会向淫威妥协。他身患重病，在靠边审查的同时，拘捕了他的妻子又把独子动员到遥远的陕北插队，取消了原有的医疗条件和代步工具，冻结了工资，无法再雇用保姆照顾，这一切，分明是有意要将他陷于绝境，这不是蓄意谋害又是什么？他是必死无疑的啊！斯季英的心中积累了太多的悲愤，但她咬住牙不让自己哭出声来。预审员没有多说什么，要她回牢房歇着。这位新的预审员如果了解此案内情，又要站稳立场遵守组织纪律，还能多说什么呢？
过了几天，边东子接到监狱的通知，来到半步桥探望妈妈。近六年不见，他已经由少年变成青年，长高了许多，经过家庭的磨难与插队的艰辛，变得相当老成了，只是患了胃病，人很瘦，脸色泛黄，目光忧郁，让妈妈看了一阵阵心疼。他以为妈妈还不知道爸爸去世的消息，绝口不提爸爸的事。当妈妈的也装着不知道这回事，有意回避这个让双方极感痛心的话题，她怕一提起这事两人都会哭。此时，她只有东子一个亲人了，她多么盼望自己的冤案能有出头的一天，好给失去父亲的孩子多一点疼爱！而在当时，江青的政治生涯正如日中天，斯季英还无法看到自身解放的丝毫端倪。
她在半步桥监狱又关了一年多，由于钱希均大姐的继续斡旋，有幸获得了“监外就医”的待遇。次年8月19日，来了两名干部，要斯季英跟随他们离开监狱。斯季英不知道事情的来由，拒绝出狱，她说自己没有犯任何罪，不作结论决不出狱。两名干部只顾执行上级命令，说要结论你到外面去等，不由分说地将她推上汽车，送她回到了中关村的家中，交给微生物研究所的专案人员继续监管。
相隔六年，日夜思念中的家已经面目全非。边雪风逝世四年多了，斯季英突然回到二人共同生活过的氛围中，触景伤情，简直就像挨了雷击一般，脑子里嗡的一下，全身都震住了，麻木了，老半天才清醒过来，然后放声大哭了一场。记得结婚那天，边雪风吟过一首诗，有两句是：“至爱从今宜共勉，比翼奋飞飞无边”。此时，斯季英环视着眼前的一片凄凉，心中顿时也涌出了两句诗：“雪已西飞不再归，风敲空楼心欲碎。”两句诗的头一个字恰好组成雪风的名字。这是用血泪串成的诗句啊！雪风真的已经飞向无边境地，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半生相濡以沫的恩爱就这样中断了，而边雪风的音容笑貌依然萦绕在斯季英的身边。这位满口诸暨乡音的老战士永远地离她而去，竟没有来得及道一声珍重，没有留下辞别的片言只语。
还红叶以真相
斯季英回到了破败的家，连续过了四个不眠之夜，终于从极度悲痛中挣扎了出来，到八宝山墓地看望了撒手远去不复还的好丈夫，开始重新适应完全陌生了的环境。
因为未作政治结论，一时身份不明，她除了看病，尽量不出门，免得给别人惹麻烦。可是，人间自有真情在，了解和同情她的亲戚朋友们通过各种方式同她接触，向她表示慰问，关心她的健康，给她传递各种重要信息。不幸中也有使她感到宽慰的事。在陕北插队的儿子边东子患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后，基层组织按政策为他办了病退手续，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有一位共同插队的女同学叫徐成，主动让边东子回京后住到她家中。徐成的父亲徐兰如是我国第一代航天科学家，中国兵器研制事业的功臣，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诗词作者和书法家，母亲王静玉也与父亲在同一单位工作，正当二人满怀壮志要想为祖国新兴航天事业作出更多奉献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两人都被迫靠边接受审查。这时候，他们的五个孩子全都到外地插队去了，在寂寞冷清中迎来了生病的边东子，老两口很高兴，把边东子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帮助他治疗和休养。后来，徐成回京上大学，同边东子相爱了，徐兰如和王静玉伉俪无保留地支持女儿的选择。斯季英知道这个过程后极为感动。徐王二人在“文革”前与斯季英一家人并不相识，徐王这个家却在自身难保的困境中，接纳了患病的边东子，接纳了一个为常人侧目的“反革命”后代，用他们无私的真情修复了这个苦孩子的病体和心灵创伤，还促成了他的幸福婚姻。这个家坦荡如港湾，在险恶的风浪中乐于拯救濒危的残舟孤帆，代替斯季英尽了做母亲的一份崇高责任。
