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4日，星期一。北京。

　　我急匆匆走进办公室，放下手提电脑，顺手抓起桌子上被同事们称为“巨无霸”的大茶杯，浑身裹挟着一股冷气，跑到茶炉泡上一杯浓浓的茶。然后，心安理得地把冒着茶香气的“巨无霸”放在桌子上，轻轻地盖上盖，转身下楼，向大门外走去。

　　此时已是早上8：15分，是上早班的时间。

　　马路上，各种车辆几乎是首尾相连，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宽宽的车流；人行路上，往上看是攒动的人头，往下看是无数急匆匆的脚步，不少迈着急匆匆脚步的行人把脖子尽可能地缩进衣领里边，以减少寒冷带来的不适。人行道早已变成了各种颜色共存的滚滚的人流。

　　我站在路旁，向人流深处张望着。

　　就是他！一个人的身影在人流深处时隐时现。我向他招手示意。他没有看见，依照茫然地随着人流往前走。

　　我与他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交流了几次，而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我已了如指掌了。

　　今天，他上穿深紫色的球衣，下穿牛仔裤，脚下是双白球鞋，一副近视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张望的眼睛。

　　没错，就是他！我再次向他招手示意，他看见了，加快脚步小跑一般地向我走来。

　　我迎上去，很有把握地问道：“小徐，徐本禹？”

　　他那朴实的脸上随即绽出更加朴实的笑容，并伴随着一句试探地问：“你是杨——，杨老师吧？”

　　我同样用憨厚的脸绽出了更加憨厚笑容。

　　他就是我的采访对象，前天刚刚被评为“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之一的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徐本禹。

　　我拉着他走进了办公室，将那杯热茶递给他。他说“刚刚吃完饭，不渴。”我说：“渴了不一定喝茶，喝茶不一定渴。”他笑了，笑了，笑得依旧是那样的朴实。双手端起了“巨无霸”，礼节性地沾了两小口。

　　他那近视镜上下是一张黝黑的脸，皮肤显得很粗糙；嘴唇泛白，似乎要龟裂了；黑发中有几根白发显现；双手也显得很粗糙。他今年才22岁呀！

　　在我眼前，他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伙子。但他那震憾人心的人格力量很难与普通联系在一起。

　　在一个月前，也就是“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还没有揭晓以前，我就把目光盯上了徐本禹。通过电话与徐本禹所在的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和他支教的地方——贵州省大方县委宣传部进行多次沟通后，就着手策划采访方案。方案出来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与徐本禹本人沟通。1月17日，我给徐本禹打电话说明我的想法，要他晚上到乡政府找一部固定电话进行长谈。他说，正好，我后天，去北京参加一个晚会，到时候我去找你。实际上，徐本禹所说的晚会，就是央视“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录像，当时徐本禹并不知道。

　　说起来，我与徐本禹是老乡，都是山东人。他老家在黄河北岸的聊城；我老家在黄河南岸的菏泽。徐本禹说自己的出身很贫寒，从他有记忆起，就知道村里最矮的土坯房是自己的家。父亲教了一辈子乡村小学，最多的时候每月能拿到270元的工资，最少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十几元，直到2003年转为公办教师后，工资才涨到了800元。这点工资几乎就是全家的收入来源。所以，1999年初秋，当他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到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武汉，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时，心里是忐忑的、茫然的。他知道知识可以改变贫穷，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念完大学。

　　其实，徐本禹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早已被学院的领导和老师看在眼里，挂在心里。不久，学院将他列入特困生进行帮扶，为他安排了一个打扫楼道的勤工助学岗位。当他领到第一笔勤工助学报酬时，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人；当他看到同学们走过干干净净的楼道去上课时，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他从领到的50元报酬中取出7元钱买了两斤瓜子跟同学共享劳动的收获，剩下的43元钱捐给了希望工程，用来资助山东费县一个叫孙姗姗的特困小学生。他后来回忆道：“钱捐出去以后，心里特别的高兴，毕竟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徐本禹在大学的四年中，通过学校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困难补助、特困生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得到上万元的资助，此外还得到老师、同学和社会上好心人的资助。这些爱的甘露滋养了徐本禹的心灵。

　　2002年秋，徐本禹作为华中农大唯一的学生代表出席了共青团湖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并被评为湖北省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在这年，他还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6000元国家甲等奖学金，学校为他免了全年4000多元的学费。2003年夏，他完成大学本科学业，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同时还被评为学校优秀毕业生。

　　在交流中，我问徐本禹：“这次来北京，是不是回山东老家看看父母？”

　　“不行，那边还有很多事要做，回不去。”

　　“马上要到春节了，回老家过年吗？”我又问。

　　徐本禹说：“我打算利用寒假期间给六年级的学生补补课，看样子又不能回家了。”

　　“你有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自从去了贵州支教，我就没在家过了春节。”

　　“想家吗？”

　　徐本禹没有回答。他双手捂着“巨无霸”茶杯，目光落在杯中的那片茶叶上，两颗泪珠在眼镜片后面闪动。

　　我无语了，呼吸的频率也压了下来，生怕我一个无意间的小举动，碰掉那两颗欲滴的泪珠。

　　不料，在一个月后，在亿万观众面前，白岩松一个大举动把徐本禹碰得泪流满面——

　　如果眼泪是一种财富，徐本禹就是一个富有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让我们泪流满面。从繁华的城市，他走进大山深处，用一个刚刚毕业大学生稚嫩的肩膀，扛住了倾颓的教室，扛住了贫穷和孤独，扛起了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也许一个人力量还不能让孩子眼睛铺满阳光，爱，被期待着。徐本禹点亮了火把，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2004感动中国颁奖词

　　徐本禹为什么从繁华的城市，走进大山深处呢？

　　那是2001年12月一个晴朗的周末，徐本禹像往常一样乘公交车穿过繁华喧嚣的街道，从武昌去汉口做家教。在做家教的过程中，他不经意地读到《中国少年报》上一篇报道《当阳光洒进山洞……》：

　　“当阳光洒进山洞，清脆的读书声响起，穿越杂乱的岩石，回荡在贵州大方县猫场镇这个名叫狗吊岩的地方。这里至今水电不通，全村只有一条泥泞的小道通往18公里外的镇子，1997年，这里有了自己的小学——建在山上的岩洞里，五个年级146名学生，三个老师……”读着读着，徐本禹哭了。他想起在乡村小学教书的父亲，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觉得这一切是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

　　我要去贵州帮助他们！ 2002年6月，徐本禹同另外四个同学组成了赴贵州社会实践小分队。他们顶着酷暑走遍武汉三镇，募集到了三大箱衣物、一大捆图书和500元钱，踏上了去贵州山区的征程。经过辗转和颠簸，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周围山寨的村民知道大学生支教队要来，特地把崎岖的山路重新修整了一遍。

　　到达狗吊岩村，行李还没有整理好，徐本禹就直奔魂牵梦绕的岩洞小学。他后来写道：“当我走进岩洞时，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岩洞里的教室仅仅是用两堵一人多高的墙隔开的，中间是过道，南边是一、四年级复式班，北边是六年级，一、四年级的黑板是用两根棍子搭在岩洞上，然后在棍子上搭了一块木板作黑板。这边上课，另一边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无论怎么也想不到这里的条件会如此差。”

　　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给孩子们上课，只要不下雨，徐本禹和同伴就会去村民家里进行社会调查。当地落后的经济状况深深震撼了徐本禹。村里90%以上的农户都欠债2000-3000元，不少农户辛勤劳作一年，收获只够吃半年，无力供孩子上学念书。那些孩子们每天都要背着背篓上山打猪草，他们用稚嫩的肩头为父母分担着艰难的生活。最让徐本禹受不了的是课堂上孩子们的眼神。那一双双纯净如山泉、明亮如水晶的眸子，一眨不眨地望着你，那眼神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外面精彩世界的憧憬。

　　二十多天的社会实践一晃就结束了，徐本禹要回校继续他的学习。狗吊岩的孩子们拿着自制的小红旗簇拥在他身旁，把煮熟的鸡蛋塞进他的背包。他们舍不得徐老师。他们一直把他送到十几里外，每个孩子都流下了眼泪，他们不停地问：“徐老师，你还会回来吗？”

　　徐本禹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他正在准备考研究生。面对孩子们的眼神，他感到自己有一种无法回避的责任。他大声告诉他们：“明年我毕业了一定回来教你们！”

