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皇甫山，这个南唐大将皇甫晖驻扎过的山岭，起伏延绵数百里，将滁县、定远、嘉山的大片土地，揽在自己的怀中。
    抗日战争爆发，新四军东进，第四支队在皇甫山下安营扎寨，创建淮南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这片山野变得红火了，草舞戈矛，树举长缨，泥土喷烈焰，石头凝愤怒，每座山峰都是一座壁垒，每道沟壑都驰骋着猎猎红缨。窝子李，这个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位置的小村庄，一变而成了夺人眼目的所在。自从新四军的一哨人马，拥着一副担架，抬进了这个小村庄，封闭的窝子李，传令兵的马蹄，常在窝子李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苏皖省委所在地瓦屋薛、太平集、藕塘之间，不停地奔波着，日夜嗒嗒作响。新四军里赫赫有名的人物，两匹骡子轮换骑的罗大肚子——罗炳辉司令员等高级将领，经常风尘仆仆地从前线赶往窝子李，恭恭敬敬地探望那个躺在担架上的病人。出入窝子李的人多了，时间长了，把村前那些砍樵的路、猎人的路、采药的路、老牛来往的路，都踩成了通衢大道。
    起初，窝子李的村民们，对此有些诧异，不知住在村中的这个病人是个什么人。虽然那病人对村民们十分关爱友好，随之而来的新四军官兵和村民们也相处甚笃，互相之间，亲如一家，鱼水难分，但众口同声回答村民们的疑问，都说病人是个副官姓杨，叫杨副官。“副官”究竟是个多大的官呢？谁也不说。尽管病人的房东有时候听到罗炳辉称他为“老病号”，但这“老病号”，何名何姓，究竟是干什么的？从来也没有人透露。如此便引起了外界的猜测，一个副官为何能引起新四军高层如此重看？一个“老病号”怎么有那么多的警卫人员？日伪顽特工的鼻子最尖，他们嗅到了这里有股不平常的气味，选定这里为侦察重点。一时之间，修锅铺碗的小铜锣，卖绒花丝线的货郎鼓，常在村外敲响；收购山货的小贩，放花种牛痘的郎中，常在村野转悠。他们都是特工，都想探听窝子李的虚实，都想揭开这个小山村的秘密。但任凭他们绞尽脑汁，耍尽花样，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黔驴技穷，日伪顽互相呼应，拿出了最后的手段，“扫荡”根据地，清剿窝子李，想把笼罩窝子李的迷雾拨开，弄它个水落石出。可他们的一次次清剿，总是气势汹汹而来，唉声叹气而归，明明侦察好了，新四军的这支人马围着担架上的病人，正在窝子李，但兴师动众，荷枪抬炮一围，进村子一看，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窝子李，不仅新四军转移了，病人失踪了，连老百姓也躲进了深山老林。村里村外搜它个底朝天，结果连一张可疑的纸头也找不到。可鬼子们往返数百里，累得精疲力竭，回到据点，脚还未沾地，又有情报送去，新四军又回去了，躺在担架上的“老病号”又到了窝子李。气得率队“扫荡”的日本军官瘫倒在地，半天起不来，哇哇叫地惊呼：“小小的窝子李，出了神的，出了怪的！！”

 

二

 

