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5年夏，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后，陈云便及时地撰写反映中央红军长征的著作，最早于1936年发表在中共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同年在莫斯科发表单行本。为便于在国统区流传，作者署名廉臣，假托国民党五十九师军医，以“被俘之身”的亲见亲历作客观反映。该书一经发表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中集中描写了红军离开闽赣、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出广西，转战黔川滇，渡过金沙江而入川康，历经千难万险，一面要战胜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一面要战胜数倍甚至十数倍敌人的围追堵截，并由此创造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的伟大壮举。
　　对威信两合岩天险，书中写道：“……经过许多小路，为红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合隘最为险要。由两合隘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又如描写金沙江：“自云南省走向金沙江时，离江六十里都是陡险山路”，由交西渡（现皎平渡）到江边的二十里更陡，“几无草木”，“路上山峰嵯峨，千奇百怪，状其可怕。夕阳西照时，山峰照耀如黄金。”阳历四月底天气已极炎热，红军莫不痛饮冷水。江边五六家居民“均凿山洞而居”。江水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特”。江风大得“吓人”，不时怪风骤起，沙粒随风飞舞，“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人站立不住而“被风吹倒于地下”。风雨时来时停，半小时后复见阳光，“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如此艰险，数万红军仅靠“六只破烂之船”昼夜抢渡，有极好的组织，一切听命于渡江司令部，“红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民党军所可及。”九天九夜渡完之后两天追兵才致江边，只拾得几双“破草鞋”，狼狈得只望江兴叹。
　　同敌人转圈子，声东击西，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确出蒋介石预料之外”。滇军四个旅被调入黔，“红军反得乘空入滇”，目的本在渡过金沙江。故兵分两路，主力占沾益、马龙、寻甸、嵩明而直逼省城，“昆明及全省震动”。红军意在诱敌驰援昆明而不注意金沙江，绕行占禄劝、武定、元谋，调虎离山，以取得渡江时机。书中记述两件趣闻：一是红军截获由昆来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车，满载军用地图及著名之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名茶，离曲靖20里时被红军截获。指战员们谈及此事皆为捧腹，嘲讽道：“三国时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有龙云献地图。”二是红军路经嵩明、官渡时，当地军政各界见其纪律严明、威风凛凛，不像宣传中的“土匪”，便当成“南京军”恭迎，盛宴款待。
　　《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还揭示出红军所以能战胜无数艰险、克敌制胜的原因，对云南各民族情况、罗炳辉及九军团的声威有一定描写。书中写道：“红军部队之所以坚固与有战斗力”，有几个重要原因：
　　第一，“兵心团结”。中共党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指挥员预备几人，前赴后继。“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第二，“民众给红军以帮助”。因为党和红军是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斗争，因此守纪律，不扰民，不动民间一草一木，且常常没收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散给居民。“民众感觉红军对他们有实际利益，所以趋之若狂。”书中对少数民族特别是下层最为关注，举贵州苗民、四川白彝、云南苗、回和多数汉人均是被压迫者，因此“红军在此区域（云南）时，以各民族解放为口号，以取得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一批有远见卓识、德才兼备的政治军事领袖人物组成党的领导核心，诸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是十分杰出的。“红军中之上级军官如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大部均系北伐时国民革命军军官出身，富有作战指挥能力，率领红军作战已多年，“在国事及政治问题上，均对共产党有坚决之信心。”刘伯承、彭德怀、罗炳辉、赵博生辈均为北伐前后国民革命军中之共产党员，举行“兵变”而为红军者。“他们为坚信共产主义的分子”，领导红军与国军对抗这七八年。“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亦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者”，他们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领袖们“为全国不可多得之人才。”
　　书中还特别写道：“红军曾以罗炳辉的九军团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滇。滇民盛传红军有一云南籍之罗军长要回滇驱逐龙云。罗之声名，亦以大振。”入滇的另一路红军即九军团“在滇黔边吸引黔滇军，曾击败犹国材之五个团，缴获甚多，乘胜入滇占宣威、东川两府，后直趋巧家县而渡过金沙江。”
　　同时，该书还呼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在抗日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来最坚决。“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多次提出抗日主张，曾派第六、第七军团先后北上抗日，多次发表抗日宣言（长征到川西后亦发表），长征中沿途宣传抗日救国。陈云在书末特别强调合作抗日问题。他沉痛地指出：国共对战之结果，“对内只有破坏，对外则座视日本强吞东三省，而且目睹北方将全落他人之手。”他呼吁：“如果现在南京军、红军以及全国军队只要枪口一致向外，则日本之欲图我国，决非易易。”他斥责“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例举数年“剿共”非但未把红军剿灭，反而不断扩大。当务之急是放弃前嫌，“共御外侮”，“若合我全国兵力一致对外，则不难收复失地。”
　　红军之领袖不乏极有才能者，现在正需集中全国人才以御外侮，为什么不利用红军之兵力与人才以国家为对外之用呢？“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之时，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放任外敌侵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国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陈云的心思没有白费，愿望终得实现。后来中共的行动证明：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多方努力，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加入世界反法西斯行列，共同抗日而战绩显赫。尽管国民党内少数顽固派后来不事抗日而专事磨擦，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民始终如一地高举抗日大旗，与日伪斗争到底，最终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