历史的进程果然被陈毅元帅的话所言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江青的末日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万劫不复地被中华民族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77年，中共中央在向全国人民宣读的第10号文件中，公布了江青的真实历史，其中说到江青又名李云鹤、李云古、蓝苹等，1933年2月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入党，同年7月因俞被捕，她跑到上海，失去了党的关系，1933年秋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0月被捕，自首叛变，1937年7月混进延安。康生虽然死于“四人帮”垮台前的1975年，当时曾享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备极哀荣。然而，历史不可能对往日的权威永远保持毕恭毕敬，何况是丑恶的权威，即使“盖棺”也不能“论定”。相隔五年后的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的滔天罪行，决定将他开除出党。
2000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毛的著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这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长篇著作，史料翔实，公认为是一部信史，书中曾对康生其人作过具体解析说：“这个人熟知党内斗争的各种不光彩的权术和伎俩，平时假装生病，一旦风吹草动，便会凶相毕露。他和江青有着旧交，江青的母亲是康生家的旧仆。他和毛泽东的交情也不一般，毛泽东在国外的两个儿子是由康生带回中国的。延安整风时，康生利用毛泽东的信任整了很多人，是有帐的。在这以后，他自知多行不义便明哲保身，假称有病，蛰伏了下来。一直到‘文革’爆发，他的机会再次来临，便又重整旗鼓粉墨登场。‘文革’中，康生先是作为‘中央文革’顾问，继而青云直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于党的副主席。在‘文革’中，他的整人的伎俩和狠毒得到了充分发挥，经他点名、为他审查、被他残害的，不知有多少人。他先是与‘四人帮’沆瀣一气，后又因为争权夺利而相恨成仇。……1975年底，康生已性命垂危，但仍恶性难改。即便是人之将死，还不甘寂寞，还在耍两面派。他一方面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想让她们向毛泽东传话，一是表明自己在历史上没有叛变，二是‘告发’张春桥和江青在历史上都是叛徒。康生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像康生这样在政治舞台上曾经风光一时的恶人和丑角，给我们的国家、人民和党，带来了多少灾难和祸害，造成了多少无可挽回的损失！”
读了毛毛的叙述，斯季英冤案的来龙去脉也就比较清楚了。斯季英在延安揭发江青叛变一事，康生果然及时知道并封煞在他的手里，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不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文革”中，直接下令逮捕斯季英的，是当时中央公安部的一名副部长。由公安部领导人出面逮捕一名无辜女干部绝非寻常事，背后肯定还有一只手在牵动着公安部。据推测，江青本人未必知道这件事，否则，她可以轻而易举地让红卫兵打起“造反有理”的大旗，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信条，将斯季英迅速处死，及时排除心腹大患。而这个幕后指使人比江青高明的地方，就是凭借自己的特殊权力，暗地里把斯季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作为控制和利用江青的一个政治筹码。直到江青成为中共第九、第十届政治局委员，自以为羽毛丰满了，没有任何人再能左右得了她，为争权夺利而敢于同康生分庭抗礼，康生也就不愿再为江青当保护人了。康生到了临死之前，也没有忘记发泄对江青的怨恨，甚至不惜承担长期隐瞒真相的严重责任，向毛主席告发江青是叛徒的严酷事实。康生明知一位风烛残年的病中老人在三十二年前吞下一颗苦果再也无法吐出来，还要来一次残忍的心灵施虐！
