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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 |||||
| 作者：钱之光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2-23 | |||||
| 回顾抗战初期在武汉战斗的岁月，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37年11月，上海、苏州相继沦陷。20日，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重要军事部门则移驻武汉办公。奉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亦分批撤往武汉。11月下旬，我带领南京办事处部分人员乘火车取道徐州、郑州转赴汉口。12月上旬，由董必武和叶剑英电报党中央，将南京办事处与武汉办事处合并，正式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按战斗系列称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原武汉办事处处长李涛调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由我担任武汉办事处处长。不久，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在武汉设办事处，处长亦由我兼任。办事处设总务、经理、文书、运输等科，分别由齐光、赖祖烈、刘士杰、邱南章任各科科长。袁超俊、史唯然任正、副副官长，陈远绍任招待所所长。办事处还有一个警卫班，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办事处位于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现长春街57号)大石洋行，还有洋行对门的90号(原西药房)和路东的l20号(原俱乐部)。房子是由总务科长齐光与汉口市长徐会之接洽后批给的。我们将大石洋行作为办公地点，90号用作招待所，120号实际上是干部训练班。后又以新四军办事处名义，找到成忠街53号，用作干部宿舍。原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安仁里的房子，也继续留用。 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实际上是当时我党我军在国统区的合法的联络中枢。中共中央长江局设在办事处内办公。办事处负责接送来汉向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汇报、联系工作的华中、东南、华南、西南各处地下党的负责人和于部，如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贵州省工委负责人邓止戈、秦天真等，都先后秘密到过办事处。延安派往南方各地的重要军事干部，大多在武汉办事处停留，办理护照，再前往目的地，如张云逸、聂鹤亭、张爱萍、张经武、张国华、肖望东、陈康等。去延安学习和从延安学习后分配到南方各地工作的同志，也经办事处办理行政手续。 武汉办事处也是我党我军在国统区的物资转运中心。按照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弹药均由国民政府供给。因此，办事处每月到军需署领取军饷，到军政部有关司署领取枪枝、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及卫生药品医疗器械等等，领到后即到车站联系车皮和其他交通工具，分送八路军和新四军各地。在武汉时期，我们同他们打交道还比较顺利。但因我抗日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只按八路军三个师、新四军一万人编制发放军饷和军用品，所以我们还须自己采办各种急需的军需物资。长沙、广州、香港等地也设有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处，他们将募集到的军需物资送到武汉集中，再由我们设法运往总部、延安等地。运输科任务繁重，科长邱南章及押运副官龙飞虎、朱友学、翁世福、钟隆秋、吴宗汉、李泽纯等，常是一人，有时两人负责押运，指挥调度。凡有重要物资的运送，有时由我直接出面交涉。除军用品外，我们还运送机械设备和原料，如纺织、制革、造纸等设备，以及钢铁、硫磺等，这些大都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募集而来。我们还运送了各种办公用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这些物资，对加强艰苦抗战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发展边区生产和改善边区军民与前线部队的生活，都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时期，中共抗日武装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大力资助。在海外捐赠方面，孙夫人宋庆龄和廖夫人何香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还有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女士，她曾募集了不少救济物资和捐款。国内捐献也是经常有的。如1938年3月底，朱总、彭副总司令就日寇施放毒菌屠杀我晋陕军民事件，呼吁全国、全世界抗议敌人的暴行，并以防毒、防疫物资支援前线。通电发表后，应者云集，武汉的捐赠活动十分热烈，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率先响应，办事处特以集体名义向鹿地亘夫妇致敬，并对国内各方面的捐赠，均登报鸣谢，公布钱物数目及姓名。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也用各种方式支持抗日战争。如菲律宾马尼拉中国妇女救济会向八路军捐款一万元；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捐赠八路军救护车两辆，当时由叶剑英、李克农和我代表八路军在办事处门口接受捐献，并同司机在车前合影留念；八路军代表叶剑英、董必武、边章五、李涛和我，在办事处同越南的侨胞代表会晤，并举行了献旗和慰问仪式。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曾派杨琳携美元一万元去香港开办联和公司，对外联络并采购物资，然后沿粤汉线运到武汉，由办事处转运延安。 在武汉时期，有大批青年由京沪、平津、东北以及其他地区，背井离乡流亡到武汉。为了吸收进步青年到革命队伍里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在汉口设立了招生委员会，地址就在办事处。长江局机关和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担负招生的具体工作，负责接待和组织输送。1938年八九月份，武汉形势逐渐紧张，党组织动员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当时常以集体形式走，以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为一批，人多时也有上百人为一批。他们动身前都在办事处指定地点集中，发给军服及零用钱，再送上火车。