    窝子李的“神”是“老病号”，窝子李的“怪”是“杨副官”，“老病号”“杨副官”确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这个人曾被毛泽东誉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此人姓徐名海东。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在《西行漫记》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事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他出生在湖北黄陂，一九二五年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宣了誓，一九二六年在北伐战场上赴汤蹈火，一九二七年又举起了黄麻起义的大旗。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军长，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五年他率红十五军团，突破国民党围追堵击，兵出大别山，沿桐柏山、伏牛山区单独一路长征，先期抵达陕北，与刘志丹会合后，唱着嘹亮的军歌，喜气洋溢地迎接中央红军入陕，又率部参加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著名战役，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抗日战争爆发，他出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指挥平型关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以及町店等战斗，战功卓著，威名赫赫。其间，他率部长征后，留在大别山继续坚持的一支队伍，被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向皖东进军，途中出了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事件，造成刚到津浦路西立足未稳的第四支队群龙无首，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统管长江以北抗战大局。任命徐海东为中原局委员，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第四支队司令员，要他率领这支老红军重振当年雄风，奔赴抗日前线。这个决定对于淮南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对于皖东抗战，对于四支队的崛起，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徐海东也是又一次临危受命，使他面临艰险复杂的严峻考验。
    徐海东是战火中冶炼出来的硬汉子，他是大别山上闯出来的一只虎，蒋介石曾悬赏十万大洋，买他的人头。他的双腿、胳膊、肩头、胸口、臀部，虽然十七处受伤，但蒋介石连他的影子也未买到。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杀了他的亲属六十六口，他也没有动摇屈服。因此湖北广泛地流传着一首赞扬他的民谣：“黄安出了个赵次武，麻城出了个邱汉甫，黄陂出了个臭豆腐。臭豆腐，徐老虎；徐老虎，臭豆腐；弄得敌人摸不清楚。”其实，徐海东这只老虎，在那时就是个病号，就有了“老病号”的雅称。他一九三○年在鄂豫皖苏区肺部受伤，一九三二年十月，“东路游击”时，二十三天没有休息，累得吐了血；一九三七年参加指挥平型关战斗，一九三八年粉碎日寇九路围攻，他又累得多次吐血不止。党中央三令五申要他歇下来看病，他也早该休息治疗，但战争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不给他治疗时间，他总是抱着重病拼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徐海东这一次又是带病出征。一九三九年九月，他和曹获秋、刘瑞龙、刘彬等四十多位营以上干部，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从延安出发，日夜兼程，奔向华中。他们这支队伍很奇特，一律军队装束，因为徐海东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曾授给他少将军衔，他以检查新四军工作为名，前经华中，一路或乘车或骑马或步行，都威风凛凛，俨然是这支队伍的最高长官。刘少奇则扮成了他的随从秘书，持着国民政府颁发给徐海东的护照，在国统区里闯关夺隧，通行无阻。公众场合，刘少奇对徐海东唯命是从，事无巨细，请示回报；夜晚宿营后，徐海东向刘少奇虚心请教，一切按刘少奇指示、决定行止。他俩像演戏一样，踩着预先设计好的锣鼓点子，默契地配合前行。行至河南竹沟，徐海东旧病复发，吐血不止。新四军四支队竹沟留守处的同志，竭尽全力救治他们当年的老军长、现在的司令员，十余天后，徐海东病情略有好转，要求继续前进，刘少奇指示随行人员，准备两副担架，轮流将徐海东一路抬到了皇甫山下。
    徐海东拖着病体，走下担架，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太平集刚落脚，还未来及做许多急需做的事，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就开始了。陕西胡宗南部向陕甘宁边区打响了罪恶的第一枪，华北朱怀冰部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发动了攻击，华中李品先、韩德勤部，与日伪相呼应，分东西两路向我四支队防地扑来。十二月下旬，日伪首先从南京、蚌埠、明光等地集中数千兵力，向全椒周家岗、古河地区实施“扫荡”，一路烽火，一路狼烟，气焰十分嚣张。驻古河桂顽李本一部，与日寇心有灵犀，望风而逃，使我路西根据地东南门户洞开，暴露在日冠的铁蹄之下。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徐海东拍案而起，为保护黎民百姓不受伤害，为捍卫根据地不受侵犯，他顾不得吐血不久的衰弱身体，率领四支队七、九两个团，星夜奔赴前线，迎战日寇。在周家岗，与敌激战三昼夜，歼日寇一个营，击毙日寇少佐两名，生俘三名，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开创了皖东抗战的崭新局面。战斗中，徐海东与逃命的李本一部参谋长狭路相逢，他大意凛然，痛斥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贪生怕死，卖国求荣，造成疆土沦丧的种种劣迹。这个参谋长不知这位说话的是新四军中何等人物，还想耍点威风，态度蛮横地问：“你是什么人？”徐海东愤然回答：“我是徐海东！”这个参谋长早就听说徐海东是位钢筋铁骨、无往不胜的名将，此番在烽火硝烟中相逢，又被眼前的战况和徐海东的正气所折服，一听说徐海东三个字，刹时间好像矮了半截，仰视着屹立在子弹呼啸声中的徐海东，满脸陪笑地说：“报告总指挥，误会，误会，不知总指挥亲临前线，抱歉，抱歉，有何训教，请总指挥明示。”徐海东看也不看他，只是挥挥手，让他靠路边站站，自己率部队踏着浓烟烈火，迈步走进了枪林弹雨之中。
    周家岗之战，一石三鸟。打掉了入侵者的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日寇损兵折将之后，跌跌爬爬地逃回城市踞点，一时不敢再轻举妄动。战后，徐海东把从日冠手里夺回来的古河一线国民党防区交还李本一部，闹得李本一手忙脚乱，杀猪宰羊，敲锣打鼓，搬了许多慰问品，赶到四支队驻地慰问，使路西统一战线大局，得到了暂时稳定。周家岗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震奋了路西军民，鼓舞了路西军民，根据地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抗战热潮，空前高涨。在整个华中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

 