“四人帮”垮台时，介入斯季英案的原公安部副部长作为“四人帮”的帮凶，也受到隔离审查，专案人员为此登门寻访斯季英，调查这名副部长参与制造斯季英冤案的经过。这时候斯季英才得知，她的第一任预审员是一名军队老干部，在她离开半步桥监狱转移山西之前就见不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原来，这位正直的军人就是因为通过审查斯季英，对此案的实际性质有所了解，得知了江青叛变的历史真相，便从斯季英身边消失了，竟也遭到无辜逮捕，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出狱，关押时间并不少于斯季英。
1978年3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推翻了强加于斯季英的诬蔑不实之词，宣布彻底平反；当年6月21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也为斯季英冤案作出复查决定，决定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斯季英同志为了党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揭发了江青是叛徒的问题，因此于1969年3月以‘最恶毒的造谣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逮捕入狱，无辜受‘四人帮’的残酷打击陷害达六年之久”，复查决定同时宣布对斯季英冤案给予彻底平反。
人们常说“好人一生平安”。其实，在不平安的岁月中，好人的一生恰恰是以不平安为特征的。“文革”开始后，孙益坚也和斯季英一样又一次进了监狱，再度体验了漫长的铁窗生活。“四人帮”垮台前，孙益坚先行出狱平反，被接纳进“三结合”领导班子，担任了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否极泰来。当斯季英的命运陡转之际，远在广州的孙益坚刘惠范伉俪和孩子们，及时向斯季英发出了热情的邀请，一定要她带上边东子和徐成这一对新人去广州休假。东道主的用意很明白，就是要让她变换一下环境，用更多的温暖抚慰她那颗备受磨难的心。斯季英一家三口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孙刘夫妇和三个孩子笑逐颜开，像迎接完成了胜利远征的亲人一样欢迎他们的到来。
斯季英的冤案获得平反时，虽已年过花甲，仍然全身心地投入了她所渴望的工作，真想把失去的时间都抢回来，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多出一份力。政治上的翻身感使她心情舒畅如坐春风，一直工作到1982年，也就是她的古稀之年，才离休。
任凭时光流逝，孙益坚和斯季英两家的友谊却与日俱增。从后辈到亲友间，纵横延伸。1985年，孙益坚离休了，斯季英的兄长斯尔螽特意写了一首七绝，从杭州寄往广州，表示了欢迎他来杭州作客的美意：“我爱南天一只鹤，无官一身轻脱俗。何日飞到西子来，云栖幽径同看竹。”
斯尔螽晚年长住杭州，对美丽的西湖钟情备至，所著《西湖诗话》一书对西湖的掌故风物作了独到的研究和叙述，他深深敬崇孙益坚的为人，说等他来到杭州，一定要当个好导游，和妹妹季英一道陪他饱赏一番西子湖的旖旎景色。孙益坚接受了这个邀请，可惜一时难以安排出时间。他离休了还是个大忙人，总有着忙不完的社会活动，他要率领围棋代表团赴日本参赛，他还被人推举为钓鱼协会的会长，海外也有许多好友邀请他出去考察和旅游。人生苦短！他终于未能与斯尔螽斯季英兄妹同游西子湖。1990年初，他患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儿雅文接连从广州打电话给斯季英，要她去广州，说父亲病重，很想见见她，妈妈也希望她快去。
斯季英到达广州的时候，孙益坚虽不能下床，而精神却很好。斯季英在广州住了七天，每天与刘惠范一同到医院看望孙益坚。刘惠范明白丈夫心里有话要想同斯姐说，常常借故避开。斯季英同样有许多话想说给孙益坚听。其中有一件事情，她多少年多少回下决心想同他说，一直没有说出口。这件事太重要了，五十六年来一直咬噬着她的心。他俩夫妻一场，曾经孕育过一个新生命，这是爱情的花朵，却不幸为敌人所摧残，流产于监狱中。别的事可以不说，至少这件共同的大事应当让二粟知道，他有权利知道，更有责任知道。可是，她想到眼前的二粟毕竟是个病人，在他健康的时候尚且没有勇气告诉他，怎么可以在他生病的时候告诉他这件痛彻心肺的往事呢？这不是存心要折磨他吗？她狠狠心，还是忍住了，不仅没有告诉二粟，也没有向惠范提过片言只语。她等待着二粟康复的机会。
