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最忠实的拥趸

    1931年8月，年轻漂亮的美国姑娘海伦·福斯特，怀着对东方古老中国的浓厚兴趣，身背高尔夫球袋，手执网球拍，腋下夹着埃德加·斯诺关于中国的报道文章的一大本剪报，由西雅图乘“林肯总统号”邮轮，远涉重洋奔赴上海，担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秘书。

    海伦到达上海的当天傍晚，就约会埃德加·斯诺。异国他乡遇知音。他们一见如故，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寄予无限同情，志同道合。1932年末，他们结为伉俪。

    1933年春，海伦和斯诺来到北平安家，一直住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占北平后才离去。这期间，他们一起积极报道和热情支持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在运动爆发前，他们家的小客厅成了燕京、清华大学的爱国学生黄华等经常聚会、议论时局的场所。运动爆发后，她和斯诺到学生集会、游行的现场采访，并向全世界作了报道。

    1936年夏天，斯诺打算去陕北苏区寻访红军。要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风险很大，凶吉未卜，海伦坚定地支持丈夫的这一决定。她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都应该去。如果可能的话，我跟你一起去。”斯诺走后，海伦担负起他的《伦敦每日先驱报》特邀记者的全部工作，掩护了斯诺的秘密行踪。当斯诺访问陕北苏区成功归来后，海伦全力以赴地帮助斯诺整理、打印在陕北采访的大量笔记材料，她冒着危险到德国人哈同开的照相馆洗印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官兵的照片。斯诺写作《西行漫记》，每写出一节，就交给海伦阅读，她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

    当斯诺要海伦把毛泽东向他自述的个人革命经历的材料进行删节，然后由他摘要用自己的话写到书里去时，海伦认为，毛泽东的自述是斯诺访问苏区带回来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她说：“这是经典，是无价之宝。”她不赞成删节、摘要、改写。她说：“毛泽东的生平应该是你那本书的精髓，他亲自叙述的全部经历，形式完美，你不应该动它，而应一字不漏地引用才对。”斯诺接受了海伦的意见，使用了几乎毛泽东生平自述的全部材料。斯诺在陕北时，朱德还在长征途中，未曾谋面。他的《西行漫记》中关于朱德的记述，也是使用了后来海伦到延安采访获得的材料。可以说斯诺的《西行漫记》的成功，海伦起了很大的作用。

　　首创“工合”说

　　1937年11月末，海伦离开北平去上海与正在那里采访报道“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斯诺会合。他们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把除外国租界之外的上海市区变成一片片废墟。日本人大肆破坏中国人的家园，疯狂掠夺中国人的财富。把中国工厂里残存的机器、物资，搬上日本轮船，运回日本，连一颗螺丝钉也不剩。数十万工人失业，挣扎在死亡线上。海伦立即写了一篇题为《日本的吸血政策》的文章，大声疾呼世界人民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此文发表在《中国周报》上，美国《读者文摘》立即转载。

    为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战，海伦和斯诺与新西兰进步人士路易·艾黎等一些中外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上海的失业工人和难民到未被日军侵占的内地，建立一些小型工厂作坊，进行生产，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就是海伦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工合”作为英文词汇Gungho收入了英文词典。1940年7月，海伦和斯诺同其他一些旅居亚洲的美国人上书罗斯福总统，要求总统发放工业合作社生产救济金，以支持“工合”运动。海伦的“工合”专著《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具有世界影响。她在国际上被誉为“工合之母”。

    1940年末，太平洋局势日益紧张，美国政府下令美国妇女儿童撤离亚洲。这年12月，斯诺送海伦由菲律宾到上海，让她只身一人乘船返回美国。海伦携带了四十多箱行李，装着她和斯诺近十年中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到的资料和写的文稿。

    海伦内心里希望丈夫同她一起回美国，但为了支持斯诺的事业，她没有提出要求。海伦曾写道：“埃德（斯诺的爱称）一生所珍视的是做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人。没有哪个人比他更自由了，享有家庭和妻子的所有益处，却没有一点拖累。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就为他们日后的离异埋下了种子。

　　采访红军高级战将

    1937年4月，海伦奔赴陕北苏区。在西安住进京西招待所，她受到“西安事变”后猖狂的国民党军警的严密监视，不得脱身。一个漆黑的夜晚，海伦乔装打扮，把随身的行李都扔在招待所，只把照相机、钢笔、记事本和斯诺交给她带给毛泽东的一大包在北平洗印的珍贵的红军照片，藏在大衣里面，爬出窗户，闯过警察把守的大门，在西安的一位美国朋友和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逃出西安。她先到云阳会见了彭德怀，然后转赴延安。

    到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和朱德就立即到海伦下榻处看望她。当毛泽东向海伦作自我介绍时，她说：“我早就从照片上认识您了。”她从记事本里取出一张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戎装照片递给毛泽东，并风趣地说：“我在西安跳窗逃出来时，身上只带了两样东西：一样是我丈夫在保安窑洞前为您照的这张相片，也就是我来见您的介绍信；一样是一盒口红，而口红对于年轻的美国妇女是多么重要，几乎什么都可扔掉，而口红是不能丢的。所以您不必诧异了。”说完，毛泽东、朱德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接过照片，眯起眼睛仔细端详。海伦又说：“您这张照片拍得真好。它在报刊上一发表，就吓坏了国民党，轰动了全世界！”

    海伦在延安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召开，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各路红军将领云集宝塔山下，使她得以采访了1936年在保安未能见到的徐向前、罗炳辉、肖克、王震等六十多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和战将。后来，海伦说：“我的采访很成功，主要是由于朱德总司令的帮助。他把那些红军将领一个一个地带到我的住处。他们都很年轻，同我这个年轻的美国女人谈话还有些害羞呢！”

    1937年8月，海伦曾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介绍信赶赴云阳镇，去会见刘伯承、任弼时、邓小平，并作为战地记者随军采访。当她到达时，他们已率部队开赴了华北敌后前线。她本打算追踪采访，此时局势紧张，斯诺来电报要她速返北平，而无缘与刘、任、邓等人相见。直到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海伦才见到了他，并把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毛泽东写的介绍信亲手交给了邓小平。

    海伦访问延安后，以报告文学形式写成《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续西行漫记》一书）。

　　独立思想的作者

    1949年5月，海伦与斯诺离婚。离异后，他们依然十分敬佩对方，保持着高尚的友谊。

    离婚后，海伦没有再婚，但她始终保持着“斯诺”这个姓氏。她在对中国朋友、作家萧乾谈到他们为什么分手时说：“我有一种理论，即婚姻应当成为一种力量。埃德也吃到了我这种理论的苦头。我认为，两个人一道携手工作，效率不是双倍，而是高出许多倍。两个人可以互相帮助，从而还可以换一换口味。直到我们1949年离婚为止，埃德和我之间有一个强大的磁场。离婚是因为埃德想在生活中另起一个篇章，而他也确实另翻了一页。”

    海伦始终为她与斯诺那段17年的婚姻，是同情和支持中国民族解放事业中的忠诚合作者而自豪。她曾写道：“我想起了那么多年前，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多么勇敢；他们对任何人，甚至是相互之间的要求是多么微小；他们给予别人的是那么多，但他们不在别人面前提起它，甚至在两人之间也不谈这些事。这段经历本应使我们俩得到比离婚更好一点的结局。但是，我们俩离婚的结局却暗含在这段经历中。没有怜悯，没有悲剧，没有冲突，没有善与恶的斗争，哪有好的戏剧呢？”

    海伦和斯诺分手后，他们各自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而不懈地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