　　他的声音在洒满阳光的山谷中久久回响。就这样，这个贫困大学生向孩子们许下了他的诺言。“有的人一辈子收获不了一滴眼泪，可这一个暑假，我几乎每天都被感动包围，收获着泪水。”孩子们的泪水就像山泉沁进了徐本禹的心田。他知道，总有一天会长出新芽的。

　　从岩洞小学回到学校，他强迫自己不再去想那些孩子，成天埋头复习，准备考研。2003年春天，美丽的校园鸟语花香，一派生机。徐本禹以372分、专业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本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四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了伸手可及的现实！当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失眠了。他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满足自己和父母的愿望，还是实践自己向孩子们许下的阳光下的诺言？

　　经过一整夜的思索，第二天，他找到学院领导：“我要申请保留研究生学籍，去贵州义务支教两年！”

　　学院领导望着面前这个神情恳切的山东小伙子，却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在华中农大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的先例。研究生招生指标是宝贵的教育资源，占着指标两年不用，而别人又不能用，这样公平吗？再者，这意味着你将推迟两年参加就业，少两年工龄和工资，经济损失至少四五万元，而两年后没准会实行交费政策，你还得额外支付数万元的学费。你是学经济学的，难道就不算算这个经济帐？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团中央西部志愿者计划并没有给学校分配贵州支教的指标，你如果到贵州就得不到“体制内”志愿者每月的生活补助，你将成为一个毫无生活来源的“体制外”的志愿者。这一切，你认真想过吗？

　　徐本禹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晚上，他沿着运动场跑了一圈又一圈，跑累了，就在草坪上躺下来。就在他看见头顶被繁星缀满的天空的一瞬间，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即使读不成研究生也要去岩洞小学当一名支教老师。他一跃而起，到电话亭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鼓足勇气对父亲说：“我不想读了，我想去贵州当一名志愿者！”在电话的那一边，父亲很失落地叹了口气，默默地挂上了电话。徐本禹后来写道：“我非常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但我想父亲一定会支持我，因为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对山区的孩子许下过诺言，我说了就一定要做到！贵州山区太贫穷了，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化作一种力量，驱使着我无论如何要再一次走进岩洞小学。”

　　当时，徐本禹并不知道，学校已经开会研究了他的申请。学校认为，徐本禹的选择体现了当代大学生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贵精神，支持他、帮助他，则是大学应当履行的职责。学校决定为徐本禹保留两年研究生入学资格，并在他义务支教期间为他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

　　当辅导员把学校的决定告诉徐本禹时，他流下了感激的眼泪。在他看来，这是母校又一次帮助了他。

　　这一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寝室里的电话几乎被打爆！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他表示钦佩和支持，并踊跃为山区孩子捐赠衣物和文具。武汉地区别的高校还有学生来到华中农大校园里张贴寻人启事，寻找徐本禹，要同他一起奔赴贵州支教。华中农大附小的学生捐出自己心爱的图书和零花钱。武昌一位年仅17岁的保姆把身上仅有的200元钱捐了出来。一位家住筒子楼没有电话的阿姨为了能够联系上他，特地买了一张电话卡，托他帮自己带些衣物给山区的孩子。武汉理工大学一个贫困生用200元钱生活费给孩子们买了图书和玩具，托他捎去。华中农大的离退休老干部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老党员把自己得到的优秀党务工作者的500元奖金捐了出来。学校的各个部门也纷纷给他开绿灯：打印室免费给他打印资料，照相馆的师傅义务为他冲洗胶卷，毕业生离校后宿舍原本要停电的，水电管理科特地等他走了以后才停电……

　　2003年7月16日，徐本禹带着社会各界捐赠的3000册图书和几大箱衣服登上列车，去实践他阳光下的诺言。随行的还有7名大学生。临行前，徐本禹从自己刚获得的6000元国家奖学金中拿出2400元交给辅导员崔蜜蜜老师，请她给自己一直资助的湖北沙市孤儿许星星每月寄100元作为生活费。

　　2003年7月17日，徐本禹一行抵达贵阳。在武汉和贵阳两地新闻媒体的帮助下，他们顺利到达了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很快，这群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发现现实远比他们想象的严酷得多。这里不仅物质条件十分艰苦，而且是一个没有电，不通车，不通电话和邮路，寄封信也要跋涉18公里崎岖山路的信息孤岛；一日三餐一成不变的包谷渣和酸菜汤，缺油少盐，难以下咽，不时还有苍蝇掉进碗里；成堆的跳蚤和臭虫不停往身上爬，咬得人浑身疙瘩，无法入睡……

　　伙伴们一个接一个病倒了，继而一个接一个离去了。到8月1日，徐本禹发现，大山里就只剩下自己一个外乡人了。曾因为志愿者的到来飞扬着歌声笑语的山寨，现在又因为他们的离去变得寂静。

　　文化差异造成的心理隔膜和话语障碍使徐本禹难以融入当地的环境。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无助的蚕蛹，被孤独和寂寞紧紧包裹着。对从小吃惯了苦的徐本禹来讲，艰苦的生活并非不能忍受，而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才真正令他痛苦万分。没有人交流，没有人倾诉，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就拿出山外的来信和贴着亲人、同学照片的相册，一遍遍地读、一遍遍地看，常常不知不觉流下眼泪。

　　支教工作也远比他预计的困难。岩洞里的教室非常昏暗，上课时，老师的讲课声、学生的说话声交织在一起，在岩洞中共鸣，显得十分嘈杂。他每周要上6天课，每天上课时间8个小时。除了教语文、数学外，还要教英语、体育、音乐等。学生基础极差，对外部世界全然无知，写一篇200多字的作文有几十个错别字是很普遍的现象。全班40名学生没有一人知道焦裕禄和孔繁森，只有4个人听说过雷锋。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差，有时一个简单的问题讲了一二十遍他们还是不懂。

　　更让他焦心的是那些旷课和辍学的孩子。贫困使乡村小学的入学率和巩固率极不稳定，孩子们随时可能辍学。每到课余或周末，他就要挨家挨户动员那些旷课和辍学的孩子回到课堂上去。2003年12月8日，天上飘着雨雪，十分寒冷。何福洋和他的弟弟何伟都没有来上课，徐本禹踏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他们家，问他俩为什么不去上学。“我们没有鞋穿。”何伟说，说完兄弟俩哭了起来。当徐本禹把目光投向他俩沾满泥巴的小脚时，心里一阵刺痛：我穿着皮鞋还冷，而他们却打着赤脚，他们怎么能够受得了啊！“你们想不想上学？”他问。兄弟俩使劲点头，哭得更厉害了。徐本禹给他俩布置了作业，然后返身跑回住所，拿了50元钱送去，让家人给他们买双鞋穿。

　　在精神和物质双重匮乏的山村，他更多的时候感到自己是在挣扎。一次，徐本禹回到母校华中农业大学做了一场报告。他站在讲台上，拿着话筒的手在颤抖，嘴唇嗫嚅着，半晌说出了第一句话：“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无助和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感到自己快坚持不住了……”本以为会听到激昂的豪言壮语的同学们惊呆了，沉默了。许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报告会的第二天，徐本禹只身一人悄然返回狗吊岩，回到他牵挂的孩子们中间。“只要跟孩子们在一起，我就会感到充实和快乐。”他说。

　　2003年春，一直关心徐本禹的贵州团省委将他纳入贵州省扶贫接力计划，每月发给他400元的生活补助。但他节衣缩食，省出大半用来资助当地孩子和老乡。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岩洞中的小学因徐本禹的到来开始迅速发生变化。孩子们可以听懂普通话了，甚至可以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与人交流了。来上学的学生也多了起来，原来只有140人，现在超过了250人。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提高，作文的篇幅长了，语句顺了，错别字也少了很多。数学参加全县统考，最高分原来只有83分，现在提高到99.5分。更让他开心的是孩子们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求知渴望，只要他走上讲台，一双双清澈透亮的眼睛就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2004年春，大方县大水乡党委书记沈义勇邀请徐本禹去做了一场报告，并领他参观了这个乡的大石村。大石村看到的一切让徐本禹寝食难安。与大石小学相比，狗吊岩村为民小学简直算是天堂了。于是他又转到大石小学支教。大石村是一个深深掩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小山寨，至今不通公路、不通电话、不通邮路，放眼望去，满目石丛，石头缝里只要有一捧土，勤劳的村民都要种上一棵玉米。去年全村人均收入仅300元，劳作一年，收获粮食仅够吃半年，不足部分靠政府救济。大石村民风淳朴，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人文传统。村里的小学建于1943年，原名“国立大石小学”，至今已有60余年历史。现在小100多名学生在一栋摇摇欲坠的破木楼里上课。教室用竹篱分隔，透光透风。屋顶大面积破漏，用塑料布和硬纸板遮雨。地板早已磨得凹凸不平，四处开裂，嘎吱作响，走在上面令人提心吊胆。教室里光线昏暗，课桌残缺不全，学校共有6个年级、6个班，孩子们用破木板搭在两端的课桌上，挤在一起上课。在这里，徐本禹用稚嫩的肩膀，扛住了倾颓的教室，扛住了贫穷和孤独，扛起了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

