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期，对于有钱人来讲，女人就是一个附庸，是一个花瓶，是供男人们把玩和欣赏的。在小脚时尚的年月，女人的小脚成了男人们追捧的焦点，同时也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女人不裹脚被视为大逆不道，没有教养，正经人家是不会娶一个大脚女人作媳妇的。越是懂一点知识文化，有一点纲常教养的家庭，越是受制于封建礼教。越是爱女儿的母亲，越是把女儿的脚裹得更紧。“三寸金莲”之说深入人心，甚至出现了脚小得不足三寸，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并且受到当时社会的追捧。

　　清初，统治者曾一度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但一直未达目的。辛亥革命时期，及至五四运动，人们的思想逐步开放，缠足的陋习才渐渐遭到摒弃。

　　杨厚珍生长在典型的南方城市贫民家庭。母亲爱女儿，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就用一条长长的裹脚布，把女儿那还未长成的小脚丫脚趾朝向脚心紧紧地包裹起来。初裹时，杨厚珍曾悄悄地解开裹布，但短暂的自由带来的却是母亲不绝于耳的数落和训斥，并在大人的严厉监视下完成整个的裹足过程，直到双脚不再发育定型为止。于是她的脚就成了“三寸金莲”式的小脚，她也就成了典型的小家碧玉。

　　这个大眼睛的小脚姑娘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变故，她也许还会延续她的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生活。但当她去赣州为死去的父亲收尸骨时，被时任当地军阀将领的罗炳辉一见钟情，并帮她处理了家父的丧事，不久，两人结为夫妻。

　　从小受封建家庭教育的杨厚珍，在嫁给罗炳辉以后，一直秉承夫道。参加革命之初，她并不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而是对丈夫的支持，夫唱妇随而已。当她了解了罗炳辉亲共的一些活动情况后，对丈夫说：“我看近来各方面送来的‘赤化’分子，你都释放了，有的还给他们饭吃，离家较远的，还给他们路费，穿得破烂的，还给他们衣裤……你说，‘天下穷人是一家，要替穷人找出路’，我听了很钦佩，我能给你做点什么？”这个小脚女人的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这位戎马一生的云南汉子。一开始，杨厚珍悄悄地在罗炳辉与中共方面的联络员谈话时为他们放哨，后来，发展到冒着生命危险担当丈夫与共产党之间的通信员，在罗炳辉举行吉安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随丈夫的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杨厚珍到了苏区，投入到如火如荼的解放区生活中，她才真正放开小脚，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

　　这次全军大转移，像杨厚珍这样的小脚女人是不适合行军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她作为红军第九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才被批准随队。跟随丈夫，跟随大部队共同前进是幸运的，但征途中的艰难险阻需要自己来克服，这样一双小脚也要走完二万五千里布满荆棘的长路……

　　杨厚珍的小脚即便是放开，也不可能恢复如初。她的脚已被挤压得脚趾变形，成了地道的“三寸金莲”。生着这样一双小脚，连生产劳动都不能参加，只能围着锅台转，最多下地送饭送水，就更别提行军打仗了。

　　刚出发时，走不了几里路，杨厚珍就走不动了，只好骑在罗炳辉的马上。由于她的身材又矮又胖，罗炳辉的马可是又高又大，每次上马都成问题，总是要别人托着。为了减少麻烦，杨厚珍只要是骑上了马背，她就尽可能地不下马，除非晚上到了宿营地。用她的小脚走在路上，她怕走不动掉队，可一整天都骑在马背上的滋味也不好受，有几次，刚一下马，由于双腿麻木，“扑通”一下，重重的身子就摔倒在地上。她觉得很难过，更恨自己的脚不争气，坐在地上捶着一双小脚自怨自艾。但她从没说过留下来、不走了之类的话，她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女人，嫁了罗炳辉，她就要陪他走到底，哪怕是刀山火海；追随了共产党，她也同样紧紧跟随革命的队伍，不怕遇到千难万险。当然，在长征结束之后，她与罗炳辉的分离只能说是岁月弄人，是那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