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失守的时候，我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搬到重庆。我们的东西已上了轮船。当时罗炳辉同志正在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这时候，延安来电，要我不要到重庆，赶快回延安，与罗炳辉同志一起另行安排工作。这样，我就搭乘武汉沦陷前的最后一班火车经西安回延安，到了西安碰到了罗炳辉同志，他们从延安开完会后来到了西安。罗炳辉同志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我就与他和姬鹏飞等同志一起乘卡车到了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 到了新四军军部，罗炳辉同志到一支队任副司令员，我被分配到教导队的医务室任支部书记。不久，项英同志找我谈话，他说，“我们要把你的工作变动一下，要你到女生八队去当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我听了他说了之后就说，“啊呀，我不愿意去，因为多年来我都跟工农干部在一起，我觉得工农同志态度真诚，他们的战斗精神很值得我学习，所以我还是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工作。”项英同志听后大笑，说：“张明秀啊，革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怕知识分子呢？现在是统一战线，不管你到哪里去工作都会碰到知识分子，像过去那样长征，与工农干部在一起的机会可能不多了，今后你不管搞什么工作都要碰到知识分子。所以你这个理由不行，我的看法你还是要去。”我考虑了一下同意到八队去工作。 我到八队担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队长是李桂英，副队长是乐群，领导班子就是我们三个人。 我一到八队，就遇到了队长李桂英的党籍问题。李桂英是一方面军的长征的女同志，因为长征路途中生病，不幸被敌人抓去关在监狱中，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的时候才放出来。由于找不到在监狱里的证明人，所以我们支部按照党的有关规定，她的党籍不能恢复，只能重新入党，等待找到证明人再恢复。李桂英同志不愿意接受这个意见。 1939年2月，周恩来同志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他到了没有两天，军部在陈家祠堂召开一个连以上的干部大会。我与八队的同志一起参加会议，正当我踏进陈家祠堂的大门时，周恩来同志在主席台中间看到我，马上站起来向我走来说，“张明秀啊，你怎么在这里啊！”我说，“组织上调我到这里来工作，我就到这里来了。”周恩来同志拉着我到主席台傍对叶挺，项英，袁国平等新四军领导说，“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个是张明秀同志，我们是同事。”我马上说，“周副主席，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是首长我是小兵，怎么我们是同事呢？”周恩来同志说，“哎，在一个锅里吃饭统统是同事。” 大会首先由项英同志致欢迎词，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提到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的方针。叶挺同志也讲了话，他说，这一次离开军部是我自己要离开的，因为我认为新四军是一支好的队伍，有项英同志在这里领导就可以了，我不在这里也没有问题。但是中央不同意我离开，周恩来同志也给我做了很多工作。这一次我跟周恩来同志一起回来，即然回来了我要在党的领导下，把新四军建设好，成为真正的抗日的中坚力量。 叶挺同志的讲话很真诚，使我回忆起1937年我们在延安欢迎他的情况，那时参加欢迎会的范围不大，只有中央机关，党校和我们抗大的同志（那时我在抗大二大队六队学习）。那次会议是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毛泽东同志讲话时，对叶挺同志评价很高。叶挺同志在那次会上也讲了话，那次讲话跟这次讲话很象似，叶挺同志说，其实我这个人不值得你们这样欢迎，毛主席把我讲得很好，实际上我没有这么好。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我有点消沉了，离开了革命，离开了部队，又到国外生活了一段。但我并没有判变革命，只是消沉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不值得你们这样来欢迎我，也不能接受毛主席把我说得这么好。这次是国民党派我来当新四军的军长，不管他们怎样看我，我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把这支部队建设好。 叶挺同志的两次讲话把自己的思想全部亮开，我很感动。 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同志又找到我说，张明秀你来一下，我要跟你谈点事，我说好的，就过去了。周恩来同志说，“你们那个队长是李桂英吧。”我说是的。周恩来同志接着说，“这个同志我们在长征时一方面军时就熟悉的。她找过我谈了她的党籍问题，她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到现在连党籍都没有，很难过，还流了泪。你是支部书记，我想问问你们的意见怎么样。”我说，“李桂英同志参加革命时间早，而且工作能力很强，是个好同志，关于她的党籍问题我们支部讨论过，由于找不到监狱中的证明人，按党的规定不能解决。所以我们的意见是，先重新入党，找到证明人以后，再恢复党籍。她不肯重新入党，她认为我又没有问题，为什么要重新入党呢。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周恩来同志听后说，“我觉得你们支部的意见是对的，应该按照党的原则办。不管有没有问题，找不到证明人，党籍问题是不能解决。我同意你们支部的意见，我找她再谈一谈。” 不久，周恩来同志到我们教导队来参观过一次，参观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跟我说，“李桂英同志的问题我又找她谈了，说服她接受你们支部的意见，她也同意了。” 后来支部给李桂英同志办了重新入党的手续。在我离开八队后，有一次碰到她，我问她党籍问题，她告诉我，后来找到了证明人，党籍问题解决了。 在武汉时，我担任周恩来同志的机要收发，他对人平易近人，交代问题非常细致认真，对同志非常关心，这一次又说明了这一点，我对周恩来同志的印象始终很好。 女生八队分两个队，共有200多人，我`去的队是老学员队，有100多人，叫八一队；还有新去的学生也有100多人，叫八二队，八二队的学员都是从上海等大城市招来的学生。女生八队总队长是于晶同志，政治指导员是王仪同志。 八队的学生学习非常认真，女同志晚上还站岗，放哨。我们八一队是老同志队，站岗、放哨问题不大。但是八二队的新学员站岗害怕，还哭鼻子，有的还要人去陪她，经过一段时间也锻炼好了。当时的老师有薛暮桥、夏征农等。 解放后在上海工作的八队的干部和学生有80多人。在老队长于晶等同志的组织下，我们每年都举行一次活动，这时候，大家好像回到了过去的年轻时代，一起唱歌、回忆当年的情况。有两次当年的老师薛暮桥同志来上海，我们还特别在锦江饭店举行了聚会。   200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