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而曲折的道路

──忆朔端 

   宋 平  

 
     “五卅”这个日子！
     “海城”这个城市！
      对朔端的一生，对我和我们的孩子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感情，都会引起我回忆很多往事，回顾他一生的历程──那一条光荣而曲折的道路。
      一九四六年，在“五卅”这个光辉的革命纪念日，朔端于辽宁海城前线，毅然率部起义，打响了反蒋反内战的第一枪。这一枪震撼了白山黑水，震撼了云岭高原，更震动着蒋家王朝。这一枪也宣告朔端与旧我彻底决裂，新生从此开始：是一块即是终点又是起点的里程碑。朔端抵达这块里程碑，走的道路是漫长的，经历许许多多的坎坷与曲折。
                                                         一、追求真理

    朔端秉性沉默寡言，善于冷静思考。即使公余之暇，也不爱谈闲话、聊闲天，尤其不爱谈他自己，更不提及别人认为是煊赫一时的事迹。所以，我俩虽说共同生活了四十余年，对他的青年时代，对我没有亲自目睹耳闻的事情，也知道的不多不详；很多是从他自己的日记、信札和战友的口中得知的。
      朔端一九O一年出生于云南省威信县长安乡。祖辈遗留土地数十亩，在那贫瘠的高寒山区，算是地主阶级。他幼时在家乡“私塾”就读，从《三字经》、《百家姓》到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对他深有影响，但他也从所学的诗文中，吸取比较积极的思想。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就是他经常乐道的。有次过年，大哥叫他布置堂屋，他就在祖先牌位两旁的灯笼上，大书这几个字以告诫家人。他常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座右铭，作为做人处世的准则。朔端性格刚毅倔强，好打不平，他对历代许多爱国英雄，十分崇敬，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以及辛弃疾、陆游等人的爱国诗词，他都最喜爱，直到晚年，还常听到他吟诵某些诗句。
    朔端的父亲去世后，由其长兄主持家务。他大哥是个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而他却对那些封建礼教的一套繁文缛节十分厌恶、抵触，以至反抗。一次一位远亲也是颇有权势的地方绅士杨旭九来家作客，家人引以为荣，朔端却故意避而不见。大哥认为这是失礼、不恭，逼他去客堂以礼见尊长，他坚决不从。大哥生气了，要打他，他跑出家门，奔下河去，站在河水中不上岸。大哥气得没法可施。从此他和家庭开始有了明显的裂痕。
    十六、七岁的青年已经会思考，会追寻。他生活在偏僻的穷山恶水之间，生活在腐朽的封建礼教之家，感觉窒息，强烈地希望能够飞出家庭樊笼，逃出狭隘幽暗的深山峡谷，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扩扩眼界，吸吮新鲜空气。终于在一九一九年逃离家庭，只身跑到昆明。逃途中路过镇雄古芒部时，正碰上一个乡绅子弟，策马踏伤一个农民后就欲扬鞭而去。朔端在一旁愤愤不平，一步跑上扭住马头，痛斥那个恶少，迫使他赔礼道歉，送农民回家。
    又一次，他从昭通到彝良经过火烧坝的天主教堂，一个外国传教士正在殴打一个中国教徒，许多围观的人没一个敢去过问。他按捺不住气愤，挺身上前质问那个“洋人”凭什么打中国人？“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讲平等博爱，讲上帝泛爱众生吗？为什么要打人？”问得那个外国传教士哑口无言，灰溜溜地掉头走开了。朔端就向围观的人们宣传说：“近百年来，我们受尽了列强的欺侮，一个传教士敢在内地横行霸道，霸占土地，殴打我国人民。这都因为我们国家贫困软弱，一盘散沙；外国人称我们是‘东亚病失’！是‘睡狮’！我们要祛除痼疾。东方睡狮该觉醒了！我们要振兴中国，不要再忍受外国人的欺侮了！大家的腰杆要直起来，不要怕这些洋鬼子。”
      恶少为什么敢横行霸道？东亚病夫的痼疾怎样才能治愈？睡狮又怎样才能使它惊醒？……这些问题渐渐形成他经常思考探索的主要课题。
    朔端跑到昆明后，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在读书期间，他吸收了许多新知识，看到了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他的眼光宽广了，思考问题也多了、深了。课堂上爱国教师讲授的一篇篇“国耻痛史”，袁世凯丧权辱国签订的《二十一条》，蔡锷、唐继尧在云南首举义旗倒袁护法，接踵而来的“五四”运动，以及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朔端的中学阶段，正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革命！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这一思潮激励着那里的青年一代。当时朔端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也要做一个象蔡锷将军一样，手持指挥刀骑着大马敢于向专制皇帝冲杀的军人！”朔端这一向往，是他踏上追求真理、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起步。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给他很大启蒙，他开始懂得一点革命的理论，懂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伟大意义。他一心向往革命策源地——广州。一九二四年，他在省一中毕业，回家筹集去广州路费。谁知他大哥不但分文不给，还想拴住他强迫他与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刚刚发现一线曙光的朔端，怎么甘心屈服蛰居乡里呢！于是他下了与家庭彻底决裂的决心，写下一张从此与家庭脱离一切关系的字据，偷了点路费悄悄逃离家乡，跑到广州去了。到广州，他已身无分文，只好替人抄写赚钱维持生活，等待考试 。                                                 

二、黄埔受教

    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大革命的蓬勃发展。一九二五年前后，革命志士云集广州，去广州的革命青年都瞩目培训革命干部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朔端早已立志要当一个革命军人，就投考黄埔军校，并如愿以偿考取了。在黄埔军校周恩来主任的教诲，叶剑英、肖楚女、恽代英等教官的讲课，以及一些革命书刊的阅读学习，给了他极深的印象，直到几十年以后还记忆犹新。特别是周恩来讲的《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以及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在革命军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等。恽代英、肖楚女讲的《中国民族革命史》、《社会主义问题与社会主义》等都是他喜爱的印象深刻的课程。周恩来主任说的“孙总理的：统一广州、统一中国、打倒帝国主义三大志愿。”朔端领会尤深。他结合当时军阀混战，列强入侵的现实，反复思考：确实，不打倒军阀，不打倒帝国主义，中国绝对不会复兴！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这就是自己的志向，终生奋斗的目标！
    一九二六年黄埔军校毕业，朔端被留校任第五期入伍生队排长，因为连长让队伍强行占住当地农会，朔端提出反对，连长寻机排斥，二七年春，借机把他调江西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八师，在政治部任科员，兼工兵营党（国民党左派）代表，在政治工作上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此，他能直接参加北伐战争，非常自豪。他给一位老师写信说：“我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一名战士了，我一定遵循总理遗嘱，革命不成功，决不离开部队！”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英、美、日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捕杀大批中共党员及进步青年，第三军八师的中共党员纷纷撤离。朔端也被清洗离开第三军八师和前期同学云南同乡曾泽生一起流落到上海，以帮人开车为生。二九年，原黄埔同学龙云的表兄卢浚泉，在云南讲武堂创办军官候补生队，卢亲自去上海约曾泽生与朔端回滇到后补生队工作，曾任副大队长，他任中队长。
                                                        三、蓄意改革