    徐海东作为中原局委员，到皖东后不久，便在战斗的间隙里，先后去瓦屋薛（村）、山黄家（村）、湾杨家（村），出席了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三次中原局会议。会上徐海东主张独立自主，抗日反顽。批评害怕摩擦、害怕统一战线破裂是机会主义，刘少奇极力赞同；会后他积极贯彻中原局会议精神，为巩固发展根据地而奔忙。他期望以周家岗战斗为起点，在皖东打更多的漂亮仗。他记着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和他的彻底长谈。毛主席要他在皖东站稳脚跟以后，向西重返大别山，把原来的鄂豫皖恢复起来，向东大大地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把红旗插到东海边。他带着这个信念，在周家岗战斗的总结大会上，用宏亮的嗓音昂扬地讲述着路西抗战光明的未来，不时地迎来阵阵掌声。他说：“这是我们在路西打的第一仗，我们要继续打下去，一步一步把日本鬼子赶到东海里去……”正在他神采风扬侃侃而谈的时候，突然一口鲜血从嘴里吐了出来，他轰然晕倒在讲台上，会场内外乱成一片。
    将军无奈又躺到了担架上。但将军毕竟是将军，躺在担架上，他也雄风不减，斗志不衰。他让战士们抬着上前线，迎战日寇，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五尖山下、黄疃庙前、路西前线的山山岭岭，都闪动过他躺在担架上的身影。他在担架上发出的号令，一回回唤起了枪炮怒吼和惊天动地的拼杀声，迎来了胜利的捷极、辉映着根据地的山水田。次数多了，战士们便产生了一种预感，只要一见徐海东的担架出动了，便知一场恶战就要来临，磨刀的磨刀，擦枪的擦枪，等待他号令一下，就去拼个你死我活；老百姓也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一见徐海东的担架出动了，便知前方又要有喜讯传来，家家户户忙着做军鞋、烧茶水、杀鸡鸭，男男女女准备去慰劳英勇杀敌的新四军；日伪顽似乎也摸到了某种规律，一见徐海东的担架出动了，便吓破了肝胆吓断了魂。一次，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来摩擦，枪声阵阵，炮声隆隆，大有把根据地一口吞下的气势，但指挥官举起望远镜，忽见新四军阵地上有担架在移动的时候（其实，那抬担架的是救助伤兵员的老百姓），他们像见到了徐海东一样害怕，如司马懿听到了城头上诸葛孔明那安定的琴音，吓得急令全线退兵二十里。徐海东的担架，在抗战初期的路西根据地，成了战斗的象征、胜利的象征。
    然而，战事愈频，胜利愈多，披着烽火硝烟，在前线出没的徐海东，病情也愈来愈重。中原局、江北指挥部领导听到医务人员回报后，不准徐海东再上前线。但将军既懂得军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又懂得军人的天职是用生命和热血去掌握战争、驾驭战争。无可奈何之际，他把作战地图铺在病榻前，床头的电话线接到前沿指挥所，让传令兵备好马匹，坐在病榻门口随时待命，向前方传递他的命令，协助前线指挥员把握战机，果断决策，去夺取战斗的胜利。躺在病榻上的徐海东，人虽然远离前线，但心却和前沿的干部战士跳动在一起，和路西战局连接在一起，他每时每刻都在为反顽抗日，建设巩固根据地而呕心沥血。他躺在后方的担架床上，仍像叱咤风云地在烽火前沿一样，每天都累得精疲力竭。组织上和战友们十分为他的健康担心，便嘱咐其爱人周东屏从中加以劝慰，让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暂且不管战事，安心养病。周东屏理解徐海东，熟悉徐海东的性格，深知这种劝慰，不仅难以凑效，而且还可能刺痛徐海东的心灵。但她看着病情严重的徐海东，胸中疼痛难忍，再加之有组织和战友的重托，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便硬着头皮开口劝说起来。但未说几句，徐海东就听不下去了，沉下脸来发了脾气，用严厉的口气训斥道：“东屏同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只要他未停止呼吸，就要为党工作，这是天职，你懂不懂？你要再说三道四，我就开除你的党籍！”
    不息的烽火，在徐海东的脑子里燃烧；激荡的风云，在徐海东的胸中翻滚。长时间如此，徐海东的身体坚持不住了。一九四一年春，他的肺部又大出血了，有时一天吐出几百毫升鲜血，病情急剧加重，胸部肿得不能盖被子，痛苦万分。医护人员急中生智，在他的担架床上加一个铁丝架，把被子盖在铁丝架上，不让被子压盖他的胸部，以减轻他的病痛，让他养息。但这也未能阻止他病情的恶化，医生很不情愿地发出了病危通知，战友们从前线赶回来，忙着替他准备后事。这时中原局已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华中局和江北指挥部连忙向党中央报告徐海东病情，毛主席获悉，大为震惊，签发长达数百字的电文，表述中央对他的关怀和爱护。挥笔写下“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八个大字，嘱咐徐海东好生休养。由于将军用钢铁般的意志和疾病作斗争，医护人员全力以赴日夜抢救，徐海东越过死亡线，又活了下来。活过来的徐海东，听了党中央的电文，泪如雨下；默念毛主席的关爱，痛哭失声。他口述电文向毛主席汇报，坚信有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天决不会塌，养好身体，重返前线，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和希望。
    徐海东活过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欣喜，指示张云逸、罗炳辉、郑位三、谭震林等淮南领导同志要确保他的安全。二师政委谭震林，亲自以师部“特二连”为基础，组建徐海东的警卫部队。从作战部队里抽调班排长当战士，连营长当班排长，调团长程启文任连长。这个连除了战斗排外，还有一个担架排，一个负责内卫的警卫班，一个马夫班。每排都有一挺俄国式轻机枪，与当时的作战部队相比较，其装备在新四军里独一无二，战斗力特强。每个到“特二连”工作的同志，二师领导都要找其谈话，讲明保卫首长的重要性和任务的光荣，交代必须严守纪律、严格保密，在任何情况下，不准透露首长真实姓名。这就是文前所述窝子李百姓以及伪装的日伪顽特工，一概打听不出“老病号”“杨副官”真实情况的原因，以此可见“特二连”干部战士的政治素质很高，组织纪律性极强。徐海东服从命令躺在窝子李养病了，但心灵依然安静不下来。医护人员根据他的病情和需要，找木工做了一张特制的担架床，上面拉着雨篷，雨天挡雨，晴天遮日避风。这张担架床，能升能降，能坐能卧，徐海东吃在床上，睡在床上，指挥打仗也在床上，枕边还有专门置放军用地图的设施。这张担架床，既是他的卧室，也是他的办公室，还是他的指挥所。一有情况，担架排抬着他就走，他在床上依然可以办理战事，参与前线指挥作战。

 

四

 

