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l 2月，南京失守，国民政府事先已迁往重庆，国民党中央及军事委员会迁到武汉。为了继续推进两党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发展南部中国党的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全面抗战的实现。在这以前，中央已先派董必武同志于1937年9月到武汉开展统战工作。10月，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住在汉口南山路安仁里，这里对外叫“董公馆”。l 1月，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童小鹏等由南京撤退经长沙到汉口。因周恩来所率中央代表团要到汉口，安仁里住不下，董老即据此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把原日租界的大石洋行作为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办事处即先搬去，进行清理布置工作，准备代表团的到来。l 2月18日，王明、周思来、博古等刭武汉后，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就设在大石洋行内。原来日本人剥削中国人的四层楼房，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参加抗战的大本营。     中共代表团到汉口后第三天，就同蒋介石会谈，并达成了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协议。         1937年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举行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认为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领导成员大致相同，为了工作便利，决定合并，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代表团和长江局由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驻西安)组成；并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长江局下设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参谋处，叶剑英为参谋长；民运部，董必武为部长；组织部，博古为部长。并将以上决定报中央政治局批准。以后的多次会议也是联席召开的，经过讨论后作的决定，都写在会议记录上。当时吴克坚和我任秘书，记录主要由我做，整理好后送秘书长，核正后送到会人过目签名。现在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部分原始记录。     关于王明当长江局书记问题，过去并没有听说有什么不同意见。但在“文革”中有人提出中央原决定周恩来当书记，结果王明当了书记，是周恩来给王明“让权”，并以此作为攻击周恩来的“炮弹”。这是别有用心的说法，当然不发生任何效果。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曾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会后，周恩来到了西安，准备和博古到南京伺国民党谈判并筹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因中央要周在山西和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和作战原则等问题，只博古一人到南京和叶剑英一起同国民党谈判，营救与处理狱中出来的同志，也进行了恢复、重建南方各省党组织的工作，但未正式建立委员会。武汉时期的长江局，是根据1937年12月中央会议决定组织的。据说中央开始要王明在延安工作，只派他临时去武汉参加中共代表团同蒋介石谈判国共合作问题。但王明到武汉见到蒋介石后，蒋表示希望留王在汉相助，因为王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团委员，估计蒋的用意是想利甩他来争取苏联的援助。王明也表示愿意留武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分工时，商定王为书记，周为副书记，报请中央批准。这是正常的事情。现在虽然没查到中央批准的文字记载，但当时我们收到的中央电文，称谓一直是以陈(即王)、周、博的次序排列，也没有催王回延安的电报。可见中央是同意的。 (二)    1938年初期，国民党由于片面抗战，节节失利，他们急于需要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牵制日军的正面进攻，也需要中共帮助其军队建立政治工作，以巩固军心，加强战斗力，所以当时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我党一方面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人民武装积极对日军作战，一方面在国民党地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在各省建立领导机关，从各方面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公开宣传我党的主张，在南京时就开始筹备出版的《新华日报》，经过多次向国民党交涉，于1938年1月l 1日正式在汉出版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公开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所以受到各方面爱国民主力量(包括国民党内民主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欢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了报头，爱国将领冯玉祥等题了词。     在蒋介石一再邀请下，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和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等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并动员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通过他团结了一大批有名的文化界人士，如阳翰笙、田汉、冯乃超、杜国庠、欧阳予倩、金山、于伶、冼星海等，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帮助国民党军队建立政治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先后曾组织了1 0个演剧队，以及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到工厂、农村、国民党军队中，甚至到敌后，进行宣传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好的作用。     