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首次从女红军的角度追忆、解读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大型口述文献片《她们的长征》，将于10月15日晚9点在东方卫视播出。11位目前还健在的女红军战士讲述的她们亲身经历的长征，让女性的细腻、敏感、柔弱，与长征的艰难困苦相交织，激荡出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影像，一个个脍炙人口的传奇。

    三个月跑遍大半个中国

    这部由SMG电视新闻中心评论部《深度105》栏目推出的大型口述文献片，从六月份开始建立摄制组，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寻访当年的女红军战士。70年前，两千多名英勇的女性迈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征途。在红军三大主力中，中央红军有女性30多人，红二、六军团有女性20多人参加了长征，而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性最多，达两千多人，其中包括一个成建制的妇女独立团。长征的胜利和光荣，同样属于这些不屈不挠的女性。70年的风雨，仍然健在且能够接受电视采访的女红军已经不多了，摄制组有幸找到了其中的11位。她们分散在各地，有的是离休干部，有的是普通农民，年龄最大的已经96岁高龄，最小也有80多岁。为了寻访到她们，摄制组克服了重重困难，通过当地的民政部门辗转联系。有时摄制组好不容易找到某位女红军的联系方式，却得知老人已经去世了，而且辗转找到地址的女红军，许多居住在农村，有些地方非常偏僻，甚至汽车都难以通行。七月，正是三伏酷暑的时候，《她们的长征》在甘肃和宁夏的边远地区奔波采访，摄制组三人带着沉重的拍摄器材挤在一辆小夏利车里，其间历经了多次的抛锚，一周行程高达1500公里。

    每一段记忆中的事，都如昨天发生

    光阴荏苒，健在的女红军都已是耄耋老人，虽然经历过的很多事都已模糊不清，但惟有那份对长征峥嵘岁月的记忆，提起来依然往事如昨。

    谢觉哉同志的夫人王定国已是94岁高龄，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摄制组在北戴河采访正在休养的王定国时，恰好王定国的儿子、著名电影导演谢飞也在采访现场。谢导亲自指导摄制组摆放机器，布置灯光，让年轻的编导们有了一次意外的学习机会。

    1935年，王定国被调入红四方面军的“新剧团”，负责剧社演出的道具和化妆。“新剧团”主要通过唱歌、跳舞、演戏的形式来鼓舞部队的士气。老人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曾经用墨汁给文工团的同志画眉毛，到老乡家借衣服和桌椅做演出道具的有趣经历。回忆起长征途中的文娱生活，老人说：“那时候天天演戏，天天跳舞，在平地上、在草地里都这样，有人来要看。”长征中，不仅仅有战火硝烟、艰难困苦、生离死别，也有年轻人的快乐与欢笑啊！1936年10月，王定国跟随队伍到达甘肃会宁，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年底随西路军西征，在甘肃永昌地区被俘，1937年逃出魔爪，重新找到组织，随后同谢觉哉同志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她曾担任谢觉哉同志的秘书、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长征中培养出来的乐观和坚强，让王定国不惧怕后来遇到的种种困难。谢导告诉记者，其实平时他的母亲很少说长征有多苦，是位快乐、达观的老人。

    70多岁时，王定国老人开始练习书法和绘画，而这些书画作品大部分都和长征有关。摄制组邀请王定国为节目题写片名，老人爽快地答应了，挥笔写下了“她们的长征”五个大字，苍劲有力。

    1913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的王泉媛，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与王首道同志结婚。1936年10月，王泉媛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带领1300多名女战士出征。西路军失利后，王泉媛被俘，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逃出牢笼后与部队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成了一个普通农民，直到1989年才恢复党籍。

    在江西泰和的一个普通民居，摄制组见到了当年声名赫赫的王泉媛。老人身穿一件朴素的白色布衣，由养女搀扶着，笑声爽朗，仅有的两颗门牙显得格外醒目。老人虽已94岁，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敏捷，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长征途中，王泉媛的主要任务是照顾伤兵员、抬担架，她曾经照顾过当时生肺病的邓颖超同志，曾经亲眼目睹贺子珍生下的孩子送给了老乡。当年的王泉媛身高不足1.60米，体重不足45公斤，却经常负重十多公斤，随部队抬担架翻山越岭。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危险，王泉媛从来没有丢下过一个伤病员。在过草地时，王泉媛经常徒步走过齐腰深的冰冷河流，因此落下了病根，终生不能生育。她收养了6名孤儿，目前与养女一起生活。