    将军的本色是军人。徐海东躺在病榻上，胸中依然有猎猎的战旗在飞扬，奏凯号角在轰鸣，保持着军人那种威严，军人那种锐气，严格要求下属一丝一毫都不懈怠。他每天听着前方的战报在沉思，看着枕边的作战地图在凝神。他期望着铁的纪律铸造铁的军队，铁的军人，铁流滚滚，无往而不胜。
    一九四○年“七·一”，淮南区党委在半塔附近的大田郢召开会议，纪念党的生日，听淮南地区党的最高领导人胡服（刘少奇）作题为《作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抗战初期做过交通工作，曾经给“杨副官”送过信的缪文渭，当时已任天长县农抗理事长，在会场一角席地而坐，抬头看见主席台上，胡服身旁竟然坐着“老病号”“杨副官”，觉得很奇怪。这个“杨副官”是个什么人呢？竟和胡服平起平坐，恐怕来头不小。散会之后，便向县委书记说出心中的疑问，县委书记在兴奋之余，脱口而出，神秘兮兮地说，他是中原局委员、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真名实姓叫徐海东，这是机密，对外可不能泄露呵！缪文渭恍然大悟，第二天早晨到村口散步，碰巧遇到了徐海东，便逞能地上前招呼：“徐副指挥，早晨好！”徐海东看了他一眼，严肃地问：“你是干什么的？”“徐副指挥你不认识我啦？我给你送过信，吃过你家的饭，在你那里……”缪文渭兴奋地回忆着以往，但徐海东已经沉下了脸，有些怒气地斥责道：“去，去，我不认识你！”他的话刚落音，就上来了两个卫兵，将缪文渭赶到了一边。一大清早，不明不白地碰了个钉子，缪文渭很纳闷，一上午心情都不好。吃过午饭，那两个卫兵来到缪文渭的住处，说首长有请，就将缪带到了一户偏僻的农家，缪文渭正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际，忽见徐海东微笑着从担架上坐了起来，说：“早晨对你不够友好，现特把你请来说清楚，希望你谅解。”缪文渭还是不明就里，只是默默恭听。徐海东问：“你什么时候做交通工作的？”“去年入党以后。”徐又问：“上级领导给你讲过交通工作的秘密原则吗？”“讲过。”“那说一遍我听听。”缪文渭说：“送信人不许询问收信人姓名、职务、单位，不许在公开场合暴露首长真实身份，不许透露首长任何情况……”“你做到了吗？”“当时我做到了，可我现在不做交通工作了，所以……”“不对！”徐海东又严肃起来：“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秘密，这是党的纪律。丢了这一条就是没有党性的表现，懂吗？”接下来，徐海东耐心地开导缪文渭，一直把稀里糊涂的缪文渭，说得心里亮堂堂的，徐海东才微笑着拍拍缪文渭的肩膀，让缪文渭离开。这件事给缪文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当了作家以后，将这件往事写成文章，收在他的著述里，让广大读者都得到教益。
    一九四三年秋，路西桂顽，趁我新四军主力在路东作战，窜到藕塘附近——定远朱家湾赖着不走了，对我根据地核心区形成严重威胁，罗炳辉审时度势，从路东返回，调兵攻打朱家湾。此时，躺在病榻上的徐海东，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分析，朱家湾地形复杂，不能硬攻，上策是引蛇出洞，在运动中歼灭。可当徐海东将上述意见告诉罗炳辉时，罗炳辉由于驱敌心切，已把朱家湾战斗打响了，虽然取的是下策正面攻坚，但也无法再重新布置了。结果打的很艰苦，攻坚时，牺牲较大，也未打成歼灭战。徐海东获悉，很是婉惜，觉得必须记取这一教训。罗炳辉也觉得要是冷静一些，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按徐海东的意见打，肯定要理想一些。战斗一结束，他便骑着骡子赶往徐海东住地，准备检讨指挥的失误。罗炳辉在路东路西虽然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但在徐海东门前，依然按照军人的习惯，恭敬行礼，连喊报告，奇怪的是并无应声。令人惊异的是病榻上的徐海东，知道罗炳辉来了，不仅未予理睬，却放下自动升降的担架床，闭上眼睛睡了。徐海东如此冷漠罗炳辉，徐海东的爱人周东屏急了，这边泡了好茶，那边忙把满头满脸汁珠直往下滚的罗炳辉，拉到了徐海东的病榻前。徐海东脸朝床里，冷冷地说：“炳辉同志，切记急躁轻敌呀！现在敌人又窜到大桥镇了，你如何应对呀？还是三思而后行为好！”徐海东一席话拨亮了罗炳辉心中的灯火，他退出病房，低头牵着骡子，沉思了一里多路，才跨上坐骑直奔大桥而去。不知怎么这件事在老百姓中间传开了，一个副官比司令大的故事，不胫而走，在路西根据地广泛流传，一直转了几十年。话再说回来，罗炳辉走后，周东屏絮絮叨叨地埋怨徐海东，不该如此冷淡罗司令。徐海东笑着说：“没关系，我们是老战友了。我是故意激他的，让他冷静下来。他只要冷静了，你等着听大桥战斗的喜讯吧！”果真如此，罗炳辉经过冷静的思考，按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在大桥战斗中，毙敌三百多，俘虏六百多，全歼敌首，拔掉了敌人安在根据地心腹部位的一个钉子。战斗结束后，罗炳辉又去探望徐海东，未待罗炳辉抵达门前，徐海东就热情招呼：“快请，快请！”忙着下床迎接，罗炳辉大步流星走到床前，扶着徐海东说：“多亏你那一激呀！”徐海东搀着罗炳辉说：“委屈你了，委屈你了。”说完两人热烈的拥抱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津浦路西黄疃庙反顽战斗，我军投入兵力大大超过桂顽部队，按理应该打个全胜的歼灭战，但结果只打了个击溃战。徐海东躺在病榻上，辗转反侧，为此很是不安。战斗结束后，新四军四旅（即原第四支队）有七八位团以上干部，来看望徐海东，他们见到了老首长，无话不谈，都为这一仗未打好，而不畅快，埋怨上司指挥不力。徐海东听了很是不悦，他严肃地问道：“你们几位是不是共产党员？”来的都是徐海东在鄂豫皖时的老部下，一起出生入死，共度许多难关，徐海东对他们的生辰八字都了如指掌，今天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来探望的人都觉惊异，便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静待徐海东如何下回分解，徐海东说：“都是共产党员，那就好说话。你们说仗未打好，怪领导指挥不力，我看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是轻敌，以为我们兵力超过敌人，闭着眼睛打，也能把敌人歼灭；二是互相不配合，互相不主动支援，给敌人钻了空子。这不是指挥的过错，是你们不听指挥，各行其是，掉以轻心，严重失职，要处分首先处分你们。”一番话说得在坐的团以上干部哑口无言，一个个表示回去要总结经验教训，检讨错误。临别的时候，徐海东又语重心长地叮嘱道：“治军要严，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铁的军队，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条，就不会有战斗的胜利。牢记牢记。”徐海东在病榻上保持的那种从严治军的精神，激励着这支铁军，冲锋陷阵，胜利向前。

 

五

 