为了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对地方势力部队的统战工作，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罗炳辉、李涛、聂鹤亭、张爱萍、张经武、边章五等领导干部都先后到了武汉。罗炳辉和滇军师长张冲建立了联系，还介绍了党员薛子正去张部工作。张爱萍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到徐州向李宗仁当面陈述在济南、徐州之问打一仗，消灭日军，以提高桂军声望的意见。结果取得了台儿庄的胜利。对川军也进行了许多工作。当时，长江局大楼内住有两名中将即周恩来(政治部副部长)、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和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王明曾口占一对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      长江局对华中地区的游击战争，在成立之初就有部署，指示河南、湖北、安徽等省委，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积极参加保卫家乡的战斗，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湖北省委由方毅主持在黄安七里坪办了游击干部等训练班多期，陶铸在应城办了汤池训练班。河南省委曲彭雪枫主持办了教导队、训练班等。周恩来、叶剑英通过各种机会向国民党当局和群众宣传持久抗战思想和发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经过中共方面建议，蒋介石在武汉失守后，决定在湖南南岳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叶剑英任副教育长，率领边章五等几个军事、政治教官参加了一、二、三期的训练工作。     在董必武直接领导下，工人工作，青年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用“抗日救亡”的口号，团结了广大工人、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爱国热情，也从中培养了许多干部，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秘密入党，成为群众中的先锋战士。在日军向武汉进逼的形势下，动员了不少工人、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敌后去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妇女工作也很有成绩。．尽管王明有意抬高他的妻子盂庆树的地位，把她摆在前面，但是无论党内党外的人有事都是找邓颖超同志的多。邓颖超团结妇女运动中的进步人士如李德全、史良、刘清扬、曹孟君、沈兹九等，同宋美龄建立统战关系，支持并参加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积极推动有利予团结抗战的许多工作期出版妇女刊物，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慰劳受伤官兵、抢救难童等等。许多工作到重庆后还继续在进行，扩大了妇女界的统一战线，培养了许多妇女运动的干部。     代表团，长江局在武汉时期，开展了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接待过许多国际友好团体和友人，如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艾黎、爱泼斯坦等。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都是周恩来接见后由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护送到延安的。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专门来代表团拍了代表团会议上叶剑英在地图前报告抗战形势的镜头(已编入《四万万人民》中)，他还赠送了一架电影摄影机和一些胶片，为延安创建电影事业作出了贡献。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欢迎世界学生代表团。周恩来除同苏联使馆保持密切关系外，还会见了英、美等国驻华大使，阐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国际社会识破日本、德国的“和谈”阴谋，积极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廖承志到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前后，周恩来都同英国大使卡尔打过招呼，希望英国政府通知港督予以关照，使香港八办的工作比较顺利地进行。廖承志协助宋庆龄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成绩，将国际人士捐赠的医药、物资源源运到桂林办事处转送延安。武汉时期，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外国大使直接接触的先例，打破了国民党一党包办外交的局面。     长江局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同各国新闻记者建立了许多关系，王炳南住在外面，他的关系更多，一方面向外宣传我党政策，一方面也了解到许多外国舆论和重要的国际消息。    ．     长江局也注意团结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参加抗日工作，除在武汉直接进行工作外，主要是通过香港的廖承志等同志去做的。周恩来曾派著名演员金山和王莹到南洋去表演抗日救亡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歌曲《流亡三部曲》等，他们在演出的过程中，为祖国募到了一批捐款。     在叶剑英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及全体工作人员，为保障长江局工作的经费开支和物资需要，保证负责同志和机关的安全，为八路军、新四军领取军饷、物资，向延安运送干部、青年学生和紧缺物资等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及其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八路军办事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是很大的。