　　2004年6月26日，华中农大的教授彭光芒和一位教师来到了贵州省大方县。他们看望了徐本禹，考察了猫场镇狗吊岩小学和大水乡大石村小学，深受震动。归来后，他俩把在大方县拍的照片选出100幅，配上简要文字，以《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为题发到了网上。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仅仅几个小时的工夫，存放照片的服务器就因为访问量过大而发生堵塞，跟帖的数量急剧增加，不少热心的网友更是将这篇帖子整理后发到了国内外各大论坛。从发出帖子的7月11日到7月20日短短9天，这篇帖子在各个网站点击总数就超过了百万！很多网友是流着眼泪读完这篇帖子的。他们在跟帖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感动”。

　　我在策划采访方案时，被感动得流泪。今天，这位让人感动的小伙子是这样的朴实无华，讲起话来语速也很慢，没有一点的修饰与雕酌。尽管这次来北京参加颁奖典礼，他的衣着是那样的朴素，也依旧是在大山里穿的那一身衣服，但他的行动却让人感到震憾。

　　一个年仅22岁的农家子弟、华中农大学子，他何以能感动中国？我们要把镜头对准这位“点亮了火把，刺痛了我们的眼睛”年轻人—— 徐本禹。

　　我在提及拍摄时间时，徐本禹说：“现在拍不成了，因为学校放假了。要拍得等到过了正月十五以后开学时拍。”

　　我在徐本禹口中得知，学校开学时间是3月1日。我就把开机时间定在了3月3日。

　　这时，已到中午11点了，我要请徐本禹吃饭，他谢绝了。

　　徐本禹回贵州大山里去了。几天后，我也带着家人赴威海朋友那里过年去了。但心里一直惦记着徐本禹，运作着赴贵州拍摄之事。

　　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就给我的老朋友、曾经在山东省威海市挂过职的大方县县委书记沈晓春发了一份传真，向他说明了我们摄制组的赴大方县的时间和日程安排，并希望老朋友给予大力协助。老朋友就是老朋友，很快把整个工作布置下去，并安排县委宣传部长潘智、办公室副主任陈亚林全权负责此事。同时，我又给华中农业大学宣传部长彭光芒教授发去一份传真，请他安排校方有关领导和曾经与徐本禹一起去狗吊岩支教的学生赴贵州一起参加拍摄。彭光芒教授也给我了一个很满意的答复。

　　2005年2月26日上午，我带着王凡、焦峰、陈通、王峰登上了飞往贵阳的班机。

　　些时，天气格外晴朗，我在12000米高空向机翼下方望去，华北平原与太行山蜿蜒的接合带尽收眼底，太行山中的道路、沟壑依稀可见，山顶上的积雪返射的阳光不时地窜进舷窗。飞过西安之后，大地被一望无际的白云所覆盖，白云所折射的阳光比太行山上的积雪折射出来的阳光更加刺眼。我们在茫茫云海上空向西南飞行。

　　这时，机舱内传来乘务员甜甜的声音：我们乘坐的班机将在20分钟后抵达贵州机场，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

　　不多时，飞机开始下降，钻进了茫茫雾海。

　　机身猛然一抖，着陆了。此时已是下午2：20分。

　　走出机舱一看，刚才那刺眼的阳光此时已被阴云拦截了，地面正下着似雨非雨，似雾非雾的东西。这是极不利于拍摄的天气。

　　大方县委办公室主任陈亚林早已在出口等着我们。他带来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轿车。我们从贵阳到毕节的公路直奔大方县。

　　在车里，我问陈亚林主任：“这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阴天的？”

　　“从去年秋天。”陈主任笑着说。

　　“一直就没有晴天吗？”我又问。

　　陈主任介绍说：“从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一直就是这种天气，前两天还下了一场冻雨。所以， 我们这里地方的天气很特殊。那天我在电话里不是给你说这个事了吗？”

　　是的，在我们来的前几天，陈主任给我打了几次电话，询问几时登机，同行人员数量，并嘱咐我们来贵州时一定要多带些衣服，因为这里的天气还很冷等等，最后还建议我们最好能推迟几天过来，因为这里的天气不好，阴雨蒙蒙的。当时，我还认为，老天爷也有打盹的时候吧，如果老天爷能小憩两个小时，我们一切都搞定了。谁料到，老天爷敬业精神很强，责任心很高，连续工作六个月都不眨眼。

　　从贵阳到大方县150多公里，行程约三个小时。我们的车沿着贵阳——毕节高等级公路向西北方向驶去。

　　贵阳至毕节高等级公路，路面也就有12米，是2002年初建成通车的，但它以桥梁数量之多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由于特殊的喀斯地质地貌，使得贵毕公路成为贵州高原上千姿百态、形态各异的“桥梁博物馆”。这条全长１７９．０５公里的公，共有桥梁１５１座，平均每１．１８６公里就建成一座造型各异的桥梁，其中中小型桥１２２座、大型桥２０座，特大型桥９座，桥高305米，桥墩高90米，桥高与墩高居全国第一，最大的六广河大桥长564.2米。

　　从车窗望去，我们的车行驶在高山之巅，地平线就是脚下的莽莽群山。透过细雨薄雾，远处的重峦迭嶂就好像一幅淡淡的仿古山水画。此时才感觉到，我已登上了云贵高原。

　　傍晚，我们抵达了大方县。

　　大方县位于黔西北中部乌蒙山区，总面积350.7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5.64万亩。全县辖36个乡镇（18个民族乡）389个村（居）委会，居住汉、彝、苗、白、蒙古、仡佬、布依和满族等23个民族，95.1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30.44%

　　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海拔最高2325米，最低720米，年平均气温在11.8摄氏度,无霜期长达254天，年平均降雨量1180.8毫米，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山川秀丽，景色迷人。大纳路沿线平均海拔1564米。境内以能源、生物、旅游“三大资源”为主，矿产资源有无烟煤、硫铁矿、高岭土、石灰石和大理石等19种，煤炭、硫铁矿产资源量大质优，理论储量分别达112亿吨和109.7亿吨；生物资源丰富，农特产品以“类多、质优、稀有”而闻名遐迩，烤烟优质多产，生漆以量大质优而驰名中外，漆器与茅台酒、玉屏萧笛并称“贵州三宝”，天麻、杜仲、竹荪、刺梨、猕猴桃等资源丰富。

　　县城为群山所环抱。街上的行人与其它城市里的人一样，都带着一件装物品的包儿。不过其它城市里的人背的都是精美的小包，而大方人背的都是大大的竹篓。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妙龄少女，他们身上都背着一个这样的大竹篓。他们为何要背竹篓，而不背皮包呢？特别是那些妙龄少女们？

　　环顾四周，远处有三座古塔最引人注目。这三座古塔分别位于城南、城西和城东。这三座塔始建于何年？为何选择在这样的位置？其中肯定有许多故事。

　　晚上6点时许，大方县主要领导设晚宴为我们接风，人员有我的老朋友、大方县县委书记沈晓春，县长李玉平，副书记项导、宣传部长潘智、县委办公室主任、广电局副局熊长发等。

　　在餐厅门口，沈晓春书记与我握手的一刹那，我顿时感觉到这位老朋友身上有一个小秘密不为他人所知。接着又一种意念在我脑海中一闪。

　　大方县拿出当地的土特产品来招待我们：餐桌摆满了鱼腥草、竹荪、野生蘑菇、鸡丝豆腐、蒸腊肉，还有几大盘子令北方人望而生畏的红辣椒等。

　　沈晓春致完欢迎辞后，大家就开始进餐了。酒席间，我悄悄地对身边的沈晓春说：“在你20几岁的时候，你出过一次事儿，你身上有伤，那年正好是你的本命年。”

