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将军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不久前，“上海‘壮行长征路’寻访团”的成员一行，受罗炳辉将军的夫人、老红军张明秀之托，专程从“红都”瑞金赶到吉安值夏镇，在罗炳辉起义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水北村，替她为自己的爱人献上一束鲜花，并寄托无限的缅怀和哀思。

罗炳辉来到吉安任靖卫大队长不久就率部起义，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起义呢？他的起义在当时又起到了何种作用？在当地人民的心中，罗炳辉是怎样的一个人？长期以来，值夏起义部队的人数众说纷纭，但到底又以哪个数字为准？带着这些疑问，近日，记者采访了研究罗炳辉历史的专家，并前去探访罗炳辉将军的起义之地，寻找见证过那段如歌岁月的老人。

记者深入值厦采访老人

向朋友借钱去发军饷

水北村是位于值夏镇边上的一个大村庄，村民全部都是姓罗。前去采访是在一个仲秋的下午，与记者同行的是吉安市东井冈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罗炳辉研究的专家丁仁祥。

罗家宗祠

罗炳辉部队在此安营扎寨

该村距离吉安市仅20公里左右，村中古木葱郁，至今还保存了很多旧时的民宅，这里前可进抵“东井冈”东固苏区的新圩、富田等地，后则可退守吉安县城（现在的吉安市城区）。丁仁祥说，正是因为水北村所处地理位置比较好，所以当年罗炳辉就选择在这里驻扎部队，一是为了便于前去苏区“进剿”；二是罗炳辉的祖籍地在庐陵（吉安），后祖上迁徙去了云南的昭通地区，而水北村又都姓罗，他在这里就感到回到了家里一样。这一说法，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也得到了村民们的证实。

来到水北村后，记者一提起“罗炳辉”的名字，上了点年纪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听说是采访罗炳辉的事迹，都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围了上来，说起当年罗炳辉当年在这里的一些故事。

村民说，罗炳辉为人和气，因为他自己是穷苦出身，小时候做过奴隶，他对这里的老百姓都很好。来到这里不久，他就与村民罗立人的祖父罗章奎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据罗立人介绍，其祖父是一名教书先生，家境也比较殷实，罗炳辉来到水北村后，将靖卫大队的三个中队分散驻扎于附近的3座大祠堂里，其中一个中队就住在与他家一屋之隔的大祠堂“簪婴堂”内。但罗炳辉本人则是住在水北村对面200米远的竹山村里。因为罗炳辉与罗章奎是要好的朋友，每天空闲时他都要来其家中坐一坐，或聊天或喝茶。

随后，罗立人带记者来到了他家的祖屋，这屋里曾留下过罗炳辉无数的身影。这是一幢在当地常见的用土砖建成的民居，墙壁上到处都斑驳脱落，虽然历经了近百年的风雨剥蚀，但如今依旧还有人居住在里面。一进大门口，罗立人指着左边的一个位置告诉记者，当时罗炳辉每天一到他们家，首先就是躺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木睡椅上，因为他身材魁梧，人很胖，一躺上去睡椅就会发出“咯吱”的响声来，这只睡椅他家一直保存到了前两年才因破烂不堪被烧掉了。

罗炳辉住过老屋

当年罗炳辉长官就在此休息

罗立人说，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经常克扣罗炳辉的军饷，他没钱给部队发军饷，本人身上也常是身无分文。有一次，部队很久没发军饷无钱吃饭，罗炳辉向其祖父借了500个大洋发饷应急。但当时罗炳辉本人又不好意思亲口来向罗章奎借钱，就派了两个士兵拿着他的一张条子，将罗章奎请去他的住所说借钱的事。正是因为这500个大洋，罗章奎后来招来了杀身之祸。

罗立人的侄子告诉记者，他的曾祖父后来被抓时，罗炳辉已经起义参加了红军，正在东固革命根据地指挥军队打仗，当时家里就赶快派人去找罗炳辉，他听到这消息后立即就写了一封信让人带来请求放人，但信是在下午才送达，人却在上午就被杀掉了。后来，罗炳辉又将罗立人的父亲带去了当兵。

 村中老人亲眼目睹罗炳辉起义情景

 位于水北村村头的大祠堂“簪婴堂”，就是罗炳辉举行起义的地方。如今，祠堂已经破烂不堪了，它的前面成了一片田地。走进祠堂，里面杂草丛生，蛛网纵横，一片破败之景。两边的回廊上堆满了村民的农具，阳光从祠堂中央的天井上照射进来，给它增添了些许的生机，唯有那些还矗立其中的高大柱子，依稀让人想起当年这里面的热闹。在祠堂天井后部的一个边墙上，“上海‘壮行长征路’寻访团”敬献的几个花篮还依然摆在那里。

水北村88岁的罗先结老人，是这里至今唯一一位亲眼见过罗炳辉的健在者。老人当天正在附近的山上拾柴火，一听说有人来了解罗炳辉的事迹就匆忙赶了回来。他告诉记者，当时他10岁多点，对这些事情记得还很清楚。他说，罗炳辉个子很高，长得白白胖胖，像一个书生，他对当地的村民，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比较友善，在路上见到了都会主动打一声招呼，不像其他的国民党军官那样凶。因为大家都姓罗，他把这里的村民都当作是家乡人。每次他带部队去富田、东固一带“剿匪”，只要抓到一些所谓的“共匪”，回来后都他会很快放走，而且还给每人发1块银元作为路费。