    朔端到云南讲武堂军官后补生队任职后，就欲立志改造云南的旧军队，期望在候补生队培养出一批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军官。他采用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办学方针宗旨和课程内容，在全队建立一套政治工作制度，提出官兵人格平等、军民团结。还提倡妇女解放，别开生面地招收一批女学员，创办了队刊《新武力》，专门刊登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训练细节及生活上也要求革命化，吃饭时先唱革命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救国救民吾辈之职……”跑步时的呼号：“一！二！三！四！”已改呼：“奋！斗！牺！牲！”。候补生队的教育方针和学风引起了南京蒋介石政府的注意，派来督察大员王伯岑，用武力解散了候补生队，逮捕了大队长卢浚泉、副队长曾泽生，朔端被革职驱除出境。
    朔端怀着满腔热血，投奔革命圣地，成为一名革命军人，仅三年多的时间，竟两次被清洗革职。但毕竟血气方刚，革命锐气未失，自信心很强。相信自己如能掌握一部分军队，在自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的锐意改革下，就可以将部队训练成一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那时对革命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没看透蒋政权的实质，存在一定程度的幻想，尤其对云南地方部队不切实际的想法更多，认识不到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地方势力服务的。朔端对此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无数事实的教育，许多革命书刊的启发，才渐渐醒悟的。
    一九三一年滇军调赴广西，参与讨伐桂系之战。在作战中暴露出滇军的弱点。回师后，滇军首脑决定对部队改编，选用青年军官，朔端又被起用了。在卢汉部三旅五团任营长，驻滇越铁路沿线。朔端任职期间确实是励志图强，治军极严，受到铁路沿线民众的称誉。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当你的作为与那个阶级的利益相矛盾的时候，就会抛弃你，甚至置你于死地。
    在营部驻地建水有一个土豪劣绅，与法国人勾结，欺压农民百姓，人们敢怒不敢言。一次一个被害人偷偷跑到营部，要求保护。他非常气忿，调查属实后就将这个劣绅逮捕起来。滇越线上法国人不满，向省政府控告，省主席龙云也认为是朔端给他闯了祸。刚好这时蒋介石命令云南部队去堵截长征过境的红军，朔端借口患胃溃疡症，请假不去。团长肖本元早就曾因朔端亲自带领弟兄掩埋了邻团枪毙掉的两个“赤色分子”而对之怀恨不满，就趁机上告他剿匪不力，称病怯战，有私通“共匪”嫌疑。不久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云南，逼近昆明，龙云即命令他率队追击，戴罪立功。朔端被迫回队，带兵尾随红军，有意放慢行动，远距红军不与接触。
    被迫追击红军对朔端来说也是一次教育。在他的行军日记中记着很多幽默甚至是自嘲的语句，如：“红旗前开路，览胜有良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倭寇侵略开大门，同胞路过紧相逼。”“我们就像疯狗一样，远远跟在后边，抬着脑袋东咬、西吠，有气无力地空叫一阵而已。”从他的行动和日记，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情绪，以及内心的思考与感受。他跟随在红军的后边，清楚地看到红军经过时，各族百姓争相返村欢迎，支援粮草，给红军当向导……而自己所部，虽然在滇军中是纪律严明的部队，可是，沿途村民多远而避之。这些事实引起朔端深刻思索，对红军不禁肃然起敬。而也正因为他的这些思想行为，新情旧况连在一起，他又成了“不可靠者”而被削掉带兵官职，调至巫家坝，从事新兵训练。在这期间，他请假回家，把大哥分家给他的一份田地，约请佃户到家，当众把契纸租约烧了或发还佃户，让耕者有其田。回昆后，经朋友介绍，他得知我出身苦寒，能跟着吃苦耐劳；我了解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结婚后允许我独立自由，在他已彻底脱离其家庭关系的条件下，我们结婚了，婚后仍各自在自己工作地分居生活。
    朔端有自己的思想认识，有自己的抱负：当军人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志愿。这一志愿支配着他的言行，而他为人又是那样诚实、质朴，不会官场那一套交际应酬，不近烟茶酒色，不请客送礼。他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们戏呼他“清教徒”！我也常恶言挖苦他是华亭寺的撞钟和尚。他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是多么的不“入时”。上级许多人不喜欢他，对他怀疑、歧视、打击，可是他却赢得了同级和下级官兵绝大多数的喜爱和崇敬。在上级领导中也不乏明智之士，喜爱朔端治军之才，为人的光明正大。所以在他回滇工作不到七年的这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他几次被罢黜军职，又几次被起用。
                                                        四、抗日救国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紧接着就是东北三省沦亡，冀东自治，华北五省特殊化，塘沽何梅协定签订，日寇步步进逼，亡我全中国的罪恶用心昭然若揭。而蒋介石步步退让，对外不抵抗，顽固地坚持其反动透顶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滇军有志之士极大的民族义愤。朔端更是义愤填膺，悲怒交加，激愤之情无法排解时，高唱《满江红》。有时又沉默不语，磨墨展纸，反复书写抗日同盟军将领吉鸿昌、方振武和宁都起义将领董振堂、赵博生等名字。一遍又一遍地写，一次又一次地称道：“他们高举抗日义旗，是全国军人的榜样。若都能像他们，中国就有救了！”并叹息自己身  为一个军人，不能外御强寇，报国雪耻，愧对乡村父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诚发动了“西安事变”，周恩来同志率领代表团亲赴西安，迫使蒋介石承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这才从他脸上看见笑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高兴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这回可有机会去和日本鬼子拼一拼了。”
    西安事变后他积极活动，约黄埔同学、挚友李韵涛、曾泽生联盟上书，慷慨陈辞，请缨开赴抗日前线，卫国杀敌。不久，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战起，全面的抗日战争开始了。滇军改编为六O军，朔端被任命为一八三师一O八一团团长。三迤健儿浩浩荡荡开赴抗日前线。
    到达前方他给我来信，表达了为国捐躯的决心：“……男儿为国忠于职，愿以热血洗国耻；为除国家民族恨，战死沙场喜逢时……”以后即长期杳无音讯，直到翌年三月部队进入战区，才又来一信，寥寥数语，告诉我“鲁南在望，静待捷音”我又喜又愁，数时度日，伫望着佳音？恶耗？每当夜深人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情不禁地涌上心头。虽说我所处的是慷慨激昂的抗日战争时期，与杜甫写《春望》一诗在安史之乱中身陷长安之时，情景不同。可与我当时的心情颇为相似。
    童年时的悲惨遭遇，使我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总是想得凶多吉少，因此与其说是伫候佳音，不如说是愁待恶耗。果然，四月二十八日云南报突然载出这样的通栏大标题：“金碧增辉！台庄北敌进犯受创，滇军健儿初建奇功。”“我一O八一团在台庄以北与敌机谷板垣之混合队遭遇，发生激战，团长潘朔端身先士卒，中弹受伤，复裹创指挥，亲率营长尹国华部冲入敌阵，尹以身殉职。战况之激烈为台庄战后仅见。”又讯：“……我健儿施展神威，与敌血战九昼夜。……阵地屹然不动，迭挫凶锋。丧倭寇之胆，增国家之光。”
    消息传来，全市人民莫不为之欢欣鼓舞，引以为荣。对我虽然这“复裹创指挥”后的情况，令人不敢想象，内心无限焦愁伤感，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使我仍不失当初支持他请缨杀敌的激情而振作自己。
    五月朔端被送到武汉住院治伤。得友人卢浚泉的资助，送我到武汉去照应。

五、武汉养伤

    武汉的盛夏真是名不虚传的火炉，热得人气都喘不过来。手术后的朔端躺在病榻上，枕旁放有一叠书，什么政治经济学呀！哲学社会科学呀！我掩盖了初见的喜悦，故作严肃地打趣说：“你是住医院还是进研究院？”他失血的脸上泛起少见的喜笑，风趣地说：“感谢日本鬼子给我创造这么好的学习条件，不趁此时机多读几本书，更待何时？”
    确实，这次光荣负伤，给了他大好的学习时光。不仅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过去见不到的书刊，而且有幸亲聆几位共产党人对时局的分析和对问题的新见解。了解到抗日根据地那边“新天地”的真实情况，促使他思考很多问题。武汉养伤，可以说是朔端一生的转折点，是他树立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起步，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养伤期间，一位在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工作的同乡老友的妻子袁裕华常去看他，同时又幸运地结识了办事处的另一位干部，同病房的苏石泉，他们一见如故，非常谈得来，逐渐成了知心朋友。袁、苏不时向他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党的方针、政策，八路军对日作战的情况，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概况以及他一向崇敬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的感人事迹，后来还有幸见到了罗炳辉将军。罗将军那诚恳朴实亲切有力的话：“我们的一枪一弹都要用来消灭侵略者”，使他更是深受感动和教育，尤其那语重心长的“你我同出生在一块土地上，但愿也能同走在一条道路上”的临别赠言，更是永远激励着他奋勇向前，他对比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部队，在鲁南战场不战而退，丝毫不顾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丢下了几十门大炮仓惶逃跑的可耻行径，他无比愤慨地对我说：“什么抗日救国？我看共产党才是真正诚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谋福利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时我才理解他在给我信中说的“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变，即使打败了日本，我们国家也不会真正得救”的社会制度的“变”。该是怎样个变？也才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已经在他思想上形成了坚定的信念。这一信念支配着他的行动，即使是日常小事细节也反映出来。在他可以行动的时候，我陪他外出散步。在街上凡见报摊、报童，他总是有意提高噪门去问：“有新华日报吗？”买过啦，再问，再买，不厌其烦。我当时不理解，说：“你发疯了？”他笑笑说：“扩大正义之声的影响，摧毁国民党的造谣报纸！”他的政治思想倾向，有力地激励着我刚被点燃的革命之火。
   老实说，我去武汉除了探视朔端伤情，还有我自己内心的打算。一九三七年一位家乡老友的爱人袁裕华从四川路经昆明，我们认识了。从她的言行，我知道她来自“不凡”之地，特别和她亲近。她给我讲述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介绍了一些革命书刊。斯诺的《西行漫记》给我极大的影响，我多么想做一个红军女战士，多么向往“陕北”那个神秘的革命圣地。到武汉后又那么幸运住女青年会，生活在战时服务团的革命集体里，所见所闻，使我的希望有变为事实的可能。尤其喜出望外的，就在朔端的病房里又不期而遇地多次见到袁裕华女士。从她那有意无意的谈话中我得知延安的“陕公”、“抗大”、“鲁艺”三校在汉口秘密招生。我和朔端说了我的打算，他带嘲笑说，“怪不得你们来信说：想出来投考陕北的什么学校？究竟看了什么书，引得你们狂热起来？去那里不是好玩的呵！那几位拖儿带女的（指曾泽生、李韵涛之妻）吃得了苦吗？”我说：“他俩，不敢说。我，怕苦就不一个人跑出来！”他沉吟一会说：“去，现在倒是个好机会。”我俩的思想一致了，我高兴地作着一切努力。在他的支持与帮助下，几经周折，我终于秘密地考取了抗日军政大学。我二人商量好，我先走，等他的伤愈后，再找机会北去。他拖着伤残之躯，在汉口台儿庄路（招生办事处）为我站岗放哨的情景，当时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也大大增进了我们共同生活不长的夫妻感情。直到四十五年后的今天，这可贵的革命情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八月，武汉的“秋老虎”似乎要把万物烤焦。战火硝烟正在节节逼近：鄂东、赣北都吃紧，武汉岌岌可危。滇军奉命集结于湘北及赣北，成为犄角之势拱卫武汉重镇。在这样的军事形势之下，朔端哪安心躺在医院里？急不可待地要回部队去，投入新的战斗。
    我想这回与他分别，“何日再相会？”便决定先送他回到岳阳归队，再返武汉去西安北上。谁知我们刚到岳阳，六十军军部一位好心的绰号张全懂的军需官张方明，从武汉赶来告诉我们说，就在我们离开汉口的那天晚上，有人在我住的交通旅馆（原住的女青年会被查禁）去搜捕我，还在继续追查。还告诉我，近来青年人往陕北跑的很多，引起西南几省在往西安的途中，设下关卡，缉拿堵截。忠告我最好赶快离开部队，“免得潘团长受连累”。
    还来不及商量，果然，正式命令接踵而来：“家属立刻离队。”这明明就是冲着我来的，当时除我并没有什么家属。接着我终于被迫随同一批回滇办学的军官被赶回昆明，而且从此失去了已经够可怜的教书工作。