半个多世纪来，孙益坚的心中自然也憋了许多许多的话，这回请斯季英专程来广州，本想在自己身患重病随时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当面说给她听，一吐为快。可是，他临场又怯阵了，也许，他觉得有些话一说出口，必定会勾起往日的伤心事，给对方平添痛苦。他犹豫半天，终于没有启齿。
两人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反而都觉得没法说了，就像无数车辆壅塞在瓶颈路段一样，越想通过却越是通不过。相伴七天中，每当刘惠范借故离开病房的时候，斯季英就坐到一旁的沙发上去看书看报，尽管一行字也休想看得进去。既然双方都“没有话说”，斯季英就决定回北京。她劝孙益坚安心休养，承诺等他康复后再来看他，该说的话到下一回见面的时候再说。临别的那天，斯季英确实看不出孙益坚有什么濒危征兆，深信这位历经千难万险坚强又乐观的老战士完全可以康复。不料，等她回到北京才一个月，孙益坚就溘然长逝了，再也说不出想要说的话，再也听不见想要听的话。这位从来生龙活虎的老少年，带着一个永远无法破译的内心谜团，悄悄地离开了他所深深爱恋的生活，深深眷念的亲友。
一位老战士终于停止了呼吸，为他无愧的一生画上了句号。孙益坚自从离开苏州军人监狱后，因为斗争需要，已经改名为孙乐宜。他的老部下苏烈怀着悲痛与崇敬的心情，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祭文，题为《祭孙公乐宜文》，对他的瑰丽生平作了充满深情的总结，摘录片断，读了也令人动容：
呜呼孙公，已矣长别，山河凄凉，草木呜咽。少年意气，卓然不群。信仰马列，为党献身。叶挺麾下，北伐前军。金戈铁马，叱咤风云。地下尖兵，百炼成金。攻心击腑，建功立勋。法庭监狱，晨曦暮昏。坐穿牢底，壮志鹏鲲。抗战军兴，陈毅辕门。大江南北，纵横驰奔。敌后苦斗，举世无伦。日寇投降，北国回春。司法大连，肃靖妖氛。南下羊城，执掌警巡。正大光明，卫国爱民。谈古论今，开我混沌。粉墨丹青，逸兴健身。高风亮节，诲我良深。当仁不让，法理张伸。见义勇为，济困扶贫。痛恶腐败，口诛目嗔。擢拔新秀，培植殷勤。激扬清廉，振起直真。誉满南岭，名驰珠津。德行永垂，风范长存。呜呼痛哉，孙老逝矣！云山苍苍，珠水茫茫，斯人千古，山高水长。何以言别，卮酒一觞。神其来思，伏维尚飨。
孙益坚逝世以后，孙刘与斯边两家的三代人依旧保持着亲密来往。不久前，斯季英接到一封寄自广州的信，是一位名叫少彭的女士用电脑写作打印的，原来她是孙家的新媳妇。这位具有显明现代气质的女性坦率地说，自她进入孙家之后，通过全家人的真诚夸赞，也认识了斯阿姨，“在我的印象中，您是一位富有情趣、风姿秀逸、十分可爱的美丽的老太太”，“孙家的儿女们都尊敬您和爱您，我也尊敬您、爱您！”“孙家和您之间的缘份绵亘至今，这是上天的刻意安排，它令人感到温馨、美丽。”出于一种难以抗拒的亲和力，这位刚刚踏入孙家门槛的现代女性，在与斯季英尚未谋面之前，就禁不住写信倾诉自己的深情，表达了要为承传两家友谊而担负起自己的应有责任。
1999年9月，多病而善良的刘惠范也走完了她的人生路程。两个家族的情谊，并未因为三位长辈的相继离去而中断。斯季英的婚姻出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而发生变化，而友谊与理想却随着岁月推移而升华。几位老一辈革命战士的感情生活，以及延续到两个家庭几代人的真挚情谊，是通过半个多世纪甜酸苦辣生离死别酿造而成的精神醇醪，不愧为人类文明史中的一段佳话。美好的心灵终于获得美好的回报。斯季英一家三代四口人团结和睦敬老爱幼远近闻名，儿子从事出版工作，媳妇是一名中学教师，他们都勤勉清廉，奋发努力，远离权谋污浊，孙女好学上进，全家于1994年被北京市评为百户和睦家庭之一，获得了海淀区和北京市颁发的奖状，斯季英还作为和睦家庭的代表出席了颁奖大会。
诗言志。斯季英在她八十五岁生日那天，曾经写了一首短诗《八五抒怀》：“八五春秋多坎坷，铁窗磨难两度过，如今重新识自己，为民奉献恨不多。”为民奉献多不多自有公论。仅仅就揭露江青真实历史一事，也就不难评估她所作奉献的价值了。神州之广大，多少人对权倾朝野的江青敢怒而不敢言，要揭发其真实面貌又谈何容易，这该需要有多么超凡的胆识和勇气啊！人们将不会忘记这位不惜舍身以捍卫真理的女战士。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在监牢里写的，诗中说：“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斯季英的大无畏行为，是理当载入青史的。“四人帮”粉碎之初，当中共中央文件上刊出了斯季英的亲笔证词影印件后，许多爱国者无不为她的壮举而肃然起敬，全国各地曾有不少素不相识的人给她写信，表示钦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家杨一之曾于1979年写过一阕题为《赠斯季英同志》的“沁园春”，全词写得亦庄亦谐，酣畅淋漓：
