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虚”与“实”

　　《新四军》最为醒目的特点就在于其核心人物与主导情节的虚构性。尽管剧作刻画了项英、叶挺、陈毅等几位新四军最高领导的形象，并大体描述了新四军从云岭到苏北的发展过程，但是，这些真人实事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建构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叙事框架，而剧中主要人物黄江河(纵队政委)、余秀英(纵队政委)、李涛(纵队司令)、梅青(归国华侨)，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作为剧作主体情节的故事，都不过是依托于上述历史背景和叙事框架而展开的艺术虚构。既然以虚笔为主，那么，剧作必然无意于一一与历史对照，所以，罗炳辉、彭雪枫这些赫赫有名的新四军纵队司令反而未能进入《新四军》的历史叙事。

　　与此相比，《八路军》则更为重视对于历史事实的依托。在剧作中，八路军自营长以上所有军官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剧中表现的一百多次战斗全部有史可查。尽管编导也虚构了赵栓柱、王铁锤、张黑白、冯玉兰、刘茜茜几位普通战士的形象，并以五人的故事贯穿始终，但重要的是，该剧的叙事重心一直置放于八路军总部机关以及各师、旅指挥部。由此，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等真实历史人物运筹帷幄与决胜千里的过程就构成了作品的主体情节，而虚构的几个普通战士远未成为叙事焦点之所在，其意义主要在于营造历史事件的具体可感性。

　　二、“轻”与“重”

　　正因为《新四军》的叙事主要立足于虚构，所以剧作反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解放出来，并因此获得轻巧从容的叙事姿态，无须在准确映证历史的前提下设置情节，无须局限于真实人物的实际状况表达人性，从而获得展开艺术想象的广阔空间。所以，黄江河、梅青、李涛、余秀英的恋人情、战友情、同志情才能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主线。小儿女真情醇美，大时代烽火连天，本应美好的生活，却遭到侵略战争的残酷破坏，正是在这强烈的对比中，剧作融情于史，以情带史，格外有力地表现了对于侵略者的强烈谴责。

　　而注重史实的《八路军》从整体风格上看是凝重的。首先，剧作淡黄的画面色调赋予这段历史以全民族共同记忆的意义，正是记忆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做出的区分营构了历史的凝重感。其次，剧作的情节主要围绕一次次战斗组织起来，25集的长度描写了一百多次战斗，其密度之大，远远超过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毫无疑问，时时刻刻占据画面中心的战斗情景，必然以其充满血与火、生与死的壮烈强化着作品主题的凝重。最后，剧作力图展示时代全景，从国民政府到延安边区，从南京、武汉、重庆等大都市到巍巍太行山和广袤的冀中平原，从日寇的残暴嚣张到抗日军民的坚贞不屈与精诚团结，一幅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尽收眼底，同时，凝重的时代氛围也由此产生。

　　三、“诗”与“史”

　　当《新四军》在明艳绮丽的南国风光中将一段段儿女情织入家仇国恨之际，当英俊柔美的男女主人公以青春的热血和浪漫谱写出一支支战地恋曲之时，对于历史的诗意感知也因而产生。每当片尾的《桃花谣》响起，总会激发诗意情感的涌动：“心上香，梦中缘，千万里剪不断！迎风迎雨向太阳，盛开那一年一年！”青春并不因为敌寇的入侵和连天的战火而停止绽放，相反，正是在献身于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壮丽事业中，青春因为谱写了历史的诗篇而格外娇艳！诗意化的历史绝不意味着对于苦难的遗忘，圣洁醇美的人间真情更能将人们引入对于历史意义的深切感知。

　　比起《新四军》灵动的诗性叙事，《八路军》以其忠于历史的凝重姿态而获得史的品格。作为史，该剧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原貌，正如李准所言：“这是一部系统地完整地反映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八年抗战的一个剧本，它填补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乃至整个抗战题材影视创作的一个大空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史，它所做的不仅止于对史实的简单再现，它深入发掘出客观史料中蕴藏的主观民族精神，展示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在把握了一个伟大时代内在精神的基础上为之立碑存照。最后，能够将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纳入一个简洁明确的表现结构，也体现了编导对于历史材料的剪裁与连缀的巧妙。从这些意义出发，则《八路军》不止是史，它更是一阕雄浑悲壮的史诗。

　　不论是以诗意的眼光观照历史，吟唱出写意的“诗史”，还是发掘历史沉重脚步背后的诗意，描绘出“史诗”的画卷，只要能够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就能创作出无愧于青史的壮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