六、编遣还乡

    台儿庄战役，朔端立下了辉煌战功，国家授予他一级宝鼎勋章。伤好回队后，又参加了武汉、长沙外围及赣西北的多次战斗。辗转与日本侵略军战斗的两三年中，又屡建战功。
一九四O年朔端被提升为一八三师师长。正式命令还没有到，一向敬重他的军部警卫团长陇耀，星夜密送一信，嘱他前往接事吉凶未卜，谨防阴谋。果然当朔端接到命令到了一八三师师部，代师长李文彬（蒋嫡系），竟蛮横地拒绝卸职交权，并扣留他在师部“待命”。接着重庆统帅部就发来电报，令朔端到赣州中央训练团报到。一个月的“学习”后，终于在蒋介石的一套“假提升，真免职”排斥异已的阴谋诡计下，被编遣回滇了。
    一个民族战功赫赫、国家一级宝鼎勋章的获得者，带着伤残的身躯，被残害的心境，两手空空回到桑梓。随身行李又被“护送”人员途中拐走，真是落魄穷途，无以为生。我俩在昆明没有家，没有个落脚处，生活无所依持。只好到乡下高跷村租了农民一间小楼暂蔽风雨。在高跷“升奄祠”小学我得同学之助，谋得一个代课教员的临时位置，聊且糊口，生活十分困难。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时，却偏偏生不逢时地生了我们结婚七年渴望已久的第一个孩子。生活更加困难了，大部靠典当过日，尝尽人间世态炎凉之苦。一天，当我们把结婚时的两床缎子被面拆下送拍卖行去卖时，竟被老板无故奚落讽刺一番。素不发脾气的朔端突然发火了，打了老板一耳光。这不是一个耳光，是多年集积在内心的愤怒！虽惹来麻烦，心里倒也几分舒畅。
    高跷村北靠西山、碧鸡关，面向五百里滇池，山水气势雄壮，烟波浩渺，怡人襟怀。在这个村子闲居两年之久，朔端大部分时间串村访邻，走遍了沿滇池的山山水水，结识了许多农、渔民朋友。他经常随船出海（当地人把滇池叫海），与渔民促膝谈心。深入山寨，访贫问苦。他亲眼看到他们贫穷、屈辱的生活。反动政府、地主、资本家对农民的压迫与盘剥以及苛捐杂税抽丁拉夫给农、渔民造成的悲惨情景。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过去光从自己队伍的小天地着眼，还不觉得什么，现在亲自耳闻目睹，才感觉到光靠洁身自爱，对民众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还告诉我，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周恩来主任讲，“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民”，对这句话当时不理解、不深懂，现在才有所领悟。我对他的整天走村串庄和日愈复杂的心情，也才有所理解。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读了许多“禁书”。
    一个本家侄儿，在伪中央邮电检查所昆明监理所工作。朔端教育侄儿说：“国民党五次围剿‘共匪’，结果剿出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取缔异党多年，结果西安事变国共还得合作，共产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只有蠢才才相信封锁消息、禁扣书刊可以收到效果。”并要侄儿把每种禁书都送他一份。《苏联国内战争史》、《资本论》、《联共（布）党史》、《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当时延安、重庆、昆明等地的进步杂志、刊物，都是这时读到的，这对他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的理论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对他的世界观的改造，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在读列、斯《论中国革命》一书的笔记中写道：“斯大林说：如果以为在中国只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那是痴人做梦，没有土地革命，没有数百万工农群众积极帮助革命军，要想打倒这些反动力量是不可能的，我就曾经是那样的痴人，空想、梦想了这么多年，现在才真有所悟。”大量“禁书”的启发教育和与劳动人民的亲身接触和了解，他对于中国贫困、落后的症结在于社会的根本制度更加领悟，对新民主主义阐明的新的前途坚信不疑。这是他的政治思想上的一个飞跃。两年多的闲赋，穷愁潦倒，是坏事也是好事。从思想认识上为几年后的“海城起义”做了准备。

七、重操旧业

      一九四二年日寇从缅甸侵入云南境内，占领腾冲、龙陵，直抵怒江边。保山驻军第六旅旅长龙奎垣，也仿效国民党中央军不战而退，而且还乘机掳掠，民怨沸腾，地方人士联名上书龙云，要求惩办龙奎垣。龙云不得不表示应允以平民愤，并宣称要“择贤任能”，整饬部队。原军校同事卢浚泉，深知朔端为人，认为他年青有为，清正廉明，向龙云保举他，接任第六旅旅长。
    “无官一身轻”。多年的惨痛教训，使我深恶痛绝，官场世俗，我坚决反对他再当国民党军官，为蒋介石卖命。刚被编遣回昆明之际，朔端也曾产生过消极情绪。多年来，政治上的歧视打击、排挤、欺凌，生活上遭受的艰辛困苦，曾令他灰心失望，产生过解甲归田之念。可是在这乡居两年里，他内心的思想矛盾在加剧，在发展变化着。转而说服和感化了我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他认为：正值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受命于危难之时，作为一个军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御敌于国门之外，怎能拒危不受？再说，自己不是还一直在幻想着一旦有机会要彻底改造旧军队么？而恰在这时，我们刚满周岁的唯一女儿，由于先天营养不良，出生后体质十分孱弱。患了病少医无药，夭折了。我们悲痛万分。他振振有词的道理和现实生活的困迫，使我无可奈何地改变了主张，同意他去接任。就这样他又重新侧身于旧军队。
    他到六旅后勤部，将部队移驻楚雄山区进行了严格的整训。他自奉艰苦，纪律严明，不几个月部队的面貌一新，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就在整训期间，群众告密，一个大资本家依仗官府后台，偷运大批鸦片，将经过他们驻地。走私贩毒，既危害国家人民，又触犯国家法律。这些毒素不也是东亚病夫的由来么？朔端非常气愤，决定堵截缉私。副旅长劝他说：“牵涉龙府，得罪不得，将来会横遭报复的，睁只眼闭只眼算了。”朔 端却固执地说：“正因为是官，才更要按法令办事！知法犯法，何以取信于民？何况运的是毒物，危害人民。”又说：“让他报复吧！报复只能对我个人，我在所不惜。”他不顾劝阻，下令堵截了那批违禁品，全部上交了国家。省财政厅不得不在表面上予以嘉奖，给予一定奖金。朔端叫把奖金全部作为公积金，由连队选出人员管理，给士兵解决困难与改善生活。此呈对严肃法纪，教育官兵，遵纪守法，加强官兵团结起到了很大作用。六旅官兵对这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新旅长无不敬佩。增强了对这个新旅长的信任。
      一九四三年六旅扩编为暂编二十三师，朔端被提升为师长。人们讥笑他这位“师长‘升’旅长”的回头官，这回可“官复原职”了，但他对这些个人升迁毫不介意。
    扩编后，部队移防玉溪。朔端到达营房，见营门口八字墙上写有“党纪似铁，军令如山”八个大字。他很不高兴，对大家说：“武力是国民的武力，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应由人民监督。而军纪倒是头等重要的。”就命令秘书王民劬把“党纪似铁”改为“军纪似铁”。
    在军风军纪上，他一丝不苟，不论对人对己，都严格要求，不许官兵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一次，有个排长仗恃与副师长黄愚生的关系，为非作歹，欺压人民，近又犯下罪行。朔端知道后，非常震怒，下令立刻缉捕，送交军法处审讯，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执行前黄副师长跑来说情。朔端严肃地回答：“军纪似铁，不能含糊。我们身为长官，更要严遵法纪！”终于还是把那个排长依法枪毙了。朔端勤奋好学，酷爱读书，在部队扩编后的整训期间，他又抓紧继续读完了他珍藏的所有“禁书”。他特别喜爱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他对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政治、经济形态的精辟分析和根据中国历史特点提出的建设新中国的道路，十分敬佩赞赏。他说：“这真是四万万民众的愿望，是振兴中华民族的正道。那些口口声声咒骂共产党是洪水猛兽，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先生们对此将何以解释？”诚然，“今天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们的救星。我看，只有共产党能，毛泽东能。”
    他平时感情内在、含蓄，不爱多讲话，但却喜爱和观点相近的朋友一起，谈论国内外的大战形势，或议论政治问题。涉及到国家大事，抗日战争，他总是站在共产党、八路军一边，争得面红耳赤。听不得别人对共产党、苏俄有一点诽谤与诬蔑，那怕只是一丁点细小的事。
    一次，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小品，上说：“毛泽东在延安接待中外记者，一面谈话，一面捉虱子……”没看完就怒气冲冲地把书撕了。连声骂道：“卑鄙！无耻！”从此就再也不看这类“造谣报刊”啦。
    可以说，朔端这段时间，不论是立场、观点或思想感情均产生了鲜明的倾向性，对共产党已不是同情、仰慕而是向往和追求了。

八、海防决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八年抗日战争结束了！全国人民期待着从此民族团结，国家昌盛，人民能重整家园，休养生息，过安居乐业的日子。可是，蒋介石却在处心积虑地策划着内战。日本投降时的那一阵欣喜与希望，又被浓暗的阴影所覆盖。当时我也预感到前途险峻，有些消极悲观，我跟朔端说：“抗战结束了，可以解甲归田，到农村去，养鸡种菜，粗茶淡饭，安度余生吧！”他却不加思索地说：“日本走了，美帝又来了。蒋介石正在准备重点战火，把人民投入血泊之中。我们中国没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亡于日，也要亡于美。作为军人，在国家多事之秋，不能只从自己打算，逃避风浪是逃避不掉的。”果然，不久就接到一份要他亲拆的密电：“聚集部队，待命行动。”这是主席龙云亲自发来的，从这里我们嗅到火药味扑鼻而来。国家真的要“多事”了。我的“世外桃源”之梦也将随之破灭。
      八月底，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为实现全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亲率代表团，不顾个人安危，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伟大的行动，朔端无比感动钦佩，也特为两位领袖的安全深感忧虑。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终于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天真的人们又认为和平有望啦，欢欣鼓舞起来。这时朔端却异常冷静，他说：“历史的教训太多了，国民党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事多着呢！比比皆是。蒋介石什么缺德事都做得出来，应高兴的倒是毛先生、周先生已经安全回到延安。”
    不久“待命行动”的二十三师确实行动了，但不是按龙云预测的方向，而是照蒋介石的紧急命令，开赴邻国越南。
   “九月就专程开赴越南的六O军，受降任务不是早已完成了么？为什么还要调我们的这支云南仅剩的地方部队呢？”官兵们议论着思索着，谁也得不了答案。
    十月，当二十三师还在赴越途中，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在昆明发动了武装政变，夺了龙云的军政大权。搜查军政人员的家。十二月一日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2·1”昆明惨案。并在各地调兵遣将，加紧内战部署。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我的满腔愤怒。特别是听说滇军可能开赴东北内战前线去，我更气愤、着急，就偷偷跑到越南，把昆明发生的事变和滇军将开赴东北打内战的传闻告诉朔端。并和他商量：“我们再不能随波逐流，去做内战的炮灰。要就辞官不做，回家当老百姓；要不就干脆掉转枪口，打回老家去……”他好像没听见似的，沉默不语，我按不住心头的急燥，有意挖苦地说：“你还成天讲莫斯科，谈十月革命，该是抉择道路的时候，却又不声不响，像你这样只配去“茅司坑”革自己的命！”，半响，他胸中郁积已久的苦闷与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了：
    “他妈的，暴政！独裁！这样下去，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接着他斩钉截铁地说：“造反！找共产党干革命去。”这一下，我反而被愣住了！半响说不出话来。
    晚上，他约来老同事，知心挚友，二十二师师长李韵涛密商，李听了我带来的消息和朔端的决心，毅然同意。当晚，大家一起分析研究了越南的形势，周围都是中央军，行动不利。决定：如果部队真被调往东北，就在那里相机行事。
    商定之后，我立刻返回昆明，处理了家务，带上我唯一的未满两岁的女儿，重赴越南，准备随朔端一起行动。

