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市红塔区棋阳路３５号，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凹字形旧瓦房。院里石板铺地，绿树成荫。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曾是玉溪军分区招待所，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幢旧宅是玉溪的两大兄弟名人——郑一斋和郑易里先生的故居。
　　郑一斋先生是云南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１８９１年９月１６日生于玉溪州城。祖上务农，家住上郑井。其父郑宝臣，在玉溪州城开设“宝臣号”商店，经营土杂日用品，维持全家生活。
　　１９１３年，郑一斋从玉溪到昆明报考“云南省立师范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学校录取，专修国文与中外历史。毕业后被分在昆明“劝学所”任教多年，因小学教员工资菲薄，无法维持家人生活，郑一斋弃学经商。在亲友的支持下，他借到一笔资金，在昆明三市街开设了“景明号”商店。由于他注重信誉，经营有方，业务发展蒸蒸日上。他所经营的各种名牌香烟及染料，由零售发展为批发，成了“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美英烟草公司”在昆明的总经销商。随后，“景明号”还到上海设立办事处。从而成了昆明的大商号之一。

狠揍洋人

　　１９２６年６月，“景明号”向法国商人若利玛订货５００包太古冰糖到昆明销售。这些冰糖装满了一个火车皮，经滇越铁路运到昆明火车站时，因管理人员疏忽大意，没有加盖篷布，使冰糖全被雨水淋湿。蛮横无理的若利玛的佣人，把这些被雨水淋湿过的冰糖用汽车拉来堆放在“景明号”铺子门前，强迫收货。郑一斋叫一个店员称一包看看，结果是原装５３斤一包的糖，现在已经不足５０斤了。于是，郑一斋就亲自到若利玛洋行交涉此事。
　　在洋行的办公室里，郑一斋很和气地说明来意，告诉若利玛应该按冰糖实际重量交货付款。在交谈中，若利玛不仅不同意，态度十分恶劣，还冲过来用他的一双毛手掐着郑一斋的脖子，硬叫他付款。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郑一斋退后一步站立成丁字形，咬紧牙关狠狠一拳向若利玛的胸口打过去，把黄头发、高鼻子、蓝眼睛的若利玛打出了两公尺远摔倒在地。郑一斋用右手指着他说：“洋奴你有本事就爬起来，老子今天要把你揍死。”这时，若利玛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再也不敢声张。事后，全部冰糖每包都补足５３斤结了账。这件事，当时轰动了整个昆明市。街头巷尾都有人说：“郑一斋打洋鬼子打得好，打得巧，打得妙！灭了洋人的威风，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救助红军

　　郑一斋先生思想进步，除了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外，还读过《联共（布）党史》等大量革命书籍，对苏联和中国的革命都知道。平时他结交了许多朋友，这些人多是进步人士、文化名流和共产党人。
　　唐用九先生是郑一斋的好友之一，两人同是玉溪老乡，情同手足。当时，唐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对郑一斋的品德非常敬佩和赞赏。１９３６年，由于红军急需云南白药救治伤员，唐把真实情况告诉郑以后，郑立即到昆明曲焕章“日月大药房”买了一批百宝丹，由唐转交，作为他的捐赠。
　　１９３７年前后，朱德同志密派周素园先生重返西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周到昆明的目的，是要设法做龙云的工作，让他把流散在云南的红军伤员、病号和被抓的人员送返延安。
　  当时，云南地下党要做上层的统战工作，常请郑一斋出面、出钱和提供适当场所，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有利于工作的开展。郑一斋得知周素园来昆明后，亲自走访了他。经过精心安排，特为周举行了欢迎宴会。请了在云南素有声望，与龙云关系密切的李根源、龙云的副长官杨竹庵，和部分民主人士作陪，在大观楼的“楼外楼”餐厅进餐。经过努力，周素园最后终于达到预期目的。