　　沈晓春两眼注视着我，不解地问：“这都过去20多年了，你怎么知道？”

　　我说：“刚才，在咱俩一握手的一刹那，我就知道了。”

　　沈晓春说：“是的，在我还是小伙子的时候，有一次一家工厂失火。我奋不顾身地冲进火场扑火，胳膊烧伤了。那年正好是我的本命年。因为这件事，我还被评为省里的学雷锋标兵。不过，不脱下内衣，谁也看不出来的，再说，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过。”在场有人包括我都向这位书记投来敬仰的目光。

　　接着，我们开始商量拍摄日程。按照原计划，明天一早8：00去狗吊岩拍小片，后几天就在大水乡拍摄。

　　沈晓春说，这几天一直下雨，去狗吊岩的路不好走，建议调整一下，先去大水乡，然后再去狗吊岩。

　　我问，县城距大水乡有多少公里？沈晓春说，直线距离不足20公里，但要走两个半小时。

　　2月26日，天依旧是阴蒙蒙的，空中飘浮着似雨非雨，似雾非雾的东西。

　　8：20分，我们向大水乡出发了。

　　为了配合好我们这次拍摄，大方县从各部门抽了六部“三菱帕杰罗”，陪同我们的有大方县宣传部长潘智、县广电局副局长熊长发、县宣传部干事赵韵、魏毅、县新闻信息中心郑志平等，大水乡党委书记沈义勇、乡长郭光雯也专程赶来迎接。

　　我们的车队沿着一条蜿蜒而且路面狭窄的公路，向东南方向的大山里驶去。

　　这时候，我才知道，不足20公里的路程为何要走两三个小时？原来，这条公路从这个山顶，又绕到山下，从山下又绕到对面那座山的山顶，这样，上上下下，绕来绕去，车在山谷中盘旋而行。

　　路边上不时地看到三个一帮、五个一伙赶路的人，但他们的身上都背着一个大竹篓。我问身边的潘智部长，这些人为什么都背着竹篓？潘部长指着对面的山峰说，这里是山区，农民的土地都在山上，春天，他们要把各种土杂肥一篓一篓地背上山；秋天，他们再把收获的玉米一篓篓地背下山。竹篓就是农民的装载工具，而且是多用途的装载工具。进城卖菜、买日用品也都用这种背篓。

　　你看，这几个是进城上学的学生，他用的书本、被子、衣服都用竹篓来背。我顺着潘部长指的方向望去，果然有几个乡下的学生背着书本和衣物的背篓在匆匆地赶路。原来，寒假将过，要开学了。

　　我们的车队依然沿着这条狭窄的公路围绕着座座大山上下左右地盘旋。我突然，发现这里的人们还用没有长成的小马驹干活。你看，前面那人，把几块几十斤重的大煤块捆在小马驹身上，让它驮煤。潘部长解释说，这不是小马驹，它就长这么大，是贵州的特产。别看它个小，但耐力很好，驮上300斤东西，一口气走上几十公里没问题。

　　我把脸贴在车窗前，目光射向窗外，希望能多发现点新的东西。而眼前的喀斯特地貌早已成了我的新看点。实际上，这种地貌我并不陌生，在我老家的鲁中山区就是这种地貌，石林、峰林、残崖，溶洞、坡立谷等是这种地貌的最基本的特征。

　　所谓的“喀斯特地貌”就是我们老祖宗在史书中记载的岩溶地貌，《徐霞客游记》记述最为详尽。它是碳酸盐类岩石(如石灰石、白云岩、石膏和岩盐等)分布地区长期被水溶解、浸蚀而形成的特有地貌现象。其地区的地表常见的石芽、石林、峰林、溶沟、漏斗、天坑、落水洞、溶蚀洼地、盲谷以及地下发育的溶洞、地下河等各种洞穴系统以及洞中石钟乳、石笋、石柱、石瀑布等地貌形态。碳酸盐岩石在 全国各省区均有分布，但以桂、黔和滇东部地区分布最 广。湘西、鄂西、川东、鲁、晋等地，碳酸盐岩石分布 的面积也较广。在山东省沂源县境内就有一个九天洞，我曾经去过两次。

　　过去，我们中国一直把这种地貌称为岩溶地貌。那么，为何又改称为喀斯特地貌了呢？

　　因为在南斯拉夫西北部一个高原，叫喀斯特高原，是一个典型的岩溶地貌。为了与世界“接轨”，19世纪中叶，我们就把岩溶地貌改称为喀斯特地貌。中国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分布面积最大、发育最好的地区之一，不过贵州的喀斯特不同于云南石林喀斯特、也不同于广西桂林塔状喀斯特、它是锥状喀斯特。绵延高大山体，使这里生产力下降，经济基础薄弱，人民贫穷。所以这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

　　我们的车队依然沿着这条狭窄的公路围绕着座座锥状喀斯特大山上下左右地盘旋。时而，见到路下边的许多树上都挂着一堆堆玉米秸秆。他们为什么要把成捆的玉米秸秆挂在树上呢？

　　这时，我们已来到了大水乡驻地，乡党委书记沈义勇热情地让我们进办公室喝杯热茶再上路。我说，别停了，继续赶路吧。

　　大水乡离徐本禹教的大石村还有11公里，有一段车子能通过，是“乡乡通”公路，另有一段小车是进不去的。沈义勇让我坐他的“装甲运兵车”即：一辆前加力的老式北京吉普车。我们又出发了。我坐在那辆“装甲运兵车”比全身按摩还舒服，因为这条“乡乡通”公路是一条简易的砂石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加上早已失去减震性的老吉普行驶上下颠簸，左右摇晃，全身发抖，就像坐在震荡机上一样。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煎熬，我们下了“乡乡通”，驶进了“车不通”的乡间小路。由于连续几个月的阴雨天气，土壤里的水分早已饱和，车子走上去，四轮子打滑，左右调定。稍不小心就会掉进沟里。这时，我发现，前面有不少村民用背篓背碎石正往路上倒，还有几个人正手握空气在路边上的巨石打炮眼，准备炸石。

　　沈义勇向我介绍说，为了配合好你们的这次拍摄，我们县里领土完整导班子专门开了两次会，成立了由宣传部牵头，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协从，由广电、文化、教育、公安、交通、公路、供电，以及猫场镇还有我们大水乡主要领导参加的领导班子，各部门各负其责，全力配合好这次拍摄。为了让你们的车子能直接开进大石村，县交通局和公路局专门对这条进村的小路进行了勘察，对路进行了平整拓宽。因为这条小路上有很多大石头，需要炸药才能把它搞平，县公安局会同县武装部特批了一些炸药。这不，就剩下这两块大石头了，一会就把它搞掉。

　　沈义勇接着说，以前大石村村民出行，只能靠摩托车，其它的机动车根本就进不来，而摩托车全村才有几辆，还是他们靠外出打工挣钱买的。这样一拓宽修整，像“三菱”这样的越野车可以开进来了。

　　果然如此，后面拉着我们摄像组的几辆“三菱”越野车直接开进了村里，而我与沈义勇坐的“装甲运兵车”行至离村子还有2公里处时，在一个小上坡面前就无计可施了。我们只好弃车步行。

　　沿途有几十号村民用篓背、手搬、肩扛地在运石头、修路，那场面就好像抗美援朝时，朝鲜老乡在抢修被敌机炸毁的志愿军交通运输线一样，他们当中有六七十岁的老大爷、老大娘，有年青力壮的汉子，也有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场面十分感人。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一边连声说谢谢，一边向会吸烟的人递上一支香烟，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当我问正在修路的老大娘高寿时，她非常热情地对我讲了很多话，但我一句也没听懂。旁边的大水乡乡长郭光雯向我解释说，老大娘讲的是仡佬语，说，中午你不要走，一定要到她家去吃饭。我向这位老大娘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大石村。那座摇摇欲坠的破木楼里，依然有学生们坐在里面上课。这座始建于1944年的木制小楼，座北朝南，木制楼梯在楼的后面；楼两侧的竹制山墙，有一侧已经掉下，冷雨寒风穿堂而过。保存比较完好的就是木楼上的青瓦，看样子，这座木楼也曾经翻修过，修于何年？我不得而知。木楼的南面是一片简易的操场；紧靠操场东侧是一座砖瓦结构的两间简易小楼，以前是村委会办室，现在已成为徐本禹和其他支教者的安身之地；紧靠小楼的下面是塑料布搭起来的一间教室，六年级的学生正在这低矮的“教室”里上课；操场的侧面一栋两层楼的新教学楼正在紧张地施工，据说，是徐本禹的学校——华中农业大学与社会各界共同捐资建设的。

