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人曾经说：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位最伟大的女性，那就是这个人的母亲。
    早就想写一篇纪念妈妈的文章，以寄托我对妈妈刻骨铭心的思念，可是每每到了动笔的时候，心潮总是不能平静下来，往往写了个开头就再也写不下去，这次拾起笔来再写，希望能把早就想写的文章写完。
    妈妈在我记事以前的事情是我从父母晚年对往事的追忆和父母的老战友们口中听说的：妈妈出生中医世家，外祖夫去世以后由于家境日渐窘迫，妈妈就和同村的小姐妹来到上海的纱厂里做童工，那真是“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每天工作将近二十个小时，还经常受到日本人和“拿摩温”（女监工）的毒打。几年后，实在受不了日本人的欺压，加上妈妈一个最要好的小姐妹被工头毒打致死，妈妈含着悲愤离开了上海回到家乡，那知家乡也没有安身之地，日本侵略军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掠夺，在一次路过城门时由于不肯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差点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以后，妈妈一怒之下投奔了罗炳辉将军领导的新四军二师，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关于妈妈和我的事比较系统的一次是父母的一位老战友，也是父母的老领导郭林书伯伯告诉我的，那次郭伯伯从西安来看望父母，我正好从黑龙江探亲回上海在家，郭伯伯进得门来，得知我就是那个解放济南时出生的孩子，一把抱住我，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和父母寒喧一番之后，三位老人都感慨不已，妈妈转脸对我说：我怀你，生你的时候都是在打仗，那时候非常困难，非常艰苦，没有郭伯伯和其它伯伯、叔叔的关心也不会有你，可以说郭伯伯对你有救命之恩。郭伯伯调走时你还小，不懂事，今天你给伯伯磕个头，谢谢伯伯的重生之德，一辈子也别忘了……说着，妈妈就哽咽起来。
    我郑重其事地跪下给郭伯伯磕了个头，他拉我起来擦擦泪水对我说：“你应该感谢的还是你爸爸，妈妈，那时候太艰难了”。接着就说起当时的情况：妈妈怀我，生我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最激烈的那段时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孟良崮战役，解放济南，淮海战役都是发生在那段时间里。白天行军，打仗，天上是敌人的飞机轰炸，地下是敌人的大炮，坦克，吃饭就是走着咽几口炒面。因为妈妈怀了我，部队的首长和战友们都很关心妈妈，行军都是让她尽量坐在马车上，晚上宿营都把好房子让给妈妈住，向老乡买点好吃的或者缴获敌人的罐头，饼干都送来给妈妈。我出生以后，大家为了避开敌人的炮火把我和我的二哥放在一个远离战场的废弃的碉堡里，妈妈每天冒着敌人的炮火走几十里山路来给我喂奶，非常辛苦也非常危险。（详见我的回忆之一）直到进了上海，条件才好起来。因为一些首长的家属还没有接来，年轻的还没有结婚或者刚结婚没有孩子，我就成了部队大院里“宝贝疙瘩”，人人见了都要来抱一抱，逗一逗，家里经常堆了伯伯，叔叔们送来的部队发的水果和食品。特别是郭伯伯，每天下班都要进来抱我一会，首长们发了好吃他都留给我，我的衣服也都是郭伯母一针一线用旧军衣给我改的。
    我记事以后，对妈妈的印象就是她总是很忙，后来妈妈转业到了地方，工作就更忙了。她那时候的忙现在看来是当时的政治运动太多。每天早上起来，晚上睡下都看不见妈妈的身影（生活都是外婆和保姆料理），难得有星期天妈妈会早点下班，回来看看我们，问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妈妈那把我们拉在怀里，抚摸着我们的头轻声和我们说话的慈祥神态永远深深的印在我心里。
    我上了高中以后和妈妈的接触多了起来，星期天下午（因为我是住校，星期六回家，星期天返校）妈妈时常会早点回家，带我出去走走，谈谈学习的事情，然后带我去吃一顿晚饭再给我买些饼干之类的点心送我上车。我最喜欢吃的和妈妈带我去吃的最多的就是中山公园旁边“花园邨”饭店的鸡蛋虾仁炒饭和愚园路上“沈大”点心店的“蟹壳黄”（一种烤的金黄的小烧饼）。那两年我记得是妈妈最开心的一段时间，经常是满面笑容的，特别是每当提起和其它几位女同志受到周总理的接见时的情景（有一张合影，登在当时的“中国妇女”杂志上，妈妈还保留了一本），妈妈总是像孩子一样神采飞扬，绘声绘色，笑得那样开心。我只要回想起妈妈那时的笑容和笑声就会像一阵轻风拂去压在我心头的哀思和歉疚。
