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们生产队有二百几十号人，若除去县城下乡的七八户回民，土生土长的不到二百人。一半是孩子，都是“食堂关”以后降临人世的。可这些人里，老婆孩子都在生产队里的校长就有三位：县城关中心小学校长汪泽民、公社中学校长汪承中，第三位就是大队小学汪泽学校长。汪泽学是大队贫协主席汪贤的大儿子，本该68年从县中高中毕业，文 革开始后，没参加派斗就回家逍遥，却不料后来中学毕业生全部下乡，他便无须回校，成了回乡知青，实际上并不算知青。适逢“食堂关”过后生育高峰的孩子都陆续要上小学，大队的教学点改成小学，他就成了骨干，接着变成汪校长。 
    我跟他怎么认识的，已经全无印象。当我首次买回麻种之后，汪泽阔向队里提出收回房子，而队里早就不知把我那些安置费花哪儿去了，房子却始终没盖，我住哪儿便成了问题。汪校长主动让我搬到学校里去，他把校舍东头那间屋派学生收拾出来，我就住进了大队学校。于是不知不觉间就与汪校长成了好朋友，至今仍不时以电话联系。用一把在煤油灯罩上烧热的铜制小烙铁，不时帮各生产队修半导体收扩音机以及老社员的话匣子，也修些钟。得空时跟老师们打打扑克，汪校长每次必参加的。如此，在学校住着就比围子里惬意。 
     汪校长十分安心学校的工作，似乎没有任何盼想。但1975年他突然有了点躁动，缘由是县里原来“二七公社”的学生头头、县革委的副主任下到公社担任书记，据说是到基层锻炼来的，将来还得回县里。这位曹书记跟汪校长在县中学时是同学，汪告诉我，曹比他低一年级，但曾经在同一个寝室里住过，关系应该还算有一点。大队干部们纷纷动员他去跑跑关系，特别是大队徐书记，更是认为机会难得，老指望新来的公社书记能给本大队特别照顾。如此，有些躁动也属正常，不过他始终有点怯，反而少去公社了。 
    这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指标下达时，公社中学的汪承军校长回来说，除去曹书记在县里划拉给县头头的指标之外，公社还有一个大学、两个中专的名额。公社里跑关系的人多了去了，他告诉堂侄儿汪校长，别放过这个机会，有师范学校的指标可以争取。汪硬着头皮去找了曹书记，回来却没精打采的。据说曹的态度不冷不热，表面客气却什么愿都没许。而且，汪在公社还得知，公社财政助理、见面就称我老表的张士民已经把他的大女儿张代荣在曹书记那儿挂号了，公社武装部方部长的妹妹也挂了号，还有好几个公社干部也都把自己的亲戚挂号了，汪顿时没了底气，以后也就不再抱希望。 
    张代荣是大队学校长的老师，头年高中没毕业就提前退学了，她爹把她安排到瓦坊学校来的。汪校长说，大队学校老师已经超编了，徐书记给补的工分指标，“管那弄熊，大队给工分俺不也多一个人好安排哩。”据说是有政策规定，高中一旦毕业必须下乡，两年不能安排工作，于是他爹就给安排退学的。这年4月，张的二女儿也退学了，安排到公社电话所当了接线员。这年张代荣还入了党，汪校长便是介绍人之一。听到学校其他老师发牢骚，我问过汪，他回答也有些无奈：“徐书记打了招呼，你还能不听么？大队党支部办的，又不是俺办。再说了，俺就是想办，办得了么？” 
    后来公社果然发给大队支部一张推荐表，但不是张代荣的名字，是本大队桃源生产队另一个女青年杨X巧（日记里按当地习惯略去中间辈分字，如今想不起来了）。这事就弄得有些蹊跷，因为没谁知道这杨巧走的什么路子。自打大学招生只要推荐不要考试以来，本公社还没有一个工农兵学员不是干部们的亲戚，即使干部们也得费许多力气才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弄去上学。可是这次杨巧却似乎有些例外。汪校长也觉得有点后悔，早知道应该多找找曹书记。可没过几天他就弄明白了，杨巧有个表姐正是曹书记的未婚妻，前一阵杨家跑县里好几趟，为的就是这事。汪跟我叹息道：“谁说不是天外有天哩？张士民也跑县里好几次，找张永昌书记走关系。你没瞧人家张代荣，就跟定局了似的，结果呢？县官还是比不了现管，方部长的小妹跟另外一个听说县里啥人的侄儿推荐了中专。她这里无根儿啥都没斗着。” 
