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川(1904--1965)，安徽萧县张寿楼人。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夏，考入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在这里，张云川阅读各种进步书刊，接受了五四运动倡导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在进步团体“赤湘社”影响下，张云川参加并领导了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运动。毕业后，回到家乡教书，1926年，张云川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奔赴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愤然离开广州，前往武汉；1930年，他参加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易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5年被推选为该组织中央委员，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他被推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被委派到香港筹办《光明报》，任副社长。1947年1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沪举行“四干会议”，正式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张云川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解放前夕，张云川在北平与聂荣臻同志取得联系，参与了争取傅作义部队起义的工作。1949年9月，张云川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井兼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陈毅同志称张云川是：我们党的直爽的同志和朋友。
    张云川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参观视察。他是民主党派负责人中最早到我新四军军部访问的。1943年，张云川代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从重庆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参观视察。他不仅访问了新四军军部、第四师、第二师，还深入到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部队官兵、普通民众中，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抗日根据地军民高昂的斗志和廉洁的民主政治，使之深受感动。回到重庆后，他立即将自己苏北之行的见闻向各界人士作了汇报，并接受了塔斯社、路透社记者的采访。随后他以“刚文”的笔名，在《群众》双周刊上发表了《苏北见闻》的文章，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作了详实、客观的介绍。接着他又前往昆明、桂林等地，向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和新四军奋勇抗日的事迹，增进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苏北之行，张云川和共产党中的“儒将”陈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临别之际，陈毅同志赠诗四首以志惜别，诗稿前附一短函，“云川吾兄惠鉴：天雨足不出户，每以不能走访为怅。顷得小诗数首，就正大雅。俚词为情为意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聊博高明一笑，恐未尽惜别之意于万一也。即颂刻佳。弟仲弘十二日。”陈毅同志的诗：其一：“彩凤忽东翔，万里载德声，社会薄乡愿，狂狷丑令名。天心赞民主，舆论器同盟，抗建永合作，吾党寄深情。”其二：“浊醪难为量，数尽佳客觞，六年抗战血，百计斗清乡。寇氛长弥漫，民气斯坚强，痛心姬汉运，磨擦鬼凄凉。”其三“敌后起征装，早夜试里霜，神驰淮泅道，梦绕嘉陵江。跋涉济时志，款段策安邦，路殊道不别，珍重惜流光。”其四：“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温温君子度，桓桓壮士心。海泽良饶沃，山岚足苦辛，乔木莺迁候，重游锡玉音。”诗后跋曰：“云川先生东来，相聚数月，复西去，作五律四首以志别。癸未夏，仲弘就正草。”罗炳辉、谭震林代表新四军第二师全体同志向张云川表示敬意， “并以胜利品军刀、手枪奉赠，略壮行色”。
    1944年，张云川再次到苏北，在陈毂、彭雪枫、吴芝圃等支持下，对汪伪部队进行策反工作。他不断往返于北平、济南、徐州、商丘和苏北抗日限据地之间，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促使汪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率部向我军投诚。
    新中国建立后，张云川看到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了沧桑巨变，感到无比欣慰，他曾在苏北参加土改工作队，与翻身农民共享当家作主的欢乐。他还作为赴朝慰问团的一员，来到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和志愿军战士们在山洞里同吃同住，送去祖国人民对子弟兵的关怀，返国后，他举行多次报告会，把慰问期间搜集的志愿军战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将给各条战线的人们听，鼓舞人们在和平环境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加倍努力。那时每年张云川都要到各地视察，从天山南北到海南岛，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把在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的各种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及时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反映。他经常说：“我身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就要为党和政府拾遗补阙，深入调查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随时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人民既然信任我，我就要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绝不能为了想使自己官运亨通而唯唯诺诺、阿谀奉承……”
    1957年初，张云川到河南、安徽等地视察，回到故乡萧县，看到家乡人民生活较之解放前虽有改善，但仍很艰苦。他发现浮夸风已见端倪。特别是购过头粮，农民叫苦不迭，张云川认为“这些情况必须让中央及时知道，尽快纠正”。返京后，他连夜将视察中收集的材料整理成文，呈报给国务院。不久，中国共产党整风，号召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帮助整风。张云川在“整风会”上，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左”的错误。同年年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被错划为“右派”。
    张云川性格刚直，自觉问心无愧，多次申诉，要求改正对他的错误处理，因而落得“顽固不化”、“反攻倒算”的罪名。张云川内心十分苦闷。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曾多次找他谈心，并诚恳地对他说：云川，你是我们党的直爽的同志和朋友，不是敌人。你肯对党说真心话!陈毅还 一再劝慰他：要相信赏不会忘记曾经在—起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误会总有一大会消除的，陈毅的话，使身处逆境的张云川深受感动和鼓舞，直到1965年3月逝世前夕，他一直期待着有机会继续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 并教育子女要听党的话，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云川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他的一生得到了公正的评价，骨灰被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根据萧县政协提供的张弘《忆我的爸爸张云川先生》并参阅冯治《陈毅与爱国民主人士张云川的交往》等文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