    徐海东病重以后，日伪顽加紧勾结，不断在路西根据地“扫荡”摩擦，使整个路西难有安静的时日，难寻安静的土地。坐落在山坞里的窝子李，不时的被枪炮声震醒，不时的有刀光剑影划过，徐海东的担架也不时地被战士们抬着，出入于深山老林，沟沟壑壑，有时一夜要挪几个地方，一天要走上一二百里。徐海东睡在担架上，既有家属伴随，又有勤杂人员，目标较大，罗炳辉、谭震林等二师领导，为了保证安全，徐海东每次转移，都派一个加强营尾随护送。一次情况严重，罗炳辉要派一个团随徐海东行动，徐海东说：“不要，我们兵力有限，要把有限的兵力用到最需要的前线去。”二师领导要徐海东将年幼的儿女放到可靠的群众家里“打埋伏”，他说：“不要，敌情越严重，越不能拖累群众，一旦暴露会使无辜百姓遭殃。”他宽慰关心他的二师领导道：“放心吧。而今我躺在人民群众的箩窝子李，是最安全的了。即使出现什么情况，我是打游击出力，蒋介石三次‘围剿’都未抓到一根毫毛，我还怕小鬼子扫荡吗？我这个‘老病号’是能够斗得过鬼子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他的游击战术，出神入化，变幻莫测，经常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他躺在担架床上，有时指挥战士迎着‘扫荡’的敌人前行，在敌人的缝隙里钻来钻去；有时他让“特二连”官兵全部倒穿草鞋，故意在烂泥路上留下纷乱的印痕，引敌人沿着相反的方向追击，有时他和随身医生往麦田沟里茅草丛中一躺，让担架排抬着空担架，拖着敌人满山乱跑，待敌人精疲力竭时，他突然下令预先埋伏的部队，勇猛地杀出来，把敌人打个落花流水。一次，鬼子来剿窝子李，徐海东上了北将军，鬼子跟踪而至，以枪炮开路，也从北坳攀登北将军。徐海东下了南坳，鬼子也跟着下了南坳。他又绕道东坡上了北将军，令战士们悄悄地沿途埋设地雷，鬼子求胜心切，紧追不舍，又爬上了东坡，结果被炸得人仰马翻。待鬼子收拾残局，直到太阳落山爬上北将军时，徐海东的担架，早在丛林庇护下，下了西洼，消失在万山丛中，恼的鬼子哇哇乱叫。
    一九四二年暮春季节，鬼子从定远、滁县交界的磨盘山出发，分几路包围窝子李，徐海东安排好村民们进山以后，他的担架才出村子，刚转一个弯，战士们正准备抬着他经皇甫山腹地而去，徐海东指指坡上的丛林说：“一排上山兜个圈子给鬼子看看，再隐蔽回来。我们就停在这里，好观察鬼子动静。”鬼子来了，看徐海东派出去的一排在万山丛中消失了，便在窝子李翻箱倒柜，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但鬼子的一举一动，徐海东都看的清清楚楚。黑影子上墙了，山中百鸟成群成群地归巢了，按常规“扫荡”的鬼子应该返回据点了，但这次突然的奔袭，一无所获，鬼子很不服气。几个头目一合计，明里撤退，转了一个弯，暗中又悄悄返回，埋伏在进出窝子李的几个路口，想静候神秘的“杨副官”归来，好抓个活的。
    夜幕从皇甫山上降下来，伴着稀稀疏疏的小雨，放出去兜圈子的一排神秘地回到了徐海东身边，战士们以为敌人真的撤走了，陆续聚到担架床边，要把徐海东抬回窝子李。徐海东坐在担架上，纹丝不动，两手直摇，要大家莫说话，大家侧身静听，这才觉得奇怪。鬼子兵如果走了，怎么窝子李的各条路口，鸟雀惊叫，泼喇喇乱飞，发出种种不正常的声响呢？徐海东说：“鬼子又回来了，在村头设置了口袋，等我们去钻。我们今晚不回窝子李。”小雨继续下着，扑扑簌簌的落在树叶上，揪人心弦。徐海东轻声地下达命令：“马上启程去磨盘山，那里的鬼子据点空了，正是我们躲雨睡觉的好地方。”战士们怕那里不安全，迟迟疑疑地不愿动作。徐海东又补充道：“没关系，我在这里点过鬼子的数目，他们是倾巢出动，据点里未剩几个兵卒。那里山大沟深，树木繁茂，进可以隐，退可以蔽，极为安全。不过天阴落雨，泥烂路滑，走在路上，容易留下行踪。我们不能走大路，也不能走小路，只能顺着山沟水流的地方走。”两小时后，徐海东一行顺利地抵达了磨盘山下。正如徐海东所料，鬼子据点黑灯瞎火，岗楼上只有一两个哨兵在打瞌睡。徐海东命“特二连”在离岗楼不远处，寻一个村落安安稳稳地宿营了。而鬼子却在窝子李的村口路边守了一夜，一个个被雨淋的像落汤鸡一般。夜深山寂静，叶落也有声。远村的雄鸡刚开口啼鸣，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眼闭着，心未睡，听皇甫山里狗吠声声，田远而近，便警觉地发出了命令：“鬼子回来了，我们马上回窝子李。”“特二连”刚刚离开宿营的小村庄，鬼子咿哩哇啦地回到了磨盘山据点，徐海东悄无声息地与鬼子换了个防。
    一九四三年夏末，鬼子集结了数千人马，又一次“扫荡”路西，包剿窝子李。情况十分危急。“特二连”星夜跋涉数十里，到了皇甫山深处大贾家，以为跳出了鬼子的包围圈，担架排正准备把徐海东抬到村里去，徐海东摇摇手，示意停下，转身对“特二连”连长文胜生说：“我总感觉这里气味不对，你赶快派人到后山和村口侦察一下，再决定是不是进村。”文胜生遵命，派出的侦察班刚到村口，就和一队鬼子遭遇，侦察员们见情况紧急，未容考虑，就摔出几枚块速度的王八型手榴弹，向徐海东发出警报，文胜生连忙调集部队，掩护徐海东撤出了大贾家。撤出之后，文胜生感觉到敌情比预先估计的严重。便请示徐海东决策，徐海东当机立断，指示部队：“经珠龙桥，在沙河集和张八岭之间过铁路，翻越老嘉山，去自来桥。”自来桥是路东路西之间的一座桥梁和通道，是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所在地，距二师师部半塔和新四军军部黄花塘都不远，是一块老区，群众基础好，敌人轻易不敢涉足。徐海东一下子跳出去数百里，与自来桥附近的一个村庄里落下担架，陈毅闻讯，忙从军部黄花塘赶来探望。陈毅和徐海东过去未见过面，但互相都很仰慕。一九三六年东征途中，毛主席曾对徐海东说过：“陈毅很有能力，可惜在中央苏区坐了‘冷板凳’。”徐海东对陈毅很尊敬，陈毅对徐海东的奇特经历和巨大贡献早有所闻，因此，也很敬重徐海东。这两人一见如故，似老友相逢，互致问候，十分投机，给徐海东很大鼓舞。徐海东在小村庄里住了十多天后，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路西敌情已有缓和，徐海东便决定率“特二连”返回皇甫山区。
    皇甫山区的敌情究竟如何？徐海东觉得掌握的不够准确，故从老嘉山下来，他没有去皇甫山北麓的窝子李，而是去了皇甫山南麓，宿营在常山岭下的石灰刘。在石灰刘这个小山村里住了三天，徐海东夜以继日地研究敌情。结论是皇甫山里仍不安宁，日伪仍有重兵在此穿梭“扫荡”，稍一疏忽，便有吃亏上当的可能。第三天晚上，山风呼啸，大雨滂沱，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徐海东突然命令“特二连”立即转移，连长认为这样恶劣的天气，出现敌情的可能性不大，风雨交加夜行军，诸多不便，怕影响首长病情。向徐海东建议，等天明雨停再走。徐海东斩钉截铁地坚持：“部队必须马上出发，不能有半点犹豫。”军令如山，部队冒着大风大雨，抬着徐海东出发了。“特二连”从村北头刚出村，鬼子就从村南头进了石灰刘，双方仅二三百米之隔。所幸的是，因为天黑雨大，双方都悄然行动，没有点亮灯火，鬼子没有发现徐海东及其“特二连”，双方没有发生战斗。
    鬼子此番对路西的“扫荡”，没有找着新四军主力，对窝子李的包剿，也没有见到“老病号”的影子。他们捉不到“老病号”，见不到“杨副官”的真面目，揭不开窝子李这个小山村的“谜底”，穷凶极恶，恼羞成怒，点燃一把罪恶之火，将窝子李烧个精光，使茅屋农舍、“特二连”的住地，统统化成了一片废墟。