　　潘部长对我说，徐本禹就正在操场东侧的小楼里。我登上楼，徐本禹在忙碌于什么，他见到我先是一笑，而我上去就来了一个西洋大礼——拥抱，此时的徐本禹却腼腆的不好意思了，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微笑。春节后的徐本禹与春节前的徐本禹大不一样了：满脸憔悴，胡子也长了很长，头上的白发又增添了许多。但今天他穿了一件深黄色呢子半截大衣，说是，他的一位老教授从身上脱下来送给徐本禹的。我站在小楼上向四周望去，大石村稀稀落落的竹木民居建在山坡上，山坳里；山下有一块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平原”，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把小平原分成了两半，河边几片越冬油菜在春雨中摇曳着。

　　此时，王凡、焦峰、陈通、王峰四位摄像，按照来时的计划都分头去拍摄小片。我与潘部长在商讨拍摄现场的布置，电源保障、音响的安排等事项。潘部长说，这你都不用管了，我已经安排供电部门调来一台发电机组，做备用电源，明天他们还派出一个作业组把电线电源都给你装好，音响设备2日上午12点前，由广电局的刘局长亲自送来，并安装调试。一切都按计划执行。

　　潘部长拍着的肚子说：“饿了吧？走，吃山芋去。”

　　在操场旁，一位老乡用特大号的铝锅煮了满满的一锅土豆。此时已是下午2点多了，大家也都饿了，一见土豆煮好，不用让，抓起来就吃。我们当然也不客气啦。

　　潘部长一边吃着土豆，一边向我介绍说，大方这个地方山高地薄，土壤贫瘠，粮食亩产量才有200来斤。为了节省粮食，这的农民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一顿，晚上一顿，中午就煮点山芋垫垫肚子，特别是大石村这个地方较为典型。

　　大石村，原叫大石板村，是因村头有一块巨大的石板而得名。村民杨氏祖先为逃避官府而举家迁至于这个偏僻的山坳里。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现在已成为几百户的大村。这里的家宅都是老式竹木结构的，而且依山而建成，这些民宅，夏天只能遮雨，冬天绝不能避寒。

　　到了傍晚，天空似雨非雨，似雾非雾的东西越下越紧。气温也开始下降了。潘部长命令所有人员抓紧撤回县城。

　　2月27日，天空似雨非雨，似雾非雾的东西没了。但是，天还是阴沉沉的。今天，我们要去猫场镇的狗吊岩，也就是徐本禹第一次来支教的地方。

　　8：30分我们的车队出发了。猫场镇离县城直线距离是21公里，而实距离是72公里。汽车要行驶近三个小时。出了县城不久，我们就进入了大山腹地。这里的山比大水乡的山还要大，沟还要深。对面的山路也就近在咫尺，可汽车要绕很多弯才能盘旋过去。

　　眼下已到了备播季节，很多农民用竹篓背着土杂肥，排着长队沿着蜿蜒的山路缓缓地行进，把肥料运上高高的山顶。潘部长说，这山太大，太高，一个人一天也就能背两趟。我看到这些，心里非常沉痛，但又说不出来什么。只好隔着车窗看着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各种车辆。

　　我发现很多车上都写有猫场，牛场的字样，便向潘部长询问究竟。潘部长介绍说，我们这里以动物场取名的地方很多，不但有猫场，还有狗场、牛场、马场、猪场、羊场，不管是什么场，都是地名。潘部长接着说，我在猫场镇工作了好多后，先是任镇长，后来任书记，由于山高路远，除了进城开会之处，一个（月？）都回不了家一趟。他补充说，现在还行了呢，通公路了，以前是没有这条公路的，进城都要走山间小路。

　　11：20分，我们终于到这了猫场镇。猫场镇离狗吊岩还有18公里，镇党委书记建议我们吃完中午饭再去狗吊岩。潘部长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先去狗吊岩，回来吃饭会更香。

　　狗吊岩是一个坐落于奇峰峻岭间的小村庄，自然景色非常优美。但这里正如第一次随徐本禹来支教的华农学生李怡所说，它因山而美丽，也因山而贫穷。竹木结构的民居四处露风。村里最好的建筑就是就香港商人捐资修建的小学。徐本禹曾经在这里支教八个多月。

　　我们沿着山路向上走，一个岩洞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为民小学。这个岩洞呈喇叭口形，外大里小。大的地方有近百个平方。据村民介绍，这个岩洞因为很严实，以前，夏天时妇女抬着木盆在里洗澡，冬天时，就成了收藏粮食的地方。后来，村里的吴道江从部队探亲回来看到村里的孩子上学困难，就自己出资，把这里改成一岩洞小学。2001年《中国少年报》以文图并茂形式登出了一篇介绍岩洞小学的报道《当阳光洒进山洞》，感动了香港的一位热心人，他捐资在村口修建一（座）新学校，这样，孩子们才搬出了山洞。现在，这个山洞已成村里加（工）玉米的作坊。

　　我们的四位摄像兵分几路，拍摄狗吊岩的镜头。摄像高手焦峰带着设备，爬到对面的高山上，以与众不同的视角拍摄岩洞小学的全景。这两天就一直陪同我们的大方县广电局局副局长熊长发（后来大家都称他“熊TV”，是一位干了近二十电视业务的老手）说，你们的摄像选角度很“刁”，也很卖力。我陪同很多摄像记者来过，但没有一个人从那个角度来拍这个岩洞的，你们“要的”得很！不“土球”。哈哈！

　　我问潘部长，你在猫场工作那么多年，也算得上是一位老“猫头”了，这个村为什么叫狗岩呢？潘部长说，你看到没有？这里山高崖陡，像刀削的一样，狗上去都会掉下来。

　　说到这儿，我马上回头看看对面山上正在拍镜头的焦峰。哈哈，俺哥们儿比狗强，没掉下来。

　　离岩洞不远处就是村委会主任的家。热情的主人硬要拉着我们到他（那）去烤火。我想，这个天还（不）算太冷，还用得着烤火吗？潘部长见我有些疑惑，便说，你去去就知道了。

　　村主任家是当地典型的木制结构的小楼。大小三间，正门在中间，左右的两间各有一个侧门。正门那间要比左右的两间向里凹进去一米多，上面与两侧相齐的屋檐就成了门楼。楼内虽然是上下两层，但上面那层要比下面矮得多，主要是用来放粮食、农具和一些杂物的。正门里面是客厅，侧门里面是卧室，或是厨房。尽管房子是这样设计的，但里面基本上是家徒四壁，除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具外，其它的什么就没有了。不过，一只烧得通红的大火炉却放在屋里的正中央。一家人正围着炉子烤火。见我们来了，纷纷地让座。这显然，木楼根本就无保暖性能，只要天气一冷，大家就围着炉子烤火。这也许是他们生存的方式。徐本禹在这里支教两年，看来每一个冬天也是以这种方式度过的。

　　拍完岩洞小学，我们又进村里拍了一些村民们生活状况的镜头。其中，有一家农户的生活状况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一道低矮的土墙内，一处篱笆般的木房摇摇欲坠；站在墙外，就可以看到屋里的全部家当；一张旧竹床，一个煮玉米饭的木桶，一只旧式的皮箱和几件简单的农具。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儿正坐在院里烤火，他是一个残疾孩子，见我们来了，脸上露出尴尬的微笑；爸爸、妈妈都上山干活去了，他还要拖着不便的身子用那只大木桶煮饭。墙壁上挂着一个天蓝色的书包，上面已布满了灰尘，看来，这个小男孩儿已经失学了。

　　旁边的一个村民对我说，我们这里太穷了。一亩地也就能收100公斤的玉米，都不够吃的，有好多农户到每年的六七月份就断粮了，只好到亲戚那里借点，等秋粮下来再还给他们，可是还上今年的，到明年还是不够吃的。其中有的农民是嗜酒成性，打点粮食就去换酒喝。

　　我说，既然种地不行，为何不出去打工呢？这位村民非常坦率地说，像我们30几岁的人出去打工都没人要，因为不识字。现在我们都明白了，能让孩子上学的尽量让他上学，识字多了，出去打工也有人要。