把党的活动，从革命根据地开展到国民党统治区，并开始走向世界。尽管有一些错误、缺点，但成绩是不容抹杀的，谁也抹杀不了的。 (三)       长江局对于地方党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而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则是公开的。此外，还有一条秘密战线，即情报工作和机要电信工作。这条战线，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由李克农直接指挥的。     李克农直接领导张唯一、陈家康，专门负责收集、整理从各方面来的情报材料，摘要送长江局领导同志传阅，又通过机要电台发给延安党中央和有关方面。情报来源是很广泛的，主要靠一些秘密党员和进步朋友提供，新华日报记者常常能在同我友好的中外记 者中得到许多可靠的消息。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分子，也主动向我党提供国民党亲日派对日投降妥协和反共的信息。上海、香港地下党也通过地下、空中的渠道经常输送消息，为党中央、长江局制定决策提供了重要根据。        机要通信工作，是由我负责的。我任机要科长，译电员有李金德、彭健、朱轩、张海清等，专门负责翻译来往电报。收来的电报，先经我校对后直接送给负责同志看；发报如用代表团、长江局或王、周、博等联名的，都先经过讨论或传阅后，交我送机要科译发。而情报主要是经周恩来批发的。因他白天在武昌政治部办公或做统战工作，晚上回到长江局开完会或办完其他事后，才批发电报，我要一直等电报处理完毕才能休息，每天睡得很晚。另外一摊是电台，专门负责收发电报，先后有申光、萧贤法、柳仁甫、刘澄清、王清生、刘成义等。当时联络对象很多，除了延安中央外，还有八路军总部、南昌新四军及西安、长沙、竹沟、香港、广东等地办事处电台。代表团内一部电台不够，以后在外面又设了两个台。     由于来往电报很多，我整天在二、三、四楼之问奔跑送电报。有些同志把我的“机要科长”叫成“鸡鸭科长”，慢慢就叫开了。后来索性把“鸡”当成“机要”，把“鸭”当成电台的代名词。到重庆后，人更多了，同志们就把我升为“鸡鸭行长”，一直叫到南京代表团。     李克农特别重视保密工作，经常对机要人员进行保密教育，并规定了许多保密制度。机要科和电台都在四楼，不准别人上去。除必要的以外，情报、电报看完就烧掉，不存档。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的译电员只能拿上密码箱子去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大门。有一次，朱轩值班，警报响了，他提着密码箱跟大家躲到法租界，回来后受到严厉批评。         李克农的警惕性是很高的。我们架了一个电台在湖北省委的住处。李有时到那里去检查工作。陶铸当时在湖北省委工作，也常到那里去，但他俩相互不认识。一天晚上，李克农正在电台那里，冉铸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李一见有生人，立即警惕起来，不让陶进去。陶铸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生人挡着他，也很惊奇，偏要进去，李就偏不让他进。结果两人互相怀疑，就在走廊上打起来，李克农的眼镜也被打掉了。后来别的同志赶到，对他们作了介绍，才消除了误会。大家都说，克农和陶铸演了一场“三岔口”，常引为笑谈。还有一次，周恩来原在黄埔军校的一些同事和学生如张治中、康泽等，请周恩来吃饭。吃饭时，他们轮流向周敬酒，有些人企图把他灌醉。亲自去傲保卫工作的李克农为保护周恩来的健康，便起身抢过酒杯代饮。饭后，还请了照相馆摄影师给大家照相。第二天，李克农怕照片被人利用，就到照相馆去，说是要看看底片，他拿到玻璃底版看了一下，假装失手，哗啦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嘴里连说“真可惜”，心里却为成功地防止了有人可能利用照片去作宣传而感到高兴。以上都说明，李克农过去在复杂环境中斗智斗勇，养成了良好的保密习惯。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们机要人员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武汉期问，做机要通信工作的同志们。都忠诚可靠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保护了机密，完成了任务，受到了锻炼。     我自1937年在西安办事处开始摄影以后，到武汉已成为摄影爱好者，不管工作怎么忙，有机会就照。大石洋行有个屋顶花园，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接见外宾或招待友人等活动，都去屋顶上留影。因此，得到领导的支持，批准购买胶卷和支付冲洗费用。当时是没有计划的，但现在都已成为历史资料，武汉八办纪念馆内陈列的许多照片都是我当时照的。现在的八办纪念馆大楼(抗战胜利前原大石洋行被美国飞机炸毁)；就是根据我当时的照片重建的。当时也给许多同志代照(就是自己买胶卷，我代照)，并送照相馆冲洗，得到许多同志的感谢。唯独孟庆树不同，有一次我帮她和王明照了一卷并送去冲洗，因有事没及时取回来，她就骂我“小官僚”！真使我莫明其妙!我不服气去向王明告状，王只一笑置之。从此，我再也不给她照像了。同志们知道后都为我抱不平。 (四)     1938年4月，长江局的负责同志和叛徒张国焘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严重斗争。          4月初，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身份，由延安到陕西中部县黄陵，和西安来的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等一同祭黄帝陵。祭毕，他说到西安有事，要陪同来的人回延安，他只带一个警卫员和事先约好的国民党人私自到西安。他不进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住进高级的西京招待所。几天后，张由特务安捧乘火车去武汉，到西安火车站后才给林伯渠打电话，说他到武汉去了。林老赶到车站，劝阻无效，立即电告中央和汉口长江局。大约4月8日，周恩来接到消息后，立即找李克农、邱南章、吴志坚(邱、吴为武装副官)和我到他房间交代任务，说张国焘私自逃跑，已乘火车来汉口，你们一定要把他接到办事处来，不要让特务接去。周并叮嘱，见面时要以礼相待，说是王明、周恩来等负责同志派你们来接张副主席的。我们打听了西安火车到站时间后，即分乘两辆小汽车到大智门车站去拦接。一连接了几趟由西安来的客车，我们等到最后。个乘客出站，都没有见张国焘，估计他是知道我们要拦接而故意推后车次的。到4月11日下午，李克农说，再去一次，一定要把他接回来。果然，就在1 9时到站的这趟车里，他来了。他做贼心虚，不敢随大伙下车，躲在里面车厢，也许是等特务来接。李克农带着两个武装人员邱南章、吴志坚上车，把张国焘找到了，很客气地说明是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他们来接他的。