 

六

 

    徐海东回到了窝子李，面对无家可归的村民，心忧如焚。将军是战争造就的，是人民造就的，视人民的冷暖高于一切。以往，鬼子每来“扫荡”，撤离前，他总是嘱咐“特二连”干部，把村民们的坚壁清野安排好，以减少损失；回来后，总要“特二连”干部，挨家挨户看一看，有什么困难，尽力设法帮助解决。这一次，他要“特二连”全力以赴，进皇甫山砍草伐树，为村民建房。战士们每天翻山越岭，一走就是几十里，从早到晚，一干就是几十天。他们把刚伐下的潮树一根一根往山下扛；把刚砍的鲜草一担一担往村里挑，干部战士每人都脱了一层皮。村民们的住房在废墟上一幢一幢盖起来了，徐海东又指示“特二连”自己动手，建造营房，不再占用农舍。于是，干部战士又第二轮进山苦战。徐海东说：“战争期间，营房要因陋就简，能避风雨就行，上山伐些权枝杈和不成材的杂树，用铁丝和绳索捆起来就可以做房梁，成材的树要留给子孙。”建造营房的时候，村民们要来帮忙，徐海东不允，说你们的损失太重了，快去忙着重建家园吧！村民们不愿，他们说不让我们参加为“老病号”建房，我们心中不安。因为村民们心里有杆秤，称得出徐海东来到窝子李，爱民的情意有多深。
    窝子李，原本水利条件很差，门前大冲，一百多亩水田，只有碗口大的一方水塘。山洪一来，四野茫茫，一片水乡泽国；旱天一到，田地龟裂，人畜用水都很困难。插下去的稻秧，每年都是靠天收。一九四一年是个大旱年，徐海东入住窝子李，见小水塘底子朝天，村民们和“特二连”都为水吃发愁，徐海东便让战士们去村外山沟里挖土井，披星戴月，挨家挨户给老百姓送水，好不容易才度过了那个旱年。入冬，田里农事刚完，徐海东坐在担架上，召集村民们商议，要以那方小水塘为基础，建一座连接东西两山的拦水坝，留住山水，满足村民吃用，实现旱涝保收，村民们很高兴。“特二连”的干部战士，采山野柳条编筐，伐树枝树杈做扁担，用稻草葛藤搓绳子，忙的热火朝天。开工那天，军民齐上阵，徐海东亲临工地，坐在担架上鸣锣祝贺，爱人周东屏率医护人员在筑坝的行列中挥汗如雨。当时，虽然环境十分恶劣，日伪顽常来骚扰，但动摇不了徐海东为民筑坝的决心。经过一冬苦战，第二年春天，长一百六十米、高三米、项宽二米的土石大坝，高高地雄峙在两山之间，蓄满了白浪浪的春水，村民们欢欣鼓舞，喜不自胜。春种时，“特二连”的战士们卷起裤腿，肩起犁耙，和村民们同耕同乐；秋收时，“特二连”的战士们，肩挑扁担，手舞银镰，打起号子一条声，把寂寞无声的窝子李，闹腾得一片喜气盈盈。
    徐海东如此爱民，却不让村民们参与为他建房，村民们唱起“军队和老百姓，本是一家人”，选派代表到徐海东的担架前提意见，徐海东乐得哈哈直笑，只得应允。但房子盖起来之后，由于建在野地上，又是新垒的土墙，新砍的树料和山草，未经过炎夏曝晒，潮气散之不去，又阴又湿，战士们年轻能抗得住，“老病号”就不行了，一时难以适应。医护人员向上级报告，上级决定徐海东迁至窝子李西南约十华里的太平集继续养病。
    太平集在皇甫山西麓，屹立在一座高岗之上，名之为集，实不逢集，只是个较大的村庄，离根据地中心藕塘较近。它地势高敞，背靠皇甫山，进山只需跨几步路；四野开阔，北西南均可望十里之外，是个用兵的好地方。抗战初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支队司令部、苏皖省委，都曾经在这里驻扎。徐海东从延安来到皖东，担架落下之地，便是太平集。他和这里的村民，结有深厚的情谊。一九四四年深秋，徐海东重返太平集，村民们待他分外亲热。他看到太平集许多农民的子女，小小年纪便忙着放猪牧牛，打柴拾粪，心里很不安，便把地方干部找来商量，要办所学校，让孩子们读书识字。结果在太平集东南一里许的村庄八角井冒找到了房子。
    他从新四军四旅文化大队调来了校长，借来了教员，很快把一所抗日小学办了起来。农民冒盛和在村里是最穷的一户，没钱给孩子买课本纸笔，徐海东掏钱买好，派人给他送去。他家里没有桌子板凳，孩子趴在教室窗户台上听课做作业，徐海东得知，便让学校安排这个最穷的孩子，和自己的儿子小林（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徐文伯）同坐一条板凳，共趴一张课桌。这些山野人家的穷孩子们，在抗日小学里读书认字，走出课堂，站岗放哨查路条，唱歌跳舞搞宣传，和放猪牧牛时相比，完全变了一副模样，乐得村民们合不拢嘴。
    皇甫山里的传统习俗：新春佳节，邻里之间，互请春酒，“春酒春酒，一兑一口”，你来我往，显得亲切热闹。徐海东入乡随俗，和村邻之间，不分彼此，村民们请他，他坐着担架去，不能饮酒，举个空杯和大家同乐，向村邻们祝贺新年。他说，我也是太平集的一个住户，大家请我，我也请大家。他把所有村民都请到自己住处，开怀畅饮，促膝谈心。正月里闹花灯，敲锣打鼓贺新春。盼的是人寿年丰，喜庆吉祥。春节前，他就让“特二连”的干部战士，自扎花船，自编歌词，自拉自唱，排练节目。大年初一清晨，迎春的鞭炮刚在山野里唤起清脆的回声，他就让战士们把锣鼓敲起来，把花船荡起来，去给太平集和邻近村庄的父老乡亲拜年。他的秘书邓文卿编写的《十恨反动派》，“特二连”指导员周敦编写的《十叹工农》，经他审听指点修改后，演唱起来，深受群众喜爱，很快在根据地广泛流传，并被编进了路西军分区的战士读本。一时间“老病号”的船灯，在淮南路西名声很响，人们只要提起它，便大拇指直竖。

