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播出的大型文献片《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记录了李先念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时的历史功绩，再现了他所参与领导的西路军的悲壮历程。

　　对于如何正确评价西路军的历史，李先念曾做过艰辛的努力
　
　　1991年，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以下称为“原本”)即将发行之际，书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叙述，引起了李先念的激愤，于是，他专门就此向中央写信，使书中关于西路军的叙述得以修正。当年公开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是修正后的版本。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西路军历史的叙述及评价问题上保持了修正本的基调。那么李先念为何要写这样一封信呢？这要从西路军评价问题的由来说起。

　　未能正确评价西路军的原因

　　1936年，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关于西路军历史的详细经过，本刊曾于2002年12月2日在15版上发过专文《从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看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编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讲了这样一番话：“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这一观点最终体现在1951年10月北京第一版《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注释中。文章中写道：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在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评价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陈再道、王宏坤、郑维山等老将军、老战士，以及一些党史研究者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告诉人们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几十年来每每提到西路军时仍冠以“张国焘路线”。

　　李先念为什么要就西路军问题给中央写信

　　1991年7月，在胡乔木、胡绳的直接指导和领导下，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原本中，对西路军仍只写“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原本未公开发行之际，这一问题引起了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的注意，他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以吃惊而激愤的心情，给中央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我的《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当时陈云同志即批示存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几个中央同意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稿，不是见诸报端，即是公开发行的书刊，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另外，书稿中把三十军已经过河后中央指示重点阻击南路敌人的来电放到前面说，而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

　　

李先念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

　　来自国家主席的态度使原本中关于红军西路军的内容得到了修改。李先念信中提及的“奉命”问题和“三十军过河”问题都得到了改正(如下所引，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不清楚的表述说清了，被颠倒的次序纠正了，关于西路军的叙述，终于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10月11日，它们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作好渡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党中央的领导怀有贰心，对重点击破南线敌人没有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提出异议。
　　当年公开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是这一修改后的版本，此版本累积印数达30万册。曾任红西路军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信中表达的激愤之情是有原因的。他曾为西路军问题奔走呼号、殚精竭虑，本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上述党史原本中对西路军的评价却又回到老路上去了。这自然引起了他的激愤。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陈云就委托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西路军历史档案。根据大量历史事实，李先念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报告中央。说明中这样写道：“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对于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分别作了批示，中共中央也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根据中央精神，此后关于西路军的表述和评论有了崭新的面貌。正如李先念在信中所说，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2001年，在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时，也对西路军历史做了公正评价。特别要指出的是，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书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针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对西路军历史最终做出这样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公正评价，是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徐向前、李先念、江泽民等多位中央领导人的直接指示、关怀和努力下做出的。作为历史学者，应当谨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是研史、修史的天经地义。我们应当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留下真实可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