仗义疏财

　　郑一斋经商致富后，生活仍旧非常俭朴。他生有六子五女，对子女他要求很严，不许他们沾染富家子女的不良习性。他常讲：“ 我做生意完全是为了生活，不是为发财和享受。有了钱要会用，要用在社会福利事业上，绝不能做钱的奴隶。钱用得适当，就会发挥有益的作用，用之不当，会造成不良后果，甚至成为罪恶之源。”他不但这样讲，而且一直是这样做的。
　　１９４２年，日军进攻缅甸，即将在仰光口岸登陆。局势万分危急，许多侨居缅甸的革命人士纷纷归国。还有一些同志因缺乏路费，滞留在腊戌，无法回滇。日军一到，就有生命危险。郑一斋先生得知后，马上拿出滇币５００００元，让李公仆先生赶去缅甸腊戌办理此事。
　　对于这件事，光未然先生（《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回忆说，他是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反共高潮时，党的西南局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把他们由重庆疏散到昆明，又派到缅甸华侨中去开展抗日宣传的。仰光沦陷前夕，他们是落荒而逃。到了昆明一无住处，二无吃处，是郑一斋把他们安排在自己家中住下，还给他们发了生活费，这样，他们才在昆明立下了脚跟。
　　１９４１年，李公仆先生在昆明创办“北门书屋”，开办印刷厂出版进步书刊，在经费方面也靠郑一斋先生资助。
　　１９３９年，郑一斋到路南访问云大附中时，遇着一个管理员叫李淑媛。她是一位进步青年，非常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她向郑讲了她的愿望与理想，得到了郑的赞扬。于是郑通过共产党员替她介绍关系，资助她全程路费，让她由昆明经重庆，顺利进入了延安。这位李淑媛女士，就是现在全国知名的作家李纳同志。

助教育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为了振兴中华、传播革命思想，开设了“生活书社”，经销和出版各种进步书刊，深受读者的喜爱，闻名全国。１９３６年“救国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李公仆、王造时、章乃器和史良等，突然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国民党借口“生活书社”与“七君子”有关，施加压力，迫使书社不得不停止营业。
　　为了继续传播革命思想，“生活书社”决定改组成“读书生活出版社”重新营业。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开展业务，郑一斋的兄弟郑易里从上海写信给他，请求支援。郑一斋收信后，马上汇去大洋３０００元，解了燃眉之急。出版社由共产党员黄洛峰担任经理，艾思奇任编辑，郑易里负责财务。他们出版了《大众哲学》、《资本论》和其他进步书刊，对在全国宣传革命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法籍教育家柏希文先生，是有名的钢琴演奏家和音乐理论家。他知识渊博，精通法、英、德等几国语言，也懂拉丁文和中文。因为母亲是广东人，自认中国是他的祖国。他来昆后看到昆明缺乏外语师资，就在威远街一所旧瓦房里含辛茹苦地开办了“英语学会”，为各校师生课外补习英语。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为云南培养了不少人才，少年时代的聂耳也是柏希文先生的学生之一。因收费很低，学校经费十分困难，郑一斋是主要的资助者。柏希文一个人生活，没有家室，得病以后，郑一斋亲自去护理，送药送水又送他去医院治疗。柏先生病故后，安葬费和立碑修墓的钱，也完全是“景明号”出的。现在到昆明西山旅游，还可以看到柏希文先生的坟墓。
　　云大附中因学校太穷，没有一本供师生课外阅读的书刊，也没有一件教学仪器，一切设备都是陈旧破烂的。郑一斋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主动捐资１００００元钱购买图书。由楚图南、杨一波等老师到书店选购书籍。这些书籍对开阔学生视野，提高文化知识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保树种烟

　　１９３３年，一个名叫李士艺的人从外地派到玉溪县来当县长。到任不久，他就下令发动民工，要求尽快把全县所有庙门前栽着的万年青树一律砍掉。
　  一天，村民正在砍大树，郑一斋正好从昆明回老家。到太极山时，他看见一伙民工，正忙着砍伐庙门口上百年的万年青树，便马上停下车来，询问原因。村民回答说，这是县长下的命令。郑一斋说服民工停砍后，直接把汽车开到县衙门前，然后进去找县长李士艺交涉。
　　李县长向郑一斋解释说：“我也是为玉溪百姓着想，才下令砍万年青树的。玉溪县麻疯病人多，就是受这种树的影响。”郑问他：“有什么根据呢？”李县长说：“听人讲广东麻疯病人多，就是受了万年青树的影响才会传染的。”郑一斋听后感到好笑，但又没有笑出声来。他耐心地给李县长讲了麻疯病的常识，说得李五体投地，通知停砍全县的万年青树。
　　玉溪现在成了著名的云烟之乡，说起玉溪的种烟史，郑一斋先生应算开山鼻祖之一。“景明号”是“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云南的总经销商号。抗日战争前，各种名牌香烟的原料，主要来自河南许昌，北方许多地区沦陷之后，烟草来源也就断绝了。公司派专员李少斌到云南考察，在郑一斋的大力协助之下，他们到玉溪、江川等地调查土质、气候及自然条件，发现适宜大量种植烟叶。于是，在“景明号”的联系安排下，“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提供美烟种籽，派人到玉溪、江川作技术指导，经小面积试种成功后，才逐步扩大了面积。