张表现出惊奇的神态，护送张的两个特务看到这个样子也不敢作声。李克农就把张和他的、警卫员张海同志带下火车，请他上办事处的小汽车到孙事处住。但张执意不去办事处，要住在外面。李克农就决定由邱南章、吴志坚两人陪同张找了一旅馆住下，李和我带上警卫员张海回到办事处向王明、周恩来报告。当晚，王、周恩来、博古、凯丰到旅馆和张谈话，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搬到办事处好商量问题，并做了许多争取工作。王、周等要他向中央承认错误，张才起草了一个简短电报致毛泽东、洛甫，只表示“ 不告而别，歉甚”他仍坚持不住办事处，做了许多争取工作，无效。当晚，王、周、博、凯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党中央为表示仁至义尽，1 2日以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名义发给张国焘一个电报，内称：“此民族危急，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14日，经过多次劝说后，张才住到办事处，但总是借口外出，一下子配眼镜，一下子寄信。长江局只好要吴志坚副官陪他去，他就利用机会去见陈立夫、周佛海、胡宗南等。他一再要求见蒋介石。16日，周恩来陪同张国焘见了蒋，张一见蒋就说“外糊涂多年”完全丧失立场。周恩来马上接着说，“你糊涂，我不糊涂。”在场!蒋、张都不好多说，只得“心照不宣"。见蒋回来后，他又私自跑出去，而且想利用过江渡船关铁门时把吴志坚甩掉，吴志坚是有经验的“小鬼”一下子跳上船又紧紧跟着他。过江到武昌后，张不肯回汉口，拖封天黑了，只得在一个小旅店住下。吴守在房门寸步不离，利用张不注意的时候给旅馆茶房递一个条子，请他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告以张现在某某旅馆。办事处接到电话后，又派人去劝张回来。回来，办事处的同志就把他移到太平洋饭店住下。张仍到处活动，打电话对外联系。为最后争取他，王明、周恩来、博古又同他谈话，希望他回头。张公开承认自己政治动摇，坚决不回来。最后不得不和张公开谈判，提出三个办法要他考虑：第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第二，向党请假休息一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不同意回党工作，拟采取第三种办法。王、周、博走后，张就约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旅馆来谈话。1 7日傍晚，在特务的保护下，张国焘上了汽车，公开投到特务卵翼下了。当时邱南章同志在场，也无法阻止，后在桌子上看到张国焘留的一张纸条，说他“已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邱马上回办事处向领导报告。长江局立即在深夜开会，决定向中央报告经过，并建议公开开除张国焘党籍。中共中央于4月18日作出了    《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予以公布。曾经显耀一时的张国焘，由于一贯犯严重错误不愿悔改，终于变成无耻的叛徒! 事后，长江局机关党支部召集了党员大会，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张国焘从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发展到叛党的经过，教育全体党员在统一战线工作环境中，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阶级觉悟，自觉遵守党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经过热烈讨论后，同志们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 (五)     长江局时期的工作是紧张、艰苦的。长江局开会多在晚上，往往开到深夜。我担任会议记录，夜深了就想睡觉，有时记下的潦草字迹，第二天自己也不认得。为了照顾董老的身体，．会议常在董老房间里开，太晚了可让董老靠在床上。会议完了，周恩来还接着和同志们处理问题或谈话，人多了还得排队，有时谈到天明。记得有一次李克农的夫人从安徽来到汉口，住在安仁里，李工作完后回到安仁里团圆。当时周恩来不知道，半夜里要我把他找来有事。那时“工作第一”的观念很强，我就没说出这件事．并派车子把李接来。李来晚了，所以排在最后。等其他同志谈完后已天亮了，周恩来也疲劳了，就说另找时间谈．。李白等了一夜，只得“哑子吃黄连一了。董老的工作也很繁忙，晚上不是开会、会见朋友，就是为《新华日报》写文章，房间里的灯光有时彻夜不熄。有一天早上，夏之栩和张月霞上楼去找董老，取他连夜赶写的文章，董老连忙起床，可穿鞋时有一只鞋怎么也找不到。她们帮忙找，结果在被子里发现了一只鞋，才知董老深夜疲倦极了，穿着一只鞋就盖上了被子。多年来，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这种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一直深刻地教育和感动着我们。     长江局时期，党的生活是正常的，按期开小组会、支部大会，进行政治、时事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除了王明和孟庆树整天。关在房子里不大和同志们接触以外，其余的领导同志都和大家亲密无间。为了调剂生活，在大石洋行对面90号招待所内，开辟了一个“救亡室”，晚饭后大家在里面唱歌、打乒乓球，还开晚会，自编自演活报剧，袁超俊和我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有一次，由李涛、陈家康、石联星(客串)和我4人合演了一个。“四不像”活报剧，把大家的肚子都笑痛了。大家心情都很舒畅。         当时的国共关系比较好，我们的行动也自由，但并不是没有特务活动。在八路军办事处警卫班宿舍的对面，就有特务利用女色勾引我们的同志，有一个公务员经不起考验被勾引走了。 （六）     1938年9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通知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去参加会议，我也随他们一起回延安。我们是8月29日乘火车离开武汉到西安，转乘汽车到延安的。周恩来等同志到延安受到热烈的欢迎，我用摄影机留下了几张珍贵的镜头。六中全会前，召开了政治局会议。15日的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报告，着重讲了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调整各地组织机构，设立4个中央局：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组织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域党的各项工作。