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与新四军 游国斌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提起斯诺，人们往往想起他的不朽名著《西行漫记》，却很少有人将他的名字与新四军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期间，斯诺不仅热情报道、积极援助新四军，扩大了新四军在海内外的影响，而且率先揭露皖南事变真相，谴责国民党的反共行径，争取了国际上对新四军及中国抗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这一切表明，斯诺与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　　　　　　　　　　　　　　　　　　     采访叶挺、项英，热情报道新四军抗日民族统—战线形成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其成员大部分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一支久经考验的红色劲旅。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移至南昌。新四军组建后，遵照中共中央确立的方针和军部的指示，在大江南北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就在此时．一直关注中国事态的斯诺，作为英国《每日先驱报》战地记者，于1938年7月从香港抵达汉口。当时，武汉已成为日军急切觊觎的目标。国共都提出保卫武汉的任务，共产党派遣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在武汉期间，斯诺先后采访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8月，他在汉口会见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并同这位著名的北伐将领合影留念。稍后，项英途经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斯诺又采访了项英。他把采访记录迅速整理成电讯和文章，向全世界作了报道。之后，他又风尘仆仆去了重庆、成都、西安、陕北等地，并于1939年末再次采访了叶挺。他把这期间所搜集到的有关新四军的素材，写入了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 斯诺在上述电讯、文章和著作中，有关新四军的内容大体上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新四军成立前的光荣历史。在这一部分，斯诺对新四军的前身——红军游击队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还着重描述了项英的身世及其领导部队坚持三年赣南游击战争的艰难历程。项英曾对他风趣地说：“延安的每个人，都以为我是死而复生的，但谁也不觉得惊异。我们革命者都有复生的习惯。你看一看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他们都已‘被杀了’几十次!当作一个个人，我们没有什么，但当作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却是不可征服的，不管中国革命‘死了’多少次，他还是要活过来，除非中国本身能被消灭，不然的话，它是决不会消灭的。”这豪迈而自信话，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悲壮的经历，更使他感到由衷的钦佩，认为红军游击队是一支“决死的部队”，项英是“由坟墓里出来”的，这样的部队才是中华民族抗战的希望。　　     第二部分介绍新四军发展壮大和抗战的情况。对于新四军成立，斯诺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项英和叶挺建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的消息，在前苏区内迅速传播开去，因此千万的农民开始徒步由很远的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等省赶来参加。他们有的带着在内战时藏起来的步枪，那些有钱有米的人，也拿出来作为‘抗日的贡献’。几千个刚由监狱和反省院放出来的‘赤匪’，也回到了他们领袖这边来。少年先锋队与赤卫军，则携着生锈的标枪、手榴弹和斧头参加!从敌战区的各城市里，又来了许多学生和记得项英是他们领导的工人与机匠。就象《水浒传》里所说的情形一样，四面八方的人都应着宋江的号召前来参加。”斯诺认为，这支奇特的部队虽然非常缺乏经费和装备，但是它继承了“革命的传统”，“充溢着自信与斗志”，体现出“百折不挠的精神”。他逐一介绍了新四军在紧张的战争环境和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如何组织动员民众抗日，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在思想政治教育、医疗卫生工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此外，斯诺还着重叙述了新四军的战绩：截止1939年中，在13个月内，新四军共作战530次，几乎每次都取得了胜利；敌方伤亡虽小，但不断增加，平均每天要死伤30人；他们给予敌人交通线的损害，比给予敌人的伤亡还要严重；新四军得到民众组织的协助，使敌方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由于新四军主力的极端流动性，迫使敌方不得不维持极大兵力，以保持所有的战略据点。新四军以其有限的兵力和落后的装备，深入华中敌后，既完成了各项战略任务，又发展壮大了自己。斯诺认为，新四军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除了“民众的援助”外，主要归结于其自身显现出来的“那种献身的精神”。假如他们有足够的装备和物资供应，那么他们“一定可以得到更富有戏剧性的效果”。　　　　　　　　　　　　    开展“工合”运动，积极援助新四军“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军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及长江下游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造成中国战时军事和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的局面。为了使中国抗战得以长期坚持，斯诺夫妇和新西兰友人露易·艾黎遂决定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通过创办小型工业合作社，以招募失业工人，生产日用品，发展战时经济。1938年8月，他们在汉口正式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此后，＂工合”运动即在全国各地逐渐展开。　　     作为“工合”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斯诺意识到，要使该运动获得稳固的基础，必须得到国际上的援助。1939年1月，他协助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该会由宋庆龄任名誉主席。接着，受宋庆龄的委派，斯诺夫妇又前往马尼拉组织了工合促进会。该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募集的捐款达百余万美元。之后，在纽约、伦敦也相继成立了工合促进会，进一步扩大了“工合”在海外的影响。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侨纷纷募集捐款，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　　     斯诺将募集到的大量款项和物资，通过工合国际委员会交给宝鸡、延安的八路军和皖南的新四军，促进了根据地“工合”事业的发展，增强了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军的经济能力和物质基础。　　     斯诺对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帮助。他曾与项英谈过“工合”之事，项英对此也很感兴趣，他原打算到项英的部队访问，后因患严重的胃病而未能成行。他在香港期间为新四军筹款、筹鞋和医药用品等。他还说服宋子文参加工合国际委员会，促使中国银行同意对“工合”进行贷款。在斯诺、艾黎等人的努力下，1939年4月，在皖南屯溪成立了工合浙皖区办事处。该办事处给新四军的抗战以很大的支持，新四军也派干部参加工作。为了把“工合”直接办到新四军驻地去，该办事处在新四军军部附近的茂林镇设立了泾(县)太(平)事务所。尔后，在茂林地区先后办起了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烧炭、竹器等十几个合作社。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新四军军需之用。此外，在皖南还建立了小型兵工厂，主要生产弹药、枪械等。在靠近皖南新四军驻地的浙西地区，建立了机器生产合作社，以帮助新四军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机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