    后来汪校长又告诉我，那个医学院的名额最终去的是县卫生局某副局长的侄儿，也是本公社的。杨巧与方部长的小妹，一个去了潢川师范，一个去了信阳卫校。张代荣哪儿也没去成，但过了没多久，赶上中央有文件要求加强公社兽医站，要编制成公社正式机构。俺老表没放过这个机会，张代荣就离开大队学校，到兽医站当会计去了。有次我在公社等班车，恰好遇见张代荣，她邀我到兽医站坐一会。我问及上大学的事情，她倒坦然，说关系没有人家硬，没办法。似乎她对此游戏规则很理解，“迟早不也是工作哩？兽医站也不错，孬好吃上商品粮了。” 
    汪校长继续当他的校长，什么杂念也没有了。八十年代我招工之后，他还来看过我两次。说：“顺便游游桂林。听你的话，旅游才是生活嘛！再说，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不象你在那时候连饭也吃不饱。一分田到户，粮食当年就吃不完，这盘缠嘛，俺学校能报销掉。你说咋整，私人富起来公家也富了，以前咋就不让干呢？”

后记

    我回原籍插队，首尾一共九年。除去被“清查五一六”期间被抓走近四年时间，生活在老社员之中的时间大致是五年，这与当时其他在“知青点”里过某种集体生活的插队是有很大区别的。何况，这里的老社员又是我的父老乡亲，情感上甚至血缘上也有更多的共通之处。从插队的第一天起，百无聊赖看不见任何指望的我，便有写下生活的打算，只可惜一则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可能给任何人自由写作的权利，更别说“一屁股屎”的我了。当初的日记、笔记，用语都得十分谨慎，以防不测。二则谋生必须投入很大的精力，东奔西跑又是我的禀性，于是连日记也是断断续续的。三则是本人缺乏恒心，兴趣所致，归根结底还在理工类事业上，能在插队的几年里自学完成理工科大学的《高等数学》、《电工学》、《晶体管电路》、《理论力学》等教科书，基本做完它们的全部习题就足以证明。并没有一心一意，于是也就没有成为写书匠。 
    其实农村的生活也非常丰富多彩，老社员大多也都有血有肉。如果以为老社员的圈子里完全没有故事，那只是不了解他们的缘故。对比中国既有的文学创作，那些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作品，远比其他作品，包括“伤痕文学”在内，更加生动丰满便是证明。即使过去的创作必须添加许多政治需要的作料，李准、赵树理依旧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有许多人责骂张艺谋“暴露中国的阴暗面”，我却看见老谋子对农民的一片深情。而他的成功作品，几乎全是关于农民和农村的，离开这个领域，老谋子便失色许多。以我自己经历过的农村生活，何止一部电视剧，无需太多加工，几部电视剧也未必拍不出来的。所以打算结束手头所有生意，回老家去安心弄点文字出来，因为，从电话里知道，我在乡下时的许多老熟人都辞世了，他们带走的是一段段生动的历史故事，这是一笔无可弥补的财富损失。 
    兼之我们这个固始县，当初就有鄂豫皖苏区的地盘，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便诞生于此，它完成的第一次“轰炸”便是飞到固始县城投下几颗手榴弹。仅我们村子里就有好多位当初参加了新四军的，“地主老奶奶”的两个儿子，属于一直在队伍上的；芦沟小队那位吴大爷，当初曾经当过罗炳辉将军的警卫排长，后因一次战斗负了重伤，转移到一户安徽农民家养伤，然后据他自己说是伤好后找不到队伍便四处流浪，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历史无人证明则成为严重问题，于是文革前他就成为一个“上访专业户”。我曾经有心记录他的经历故事，他也曾给我看过包括陶勇、叶飞在内的许多高官为他写的证明文字，可那不能证明他后来的历史疑团，于是毫无结果。但我仅为他修改过一次上访文字，公社就有人警告他离我远点，不然会越抹越黑。从那以后，他就找各种理由回避我，这一点念头也就死灭了。直至1978年他终于获得每年120元的伤残补助，他的上访故事也就画上句号。 