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在桥儿沟天主教堂礼堂开幕，我照了全会主席团、到会全体人员的合影。30日，周恩来在全会上报告了统一战线工作。因武汉形势紧急，需要及时对蒋介石进行统战工作和布置长江局工作，周恩来当天赶到西安，1 0月1日乘飞机回到武汉。周恩来根据中央方针抓紧部署各项工作，见了蒋介石，当面转交了毛泽东和王明的亲笔信，向蒋说明了中共六中全会对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并亲自指挥了长江局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的转移工作；还安排了湖北省委的工作，要求他们今后主要抓游击战争。我因为要带新四军的干部和机要人员到汉口，迟周恩来几天才动身。到西安时，去武汉的火车已不通了，就乘汽车绕道陕南、鄂西经沙市过江，于儿月11日赶到长沙，同周恩来见了一面。12日长沙大火，我们就先撤退了。     长江局从成立到结束虽然不到一年时间，但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长江局贯彻执行了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挫败了蒋介石的“溶共”政策，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巩固和扩大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建立了南方各省党组织，吸收了大批先进分子入党，加强了对地方党的领导；指导完成新四军的组建和集中并东进抗日；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动员了广大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战；对开展华中地区敌后游击战争作了一些部署，进行了训练干部等准备工作；创办了《新华日报》，使之成为在国民党地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组织全民族参加抗日战争的一面鲜艳的红旗。特别是以周恩来同志为核心的全面展开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在争取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和抗日将领方面，在争取地方势力方面，还是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董必武等利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合法地位，大力宣传了我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了许多中间力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直接领导以郭沫若为厅长的第三厅，团结了文化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广大知识分子，采取各种方式，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澎湃浪潮。在长江局和各省、市委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妇女、青年、农民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全民奋起，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空前广泛、壮大，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高潮。     由于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又是代表团成员，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不能不使长江局的工作受到一些影响和损失。周恩来等同志的工作也有错误和缺点，但性质和王明不同。有些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但不能因此就否定长江局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把王明的错误和长江局的工作混同起来，是不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有人说长江局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更是错误的。     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主要错误是，过分相信国民党，吹捧蒋介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鼓吹正规战，忽视游击战，鼓吹以西班牙死守马德里的精神来保卫大武汉；他利用党报委员会主席的职权，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吹嘘自己的主张和言论，不登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但由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党占主导地位，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凯丰、邓颖超等领导同志和广大干部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对王明的错误有抵制，各省委拥护和执行中央的指示，所以在实际工作中王明的影响不大。至于在华中地区发展游击战争问题，资料证明，长江局一开始就注意了的，在徐州失守前后，长江局对某些地区检查不够，贯彻不力，是有失误的。但以华北的成绩来衡量华中，也未必恰当。日军向华北大举进攻时，国民党军队迅速后撤，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很快被日军占领，我党进入敌后的力量，是刚由红军改编的主力部队，战争和群众工作经验都很丰富，所以很快就发动了敌后群众，迅速建立了根据地和游击武装，使敌人处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华中的情况就有很大不同，日军兵力分散，国民党还据守城市和大量乡村，我们的力量不强，有一个由小到大，由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长江局的工作，为以后南方局的工作建立了基础，意义是深远的。长江局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应该加以总结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