九、援越抗法

    滇军在奉命出发之前，整编扩大为九三、六O两个军。朔端亲手组建的二十三师，被拆散分别编入其它营团里。朔端调任一八四师师长；原师长曾泽生升为六十军军长。曾在这个部队根子较深，仍然紧紧控制这个师。整训刚毕，蒋介石就电召两个军长赴渝亲见。曾回到越南特找朔端去单独谈话，推心置腹地关怀他，要看势头，随大流；要忠于校长（蒋介石曾任黄埔校长），追随“委座”。说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还列举了像吉鸿昌等“叛逆”党国者的下场，是自取灭亡。警告之后，又亲切关怀地说：“我们也是中年人啦，要为下半生打算打算了。年青时做革命豪杰的劲头，都是血气方刚时的幼稚行为！”
    朔端听了曾泽生的一番话，十分气愤，心想：“蒋光头的迷魂汤给迷住了，各走各的路吧。”
    朔端自幼见义勇为，有鲜明的爱憎感情。他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深恶痛恨，对革命力量拥护支持，立场态度十分鲜明。长期在法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越南人民，日寇投降后，在越共领导下获得解放，但法帝国主义还想卷土重来继续奴役越南人民。三月中旬，法军调集数艘军舰开入海防，准备作示威演习，邀请曾、潘参加检阅，朔端严词拒绝，并劝曾不要参加。说这无异助法帝之威，压越民革命，我们不能助纣为虐。狡滑成性的帝国主义，无视越南人民，无视中国军队，演习后竟欲强行登陆，向码头发射炮弹，引起大量堆集的军用物资爆炸，震倒许多房屋建筑，朔端义愤填膺，下令还击，重创法舰一艘，使法帝未敢冒然登陆。越南人民为之大快，纷纷对驻军进行慰问。这一事件以及他平时在驻地工农群众中看到的越民革命斗争的艰苦情形，使他颇受感动。趁蒋军尚未接防，他把接收日寇及部队整编时留下的大量枪炮武器、弹药由团长魏瑛派人悄悄送到土伦、顺化支越反帝，越军感动非常，市长黎佣亲来致谢。五八年胡志明主席访昆朔端陪同时，胡主席还深情地提及此事。

十、被骗远航

    四月中旬部队奉命离越北上。临行前在军长命令“美国军舰不准带家眷”的别有用心的借口下，我被阻下了。朔端无比愤概，坚定干脆地对我说：“我等你，广州交通一恢复，你即刻就来。”就这样我们愤然含恨分别了。登上舰，他一眼看见驾驶室墙上“中国人不得入内”一行刺目大字，顿时燃起了心头怒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不许重演！他立刻命令“把字马上刷掉”。
    载运中国军队的美国军舰，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着，在蒋介石的迷魂阵中翻滚着。原诡称到广州“接受主权”，但击波逐浪的舰艇却从零丁洋向东急航，继又诡称改往上海、青岛……。就是这样部队被蒙骗在波浪逐天的大海里行驶了八天七夜，最后蒋介石自欺欺人的骗局才在葫芦岛登陆给揭穿。对这些诡计花招，朔端和一些官兵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他再也压抑不住地向周围的人和船长发泄着不满和愤概。有时竟旁若无人顿足自问：“什么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全是无耻鬼话！”有时又像看到什么希望，眼里闪出欣慰之光，情不自禁地轻轻哼出抗战期间他喜爱唱的“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已人......。”他复杂而不平静的思潮随着滔滔白浪翻滚沸腾。多少个不眠之夜，他锁眉沉思，徘徊于甲板，伫立在船头，凝望着随航冲卷的浪花，思潮起伏，浮想联翩。他不仅思索着眼前的处境和即将来临的前途，而且细致地回顾从逃出地主封建家庭奔向革命策源地──广州，到今天坎坷跋涉二十年的漫长历程。“难道还要继续沿着这条曲折蹊径走到‘底’吗”？那个底实际就是自取灭亡，那个底不是已经由蒋介石给摆在不远的前方了吗？不！我不能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我的命运不能再由蒋介石摆布了！”于是他向往已久的一条康庄大道，在眼前清晰地显现了。路，看清了，走定了！但怎么走呢？仅自己一人好办，还有上万的自己还不熟悉的家乡子弟，怎样才能带领他们一同走上革命道路，确实不是简单的事呀！“东北是不是也像在河内海防一样被置于受制之下？”他深深地思索，细细筹划。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特别感到孤寂空虚，他多么想知道“那边”的消息，那怕是一丁点儿。他叫来了家乡人师部文书王世臣，试图利用收发报机拨找延安广播，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找到了，时断时续的声音使人又恼又喜，他高兴极了，像迷途羔羊找到了方向。他咬紧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除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毛泽东的主张，强有力地打动着他的心弦，他更加倾慕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投靠革命队伍，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决心。这时候他是多么需要一个知心挚友，政治见解一致的人谈心商量，让正义的呼声去打动激发更多官兵的爱国之心。他分析着自己的部队：对蒋介石的统治不满，反对内战是大有人在的，但要顶风冒险，掉转枪口走向革命恐怕就无人愿意了。多年来反动派的恶毒诽谤，对共产党八路军还心怀畏惧者不乏其人。何况还要抛妻离子，远离家园，恐怕就更无人肯干。就说师领导班子也很难思想一致。他深深意识到要实现率领万名健儿投向革命的愿望，不做好艰苦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不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一呼百应揭竿而起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和几个要好的同事谈心聊天，故意把话题引向政治、军事问题，并把收听到的延安广播和副师长、参谋长一起议论，结合滇军的处境、前途等等进行分析，并以之对周围官兵进行宣传。从此他对下级官兵的接触也明显的多起来了，正义的声音、革命的真理召唤着颗颗爱国之心，渐渐地反对内战、建设新中国成了越来越多的爱国官兵的共同愿望，有力地增强着他的勇气和信心，他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思潮随着即将到达彼岸渐趋平静的浪花集中于“该怎么走下去？如何与那边取得联系？”的思索筹算。

十一、识破骗局

    五月初，部队到葫芦岛登陆，上岸就看到一片战争景象，朔端无比愤慨：“妈的，这就是接收主权？”蒋介石的一名姓冯的少将官，前来接待，通知部队接五二军（蒋嫡系）防务，分驻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等沿铁路线，归廖耀湘长官指挥。接着乘车到锦州，第一集团军司令孙渡（亲蒋云南人）亲来介绍形势，稳定军心，并叫抓紧构筑工事，准备打仗。朔端故意问：“跟谁打？不是命令来接收主权吗？”孙愣住了，很不高兴地说：“还是听命令吧。”全师官兵无不气愤，纷纷议论：“这搞什么鬼！防线这么辽阔、漫长、分散，明明是在消灭异己。”部队到沈阳，廖耀湘也亲来摸底、拉拢，见面就对朔端说：“咱们都是黄埔同学呀！以后多联系、多协作。”指挥部对滇军特别是对朔端这个师是不放心的，五月十二日部队到达海城后，杜聿明的联络组即来联系“合作”，带领的一班人（特务组织）携带电台车辆已先期到达，奉命驻师部“协助工作”。接着军长曾泽生、副军长杨柄麟也前来视察，朔端气愤地对曾说：“这个仗怎么打？明明是蒋介石在消灭异己，要我们为进攻东北打头阵作炮灰。”曾言不对题地说：“冷静些，看形势吧！”
    一八四师师部被指定驻海城，五五二团北起海城以北的汤岗子，南至大石桥，其余两个团，被分散摆在鞍山、营口、大石桥，防线辽阔、漫长分散。防区在辽河以东，沿沈阳至营口一段铁路可出辽东湾，是东北战场第二条补给线。另一条则是沈阳至山海关时断时续的铁路。由此可见海城防区的重要性，但朔端到海城后却不在心考虑布防事，他急切要了解的是周围的地形地势，八路军的情况，怎样和共产党抗日民主联军取得联系。他成天忙于外出“查看地形”，了解情况，摸官兵思想“稳定军心”。为此副师长郑祖志几次给他提出意见，“你成天听延安广播，防务不管，东串西访，一个布防方案一拖再拖拿不出来，我们要生存呀！”“主席交给我们一万多人，都是云南子弟，将来如何对得起家乡父老”。朔端总是意味深长地说：“正是为了对得起家乡父老，不愿让一万多子弟去作无价值的牺牲呀！”郑还出自内心地劝他，要看势头，不能“偏激”，光是相信延安广播不行。而他总是坚定地回答：“延安广播说的是真话，可信可循，是民众的心愿。”他不仅这样回答，而且更加紧了行动。尤其这时更需要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给指引方向。而就在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全面进攻解放区之际，他最崇敬的周恩来主任正以大无畏的胆略和气魄，代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停战协定，历尽千辛万苦，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奔走于延安、重庆和南京之间，和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集团进行着尖锐复杂的谈判斗争。这一心为国、一心为民的伟大行动，这个多年来为他所崇拜的高大形象是这样强烈地激励着他。他用这些感人的事迹及大家亲眼目睹的东北形势和被骗来参加内战等事实及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让大家分析认识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前途，军队的出路等问题，引导大家分析对比认清形势。他的坚定信念和“偏激”、“情绪”虽然在同事间引起不少矛盾，但却也有效地激发和影响着周围的人，提高着人们的认识和觉悟。不少平时仅仅局限在家乡观念、民族意识里的爱国官兵，渐渐从狭隘的观点里解放出来，开始在议论和比较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许多一向只知道“拿哪家的饷为哪家干”的人，也纷纷在咒骂国民党，反对打内战了。还有一些抱着“反正嘛老滇票（即滇军），蒋介石看你是异己，共产党也不会把你当亲生儿”，以及只要不打仗能回家，路怎样走都行等态度的人，也渐渐转变了，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国为民的，只有跟着八路军干革命才有出路。而就这时，内部特务的活动也更加猖獗，常常三三五五纠集一些弟兄秘密集会，朔端身后的“警卫”也多起来了，还加强了“夜间岗哨”。师政治部主任侯湘杰，部队整编时即安下的特务，每天都向杜聿明密报“军情”。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及一支接收不到三个月未及整训的陌生队伍，要想平白无故地把他集拢起来，安安稳稳带出海城防区，趋赴彼岸，那将是多么艰难，多么危险的事呵！但他并没有气馁，更没因之却步，反而促使他思考更多的问题，更周密的策划。随着日趋紧张的战争气氛的到来，他加紧了活动，但越发冷静沉着。
    这时蒋介石的两个少将监军也步步追紧，当他们得知朔端收听“敌台”广播后，就想大作文章。但在朔端振振有辞的“知己知彼军人本份”的驳斥下，也就无可奈何。除了更加强对他的秘密监视外，又耍一个新花招，要五五二团“向敌出击”，还必须天天上交战利品。朔端被逼无奈只得命五五二团弄虚作假应付那监军大人。魏团长每天派小部队出去，向着荒野乱放一阵枪，回来后，将过去接收日本仓库的三八步枪、破烂军毯当战利品交上几件，就这样遮住了蒋介石派来的耳目。喜得特务侯湘杰向长官部邀功汇报：“一八四师没问题，我控制很严。”就在这战火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他想到的还是人民的生命财产，指挥所高山脚下有一所“同泽中学”，是张学良将军早期投资兴建的。他一向敬重张将军，部队一到海城，就命令参加保护这个学校，战火中想尽办法，引开火力，维护学校安全。致使这学校经过解放战争的洗礼，至今仍安然无恙。
   五月中，驻扎铁岭、公主岭的一八二师进攻民主联军，被歼灭两个营，朔端等已从延安广播中所到。可是国民党的广播却颠倒黑白：“一八二师歼灭共军两个营。”朔端抓住这反面教材，和郑祖志、马逸飞、魏瑛等更深一步交谈，让他们对照起来看，并给指出这两个营的被歼，正预示着内战的前途！国民党军队的必然自食其果的不祥之兆 。五月二十三日蒋介石亲自飞往沈阳督战，准备向辽南解放区大举进攻。
    朔端眼看东北战场已经是箭上弦、刀出鞘，他心急如焚，如能尽快地接上关系，抢在大战之前起义，给蒋介石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向他发动内战，独霸全中国的迷梦，棒喝一击。可是此时，与民主联军的联系线索还没找到，怎么办？