　　下午3点，我们离开了狗吊岩。回到猫场镇吃饭。这时，大家都饿了，也不管是辣的，还是咸的，抓起筷子就往嘴里塞。

　　饭后，潘部长对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累了，其它地方咱们也不去了，不过到了猫场，必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一会带你们去梯子崖，何长工曾经在那里负过伤。前两年他还派人来过。

　　潘部长接说，红军长征时期，咱们的队伍曾在梯子崖打了一仗，当时叫猫场战斗，那一仗打的很苦。

　　猫场战斗？我好像在那本书里读过这段历史？好像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发生的！我坐在车上极力地回曾经在史书上看到的那一页，渐渐想起来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九军团奉命脱离主力，在乌江北岸单独作战，掩护全军西进。红九军团以2000人的兵力牵制敌人6个师，并在黔东北老木孔地， 大败"双枪兵"，以17个连的兵力重创敌军5个团，俘敌1800多人。战斗胜利后，部队向乌江上游运动，四天行军200多华里，13日到达了猫场镇。猫场是一个很大的集镇，在些宿营是绝对没问题，但是地形却不利。整个镇子都一条深深的峡谷里，背后唯一的通道，叫梯子崖，是陡峭的悬崖上硬凿出来的一条天道，有100多阶石，窄的地方只能容下两个人通过。如果遇到敌军袭击，或堵住后路，部队跑都跑不了。由于连续行军的疲劳和接二连三的胜利，部队也产生了麻痹思想，就在这里宿营了。不料，第二天早上凌晨4点，从黔西跟踪而来的敌军一个师的兵力，向我红九军宿营地发起了偷袭。我军战士立即迎战，阻击敌人，掩护军团机关向梯子崖方向撤退，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下午3点，部队才翻越了梯子崖，脱离了险境。然后，从"虎跳石"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攻占宣威和东川， 接着又强渡金沙江，于1935年5月中旬在西昌与红一方面军汇合。

　　据史料记载，猫场战斗，九军团伤亡300多人，不少团级以上的干部负伤。是九军团脱离主力部队最大的一次损失。

　　“杨导，这就是梯子崖，下车感受下吧。”潘部长把我从回忆中拉过来。下车抬头一看：哇——，眼前是一堵数百米长，数十米高的峭壁，那峭壁光滑得如刀削一般。

　　环顾四周，一条峡谷呈喇叭口形，前面宽，后面窄，而里却是整个喇叭最窄的地方。潘部长说：“现在这里已经修公路，可以出去了，在以前是一个死胡同。人要想出去，必须通过梯子崖。”

　　我问，梯子崖在哪呢？

　　潘部长指着峭壁处说：在那，看到没有，有两个背竹篓的女孩子正往上爬呢。

　　我顺着潘部长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有两个女孩子往上爬，身上还背着大竹篓。我说，那不是梯子，像是一个山洞。

　　潘部长说，你们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随即招呼王凡、焦峰、陈通、王峰四名摄像上梯子崖。这四个小伙子说，这太高了，俺上不去，还你老人家去感受感受吧。

　　我说，好吧，你们在底下看着，我要重走长征路，接受再教育啦！

　　接着，县宣传部长潘智打头阵，县广电局副局长熊长发压后阵，县宣传部干事赵韵、魏毅、县新闻信息中心郑志平等，还有猫场镇党委书记、乡长，顺着峭壁基部缓缓地向梯子崖爬去。没走多远，我就气喘吁吁了，腿好发软了，大汗球子顺着头发稍直往脖子里面滚。压后阵的“熊TV”赶过来说：“怎么样，杨TV，不行了吧？不过，累不累，想革命老前辈，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你上去，我赏大烟土二两，哈哈！”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大喘气，我们终于爬到了梯子崖。

　　的确，这梯子崖就是陡峭的悬崖上硬凿出来的一条天道。开凿者用回转式的设计，把这条天道引向上方，而每一折都呈45度的角，并凿有100多阶石，窄的地方也就只能容下两个人通过。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这条天道凿于何年？我不得而知，但能看出它曾是走出深谷的唯一的一条通道，也就是这条天道，曾在数十年前挽救了红九军团的生命。

　　登上梯子崖，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对面山上有一处溶洞。潘部长介绍说，当年红九军团的战士掩护军团机关向梯子崖撤退的时候，那个溶洞里藏有四个土匪。四个土匪不停地向部队开枪射击。我红军狙击手用子弹把他们调出来，一个个地消灭了。

　　尽管几十年过去了，峡谷里也修通的公路，而这条天道依然在发挥着作用，附近的居民生产、生活用品也要通过这条天道运载。

　　从梯子崖下来，我们的车队开始返回。行驶了20多分钟，我发现路走错了，不是返回猫场镇的路，便对身边的潘部长说，咱们走错路了。潘部长说，没有走错，咱们去九洞天。到了大方县，不到九洞天，是一大遗憾。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了一个硕大的岩洞前，洞口有三十米高，二十米宽，里面却是一条清澈的河，离洞口不远处地有一个硕大的天坑。潘部长说，这就是九洞天。现在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天坑，里面还有八个天坑。

　　九洞天，是六仲河流经大方、纳雍两县交界处的一段伏流，也就是地下河，长约７公里，下游约两公里有９个洞口可见天光，每个“天窗”处都集合有一组风格迥民的岩溶景致，故称“九洞天”。这里集伏流、峡谷、洞穴、天桥、天坑及古生化石等多种典型的岩溶特征为一体，形成了一处雄奇秀丽的岩溶大观。中国、新西兰岩溶专家考察队，对“九洞天”联合考察后结论为：“九洞天”岩溶景观的集中性和典型性、使其具备了很高的旅游价值和科研价值。这在国内、国际都并不多见，可以认为，“九洞天”是中国岩溶的教科书。

　　我们穿上救生衣，乘坐一条小船，沿着地下河，欣赏这大自然这鬼斧神工般的杰作。这河水面有宽有窄，洞中气象万千，神秘奇特，怪石峥嵘，钟乳发育，玉珠飞溅。时而天空一现，时而暗瀑飞悬，涛声不绝，浪击壁岩。其景其险惊心动魄，此时此刻身归自然。船工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山歌，歌声在洞内回荡，在浪花中飞旋……。

　　2月27日上午，大方县委召开全县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大会，并邀请徐本禹作先进事迹报告。因此，沈晓春书记安排我们上午休息，下午赴大水乡。而县广电局的熊TV不让我们休息，要带我们去看看奢香墓。摄像的小伙子们想在房间里美美地睡觉，不想再出去了。我只好和也是来采访徐本禹的《山东商报》记者刘茂玉，随“熊TV”去参观奢香墓。“熊TV”在车上对我们说，到大方县不看奢香墓，就不能了解彝族文化，不了解彝族文化，就不能了解大方县的历史。

　　驱车10分来到大方县城北0.5公里处云龙山下，一处民族风格建筑的门额上用汉彝两种文字写着“大方博物馆”。奢香墓就座落于其中。墓的主人何许人也？馆内当讲解员的一位

　　彝族姑娘向我们介绍了她这位祖先的历史——

　　奢香，彝名舍兹，生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系（四川蔺州）宣抚使、彝族恒部扯勒君长奢氏之女。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年方十四，嫁与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其夫霭翠，元末袭任顺元宣抚使，八番顺元宣慰使加云南行省左丞。在与丈夫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奢香逐步增长了摄政理事的政治才能，受到族人爱戴。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霭翠病逝。由于子尚年幼，不能承袭父职，奢香毅然克忍居孀抚孤之痛，代袭贵州省宣慰使职。 奢香以国家统一为重，坚持不卷入使西南分裂割据的旋涡，积极让明军在境内安营扎寨，主动贡马、献粮、通道，支持明军经贵州进伐云南。为明王朝实现了对西南边陲的统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我国历史上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巾帼英雄

　　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936年），奢香病逝，年仅35岁。明王朝遗使到水西奢香故里，参加祭奠葬礼，加溢奢香为“大明顺德夫人”，并赐以朝衣锦帛。墓葬按正三品的规矩结合彝俗的墓建风格营造。

　　奢香逝世600年来，其墓葬几经沧桑，日久年湮，濒于毁废。1960年，人民政府贯彻发展政策对奢香的历史功绩认真作出评价和肯定，对奢香墓进行了初步维修，并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起，中央和省、地县各级政府拨款修葺奢香墓。1988年元月，经国务院批准，奢香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修葺后的奢香墓，在规模和结构上恢复了原貌。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墓葬围石封土，高4.5米，直径6米，圆围18. 84米；采用须弥座式。墓地四周为仿古马前汉墙圈围环护，内有水池亭榭，石栏小桥，花树草坪，的幽雅环境。