岁月如歌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与中国是盟军关系，所以，从１９４０年起派了不少美军到昆明助战。这些美国兵经常开着吉普车从军营里到大街上横冲直闯。虽然也有美国宪兵维持秩序，但总是无济于事，国民党政府则从来不敢过问。
　　１９４２年７月３１日，郑一斋从大观楼明家地住宅进城，与李公仆、楚图南、杨春洲等人见面交谈了一些有关抗日战争的情况后，回到商号处理业务。夜间１０点钟左右，他雇了一辆人力车坐着想返回住宅。到篆塘时，一部美军吉普车由西站方向急驶而来，正冲在人力车上。把郑一斋冲出一丈多远。美军汽车肇事后，加快速度，逃之夭夭。过路行人把郑一斋护送到附近的警察局，又转送到昆华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１９４２年８月１日与世长辞，终年才５１岁。
　　郑一斋逝世的消息传出后，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万分悲痛，失声大哭。当时，李公仆、光未然、赵枫、张曼均等人还合写了一首歌曲《您的光辉永远不灭》。歌词如下：

　　您！崇高的哲人，有着孩子的天真，
　　您！仁慈的老人，有着少年的热情，
　　您！英勇的志士，在商业队伍里隐身，
　　您光辉永不灭，啊！朋友，一斋先生。
　　……

　　随后，李公仆先生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的短文。在５９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篇文章，仍然深受感动。　　
　　郑易里教授名重良，字雨再笙。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的编译家和中文信息处理专家。１９０６年１０月，他生于玉溪州城，是郑一斋先生的兄弟。
　　１９１９年郑易里离开老家玉溪，到昆明明德中学读书。１９２４年考入北平农业大学，１９２６年东渡日本留学，考进东京工业大学。在中共地下党“东京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他投身各种革命活动。１９２８年５月３日，发生了“济南惨案”后，他作为“留日各界反帝大同盟”的归国分团成员之一，回国从事文化宣传。

开传播马列的先声

　　郑易里到上海后又与艾思奇等人被派回云南活动。１９２８年冬天，他与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人王德三同志到迤南开展工作。为了在乡村里传播革命思想，他用钢板刻字，油印出版了革命《三字经》。１９３０年云南地下党遭到破坏，王德三同志惨遭杀害。郑易里在郑一斋和唐用九的协助下逃到上海，开始与艾思奇等人筹办“生活书店”经销各种进步书刊。他俩还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选出《辩证唯物论》一书，进行翻译。用了近８个月时间，俩人才把２０万字的书稿译完。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他们不得不把书名改成《新哲学大纲》，于１９３６年出版。此书一直畅销，先后连印了１４版，使之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先声。

出版《资本论》

　　１９３６年蒋介石下令逮捕“救国七君子”后，“生活书店”易名为“读书生活出版社”。经大家多次研究决定：千方百计，翻译、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
　　要出版此书谈何容易！首先遇到的是翻译人才的问题。经过七打听八寻找，终于找到了江西赣州的郭大力，把他请来上海开始译书。接着又是经费筹集，郑易里又写信向哥哥郑一斋求援。他哥哥明知这７００００元大洋有去无回，但为了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盗火”，仍然慷慨解囊把款汇出，以实现他们共同的心愿。找到钱，大家以为出《资本论》没有问题了。谁知第一卷才翻译出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就踏进了上海滩。于是出版社经理黄洛峰为保存力量，便带着青年同志及大部分家业转移到汉口。继而为工作需要，艾思奇同志又去了延安。为了安全起见，只有让郭大力回到老家赣州继续翻译。这时，郭大力又请了王亚南参译。郑易里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上海分社，把《资本论》的翻译、排版、印刷组织起来，同时负责全书校对工作。终于在１９３８年４月第一次把３０００套书印刷完成。
　　当第一批《资本论》运到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分社时，书店的同志们高兴得如同过节一样，在新书台上铺起红布，感到自己成了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在迎接一批又一批的读者。送往革命圣地延安的第一批《资本论》，也是他们连夜包装后，交八路军办事处设法送去的。至此，中共中央的领袖毛泽东等同志，才第一次读到了中文版《资本论》全文。
　　１９３９年，郑易里又从上海沦陷区带着《资本论》的纸型，出生入死经香港，过越南海防、河口，风尘仆仆地把纸型直接送到重庆，经过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过问，使《资本论》又在重庆再版。

编纂《英华大词典》

　　郑易里是一位眼界开阔的学者。他知道中国人之所以落伍，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闭关锁国。因此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编纂出了《英华大词典》这部书，架起了西方文明与古老中国之间的桥梁，把它作为厚礼献给了新中国。
　　这部词典出版之后，深受读者喜爱，哺育了一代代海内外的英语人才。前前后后共印了几十次，发行量达１００多万册。１９８５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与中国政府签订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共同声明时，中国政府还把《英华大词典》作为国礼，赠送给撒切尔夫人。