    我们邻村，也就是当时的胡洼大队，我四伯父死后伯母改嫁的那位四大爷，属于“野钱家”的一位长辈，曾跟着叶飞的队伍一直到解放福建，从团长的位置上需转业到地方做一个专区的官员，他就坚决不干，闹着要复员回老家，结果被开除党籍、军籍。解放初对干部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并非像以后那么松散。回到老家后却成了“佃富农”，从抗日时起他就在部队上，这个落差实在太大。我当年就想知道他的经历，只是这位四大爷缄口如瓶，一切都讳莫如深。只是从四大娘口中得知他父亲土改时划成“佃富农”，于是儿孙都得继承这个成份。于是我那几位堂兄弟也跟着他成了“富农”成份，尽管他们的亲生父亲属于贫下中农。这门里的一位堂兄，与另一门的一位堂兄，同时参军去了朝鲜，直至1958年撤军才回国。那位堂兄成份好便转业到内蒙古公安厅，九○年代末我到呼市拜访时，他已经从处长的职位上退休。而这位堂兄则在村子里“享受富农待遇”，连老社员也算不上。那个时代就是如此荒谬。 
    我们村里还发生过另一个至少轰动了全省的故事：住家大塘小队的公社粮所主任老侯的儿子，在河南医学院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放弃工作分配返乡当了赤脚医生。大报小报记者，各级领导干部那一阵踏破了本大队部的门，表彰大会也开得非常隆重。县委书记亲临本大队，据大队徐书记说：“历史上就没有过。”本人自始至终参与了这次欢迎并宣传他的活动，那几天的热闹劲，其夸张与挥霍，足以成为一篇长长的文章。印象最深的一幕是：这位小伙子披红挂绿地在一大群公社干部以及记者们的簇拥下离开公社回大队，走出公社大院就脱下脚上的解放鞋扔到路边围沟里，然后换上草鞋。我后来跟他开玩笑：“你应该打赤脚走回来，赤脚医生又不是草鞋医生。”其实他是个很踏实的年轻人，在村里行医的事情也有口皆碑。不过改革开放以后还是离开大队去领工资了。 
    这上面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成为一部电视剧的素材，只是没有人愿意做而已。本来打算继续写下去，得了提醒，还是留着做电视剧的素材更好，于是打住。革命需要忘记许多故事，革命也需要张扬另一些故事，革命文学就如同瞎子摸象。我看老谋子的《一个也不能少》，情不自禁地掉泪，当然也注意到没谁理解我会掉泪。因为它勾出来许多类似的回忆，老社员们自私而且毫无任何盼想地生存在祖国的大地上，他们是共和国惟一的只有贡献而无获取的群体，无论那份贡献是多么微薄，它都是一双双颤抖的手捧出来的。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一件往事：那天我的三老子领着我去漂桥大队，说是探访一位本家。到达时却正好碰上本家嫂子刚喝下1059剧毒农药自尽，为的只是两角钱医药费。个中也有许多酸辛的故事，才会导致如此结果，须知，我们村每年都有类似的案例。 
    去北京时，碰巧汪泽学的大儿子打我的手机，他指望我给他们公司介绍铁道部的关系，得知我也在北京时简直喜出望外，立马开自己的私家车过来接我。一同来的还有两个同村老社员的儿子，只是当年他们还太小，我已经全无印象。这些个靠拾破烂来到京城的同村老乡，在北京开了自己的公司，早已脱离了拾破烂的行当，在做二手设备生意。闲话之余我才知道，村里的年轻人几乎所剩无几，混得好的开公司转了行，混得差的还在废旧堆里维持生计。小汪说：“在家里种田的没几个了，那丁个田要不了几个人就可以种。种多了粮食还卖不掉，何苦呢？”我早已从《南方周末》上得知固始的拾破烂大军是全国第一的，但如此多村里的“小社员”也在这支大军里扮演角色却没有料到。至于他爹，“高兴了就到北京来住几天，他不习惯，还是在乡里舒坦些。他老念叨说你要回家瞧瞧，咋老没回去？你上次打电话让他收集‘食堂关’的具体事情，他跟俺说过，老没敢写，还是怕。得你自己回去给他说，要不，老人都走完了，那些故事你就收集不到了。”如今有如今的故事，一定很精彩，但那不是我们的故事。看来得尽快回去一趟，拾掇一下属于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