十二、首举义旗

    五月二十六日东北指挥部令五五二团，派一个加强营去进攻海城东六十里的析木城。析木城早属解放区，是民主联军靠近前线的后方重镇。朔端正与郑祖志、马逸飞、魏瑛等研究如何执行命令应付上级的对策，民主联军却先发制人，向孤悬一侧的一八四师驻鞍 山的五五团发起进攻，团长张秉昌电话向师部告急，说长官部叫“死守待援”。朔端毫不犹豫回电话说：“你们自己相机行事，不必听上边命令。”鞍 山消息还在混乱中，二十七日联军乘胜迫近海城一线阵地，作火力侦察式的袭击，向一八四师驻地发炮。朔端喜出望外，“来了！机会来了！……战火中行动吧！”但是，这是决定军队和个人生死存亡的巨大行动，不是自己单枪匹马可以办得到的。他再三思考，决定先找平时在一起谈得多，思想较一致的郑、马、魏三人，把意图挑明来谈。他分析了各人情况后决定先找副师长郑祖志谈。郑是当时和他交情较深的领导，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当营、团长时，郑都是他的部属副手，以后郑一直在一八四师，对这支部队最熟悉，和许多中下级军官有关系。根据郑的为人，他深信，即使不同意，郑也不至出卖或加害自己。
    战火日趋激烈，副总指挥杜聿明不断发来电令：“死守待援。”已派出增援部队四个团。要是嫡系部队赶到插进来就不好办了，真是刻不容缓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朔端抓紧时机，当机立断，向郑祖志说：“这个仗我们不打，是时候了！起义，找共产党干革命去。”郑听了一下愣住，犹豫半响说：“你是否跟曾军长研究过？我们单独干会影响他们吧！”朔端斩钉截铁地说：“ 过了此山无鸟叫，决不能失去良机。我们先干，也为他们开出一条路来。”接着他又找来了参谋长马逸飞和驻海城五五二团长魏瑛。严肃地分析了周围形势和必须采取断然行动的紧迫处境：到东北后蒋 介石排斥异自己的“战略部署 ”，周围嫡系部队的严密监视，满目凄凉的战争烽火，所有这一切在这支万里迢迢，离乡背境的南国部队中，早就埋下了仇恨的火种。因此朔端正义的倡议很快得到了拥护和支持，起义顺利地决定了，这时，正是黄昏时分，一八四师面对的是民主联军纵队，朔端判断纵队指挥部在双山背后，决定由魏瑛团选派机枪连长高如松、运输连长陈正宽秘密带上朔端的亲笔信去与四纵队联系，并由魏亲送二人出城。可是要经运输营防守的城门，吴营长是军长的亲信，万一被他发现，就会坏了大事，于是朔端借故打电话给吴，拽住他无暇顾及它事。这样，二人终于顺利地被送出去。
    天已经黑了。在海城就可以听见民主联军吹集合号的声音。这是朔端等与高、陈二连长约好的暗号。这边听见集合号声就知道洽谈进行得顺利。
    深夜十一时，高、陈带着联军四队一位姓邓的参谋和一个通讯员来了。邓参谋代表纵队首长对一八四师毅然起义，表示热烈欢迎，并请师领导去面商有关事宜。朔端无比高兴，立即再派参谋长马逸飞随邓去纵队指挥部，商量起义的具体部署。五月二十拂晓前，马、邓回来了，带来纵队首长的决定：起义部队集合开赴析木城，联军负责断后监视和阻击国民党的追击部队，行动时间由这边相机决定，并交待了联络信号及对国民党长官部派驻人员的处理等。当晚，朔端按决定把监视一八四师活动的两位少将监军请到师部开会，两人一到就被扣起来。接着朔端又以城防司令的名义，在师指挥所召集国民党住海城校官以上军官（包括杜聿明长官司令部谍报组交井总队）五十余人，以开会为名，全部拘留起来，收缴了电台，割断了与“长官部”的电话联系。这一切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悄然中完成了。
    这时朔端的心情十分激动，千思万绪涌上心头，盼望多年的庄严时刻终于 来到了！奔波半生的坎坷道路即将走到尽头，马上就要踏上光辉的革命历程！和旧我彻底决裂，掀开个人历史新篇章啦！他感到无比幸福。这个一心为国的人，从离开越南登上舰艇，就全神贯注在如何起步到达彼岸的考虑上，只字片纸都顾不上给家里去过，不知为什么在这静静等待的片刻时间里，却忽地想起在越南海防夫妻分手时约定的：“我等你，广州交通一恢复你就来。怎么办？时机来了，一分一秒也不能拖延呀！这是一生中的重大关头，关系到上万云南子弟能否顺利走上革命道路的大事！失去这次机会，也许再难遇到，也许要付出难以想像的代价。不！决不能让任何私念干扰。他咬咬牙关，把个人痛苦深埋心底，他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陡地，“五卅”这个光辉灿烂的工人运动纪念日，爬上脑际，不就是明天么？明晨行动吧！他和郑、马、魏统一了意见，果断地下达命令：“明晨黎明前驻海城附近的部队，在南门紧急集合待命。距海城较远的部队直赴析木城会师。”从下达命令到部队集结齐备，不过数小时，但在朔端的感觉好像是钟表停摆，地球停止了自转！时间停止了流动！
    部队按着他们信赖的师长命令，准时到达集合地点在晨曦初泛的时刻，可以看见一片黑压压的整齐队伍，但却听不见一丝丝声音。各个指挥官轻声向朔端报告“集合完毕”后，他走向队前，向队伍扫视一周，肃穆地立正，空气像凝结了似的哑静。突然一声庄严而坚定的命令：“出发！”队伍按预定的计划，秩序井然地开动了，悄悄地撤离蒋介石布置在东北战场的内战前哨──海城。威武雄壮的队伍，迎着金色的破晓霞光，直奔解放区──析木城。走在队伍一旁的朔端含着激动的泪花，无限爱抚地注视着家乡子弟那一张张质朴兴奋的面孔，他时而站向滚滚前进的人流寄送着无限深情，情不自禁地喊出：“弟兄们！我们要生存、要做人，就要反对压迫！反对内战！弟兄们，相信我，带领你们走的是光明大道，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是对得起国家和民族的！对得起养育你们的三迤父老的........”顿时队伍里响起了声震云霄的口号：“我们要革命，不要蒋家王朝！”“打倒蒋介石！反对内战！”.......接着“出海城，人如潮；反内战，举义旗，奔向光明的革命大道.......”的起义军歌随着清脆嘹亮的领唱此起彼伏，冲破云霄。
      长途急行军的当晚到达析木城。为了稳定部队，朔端不顾疲劳，及时召开了全师军官会议。他慷慨激昂地回顾了一八四师在八年抗战中，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转战半个中国的历史，愤怒揭发了国民党反动派违反人民意志，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抗战胜利后，又掀起内战，逼使一八四师官兵未得喘息，背境离乡到东北来充当反人民的刽子手，用洋人武器残杀自己的同胞。他说：“在贪污腐化的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绝不会把民穷财尽的中国从饥寒交迫中拯救出来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人民民主政府，才能使人民摆脱贫困，使中国富强起来。只有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为民族、为人民谋幸福，才是我们的道路……”革命的真理，坚毅的信念，真挚的感情，感召和激发了绝大多数军官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正义感。反内战，要革命的欢呼声，口号声，又阵阵从人群中爆发出来。许多人还愤然摘下自己帽上的青天白日摔在地上用脚踩踏。屋外黑夜沉沉，屋里人心沸腾，大家坚决拥护起义，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为了扩大影响，五月三十一日朔端和师的几位领导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反内战起义。通电说：“朔端以籍隶云南，多年从军，每以卫护桑梓，救国救民为己任。唯事与愿违，本师自安南奉命航海北上，名曰接收主权，实则为进攻中共在东北之武装。身为中国人，用美国武器进行内战，残杀自己同胞，朔端等身为军人，不能违心相从。俯念东北沦亡十四载，人民已血肉枯竭，复何忍大动干戈，杀人遍野？……思之再三，乃于海城火线上实行反内战起义。决心与民主联军合作到底……”