“郑码”夺冠

　　新中国成立后，郑易里在农业部农科院任研究员，主编《农业科学》杂志。早在１９２９年，年仅２３岁的郑易里就投书上海《时报》，提出过汉字的六种笔划说。随着时代的前进，世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郑易里认为必须使汉字潇洒地进入计算机。
　　从人工查字到机器查字，从楷书汉字到电脑汉字，他攻克着汉字信息处理这个举世瞩目的重大课题。１９８１年，７４岁高龄的郑易里发表了他的一部专著《从人工查字到机器查字》。“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发明者王永明，多次向郑易里请教，老少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但郑感到“五笔字型”尚且有不规范的遗憾，他要建立一种规范、易学、快速的字根编码输入法。
　　郑易里的女儿郑珑、女婿蓝德健于六十年代毕业于名牌大学，从事飞机制造和精密仪器行业，他们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１９９１年６月，被称为“郑码”的“字根编码输入法”通过了国家权威部门的鉴定。确认这是中国第一个做到符合文字规范的形码系统，在国内同类方案中，具有领先水平。
　　１９９２年４月，“郑码”系统建立了远比《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收字还要多的“大型汉字数据库”。操作人员只需按动４个键，就可以从６万多个汉字中调出任何一个字来。在国外举行的多次汉字输入比赛中，“郑码”轻易夺得繁体字和简体字两项冠军。
　　１９９４年第二十二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把金奖授给“郑码”。１９９６年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联合向“郑码”颁发了全国科技信息优秀成果一等奖。

关怀聂耳

　　聂耳的三哥聂叙伦１９３２年与郑一斋的大女儿郑琼结婚，所以聂耳与郑易里是亲戚，又是同乡与朋友。１９３０年聂耳去上海的“云丰申庄”当店员时，郑易里也在上海。郑比聂耳大六岁，因郑易里是郑一斋的七弟，所以聂耳称他“七叔”，但郑不让聂耳这样称呼他，让聂耳叫他“老郑”，他叫聂耳“守信”。聂耳初到上海遇到的困难很多，能与自己的亲友相见，是非常高兴的，他们有机会见面时，既谈国内外的形势，也谈工作、谈思想。当时郑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社会经验要比聂耳丰富，所以常给聂耳一些关照和鼓励。有一次，他俩还共同去游览了苏州。
　　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７日，聂耳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不幸遇难后，郑易里还写了一篇怀念他的文章，题为《黑天使时代的聂耳》。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聂耳在上海的各种活动，还对他给了很高的评价。
　　１９３５年夏，张鹤和郑子平等人，把聂耳的骨灰从日本护送回国后，存放在郑易里家中。他们又写信到昆明通知聂叙伦，才把聂耳的骨灰接回。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聂耳的骨灰安葬在昆明西山。楚图南、徐嘉瑞、郑一斋、聂子明、杨一波等亲友参加了安葬仪式。
　　１９８７年７月，玉溪市聂耳公园落成典礼。郑易里先生应邀从北京赶回故乡参加活动，陪同他来的还有他的女婿蓝德健同志。笔者作为参加典礼活动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拜访了郑易里。当时，他有８１岁，身体健康，精神很好。他特意抽时间到老家上郑井看望了家族后代，也到玉溪军分区老招待所看了自己少年时代住过的故居。他说真没有想到，故居至今尚保存得这样完好。
　　两个月前，聂叙伦的女儿聂丽华同志到北京时，还去郑易里家中看望了他。聂丽华同志回来以后告诉我，郑易里今年虽然９５岁了，双目基本上失明，但头脑清醒，仍和他的女儿女婿共同生活在一起，让我们遥祝他健康长寿。
　　近２０年来，我因搜集研究聂耳的资料多次到聂叙伦先生家里住过。其中有几次除了谈聂耳的情况外，也谈了郑一斋和郑易里俩兄弟的情况。作为一个玉溪人，听过之后让我深受感动，所以我作了记录。聂叙伦先生说，他的岳父郑一斋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人诚恳又坦率的人。经常鼓励他要为革命为人民的事业多作贡献。年轻时，先后送他七、八十本书，有鲁迅著作、《资本论》等。讲到动人之处，坐在一起的聂叙伦的夫人郑琼也插话作些补充，讲父亲在她小时候对她们读书的严格要求。可惜现在聂老同他的夫人郑琼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总之，笔者认为，郑氏兄弟这种一不怕瘪钱袋，二不怕掉脑袋，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盗火”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很值得继承发扬的。他们的光辉业绩不仅是玉溪人的自豪，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