在我党许多“三八式”的老干部中，有很多是在武汉参加革命的，有些同志至今还说，当年是八路军办事处帮助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 办事处还开展了寻找革命干部和烈士家属的工作。许多长期失去联系的亲属被找到后，都由我们设法送到延安。象朱德的儿子朱奇，毛泽东亲属杨开智的女儿杨辗，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和林林、儿子林秉益，徐特立的儿媳徐乾、外孙女徐舟，蔡畅的女儿李特、侄女刘昂和蔡转，刘英的弟弟刘彬、妹妹郑瑛，张浩的妻子涂俊明以及儿子林汉雄和林汉南、儿媳朱筱云，以及李维汉、何凯丰、李克农、朱光等的亲属；烈士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郭亮的儿子郭玉诚，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等；还有湖南教育家朱剑凡之子朱竟之、女儿朱仲芷和朱仲丽、亲戚刘明夫等，都是这个时期经由办事处送到延安的。 我们还向延安输送了一批科技界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有机械工程师沈鸿，肺科专家何穆，自然科学家陈康白，文学家陈学昭，诗人、作家光未然等，还有著名台湾爱国人士邱逢甲之子邱琮(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 著名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国际青年访华代表团团长柯尔曼，以及埃德加·斯诺、艾立·里夫、路易斯·斯特朗，著名摄影家伊文思等，均由武汉办事处送到延安或前线根据地。美、英、法、苏等国记者，也时常三五人一批，来找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前后也去过二三十入。 当年经武汉办事处介绍送到延安或其他敌后根据地的总人数，现已无法精确统计，估计一万人左右。这样多的人来来往往，除招待所外，大都由办事处安排住宿，当地的熊子民也帮了不少忙。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 抗战初期的武汉，民众抗日情绪之高涨，活动趣模之大，是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多年来所未见的。许多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八路军办事处作为我党我军的代表机关均积极参加。例如，1938年3月1 2日，武汉各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 3周年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参礼队，高举“纪念总理逝世，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最后胜利”的白布大旗，参加到游行行列中。4月7日是扩大宣传周的第一天，正好传来台儿庄大捷喜讯，各报都报导了前线胜利的消息，蒙、藏、回等各族联合慰劳抗敌将士代表团，在汉口举行了献旗典礼，军政界很多单位都参加了。李克农代表周恩来，罗炳辉和我代表八路军参加了大会。在“七七”献金活动中，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在江汉关献金台上参加捐献。周恩来把自己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一个月薪金全部献出，我党的几名参政员也献出了一个月的薪金。八路军指战员节食一天，并由李克农代表叶剑英作为八路军代表捐献了1 000元，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都献出了一个月的生活费。 我们还参加了许多追悼抗日阵亡将士、慰劳受伤官兵的活动。如：1938年2月下旬，为在武汉上空与日机作战英勇牺牲的空军大队长李桂丹、吕基淳召开了追悼大会；5月中旬，为在台儿庄战役牺牲的川军师长王铭章灵柩经过武汉而在码头举行了致祭仪式；5月中旬，庆祝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散发传单安全返航；8月间，武汉各界发起了“征求三十万封慰问信”运动；9月间，征募一百万件棉背心活动，等等。办事处还特地为一批八路军伤病员举行过隆重的欢迎慰问活动，由我和高级参谋张经武负责我军伤病员的安置处理工作。伤病员休息一段时间后，部分人重返前线，多数伤残人员由我们发给伤员证、遣散费，让他们回原籍。 在许多的群众团体中，孩子剧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孩子们遗亡到武汉，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办事处给予他们很多照顾。2月间，在办事处特地为孩子剧团举行了招待会，孩子们汇报了自己不平凡的战斗经历，特别是当一个小指挥站到椅子上，指挥团员们演唱自编的莲花落‘‘我们都是没有家的穷孩子，穷孩子……爸爸妈妈都被杀……鬼子毁掉我们的家……"时，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张国焘的叛逃事件及我党与之斗争的情况，是当时引人注目的问题。1938年4月初，张国焘借口参加祭黄陵，擅自跑到武汉。林伯渠从西安立即电报党中央。8日，周恩来在武汉办事处向李克农等交待任务，要他们到汉口大智门车站去接张，并关照我要较祖烈为张制做服装，让邱南章、吴春坚做张的保卫工作。在车站找到张后，他不肯住办事处，最后安排在大华饭店住下。虽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极方劝导，张仍执迷不悟，终于在17日公开投进国民党的怀抱，背叛了革命。对于这一严重事件，周恩来在办事处党员大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教育大家在艰苦斗争的环境面前，要注意思想改造，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永远忠于革命。 在武汉形势逐渐吃紧时，叶剑英曾同我说要接受南京撤退时自己没有交通运输工具的教训。我们通过叶剑英的一个朋友，买了一条几百吨的小火轮——“新升隆”号，叶剑英和我在长江里试航了一次。当时，我们在湖南湘乡有个点，这条船就往来于鄂湘之间。到武汉撤退时，“新升隆”号轮已经往返运输过几次了。办事处于10月20日开始疏散，由袁超俊等带着重要物资和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及家属先到湘乡。李克农则率领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的大部分人员，．于22日下午乘“新升隆”号轮溯江而上，不幸于次日在燕子窝遭日机轰炸，25位同志罹难。我因为要领取军饷和联系工作，撤离武汉时先去衡阳、湘乡，以后到长沙，向周恩来、叶剑英汇报了撤退工作。在武汉失陷前三天，朱德总司令抵达武汉，与周恩来等讨论了当前战局及撤退问题。周恩来陪同朱德见了蒋介石，商谈八路军的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问题。10月25日，汉口沦陷前数小时，办事处撤走最后一批同志，抗战初期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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