    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就看见家里没有了欢笑，父母都沉着脸，忧心忡忡的。开始我和妈妈各忙各的，我在学校里写大字报，下乡参加劳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到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再就是漫游全国的大串联。一直到了六七年初大串联结束，学校的“运动”也告一段落，我戴了个“反动学生”的帽子回家当了“逍遥派”。那时候妈妈被“定性”为“走资派”，头上戴了什么“三反分子”，“假党员”等一大堆帽子，因为是部队转业的干部，所以少了一顶大家几乎都有的“叛徒”帽子。每天大会小会的批斗，戴高帽，“喷气式”，扯头发，拳打脚踢天天不断，妈妈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那天，那些“造反派”闯到家门口要把“大字报”贴到家里来，十九岁就入了党，平时性格温和的大哥也被激怒了，说：拼着不要党籍也要冲出去和“造反派”论个短长，被妈妈死死拉住。我提着爸爸的铜头武装带，站在门口，摆出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才吓退了这些混蛋。从此以后妈妈的日子更不好过了，每天批斗（实际上是折磨）到半夜，一家人都很不放心，于是我每天半夜都去接妈妈回家。在爸爸“不许闯祸，只许在妈妈单位旁边的苏州河的桥上等。”的严令之下，我不管严寒风雨，都早早的等在桥上，每次我都是站在桥灯下面，让妈妈远远的就能看见我，有时候远远听见妈妈单位里的大喇叭传来的口号声，叫骂声，我咬着牙真恨不得去宰了那些狗娘养的“造反派”。每当半夜过后，看见妈妈那蹒跚的身影在昏黄的路灯下沿着河边走来时，我的心都像是在流血。等妈妈走过来，我总是取出带来的毛巾，梳子，让妈妈擦擦脸，替她掸去衣服上的灰尘和脚印，替妈妈梳理她那扯乱了的头发时我特别小心，就怕碰破了因为扯去了头发刚结起来的血痂。（妈妈的腰就是那时候被造反派踢坏的，从此留下了病根）。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一年左右，六八年初妈妈单位成立了有干部参加的领导班子，妈妈的境遇好了起来，被“罚”到木模车间劳动。工人师傅们都很关照妈妈，只让妈妈做些极轻微的工作，我有时候也可以去车间和妈妈说会话，陪她一起回家。那时候妈妈的脸上有时才有了一丝淡淡的笑。
    六八年九月我去了黑龙江军垦，五年后又去安徽插队，那些年每年回家探亲到家的第一顿饭，肯定是妈妈买回来的一大盒奶油蛋糕，那奶油蛋糕是方型的，一块好像是一角一分钱，一盒可以装十二块。妈妈每次都是一定要看着我把一盒蛋糕吃完才会满意。因为我不吃肉（保姆是个回民，见我的回忆之二），所以每次我回家，妈妈怕我营养不够都会准备不少猪油，下面条，炒饭都是油汪汪的。后来我在黑龙江开了荤，于是每次我回家，妈妈又会准备下很多“狮子头”（大肉圆，因为肉圆吃不出肥肉来）和专门去静安寺买来的瘦肉香肠，在家的每顿饭妈妈都要我吃下十个八个的狮子头，我知道我吃的多妈妈就会高兴，所以就是有时候胀了点，我还是多吃几个下去。那段时间里最能让妈妈高兴的就是拎着菜篮陪她出去买菜和坐在她身边静静的看书，听她叙说过去的往事。
    七四年是我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孤身一人在一个荒僻，贫穷的村子里插队，张铁生的一封信把我挡在了大学门外，我那时写了一封信回家要求妈妈给我写封信来（原来信都是由爸爸写的），妈妈很快来了一封长信，就是这封信给了我勇气和信心，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时光。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特别是担任了领导工作以后，几乎没有了探亲假，也就是在出差到上海或者路过上海的时候抽时间回家看看父母，妈妈不管我吃饭了没有总是要“塞”我一顿，所以空着肚子回家成了我的习惯之一。妈妈知道我工作很忙，还经常熬夜，那些年我离开家时她都会给我一包西洋参带上，叫我注意身体，可是妈妈自己生活却非常节俭，有时候就是泡饭咸菜。尽管妈妈因为造反派的摧残，晚年身体很不好，但我每次回家走时她总是坚持送我一段路。一直到父亲去世，我最后一次见妈妈时，她还由保姆搀扶着送我到大门口。妈妈那风吹拂着的白发和颤巍巍的身影就像刻在我心里一幅永远磨不去的图像。
    九八年三月，在父亲去世仅仅四个月后，那天在单位接到妈妈病危的电话匆匆赶回上海时，也没有见上妈妈最后一面。我知道：我从此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虽然在妈妈临终前没能守在她的面前，成为我的终生遗憾，但我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妈妈去世的一年前我曾经请了50天的假在家服侍父母，略报三春而已。但我心里隐隐作痛的是：我已经征得组织同意调机关担任闲职，回上海照顾上大学的女儿和年迈的我欠的太多的妈妈。可是就差三个月，妈妈没能等到我回来，永远地离开了我和她极疼爱的孙女。
    我取回妈妈的骨灰后在我的房间里放了一年半，九九年十月一日，国庆50周年大庆，我们全家遵照父母的遗嘱，像父亲的骨灰一样，把妈妈的骨灰撒向了大海。
    安息吧，我最最亲爱的妈妈。

    2003年3月12日写在母亲五周年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