    马忆湘，1922年出生于湖南湘西。1935年11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长征结束后在延安后方医院工作。1941年，她与晏福生（解放后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结婚，曾任广州军区管理局政委。离休之后，一直与儿子在广州生活。面对镜头，老人谈了三个多小时，长征的往事历历在目：在大雪山东张西望，结果患上雪盲症；在草地目睹贺龙同志杀掉心爱的白马，给战士们充饥；由于没有铺盖，与一位男同志同睡一块油布……马忆湘的儿子说，他打算将母亲所写《朝阳花》拍成电视剧，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女红军的故事。出版于1962年的长篇小说《朝阳花》，生动地描写了红二方面军医务人员出生入死、救死扶伤的感人故事，刻画了鲜活的红军女护士形象。采访结束前，老人在摄制组的纪念册上，一只手执放大镜，一只手工工整整地写下“红军精神万岁”这六个字。

    苏力，是采访到的年龄最小的女红军。1934年加入红四方面军时她才8岁，长征开始还未满9岁。刚参加红军时，由于年龄非常小，周围的人都很照顾她，尤其是一位大姐姐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心。然而，在一次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中，一颗炸弹把大姐姐的腿炸伤了，这一幕正好被躲在附近草洞里的小苏力看到了。她跑到大姐姐身边，想把她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怎么也搬不动，她只好搂着受伤的大姐姐哭。等到其他人赶来时，大姐姐已经死了。小苏力与战友们一起在沟谷中用手挖洞，把大姐姐掩埋了。苏力说，这是她在长征中感到最难过的一段经历。过草地时，苏力和大人们一样，“天当被，地当床，早上起来晒衣裳”，因为在水草地上一觉醒来，身上的衣服总是湿的。

    盛夏时节，摄制组走进了四川通江的大山，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找到了邓秀英老人的家。邓秀英住在一幢破旧的土坯瓦房，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外衣，头戴一顶旧毡帽。70年前，13岁的邓秀英背着6岁的弟弟邓玉乾，同母亲一起随父走上了漫漫长征路。那时的邓秀英身高不到1.30米，一根麻绳把弟弟捆在背上，一路上都是背着弟弟走，再苦再难都不丢下。过嘉陵江后，敌人追击，邓秀英把弟弟背上，爬着走，不敢立起，因为敌人看到人影就打枪，即便如此，弟弟的帽子还曾经被子弹打飞，姐弟俩可说是九死一生。长征中与部队失散后，邓秀英被土匪卖给人家当奴隶，经常挨打，双手严重变形，到现在生活还很受影响。但老人非常的乐观、开朗，甚至有点像个孩子。虽然，今天她和弟弟默默地在山区度过晚年，但70年前姐姐背弟弟长征的感人故事，已经成为了一段传奇。

    除此以外，摄制组还采访了罗炳辉将军（长征时任红九军团军团长）的夫人张明秀、谭冠三将军（长征时任陕甘大队第一纵队四大队政治部主任）的夫人李光明以及周明、李玉南、李文英、唐树林等女红军。

    一项极有意义的抢救性工作

    在采访中，摄制组必须克服与采访对象沟通上的困难。这些女红军们年事已高，大多数人眼花耳聋，腿脚不便。有的是坐着轮椅、甚至半躺在床上接受采访的；有的要贴着耳朵扯嗓门喊话才能听得见；有的眼力不济，需要编导把问题用大字写在板子上，才能弄清楚编导的提问。不少老红军都是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拍摄过程中虽然困难重重，但能够直面老红军的传奇人生，听她们亲口讲述长征中的感人故事，对年轻的编导们来说，都是一次难得和珍贵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是在做一项极有意义的抢救性工作，抢救一位位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老人的音容笑貌，抢救一份份对于历史的独特记忆。老人们对于采访都非常热情，不顾年迈体衰，尽力配合。摄制组在湖北红安采访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周明时。这位年已九旬的老人，在没有电扇、温度近40℃的农舍里坚持谈了一个多小时，看到老人汗流浃背，编导们的敬意油然而生。

    为了更好地再现当年长征的传奇经历，编导们在采访前花费了大量时间，遍寻各种档案资料，终于找到了2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为保证史实准确，编导们查阅了800多万字的中外文献史料，有些还是在图书馆近代文献库中找到的。长征中的许多场景没留下影像资料，为使这部口述文献片更加精彩，摄制组在片中采用了三维制作，和目前国际通行的真实再现等手段来表现，还邀请专业作曲家做配乐。主创人员表示，要将这部向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献礼的文献片，做成一档感人至深、且富有史料价值的精品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