 

七

 

    将军来自人民，也来自士兵，徐海东爱民更爱兵。他像关心农民的子弟一样，关心“特二连”战士学文化。平时他让文化教员，认真给战士们讲文化课，行军时每个战士背包上都挂一方写上字的牌子，让走在后边的战士，一路行军，一路认字。许多年后，一些“特二连”的老战士，还记得“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等他们当年在“老病号”身边学习过的课文。许多原本没有文化的战士，后来有了文化，也都说基础是在“特二连”打下的。他爱兵爱得很严，要求“特二连”在路西部队中做表率。他常把“特二连”放到前线去参战，去接受实战锻炼，经受烽火洗礼，锤练战士的硬骨头精神。在黄疃庙、王尖山和李家厢堂圩子等战斗中，“特二连”的干部战士，冲锋在前，英勇杀敌，那种敢拼敢闯的精神，受到前线指挥官和友邻部队的一致赞扬。徐海东对此很高兴，他认真地指导干部战士总结战斗经验，按程序发展了一批党员，提拔了一些干部。徐海东在窝子李的时候，正是根据地最艰难的时候，日伪顽重重封锁，他不时的口吐鲜血，但治疗用药和生活补给都有严重困难，医护人员忙着上山采草药，给他就急；警卫人员忙着捕猎野鸡野兔、捞取小鱼小虾，给他增加营养；后勤部门暗中派交通人员穿越刀丛剑树，出入已经沦陷的滁城、南京，替他采购治疗营养物品。但他自己在重病之际，依然严格要求自己，不许人们为他奔忙，辗转病榻，受尽病痛之苦，仍保持艰苦朴素的良好作风。一天，爱人周东屏剥了一个橘子，送到他的病榻前，他拿起橘子，便问何处而来？多少钱一斤？弄清了原委之后，十分不悦，动了肝火。他说，不能因为我需要吃橘子，就让同志们去冒风险，更不能用几个战士一天的生活费，去为我换一个橘子。他着人通知后勤部门，今后不准再派人出动购买贵重物品。他说，前线的战士在流血，要把能节约的每一个铜板，都送到前线去，要让每个革命同志，都为抗战作奉献，不要受我拖累。后勤同志很为难，怕他的病体经受不住。他安慰道：“不要光想着我，要多想想战士，部队光吃蔬菜不行，还要吃点肉和其它副食。现在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三五九旅都开进了南泥湾，我们四旅也要在大柳一带办个农场。‘特二连’不能例外，要养点猪、养点鱼、养点鸡，种点粮食，争取半月改善一次伙食。”开展大生产运动，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率先垂范，他指导医护人员首先种了许多山里人罕见的西红柿，“特二连”战士们按照他的指示，在执行任务的同时，积极开荒种粮，徐海东又嘱咐他们，在哪里开垦荒地，要和群众商量，千万不能占用群众耕地。在他的推动下，连抗日小学的师生也利用课余时间，开垦了二亩多荒地，种蔬菜、粮食，以弥补学校经费的不足。
    徐海东在千军万马之中，是顶天立地的将军，在党中央毛主席面前，他永远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指哪打哪的好战士。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和一些领导同志谈心，风趣地说：“中国有三部出名的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毛泽东问：“海东同志，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徐海东出身贫苦，一家三代都是捏泥巴的窑工，识字不多。他回答说：“《三国》和《水浒》我看过，《红楼梦》是什么书，我没听说过。”毛主席哈哈大笑：“海东同志，你只能算半个中国人。”毛主席又说：“我们今天的革命，是‘粗人’的革命，工人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起来时，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都变成‘细人’。”徐海东记住毛主席的话，从延安出发到皖东来时，就找了一部《红楼梦》带在身边。病重以后，不能再到前线指挥作战，他就抓紧时间学习，每天听秘书给他读文件读前方战报之余，读《红楼梦》给他听，想着将来好让毛主席承认他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在窝子李、在太平集，他都坚持这样做，直到抗战胜利。他的秘书陈星、黄苏、龙镇、李陵、方曼漪等，都先后给他读过《红楼梦》，六年卧在病榻，《红楼梦》他完整地听读了两遍，加深了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更增强了革命到底的信念。
    徐海东始终视自己为普通一兵，和广大干部战士结有血肉深情，广大干部战士也深深地敬爱他。一九四四年春节，徐海东病有好转，消息传出，全军皆喜。新四军二师四旅（当时驻守路西部队，前身是徐海东曾任司令员的新四军四支队）全体连以上干部数百人，大年初一清晨，放着震天的鞭炮，吹起嘹亮的军号，浩浩荡荡排成长队，军容整齐地来到太平集，一个接一个行着庄重的军礼，依次走过徐海东的担架床前，向他们的老军长、老司令——徐海东将军拜年。徐海东坐在担架床上，热泪盈眶，笑容满面，向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老部下一一祝贺春节。互相之间，那种贴心贴肉的真诚，那种如手如足的深情，江海大潮般的奔泻，云山雾岭般的崇高，观者无不为之激动，闻者无不为之肃然起敬。许多年后，太平集的老人们回忆起那个不寻常的拜年，心潮依然不能平静。