　　午饭前，潘部长来到我下塌的房间，告诉我说，明天他要支毕节开会，不能陪同去大水乡了，县里安排一位副县长和团县委书记陪你们去。接着他问我上午去看奢香墓后，感觉怎么样，我说，从中了解到不少大方县的历史与文化，并感谢部长的周密安排。这时，我又想想起了城边上的那三座古塔。潘部长介绍说：

　　城南那座塔叫奎峰塔，是七级六菱形石塔。塔高14.1米，第一级六边形塔基边长为3.54米。奎峰塔始建于明代，清代乾隆元年（1736），大定知府李曜重建，乾隆四十一年（1776），大定知府姚学瑛又重修，保存至今，塔体基本完好，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三塔中修建最早的一座。

　　城西牛头坡上的那座塔叫的扶风塔，建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为圆锥形，1918年塔毁。1922年，黔军第三旅旅长易筱南驻节大定时，以罚款重修。改建后，为三级四菱形。

　　城东的塔，叫联璧塔，是清嘉庆二十三年建的。因那一带为强雷电区，塔顶屡遭雷击而毁坏。1978年，“熊TV”他们为转播电视节目，在那座塔所的万松山建了电视差转台。一开始是用水泥电杆安装发射天线。后来，为提高转播效果，“熊TV”要毁掉石塔建发射塔，可老百姓不愿意，认为联璧塔为镇火之塔，毁塔老天爷将发怒，火灾会频繁。这样却把塔保存下来了。于是县里把塔基加固，重修石塔，在石塔上面再建铁塔，并尽量照顾原塔的建筑风格，形成一种中西合璧、古今同在的石铁混合塔。1983年，为提高电视覆盖面积和覆盖效果，重新设计、修建铁塔。铁塔为两级递减，加上石塔和安装发射天线的桅杆，其高达三四十米，在三塔中是为最高的塔了。

　　从昨天下午3点到今天中午12点，我的收获不小。如果把这些时间用于睡觉，我就无法了解到大方县历史的、自然的和文化方面的东西。这也算一笔财富，来充实我的阅历。

　　午饭后，我们准备开赴大水乡，并决定住在大水乡，这样可以减少从县城到大水，再从大水到县城这段路途上所耗费的时间。我们把所有携带的物品收拾好，拍摄后，直接从大水乡回贵阳。

　　下午2：30分，我们向大水乡进发了。一同前往的宣传部、县委办室、政府办公室的几位领导和工作人员外，还有毕节电视台几名同行，他们也要和我们一样，晚上住在大水乡。

　　平时，大水乡很少有外面客人光顾，乡政府设的两间招待室也常年闲置着。这一下了来了这么多人，可沈义勇感到措手不及。不过，这老兄还是有些办法的，让我们一行五人住在乡里招待室里，其它人员包括六名司机都到附近的沙厂镇宿营。

　　徐本禹上午在县里作完报告随着回到大水乡，今晚也住在乡里，明天一早我们一起去大石村。乡里的两间招待室一个是三人间，一个是两人间，正好能住下我们五个人。我与陈通住在两人间里。可是徐本禹没地方住，我就让他与我同住一张床。而徐本禹赚我的块太大，愿意跟瘦的陈通挤一夜挤。徐本禹在脱衣服时说，我浑身痒痒，身上有跳蚤。陈通一听有跳蚤，眼镜“刷——”地一声就跌在地上了，但没有言语，就睡觉了。

　　夜里，我睡不着，心里一直惦记第二天的天气。如果那个似雾非雾，似雨非雨的东西不停，将会影响整个拍摄计划。

　　第二天早上还不到5点，我就穿好衣服，走出房间，站在乡政府院内，仰望天空；天，依然是阴沉沉，那个似雾非雾，似雨非雨的东西依然在下着。我掐着手脂肚算了算：今天是戊寅月癸未日，也就是2月28日，农历的正月二十。如果天气转好，在这个时间的5点钟是能看到月亮的，而且此地时月亮的位置在西边偏南一点。可是没有。

　　我在院子里，在雾雨中，或者说在雨雾中，踱来踱去，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慢慢地，我停住了，烟掐灭了，庄重地昂起头，双眼注目苍穹，用心灵意念之电，非常虔诫地向遥远的地方发出了求救讯号。

　　我默默地等待着，默默地等待着。没有回应。

　　……

　　我定的是早上7点吃饭，半个小后，准时出发。我们的四位小伙子经过昨天一天的休息，一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早早地填饱肚子，备好机器，准备开战。可是车还没有到，车到了司机们还没有吃饭，等到8：30分，我们才上路了。这一天，王凡、焦峰、陈通、王峰四名摄像使出本事，拉开架子，楼上楼下，村里村外，山下山下，整整拍了一天，干起活来真是精雕细刻、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好中求好。毕节电视台的几位同行看到眼里，记在必中，非常佩服。一天下来，十几个小片全部拍摄完了。晚上6点，我们在撤回时，焦峰提出自己晚走两个小时，再补拍一些徐本禹晚上工作、学习的镜头。这样焦峰和王峰到了9点多才回到乡里吃上了晚饭。这天晚上11点多，2004“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田世国来了，曾与徐本禹第一次到狗吊岩支教的华农在的学生李怡和张丽也来了。李怡和张丽是我这次采访请来的十个嘉宾中的两个。她俩是从武汉坐火车来的。

　　3月1日凌晨，我突然醒了。原来，刚刚做了一个梦：天空中的阴云迅速地散开，太阳满面笑容地出来了。山显得是那样的青，树显得是那样的绿，接着就是白云朵朵，百鸟争鸣……

　　此时，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4：00分。我眼前猛地一亮，心知肚明了，笑了。

　　3月2日，天，依旧是阴蒙蒙的，似雾非雾，似雨非雨的东西照下不误。可今天音响要到位，摇臂要到位，请来的嘉宾要到位，现场安排要到位，还有主持人要到位。

　　昨天晚上，我安排陈通随县政府办公室的陈亚林主任去贵阳机场接肖东坡，其余人员去大石村布置现场。

　　早饭后，王凡、焦峰、王峰乘坐第一辆车赴大石村布置现场。15分钟后，我乘坐第二辆车也向大石村进发了。与我同行的有田世国和李怡、张丽。在车上，这两个女孩子一个劲地问我给她俩设计了哪些问题？采访时应该怎么样说？我说，你俩就讲第一次来狗吊岩支教时最难忘、给心灵带来最大冲击的几件事情，表述时要自然，话语在朴实，等等。

　　突然，我们的车停下了，原来路上堆了一排石头。大家纷纷跳下车，搬开路上的石头。因为田世国为母亲捐肾做了手术，大家不让他伸手。我想，不对呀！我们前边那辆车刚刚过去，怎么路上会突然出现了一排石头呢？司机说，可能是村里的几个淘气孩子摆的。

　　我们的车继续沿着高低不平的山路向前行。刚刚转过一个山头，一个几百斤的大圆石头气势汹汹地横在了路中间。我和李怡、张丽使出吃奶的劲把那个大圆石头一点一点地移到路边。我问，这大石头从哪来的呢？前面的那辆车是怎么过去的？司机非常自信地说，这不明摆着吗？石头是从上边的坡上刚刚滚下来的。

　　我从上到下仔细打亮了一下路右侧的山坡，便对司机说，咱们走错路了。如果说，石头是从上边的坡上刚刚滚下来的，那么它就会从坡到坡下留有新的滚动痕迹。可是没有。

　　我接着又问司机昨天到过大石村没有。司机说，他是今天一早才从县里抽出来赶到这的，以前也没有去过大石村。

　　原路返回吧。绝对不起是走错路了。在我们同行的五个人中包括司机，只有我还认识去大石村的路，他们都是第一次来。

　　这是一条“乡乡通”的简易盘山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沟，路面很窄。我们需要到前面找一个车掉头的地方。车又转了两个山头后，发现前面有两个小孩子靠着路边在缓缓地往这边走。田世国对司机说，问问前边的小孩子去大石村怎么走。车开到跟前后，这的确是两个小孩子，是两个小女孩。不过，太小了，一个八岁，一个六岁。一问三不知。再问她俩干什么去？大的女孩说上学去。