十三、无耻诽谤

    海城起义犹如平地惊雷，震动了蒋军，鼓舞了人民，打乱了蒋介石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民主联军，占领整个东北的政治阴谋和军事部署，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停战四个多月，收缩兵力，清查内部，不敢陈兵于松花江以北。这就为我人民解放军进军东北赢得了时间，加强了力量，提高了广大军民坚决反对内战的信心，为东北三省的解放奠定了基础。海城起义对蒋介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消息传出，蒋介石惊惶失措，急电责令熊式辉、杜聿明从详具报。熊、杜二人回报“只知潘朔端不满现状，曾屡在会议中表示愤慨。”蒋无奈，只好一面下令从陆空加紧迫击歼灭起义部队，一面慌慌张张用飞机把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从昆明召到南京，命令重新调整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的布防，加紧对将校军官的控制，并让其携带巨款到东北对滇军部队进行收买安抚。八月上旬卢汉率云南各界慰问团去到抚顺，对六十军慰勉，打气说：“一八四师的问题， 潘朔端中毒太深，到东北仅几个来月即叛变，影响滇军声誉，有负委座重望。”勉励滇军“一定要打好战，争取委员长、杜长官的信任，要以反共求生自保，要严防共产党的策反活动，力着自存。要肃清潘朔端叛军的影响，纯洁自爱。”并扬言回去还要严加惩处几个叛军头目家属。其实，还在卢汉北上之前，国民党反动派早已对在云南的起义领导人家属进行了残酷迫害。当时被作为人质留在昆明的我，自海城起义消息在新华日报报导后，立刻遭到匪特的重重监视及随心所欲的搜查抄家。就连在朔端起义后半年出生的女儿，为纪念爸爸的光荣起义而取名“海义”也成了罪名，遭到追查问罪，受到百般侮辱欺凌。精神上的折磨更使人难以容忍，一则又造谣惑众的“消息报导”，诬蔑陷害，叫人气炸胸怀。当时还在昆明发行的新华日报，五月三十一日起，每天都登有海城起义的消息动态，国民党中央日报、地方报则噤若寒蝉，只字不敢提及。直到六月六日解放区各报、各地进步报刊纷纷刊出延安电讯：“为海城滇军起义，总司令驰电致贺”后，中央日报才躲躲闪闪刊出一条十来字短讯：“五月三十日潘朔端在辽宁海城被共军俘虏。”我知道后，怒不可遏，自尊心的驱使，正要写信新华日报社请代更正，另一则造谣诬蔑又接踵而来：宋慧媛（宋惠言错写）女士谈潘师长消息，说我对记者谈：“潘朔端已被共军监禁。”我火冒三丈！尽管这谎言漏洞百出，不值一剖，但我仍隐忍不住这无耻诬蔑，立刻一并写了一封更正信，说清潘是有预策的反内战起义，申明我从未见过什么鬼记者。专人送到青云街35号新华日报社营业部要求避谣（这信一直未见登出，后来才知组织保护我，怕申明公开后我会进一步受到迫害，而我，也只好把两则当时我在报头上的愤怒批语的造谣消息剪下保存至今，作为揭露反动派无耻行径的铁证）。
    敌人总是不甘心自己失败的。当一八四师海城起义消息如火如荼燃遍大地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反动派又改变了造谣调门，自相矛盾地胡说什么：“潘已被一八四师不满起义的官兵暗杀了。”又是什么：“叛匪潘朔端罪有应得被杜长官派人去‘结果’了”。千方百计，企图消除起义部队的影响。无耻诽谤失去市场，新的谣言又不断冲耳而来，有时幼稚得叫人啼笑皆非。什么“潘已被共匪‘共妻’过去生了儿子了”，“被送往长白山劳动改造开荒种洋芋去了”等等……。这些不值一驳的谎言，虽然丝毫动摇不了我对朔端为人的了解信任及为其义举成功的欢快自豪。然而，在七月以后新华日报被查封，白色恐怖日趋猖狂的漫长岁月里，朔端的消息完全断绝了，亲友邻里断了往来，周围特务林立。在这凄凉处境下，这些恶言毒语却也有时会叫人痛苦疑虑，但越是如此，我逃到那边去的决心就越发坚定。两年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反动派的新花招又来了。先是投其所好地邀请我作“网球领队”去南京出席所谓双十节全运会，我以孩子吃奶而拒绝。继而，一位党官绰号大姨妈的高中同学，突然“看”我来了，聘我出任妇女会理事。我抓住卢汉主席给我的“警告”：“不管哪党哪派不许接见或参与任何活动”，而振振有词地拒绝了。这一系列软硬兼施的阴谋，更促使我加紧寻觅一切可能出走的机会。四七年底，我突然收到一封哥哥宋一痕来自香港的信说：“李闻被刺后，为逃脱国民党的追缉而逃到香港的三哥（指朔端）健在，现任‘江北’药材公司副总经理，如三嫂能经飞机颠簸，可至港，公司驻港办事处负责送往三哥住地……”，我喜出望外，“他，还活着！”随即积极设法搬进城住，刚好这时，侄儿为鹏（地下党员）从江川来看我，“身后的神身单 少了，可放开些脚步”，于是我并试探着来往接触更多的人，去更多的地方，女青年会作礼拜，去体育场打网球……。以乱匪特注视。不久，见报载龙夫人顾映秋来昆。自新华日报停刊后，我改阅当时较开明的香港文汇报，常在报上看到龙云反蒋斥蒋的文章谈话，认为龙是向着共产党的，顾一定会同情我。于是我毛遂自荐写了一信给顾，说明我的身份，要求她定时间地点前去会她，很快，她复信约我会面，并当面欣然允诺为我办理一切去港手续。四八年底在她的大力帮助和我一个地下党侄儿潘为鹏的协助下，我改名换姓化装保姆，几经周折，终于去到香港，找到华南局驻港办事处。不久组织送我到解放区，从此踏上新天地，结束了惶惶不可终日的非人生涯。

十四、力量源泉

     海城起义对蒋军是一个响亮的号召，尽管蒋介石反动派从东北前线到云南家乡，耍尽了软硬兼施的伎俩，但始终阻挡不住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在党的英明政策感召下，在海城起义的影响下，“走潘朔端的道路”已成为国民党军中不愿打内战官兵的共同心愿。内战打响后，一支支国民党部队，沿一八四师给“闯出的路”相继起义。特别是当四八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而亲自撰文号召蒋军“你们应当走的道路，就是云南潘朔端师长的道路。这不但可以使我们的祖国和同胞少受一些损失，使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早日胜利”的社论发表后，更多的人走了这条路。四八年十月，“兵临城下”的滇军六十军曾泽生的长春起义与一八四师更是有着直接的关系。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海城起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极大的关怀。四六年六月六日，朱总司令从延安给朔端等部队领导发来贺电，说：“欣悉兄等反对内战，决心为和平民主事业奋斗到底，义正词严，无限欣慰。滇军素具光荣的民主传统，抗战受降，立功谌伟。不意去冬云南突遭变故，滇军亦被迫远道辽宁，以外国武器自残骨肉，事之可悲，宁有逾此。所幸兄等见义勇为，振臂一呼，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振奋。和平民主，光明在望，尚希共同努力，再接再励，以竟全功。”晋冀鲁豫军区政委邓小平、司令员刘伯承也发来贺电说：“这一光荣起义，给好战分子一当头棒喝。”彭德怀、陈毅、贺龙、罗荣桓、罗柄辉、粟裕、邓子恢、谭震林、薄一波、张爱萍、方毅、张鼎丞、杨秀峰等各地领导同志，以及在延安的滇籍人士艾思奇、刘惠之等和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群众及各界人民团体也纷纷驰电致贺，云南三迤父老更是欢欣鼓舞，民主周刊，大众报社，中国周报等十二期刊致电赞誉：“你们又一次继承和发扬了滇军拥护中国民主共和的传统，你们正义而英勇的行为，在你们的家乡被当作‘第二次护国起义’而称颂着……”给起义部队极大的鼓舞和荣誉。
四六年六月上旬，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关怀，一八四师光荣地改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一军”。任命朔端为军长，联军总部还委派了长征老干部徐文烈任军政治部主任，刘惠之为军秘书长。部队随即开赴安东市，沿途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热烈非凡，亲切热情，充分地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到安东，辽东军区政委江华、司令员肖华亲自赶来欢迎，肖华同志紧握朔端双手亲切地说：“西南和东北的民主潮流在鸭绿江边汇合了。”朔端异常感慨地说：“抗战胜利了，我们却来到鸭绿江边了。”全体军民的热烈欢迎更大大地鼓舞和教育着部队。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队伍进行了增补、休整，组织了军官训练团，及时进行了时局和政策教育，在对付国民党重兵追截的过程中，为保护这支起义军，联军副总司令周保中将军亲自致信朝鲜金日成元帅让部队渡过鸭绿江绕道朝鲜进行大转移。在返回吉林长白山区时，又受到李立三、罗荣桓、周保中等领导同志亲切热情的接待。当部队转移到哈尔滨时，火车还未进站，欢迎群众冲破云霄的“打响雷刮大风，一道闪光掠过天空，千里路上传来喜讯，嘿！嘿！全国齐欢腾，齐欢腾，欢迎起义军……”的歌声象火焰，驱散了严寒，沸腾着每一颗心。接着在联军总司令部的欢迎大会上，彭真政委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为了加速部队的无产阶级化，朱总司令又给朔端写了亲笔信，并从延安选派来七位同志帮助部队进行整建。生活上更是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大米细粮集中供给起义军，司令员周保中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给军领导住，莫文铧主任亲自带着皮鞋师傅到军部一个个比样做鞋……这一切，汇成了难以动摇的巨大力量，像股股暖流涌遍全身。在人民军队的大家庭里，在母亲的怀抱中，朔端尽情地享受着温暖的阶级情谊，他大口地呼吸着解放区这民主、清新的空气。炽烈的火焰烧在他的胸膛，他激动，他振奋──“是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是共产党的伟大正确，才引导我走上了真正革命的道路，结束了多年来在黑暗中的探索和徘徊。”他发誓从今以后紧跟共产党，努力改造自己，改造部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十五、艰难险阻

