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把侵略战火烧到卢沟桥。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青年急切地寻找着抗日救亡道路。正在此时，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民主革命圣地——延安，矗立着一座中国革命的灯塔，照亮了抗日救国的航道，强烈地吸引着千百万全国各地和海外的进步青年。
    当年，我17岁，从故乡常州，随同江苏武进青年战时农村宣传队，沿长江两岸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经过长途跋涉，在1938年5月中旬到达当时中国战时首都汉口，从新华日报社得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联合招生的消息。后由沈钧儒先生介绍，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人接待非常热情，当场提出有关目前时局和抗敌救亡的几个问题让我回答。面试录取后，即让我带上董必武同志、罗炳辉同志写的介绍信，前往西安七贤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递交林伯渠主任。在西行的列车上，巧遇八路军干部孙夷和革命烈士子弟欧阳稚鹤（后任三五九旅政治部青年干事），他俩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安排好我的住所后，并告诉我将去陕甘宁边区关中陕北公学分校。过了两天，由杨霖同志（曾任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长）带领我和王适、尹锡珍（女）等五人结伴同行。我们非常高兴，唱着抗战歌曲离开西安，于6月14日到达旬邑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报到。看花宫相传是贵妃杨玉环看花的地方。我被编在分校三十队学习。队长是同济大学学生叶林，政治指导员是长征干部李其英。
    陕北公学是在党的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战火中的大学，坚持教育为持久抗战服务，培养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大批抗战干部。毛泽东主席于1937年10月23日给陕北公学的重要题词是：“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践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陕北公学以进行政治教育为主，也设置军事课程。在校的物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而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陕北公学自1937年8月在延安开始招收学员，11月1日正式开学，到1938年5月，已经开办27个队，培养了两千多名学员。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罕见的。由于发展迅速，党中央决定在关中开办分校。因为那里靠近西安，青年学生进入边区比较方便，也可以解决粮食问题。
    1938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一周年，陕北公学分校开学了。开学后首先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然后采取上大课的方法，讲授《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等课程。教员何于之、李凡夫、何定华等，多是知名学者。经过学习，使我清楚地看到了国共两党对待抗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能够领导抗日的政党，把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
    10月初，我在陕北公学分校学习期满后，被录取到延安陕北公学总校高级部二队学习。这里的课程要多一些，也深一些，主要有《中国革命运动史》、《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等。授课的有成仿吾、徐冰、江隆基、陈昌浩等。毛主席特别关心陕北公学的教学工作，他自己也多次来讲课。这些课程，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史，从而对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认识。这些课程最主要的特点是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紧密结合，不仅提高了我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树立起了革命的人生观，而且学到了做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的本领。
    通过在陕北公学的学习和生活，使我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了入党申请。1938年8月26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重要转折，使我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87年10月，在纪念陕北公学成立50周年之际，我曾写了一首《圣地巍峨创学宫》的诗，以此怀念培育我的母校：

 
圣地巍峨创学宫，峥嵘岁月育英雄。
国防教育熊熊火，抗日沙场赫赫功。
离校从戎半世纪，为民服务一生中。
回思母校情何限，难忘当年闻晓钟。

    （作者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政委、诗人。1920年生。1937年8月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