 

八

 

    已故作家周立波说：“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许多奇异的人，徐海东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徐海东确有许多奇异之处，他在革命战争的大熔炉里反复淬火，像钢轨一般，站着铁骨铮铮，躺着还是铁骨铮铮，他驰骋在烽火前线是威风凛凛的将军，卧在担架上还是威风凛凛的将军。他肩上始终挑着民族兴亡的责任，血管里终日涌流着爱党爱国的深情。他奇在作为一个立有大功的高级将领，从不居功自傲；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作为一个重病多年的病号，每时每刻都关注民众，全心全意为人民。受他的鼓舞，皇甫青山高昂头颅，满山绿树举起红缨，流水奏战歌，清风传吼声，当时仅有二千多山民的皇甫乡，就站出来了六百多保卫家园的民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陆续走进新四军的行列，上前线杀敌，有四十多位皇甫山的儿子壮烈牺牲。一九四五年八月，徐海东在太平集和乡民们一起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在灯笼火把的欢舞之中，他拖着病体，也欣喜若狂：“我这个‘老病号’，终于把小日本熬跨了。”
    当年秋天，他从太平集出发，经池河而高邮而淮阴、淮安。一九四七年秋，从山东出海，去了东北大连。建国之后，他出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光荣地成为开国十大将军之一。一九六九年，“文革”黑浪，遍地翻滚，他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可毛主席还惦记着这位对共和国立有大功的人，党的“九大”召开，毛主席力排众议，点名邀请徐海东出席。当皇甫山区的人民群众在电影屏幕上看到，徐海东躺在担架床上，像当年在皇甫山区躺在担架上指挥抗战一样，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一个个跳起来欢呼：“又见到我们的‘老病号’了，又见到我们的‘老病号’了！”他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徐海东离开淮南后的数十年间，一颗心始终系着淮南。八年抗战，他在皇甫山里战斗和生活了六年，六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很短，在人生的旅程上却是漫长的一段。他无论如何也淡忘不了，皇甫山里那六年的兵慌马乱。他经常给部属和亲人讲述他在淮南地区的情况，他怀念皇甫山区的山山水水，怀念嵩子李、太平集一带勤劳朴实的人民群众，他曾多次表示要回皇甫山看看，再会会山里的父老乡亲，但始终未能如愿。皇甫山里的人民更怀念他，怀念与他相依相伴的六年，怀念他在乡亲面前的音容笑貌，怀念他在病榻上关爱人民的精神。想起他时，就唱段当年“特二连”花船灯队唱的歌，想起他就聚在窝子李村前的水坝上，回忆他当年率部筑坝的情景。一九八三年，滁县人民政府根据皇甫山民众的要求，作出决定，将那座水坝正式命名为“海东大坝”，以寄托皇甫山人民的怀念之情。
    而今的皇甫山区，正如《丰乐亭记》所云：“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年年丰乐的太平盛世，人们更加怀念当年在病榻上为保卫这方土地而苦斗的徐海东将军。六十年前，他叱咤风云，横扫敌酋，从严治军，关爱人民的许多故事，一直在皇甫山内外广泛地流传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一九九一年，窝子李、太平集所在的皇甫乡党委、乡政府，滁州市（县级）文联、文化局，组织当地有关人员，邀请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缪文渭指导，将挂在老百姓嘴边、传在乡野田头的徐海东的故事，搜集整理，汇编成册，以传后世。今年新一代山里人，捧起了这本《徐海东的故事》，就觉着徐海东还在皇甫山里，是山的灵魂，是人民的支柱，是远方土地的保护神。都觉着徐海东就是那巍巍高耸的北将军，永远屹立在这方土地上，屹立在皇甫山人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