    革命的道路从来都是崎岖坎坷的，然而也只有经过艰险的磨练，人才能更加坚定顽强；只有经历革命战火的考验，军队才能磨练成无产阶级的战斗队。海城起义胜利了，但斗争还在继续。
一八四师起义消息一传出，蒋介石恼羞成怒，空中派飞机跟踪骚扰，狂轰滥炸，地面调嫡系重兵围攻堵截，企图将起义军置于死地。但起义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在民主联军的支援配合下，迂回转移，沉着应战，粉碎了敌人的追击围剿。
    在对付外部敌人的同时，内部敌人的斗争也是一场殊死的搏斗。由于敌特的长期工作，少数顽固不化的反动军官多次埋伏暗杀朔端等起义领导人，阴谋叛乱。当起义决定后，通知驻守营口、大石桥的五五O团长杨朝伦率部向指定地点集中时，杨拒不从命，捍然向起义部队发起攻击。在这紧急关头，朔端满腔怒火，坚定果断地说：“谁反对起义就坚决把他消灭！”立刻命令解决这个团，在联军四纵队支援下，经过几个小时战斗把杨活捉到师部。朔端主张按军法惩处，但联军领导建议：遵照我党的宽大政策，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改编时，仍任他为副师长。但杨贼心不死，秘密进行反革命活动，煽动哗变，妄图扼杀这支新生的革命部队。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对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同盟军奉命往哈尔滨转移，先头部队的第一列车魏瑛师路经密林山区的石人车站时，杨朝伦乘国民党飞机向部队进行轰炸，前堵后乘击，乘列车进隧道隐蔽之机，又胁迫诱骗了部分人员组织叛乱。茫茫黑夜，枪声四起，在这复杂危急的时刻，师领导沉着应战。英勇的民主联军赶来配合围剿，拂晓，叛乱终被镇压下去。公开的反抗消灭了，暗杀的定时炸弹总是要爆炸。起义部队刚到析木城，师部参谋处长肖湘贤与手枪排长串通图谋暗杀朔端。不把朔端置于死地，贼心不死。就是在部队撤至后方整训期间，还又派出一名“双枪手”特务，重赏追踪刺杀“叛逆”主谋。幸我四纵队领导的英明预测和关怀，部队起义后就给配备了特殊保卫，暗中保护朔端等领导。致使敌人的多次阴谋暗算均未得逞。但革命斗争是多么复杂呀，敌特之外，新的不满分子从自己内部应时而生。当部队向北满转移时，少数意志不坚，思想落后的官兵，经不起严寒的考验和战争生活的艰苦，埋怨、谩骂，甚至起歹心，怪带着他们走死路，越走越远，回不了家。扬言甚至有所准备，要把潘朔端这狗崽子干掉。在这内外夹攻一次又一次的艰难险阻中，朔端获得的是更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鲜明的爱憎。他抓着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及时向部队官兵进行阶级教育。
    严酷的事实教育着人们，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革命的重任和道路的艰难。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毫不放松思想改造。在军区领导周保中、陈正人、李立三、曹瑛等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下，他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和毛著，学习理论、政策，不断加深着对党和对革命的认识。他联系实际，总结了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广大干部战士中亲自带头解剖自己，开展“三忆”、“三查”的诉苦运动，进行人民军队的传统教育，大大激发了官兵的阶段觉悟和革命到底的决心。他深知不下苦攻夫，不以身作则，是难以改造军队习以为常的旧习气的。他虚心地、一点一滴认真学习和实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经常下连队作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同干部战士谈心，并利用一切机会向老区军民学习。在军事训练中，他对部队要求一丝不苟，亲自给战士作示范动作。带领干部战士唱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用我党我军铁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和部队。他以身作则，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和战士一起步行于冰天雪地里。宿营时总要亲自查铺，看被褥是否御寒，战士们有无热水烫脚，靴内的乌拉草是否干燥，他关心爱护每个战士。在个人生活上他拒绝了党给“同盟军”优厚于联军的特殊待遇，自觉地与战士同甘共苦，亲自参加劳动，带领大家学习和发扬南泥湾精神，开荒种地，积肥除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由于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刻苦锻炼，加上他的谦虚谨慎和平易近人，周围的不少联军干部战士都惊异地说：“很难想象，潘军长不久以前还是个国民党军的将领。”辽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他的入党介绍人李毅同志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潘朔端军长不同于一般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他有政治眼光，政治见解……他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坚持反对，对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有坚强信心。他在海城率部起义，既不是由于战争局势所迫，也不是处于感情冲动，而是有较好的思想基础的。”起义的同年，即一九四六年十月，朔端心底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莫文铧同志通知他，党组织批准了他热切的要求──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身经百战，饱尝艰辛的军人，此时竟激动无比，“党啊！多年的探索，今天我终于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您了！”朔端是这样的人，当他对一种事物的认识没有反复思考和观察，是不轻易吸取的，但一旦认清和掌握了以后，其决心和意愿便是任何力量也动摇不了的。他向党宣誓时话语不多，但这一句：“个人和军队都是属于党的，一切交由党安排。”却是他终生牢记一贯坚持去做的。
    一九四七年秋，部队的查整接近结束，朔端并不满足自己的学习和改造，他渴望提高马列主义的水平，主动申请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学习后调嫩江军区任副司令员。
    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的序幕拉开了。我四野十二兵团肖劲光部以一个纵队和七个独立师的兵力围困长春。根据战事需要，朔端调任十二兵团副参谋长，对瓦解敌军，争取滇军起义，顶风冒险做了大量工作。他没有忘记起义后家乡三迤父老给他们的鼓励和殷切希望：“……还有大部滇军，因为你们的起义处境更加困难了，他们的命运只有你们才能营救。……”在围困长春的战斗中，他和唐天际、刘浩同志一起，日以继夜，出生入死对困守城内的六十军进行策反工作。十月十七日，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优势兵力下，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宣布起义，新一军郑洞国部缴械投降。第三天，兵团按总部命令趁势日夜兼程参加沈阳外围战斗。全东北解放后，进关参加了平津战役后，随军南下，解放了河南、开封、武汉三镇及大治、鄂城、咸宁等城市，又和平解放了长沙、衡阳，四九年底调随宋任穷、周保中同志，继续南下贵州，在兴仁和四兵团陈赓同志会师，进入云南，转业到地方工作，任昆明市市长。                                                    