　　这是一条山路，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没有村庄，只有这两个小女孩在孤孤单单地行走。她俩去哪上学去呢？大点的女孩说，在前边。

　　这时，车已经掉好头开过来了，我们邀请两个小女孩搭一段车。孩子高兴了。车行驶了十几分钟后，小女孩说，到了，学校就在那里。我顺着孩子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山坡里露出了几间小草房。

　　我们赶到大石村时，已是9：30了。前来陪同我们的女副县长和团县委书记早已来到了现场。王凡、焦峰、王峰在补拍一些镜头。接着，送凳子的车赶到了，送音响的车赶到了，送摇臂的车也赶到了。整个现场忙碌起来。

　　把拍摄现场选在大石村小学的操场上，组织1000名观众，再音响、摇臂配合，这是在我们来大方县之前定好的。明天上午9：30分准时开机，也是先前定好的。所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10：30分左右，大方县委书记沈晓春、县长李玉平来了。沈书记对我说，我们毕节地区行署专员来看你们来了，一会就到。

　　不多一会，三辆吉普车从木楼西侧的山坡上开进了学校操场。毕节地区行署专员黄家培对《乡约》栏目人员千里迢迢来到大方县表示热烈欢迎，对《乡约》栏目为大方县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随后，他又看望了徐本禹，并了解了大石小学教学楼的建设况后，离去。

　　中午。大水乡党委书记沈义勇给我们二十几个人包括陪同人员和司机送来了盒饭。大家一围，蹲在地下就呱呱地吃起来了。

　　这时，王凡、焦峰我们三个人商量，咱们一人资助两个学生，或从一年级资助到初中，或从六年级资助到上大学。我们三个一拍即合，吃完饭就去找校长。校长拿出学生花名册让我们选挑，可是选了七八个，这些学生都有主了。王凡又通过徐本禹选了两名学生作自己的资助对象，并交出这两个学生的第一年的学杂费。没多时，徐本禹接到了华农李书记的电话，称，学校的几名领导已经到了大方县，并速写为了15300元钱，把所有尚未资助的学生全包了。我和焦峰只好靠边站了。

　　到了下午2：00，空中那似雾非雾，似雨非雨的东西变成了雨，越下越大。大家都找地方避雨。我冒着雨，在已摆好板凳的操场上踱来踱去，手里的香烟早已被雨滴打灭。“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我在自问。“不会。”我又自言自语地说。

　　我离开操场，直奔徐本禹的宿舍，贵州卫视操作摇臂的两位同行正在里面避雨。我问他俩：“这种大摇臂安装调试，你俩需要多长时间？”

　　其中的一位回答说：“需要一个小时吧。”

　　我说：“明天9：30分准时开机，你俩要提前把摇臂安装调试好。”

　　他俩说：“明天还是下雨，摇臂肯定出不了。”

　　我说：“明天上午是多云天气。明天一早你做好安装调试就好了。”

　　我下了楼，跑到正在建设的教学楼里，找到一位年纪较大点的民工。问：“大爷，根据你老的经验，明天应该是什么样的天气？”

　　老民工把头探出门外，冲天空看了看说，“明天还是这样的天，下雨。”

　　此时正在木楼里避雨的潘智部长冲照我喊道；“杨导，别到处跑了，赶紧进来避避雨吧！”

　　我跑进木楼里一看，这几天一直陪同我们那十几个人都在里面呢。熊TV说：“杨TV，看来明天拍不成了，再往后推推吧。”

　　实际上，我们已经把明天返京的机票都订好。计划是这样的：明天上午9：30分开机，11：30分结束，12：00前撤离大方县，下午4：00前赶到贵阳机场，乘4：20分的班机返京。如果其中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泡汤。眼前，关键是天气。

　　我对潘部长说：“你给气象台打个电话，问问明天的天气如何？”

　　潘部长拨通电话后，里面传出的声音是：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明天白天，中雨……。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没有听清楚，又让潘部长拨了一遍，电话里传出来的声音依然是：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明天白天，中雨……。

　　我问：“这天气预报是哪个气象台发布的？”潘部长说：“是大方气象台发的。”我说：“大方气象台报的不准，明天是多云天！”

　　天啊，我又把天机泄露了，刚才已经泄露一次啦。心里很懊悔，但又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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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已是晚上5点多了，雨越下越大。潘部长说，咱们赶紧撤，不然，谁也走不出去啦！我通过对讲机，一遍遍地呼叫王凡、焦峰、王峰。王凡回答说，他与王峰在一起，正在村里拍徐本禹生活的镜头；可焦峰没有回答。他到哪里去了呢？有人透露说，焦峰，就是那个长头发的人，领着一个小姑娘进山了。

　　我拿起对讲机继续呼叫焦峰。依旧没有回音，原来他没带对讲机。

　　此时，又有提供线索说：焦峰陪着张丽去家访去了，就在那个山头的后边。我让刚刚从村里赶回来的王峰跑步前进，把焦峰找回来。不多会，焦峰、张丽和王峰一起跑回来了。焦峰气喘吁吁地说：一到学生家，他父母不让走，把那么大一块过年都没舍得吃的腊肉往锅里一放，非得要留我们在他们家吃饭，我们说，不行，就找个借口窜出来了。

　　潘部长又催促说，咱们马上走，这里山高、路窄，下雨又滑，晚上行车是很容易出事的！

　　这里，王凡要求留下，住在村里，以便明天早早的布置机位。他留下了。

　　我们栏目的制片人兼主持人肖东坡，今天下午2：40分飞抵贵阳，然后乘汽车到大水乡。我算了算时间，他7点前应该到了。

　　我们到了大水乡一问，主持人还没到。我邀请的华中农业大学的同志到了。他们是校党支部委副书记李桂芳、组织部长罗政、宣传部长彭光芒、经济土管学院党委书记陈兴荣、校团委书记杨少波、后勤集团总支副书记陈国顺、校办室副主任程华东，加上昨晚赶来的在校学生李怡、张丽，一共八个人。他们除了带来15300多元钱外，还给大石村的孩子们带来几千册书籍。

　　各路神仙都到了，那我们的肖制片，肖主持干嘛去呢？原来，肖东坡下飞机后，要通过黔西县直插大水乡，这样，要比去大方县城再来大水乡要少走很多路。可是接他的那位司机只知道前后左右，不知道东南西北，接二连三地走错路。本来两个半小时就可以赶到大水乡，结果他用了七个小时，害得肖主持多坐了四个小时的车。半夜十一点才回到了大水乡。我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做了简要汇报后，我们就熄灯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我睡不着，不时地抬起头向窗外望去。

　　3月3日凌晨4点，我走出了房间，来到院子里，抬头仰望天空，雨点不断地打在我的脸上。雨丝在大门口那路灯的射出下，显得是那样密集。我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说，因为所有的一切昨天就暗示给我了。

　　早晨6点，我再次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当我仰头向西边的天空望去的时候，哇——，非常感谢！已经……

　　天空的阴云迅速散去，月光开始普照大地。我迅速跑回房间，冲着肖东坡说，兑现啦，兑现啦！这都是老天爷帮忙！

　　我们吃完早饭，直奔大石村。沿途所看到的景象又令人感到惊讶：昨天，这莽莽的大山还是万物萌芽、雨中显绿的春色，今天却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的冬景；草上、树上、山上都挂着白白的积雪；刚刚升起的红日又给这洁白的大地洒上了一层金色。

　　在温暖的阳光照射下，所有的人都感到兴奋，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话。

　　各部门已各就各位，嘉宾已各就各位，千名观众已各就各位，主持人肖东坡与采访对象徐本禹也各就各位。

　　上午9：30分，访谈节目《播火者徐本禹》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开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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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分访谈结束，12：00前我们撤离大方县。

　　为了保障我们准时登机，沈晓春书记考虑的非常周密，安排得非常到位，他派一辆警车开道。在我们刚刚驶上贵毕公路时，正遇到前山体滑坡，所有的过往车辆一律禁行。但我们的车队，在沈晓春书记安排的警车带领下，一路绿灯。在此，我代表《乡约》栏目向沈晓春书记表示感谢，向李玉平县长表示感谢，向潘智部长圾示感谢，向所有配合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同志表示感谢！

　　就在我们离开大方县还不到一个小时，大方县上空，阳光快速收起，阴云迅速聚集，密集的的雨滴从天而降，天气又恢复到昨天下午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