急管繁弦，绿酒红灯，十里洋场。记妖姬败节，靓容媚敌；英豪固志，沥血何伤！牢底坐穿，
塔巅（注1）在望，浩气还争日月光。锋镝日，剪强倭大盗，民族重康。
世界几度沧桑，只一片丹心为党忙。想逆风投袂，虎须敢捋；铸奸史全，鼠魄惊亡。佳话堪留，同胞俊友，清曲低吟伴铁窗。君莫笑，有绍兴娇客（注2），小谱宫商。
正当建国五十周年庆祝大典之日，八十八岁高龄的斯季英光荣地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在所有参加观礼的人们中，她是少数几位最为年长者中的一位。这位从九死一生中走来的女战士，在政通人和的时候，能够亲眼阅览盛世景况，确是幸运的。面对着鲜花和旗帜的海洋，标志着共和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新成就和人民解放军最新军威的模型、彩车与武装方阵，徐徐通过她的面前，她用照相机拍摄下这些壮伟画面的同时，浮想联翩，脑际中翻腾起激情的波澜，热泪便不知不觉地夺眶而出。毕生向往与追求的目标，终于展现在眼前了。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多少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和青春！她的许多优秀战友先后倒下在刑场和战场上了，当年一同奔赴延安的钱梦友和钱梦清弟兄二人，就是在反扫荡战斗中负伤后被日本鬼子用剌刀活活捅死的。比较而言，这样的英雄死得其所，永垂不朽；而另一种革命者的结局却令人扼腕，他们在极左理论指导下，承受了同志和战友所误加的摧残，遭受了屈辱的牺牲。斯季英于1934年参加革命时最早的战友金涛，一生为革命历尽艰险，后来担任了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就在“文革”中被迫自杀身亡；斯季英的丈夫边雪风也作为“走资派”给“四人帮”迫害致死；她的才华横溢的外甥左可操在十四岁时就能画出一手出色的国画，后来当上部队文工团的编导，“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跳楼未死落下一身伤疾，导致英年早逝；她的所有知识分子战友，几乎全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过不公正待遇。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历史不可挽回，但可以认识且必须认识。认识历史，原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为未来铺设坦途。她相信，从今而后，一切真心热爱祖国热爱党的中华赤子，为祖国为党交付的每一份智慧每一滴血汗，都不会再受到恣意曲解和野蛮践踏，都将绽放出花朵，孕育出果实。这是中华民族必定要走向振兴的重要保证！
斯季英仿佛是在诗的花苑里成长的，她的父亲爱诗，她的战友爱诗，她的亲人爱诗，她本人同样爱诗。她的不平凡的革命生涯本身就是一首诗。诗和画又是一对姊妹，她爱诗又爱画。诗和画是美丽的，诗和画也使人生变得更美丽。又一个金秋时节，斯季英徜徉在“万木霜天红烂漫”的大自然景色里，感慨系之，拾取红叶数片，添进她的《千叶集》，还题了一首短诗：
天寒霜作威，
红叶尤瑰玮。
心赤尘不染，
落地草木肥。
叶是坚强的，更是无私的。谦和的绿叶，也许在她的肌肤下就涌动着彤红鲜血，经霜冻而益显其不屈的本质，落地以后又为下一代草木的成长作出铺垫。红叶，显示了一种悲壮的美。这红叶，这红叶诗，正是斯季英本人风范的生动写照。
斯季英的一生，也就是一片红叶，一首红叶诗。
(注1）指延安宝塔山上的宝塔，为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
（注2）作者的夫人与斯季英都是秋瑾的家乡绍兴地区人，故谑称“绍兴娇客”。）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网络供应VS虚拟主机提供：68互联【赞助：罗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