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老同志都说，爸爸的脾气大，教训起人来一点情面也不留。不少老同志对此颇有微词，有的甚至几十年后仍然愤愤不平。后来，看到爸爸自己写的自传才知道，爸爸从小就是一个火爆脾气，经常与恶霸地主发生冲突。所以，爸爸给我留下了脾气坏的印象。

　　有一次，新四军二师的作战参谋熊永龄同志对我说，“你爸爸是不会无缘无故发脾气的，他只为两种事情才会发脾气，一是有人违反了群众纪律，二是违反了军纪。我认为，你爸爸发脾气是有道理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正面评价爸爸脾气的声音。后来，我把熊永龄同志的看法告诉了爸爸原来的警卫员柴挺凯同志，得到了认同。

　　１９４０年春天，爸爸率领部队到了吁胎县东南一带。这时，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部队生活十分困难，每天能吃上顿把豌豆饭、黄豆饼就不简单了。战士们常常勒紧裤带行军打仗。看见战士们日渐消瘦的面庞，炊事班长心里火烧般地难受。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走东家访西家，想方设法搞粮食、买吃的。可是一眼望下去，田野里到处是挖野菜、捋树叶的饥民。是呵，玉米刚刚出苗，麦子还没抽穗，正值青黄不接的春荒季节，加上国民党三十三师长期在这儿搜刮抢掠，老百姓穷得象水洗过的一般。要搞到粮食，实在不容易啊！

    这一天，炊事班长好不容易搞来了一篮嫩嫩的榆树叶给大家改善生活。其实，榆树叶子又涩又苦，老百姓只要到了慌年才会摘下来吃。

    爸爸发现以后，扯开大嗓门对炊事班长：“你跟群众讲了吗?你摘了群众的榆树叶，那群众吃什么?你脑子想到没有?你的群众观点哪里去了?……同志，现在是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靠它救命度荒喱！我们怎么能吃群众的救命根！”炊事班长嘟嘟嚷嚷地说：“我只想到，嗨——”“你呀！”爸爸接过他的话头，语气显得温和些了：“你只想到战土，还有我这个当官的。”

    班长被爸爸的话逗笑了。爸爸接着说：“我们要时刻想到群众，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爸爸在屋里被了几步，又走到炊事班长面前，声音更温和了，问他：“你在家吃过树叶野菜吗?”  “吃过。”炊事班低声回答：“连观音土也吃过。”  “是啊！”爸爸点点头，继续说，“我们是人民军队，不能穿上几年军装就忘了群众的甘苦啊！”  

    炊事班长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眼里涌出了闪光的泪水。后来炊事班长把榆树叶退还给群众。

    几年以后，已经建立起巩固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经过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部队生活有了改善。不仅可以吃上白面馒头大米饭，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油盐菜金。

    有一次，爸爸召集东分区干部开大会，炊事房一连忙了几天。散会的第二天晚上，爸爸把事务长叫来。要他把会议的伙食账报一遍。当事务长报告用了多少酱油时，爸爸，打断了他，大声道：“什么什么?几斤酱油?三天工夫就用了这么多酱油？是我们招它当开水喝了吗?”

    事务长被问得张口结舌。接着爸爸又一连又挑出了几笔类似的账月。爸爸一摆大手，说道：“不用念了！现在你谈谈吧，你在账目里搞了些什么名堂?”事务长不敢隐瞒，只得把趁开会的机会多报了些伙食费的事说了出采。爸爸说：“好啊！学会了打埋伏哩！再说说，你打埋伏是为了什么?”事务长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我们的伙食不……不很好，我想留点机动费，好。…。好改善伙食，还……还……”  “还可以给我多做几顿鸡汤下面，是吗？”爸爸加重语气，冲着他责问。原来，前些天爸爸工作忙，常常深夜不睡，事务长有一次特地给他送来鸡汤下面，挨他批评过。

    爸爸对事务长说：“我们淮南路东路西十几个县，有几百万人口，我们的军队呢，除了二师，还有独立团、县区武装、各级地方干部。事务长，你给我算二算，每一个淮南老百姓的负担有多少？可是你还嫌他们负担得太少了，还要多吃多喝多报账！”事务长楞住了。爸爸又接着说：“不能只算你那个小账！”爸爸激动地推开账本，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月光明亮，风摇小树簌簌作响．他站了好一会，猛地转过身来，走到事务长面前，用深沉而有力的声音缓缓说道：“同志！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能穿上几年军装，就忘了人民的甘苦啊。”

几十年后，爸爸的老战友周骏鸣这样评价爸爸的脾气，他“为人诚恳坦白，刚强正直，坦荡无私，从来不做藏藏掖掖的事。有时候脾气不好，火气大，批评人不留情面，方法简单。尽管心是好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搞好工作，但是有的同志为此而不满。作为首长，他当然有欠妥之处，但是我要说，在那种生死攸关的战争年代，没有斩钉截铁的作风是不行的，如果象和平年代那样慢慢腾腾地做工作，部队就危险了！特别是在战场上，根本不容许拖泥带水，犹豫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