十六、鞠躬尽瘁

    戎马生涯二十五年，朔端对地方工作是多么陌生呀！但他牢记自己入党的誓言：“军队和自己都是属于党的，一切交由党安排。”三十三年来，他正是这样一丝不苟地实践了自己的誓言，用点点滴滴的行动，铸成了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
      他勤奋学习和自我改造精神十分感人。为使自己作一个合格的党员和称职的人民公仆。几十年来，他 苦学不辍，改造不已。工作之余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有关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认真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技术及有关市政建设的知识。一点一滴地记下了心得笔记五十余册。越到晚年，他越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一九六四年他去合成氨厂蹲点时，和工人一起搞技术革新，他已年过花甲，还专心致志地重温物理化学，验算方程式，彻夜不眠。就在他临终前，医院的病床枕下还放着正在学习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教材和未作完的读书笔记……。
    朔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在各项政治运动的历次整风学习中，坚定地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原则，襟怀坦白，刚毅耿直，不惧邪恶，不徇私情。他疾恶如仇，厌恶一切不正之风和旧的意识形态。五O年他才接手政府工作，家乡一个弟弟就来要求，要为其被匪特杀害的儿子原江川县委书记烈士潘为鹏树碑立传，优抚厚葬。朔端严词拒绝，晓以大义说：“侄儿为革命献身，党和人民给予烈士称号就是最光荣的碑，最优厚的葬礼。”坚决制止弟弟向有关部门非难。最后和平解放的昆明，蒋残云集，情况复杂，对这个共产党的“一市之长”，有人妄想讲“乡情”，拉“关系”，捧场拉拢；有人则对这“叛逆”之徒，恨之入骨，诬蔑、诽谤、寻机报复。一些不法奸商也趁机兴风作浪，散布什么“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搞经济”的谰言，投机倒把，猖狂活动；农村地富劣绅也暗中捣鬼，破坏征粮、土改。使昆明一时物价上涨，人心不安，面对这种困难复杂的局面，他光明磊落，无所畏惧，一心只想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搞好人民生活。他鼓励周围同志：“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有全市人民的支持，怕什么，在蒋光头面前都没有低过头，几个残渣余孽又算什么？”他冷静沉着紧紧地在省、市委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各界人士，采取有力措施，打击了不法奸商，挫败了敌人阴谋，很快稳定了物价，安定了人心。就是革命秩序已经恢复，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的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收到反革命匿名信，恐吓、辱骂，要以巨款黄金“买他的人头”，甚至携带手榴弹闯入住所，企图行刺。这些，朔端除了更加深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外，从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危，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困难和要求，仍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份深入群众之中。他作风正派，谦虚谨慎，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论遇到任何困难阻挠，总是默默地挺过去，从未在我们面前发过一句怨言和背地议论批评过谁；也从不炫耀自己，居功自傲。解放军文艺报社多次要他写文章和介绍有关事迹，他总是谦逊地说“一切都是党的力量，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个人没有什么”而拒绝之。
    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诚挚可亲，平易近人，从不厚此薄彼，拉圈子，搞宗派。他总是亲者严，疏者宽，许多下面的同志都感到他不仅是一位“严而不畏”、“亲而不俗”的领导，也是一个知心朋友。人们都乐于和他共事，有事喜欢找他商量。
    他对工作一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甘当孺子牛。他团结各阶层人士，尽心竭力，呕心沥血，操劳不息，战斗不止。为把这个被国民党反动派糟蹋得残破不堪的昆明改造为锦绣春城，为全市人民建设一个生产、生活的好环境，他走遍了城关大街小巷，农村山山水水。每一条公路和建筑区的规划营造，每一条街道的绿化种植、城市卫生、环境污染，他都要亲自到现场调查研究，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选择最佳方案，作出决定。无论哪一条下水道需要改造，哪里的防洪措施不好，哪个工厂的“三废”对群众造成危害，他都记挂在心，常为之废寝忘食。每年雨季他尤为惊心，常常半夜起来，亲往防区窥测巡视。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水是农业的命脉”对水利发展非常重视。昆明几个大型水库的兴建，从选点，勘探施工兴建，无不亲临现场检查督促，他和群众同甘共苦，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夜间加班，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执意不肯，说“我不能特殊”。昆明最大水源的松花坝水库不知渗透着他多少心血汗水。七一年他已七十高龄，负责大观河的疏浚工程，始终坚守工地，亲自参加战斗。白天黑夜奔走在河堤上下，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还雄心勃勃地想为实现六O年他对人民日报一位记者描绘的“几年后的昆明不仅将要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城市，而且还要建设成一个无山不绿，有水皆清，万紫千红的花园城市，成为一个著名的游览区，让国内外更多的人来分享昆明的春天”的美好蓝图而贡献力量。他和春城的发展变化紧密地连在一起，一切为了春城人民。人们说他“为公身不倦，忘我名无求”。就在生命的最后之时，在他还能走路的最后一天，为了解决广场数百拆迁居民的住房遗留问题及搞好街道环境卫生，他竟带着已便血三天（食道出血近600CC）的身躯，上午召开会议，下午又走遍市区，亲自勘查和安排了六个需要修建公厕的地点，傍晚回来失血过多而晕倒，翌晨在病危中才被强迫住进了医院，躺下病床还嘱咐，下午要去开常委会。谁知，这一躺下就永远没有起来！平时，常劝他休息养病，不理解他为何不顾自己的高龄和病情而拼命工作的同志，最后终于理解了他常说的“共产党人呼吸不停，战斗不止”“没有几年了！抓紧时间为党多作点事啊！”这些话的意义所在。
    朔端常感到自己为党为人民工作得太少，从不向党伸手或利用党和人民给予自己的权力谋一点私利。他克己奉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搞特殊化或利用职权谋一点私利和接受什么份外待遇。谁要超出制度劝他或给他什么特殊的照顾时，他就会毫不客气地给予严肃批评。困难时期，当他肝脏患病，严重缺蛋白的情况下，组织上几次批条让他买点供应外的鱼、蛋。他没有一次接受过，始终保持着群众一般的副食供应。难怪有同志赠给他两句诗：“为党呕心无求党，为民操劳终为民。”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有人说他“太傻”，管了几十年的城市，连自己儿女结婚无房，都不会行个“方便”。七四年因无房而三次延迟婚期的二十八岁的女儿海义，机关分给一小套间准备结婚，朔端对孩子说：“许多干部结婚多少年，还住着一间房子呢。”硬叫交回钥匙，将套间换成一个小单间。至人口已发展到四口仍不许向组织另提要求。他就是这样教育子女：“在政治和工作上必须高标准要求自己，在生活和待遇上，绝不能有半点追求。”一次我和一个孩子患病需转一个郊区医院治疗，刚好他有事下乡，顺路把我们带去，到岔路距医院还有八公里，他叫停车让我们下去自己走，驾驶员看不过，要转车相送，他执意不许。就这样我和不满五岁的孩子，八里路走了四小时，歇了十余次才到医院。知道的人都埋怨不近情理。他却认为自己很对。他就是那么经常分明地处理着公私关系。对公物，哪怕是一丝一毫，他都是那样关心爱护。每晚睡前，他总是习惯性地到政府大院“散步”一会，关好走道上的“常明灯”，拧紧路旁的“常流水”。孩子们笑他婆婆妈妈，他就大讲“一度电的用处，一滴水的来源”，教育孩子这是国计民生大事。
    他从不关心自己，吃穿异常随便，生活十分简朴，没有个人要求，而群众的疾苦却时刻挂在心头。五八年他到北京开会，看到首都居民用较简便干净的蜂窝煤，便想到昆明居民劈柴烧饭的困难，就自己掏钱买了一套炉子和煤块，随身带回昆明，交有关部门试制、推广，方便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颠倒黑白批判他用公家钱买煤炉用飞机带等。许多关心他的人愤愤不平地说他“好心不得好报”。他却坦然自得地说：“只要对群众有利，个人受点委曲不要紧，更何须要报？”就是在他病危住院的最后期间，他想到的还是别人。一个怀孕的护士在照顾他，那时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说话都很困难，睁眼看到这个护士，吃力地断断续续对她说：“小鬼，不用管我……你需要休息，快回去煮几个鸡吃……”护士一下子忍不住跑到病房门外掩面抽泣道：“潘老的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可他关心的还是别人……”他总是工作和生活在群众中，常常可以看到机关的一般干部、公务员、炊事员和他一起，无拘无束地亲切交谈，诉说自己苦乐。人们说他和春城人民心连心。是的，朔端关心群众，群众关心朔端，在十年动乱的严峻年代，他常被揪去批斗，结束后总是有同志等在远处，悄悄地把他搀送回家。在武斗严重，出不了门时，总是有人偷偷地带着理发工具到家中替他理发、办事，有的还从远方给他寄来药品和卫生保健书刊，望他注意养身，“为民延年益寿”。副食品供应困难时，一位老驾驶员硬把自己的全年定量肉票塞给他“补充营养”，一再嘱咐他“你要吃好点，为人民多活几年啊！”这些朴素而深厚的阶级感情，感人至深！催人奋发！他能不为之战斗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吗？！群众关心他，爱护他，他也把群众当做植根的土壤，从群众中获得生机和力量。他能熬过十年动乱，挺住无数折磨，也就正因为他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多少年来，广大的普通群众总是那样亲切地称呼他“我们的老市长”。直到现在，还会常在一些排队购物的群众行列中听到“要是老市长在……”的怀念之语。“每逢佳节倍思亲”，多少个清明节和他逝世周年日，总有一些同志送来花束花球祭奠“老市长”亡灵。可是，他正因为是这样一个干部，林彪、“四人帮”不会放过对他的迫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他和全家撵到了阴暗潮湿的小屋去“体验贫民生活”，这房子不多久就被列入危房，他的许多官能病痛，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形成的。肉体上的折磨犹可忍受，精神上的摧残实难承担。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加到他的身上，侮辱性的谩骂扑面而来：什么“老牌反革命”，什么“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什么“黑修养的忠实信徒”，“黑司令的弟子门生”，“典型的奴隶主义者”，“牛鬼蛇神的护身符”等等。三番五次地抄家，无休止地批斗。生活作风上打不开缺口，就加罪批他筑宽马路，建高层楼，修破寺庙，占地植树，大搞封、资、修建设。直至后来硬要把繁花似锦的东风路街心花塘“挖修根”挖掉。一小撮帮派人物进行反革命夺权后，就勒令他去守机关院子，看大门。尽管年迈多病，仍被赶到“干校”去干着挑粪、担水等重劳动。生病就医也被“不跟走资派拉拉扯扯”而拒之门外。但是即使是到了这样地步，他仍时时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在看大门时，他仍不忘造福人民，买了一把牛角刀，一边看门，一边削棍，把路边被践踏的小树，一棵棵撑起，树上的虫卵病叶一点点除净。他还想着将来，亲手在院里种一棵樟树，作更新行道树的试验。我们担心地提醒他：“你不怕再被‘挖修根’？”他愤然地回答：“只要对人民有益，挖了还要干！”政治上的打击迫害，生活身体上的摧残，都没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始终不渝地坚信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常激动地回顾起周总理的教诲，起义后朱总司令的鼓励，给他的亲笔信还珍藏至今。回顾起六二年自己在北京住院时，总理让邓大姐亲往看望，一次一次叫秘书送去书籍水果给予勉励。自己的妻子到北京时，总理总要接到家里一起吃饭，问长问短，以及总理每次路经昆明时的亲切关怀，询问鼓励……每每此刻想到这些关怀爱护，就给他增添了无穷的革命力量。他更加坚信，历史不会颠倒，时代不会倒退，社会主义方向没有错，党的革命路线没有错。总有一天新中国会重放光明。当一有工作机会之时，他就甩开个人恩怨和一切羁绊，振作精神，忘我地投入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中去。直到生命垂危，他还盼望着战胜病魔，重返岗位，为四化建设，为国家统一，台湾回归祖国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粉碎了“四人帮”，他为党中央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而由衷地欢欣鼓舞，党和国家有前途了，他舒心地以极大的毅力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尽着最后一分力。但是正当他渴望为党为人民多作点工作，病魔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带着祖国早日实现“四化”，山河早日统一的遗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朔端出生入死，行武二十余年。追求革命，探索真理，终于从一个旧军队的将领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他走过的这条曲折而光荣的道路上，一时一刻离不开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他病危住院，中央及省市委非常关怀重视，从北京、上海专程派来了医生；安平生、张志锈等党、政、军许多领导同志前往医院看望；省市有关部门领导住守医院，主持抢救。逝世后，邓小平等许多中央领导送来花圈、发来唁电，生前好友的唁电雪片一样来自全国各地；数百群众闻讯自发赶来向遗体告别，悼念。正如中纪委常委曹瑛同志为他逝世三周年而写的纪念词：“海城义举志凌云，解放伟业建奇勋，埋头苦干言行正，艰苦奋斗不求名。妖魔鬼蜮横侵害，赤胆忠心永不泯，功在国家留百世，光明磊落死犹生。”是的，朔端一生不追求名誉地位，可是党给了他荣誉，人民心中给了他地位。他确实虽死犹生。
    作为与他共同生活和共同走过这曲折而严峻的革命历程的我，只是记下自己记忆中的一些片断，以激励自己和子女沿着他未走完的道路，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更好地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及统一富强努力奋斗。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六日初稿
      一九八三年三月再稿
      （附注：作者系潘朔端同志夫人）
     〔原载《威信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198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