罗先结老人指着“簪婴堂”右侧100米远的一块空地说，当年罗炳辉就是在那里集中靖卫大队宣布起义的，当时空地上还围有一个围墙。他记得1929年11月15日（农历九月十二）的深夜，靖卫大队响起了紧急的集合哨声，部队集中在围墙里的一块空地上排成3排。罗炳辉问士兵们，如果有人不愿跟他起义他也不勉强，发放路费就可以走人，愿意留下的就跟他一起去参加红军闹革命。

簪婴堂

当年罗炳辉部队起义之地

罗先结说，当时他跟着一些村民出来观看起义的情景，罗炳辉宣布起义时说的几句话，他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早三天我们去‘剿匪’，后三天我们也要去变成‘匪’了。我们要跟共产党走，竖起红旗为穷人去打天下！”接着，他就带头喊起了口号：“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

丁仁祥告诉记者，当时起义是在一种紧急的状态下进行的。1929年11月上旬，赣西南特委团委书记曾道懿叛变，将全部计划和组织供出，敌人掌握了罗炳辉将要起义的“证据”，便以要发军饷为名，要其带领靖卫大队回吉安县城准备逮捕他。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赣西南特委领导人曾山就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罗炳辉，确定了起义的时间，要求其务必在11月15日举行起义。但就在起义前的2个小时，靖卫大队里的一名中队长和一个姓邓的人，带了一部分人跑回了吉安城里去告密。罗炳辉当时非常紧张，就在凌晨2时许，紧急召集部队宣布起义。随后，起义部队连夜抄小路赶往苏区的新圩，与前来迎接的赣西南特委领导人刘士奇等人会合。休息了一天后，便开往富田去进行整训。

 参加起义的人数到底有多少

 关于罗炳辉起义的人数，历来就众说纷纭，目前广为流传的有三个版本：第一种说法是七、八百人；第二种说法是四、五百人；还有一种说法则是一百八十人左右。但到底哪一种说法最为准确呢？对此，丁仁祥认为，目前通过对一些资料进行研究，第三种说法较为客观可信，现在吉安的党史上也都是采用这一说法。

他告诉记者，有人说是七、八百人参加起义，那是将附近吉水县、丁江、乌江，以及峡江等地的靖卫队人数也包括进去了，但这些靖卫大队并不归罗炳辉所管辖。在酝酿起义前，罗炳辉曾派人去做过这些地方靖卫队的工作，建立了一种友好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保证起义能顺利进行。罗炳辉率部起义时，这些靖卫队也没有进行干涉，保持了一种中立，所以说第一种说法有些夸大了。说有四、五百人参加了起义也不可能，罗炳辉的靖卫大队3个中队的总人数也仅为500人左右，但在起义之前，那个叛变逃跑的中队长就带走了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不愿参加起义离开了，所以最后真正跟他起义参加了红军的，仅有180人左右和150余支枪，以及一批物资和弹药。

    丁仁祥说，罗炳辉值夏起义，在当时对国民党的军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它不仅是国民党地方武装中第一支起义的部队，而且也开创了红军将敌人武装争取改变为革命武装的先例，在当时的赣西重镇吉安从军事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红军最后攻克吉安县城提供了条件。同时罗炳辉带来的一批枪支弹药，也壮大了缺枪少弹的红军的力量。

 为何短时间内就举行了起义

 罗炳辉来到吉安就任靖卫大队长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举行了起义，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就转变了立场呢？丁仁祥表示，罗炳辉的起义并非是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做到的。除了跟其贫苦出身和有正义感有关外，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吉安地方党组织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除了发展工农武装和争取绿林武装外，还通过策反的方式，争取敌人的武装也加入革命的队伍。

罗炳辉从小做过奴隶，长期遭到旧社会的残酷欺压。当兵后参加北伐来到南昌，虽然立下了战功，但因不愿同流合污而屡遭排挤，他的部队被编遣后就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他认识朱德并接受了革命教育。1929年春，他应云南老乡，当时的吉安县县长冷照升之邀，来到吉安担任了“八市联防总队”队长。由于他具有正义感，每次前去东固苏区“围剿”红军时都是消极对待，往往无功而返，即使抓到了红军也会放走，国民党政府就常不发给其军饷，所以，在吉安他也是很不得志的。吉安地方党组织及时捕捉到了这些信息后，认为可以争取罗炳辉起义，就抓住这一时机向其展开宣传。同年6月，党组织派罗炳辉的同乡、共产党员赵醒吾来对他进行策反。

丁仁祥说，当时赵醒吾化装成一名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找到罗炳辉进行了3天的交谈，7月，罗炳辉用“罗南煌”的名字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后部队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后与其他部队合并又改编为红四团，罗炳辉任团长，成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他的高超的“牵牛”指挥战术，常常打得敌人溃不成军。从此，罗炳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为一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军事家。1946年，罗炳辉因病不幸逝世于山东的兰陵，走完了他“从奴隶到将军”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波澜壮阔一生。

罗炳辉将军生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高级将领，全国33位无产阶级军事家 之一，云南籍军人中唯一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军事家称号的将军——罗炳辉(1897—1946)，是昭通市彝良县人。罗炳辉因不满和仇恨地霸横行乡里，16岁离家从戎入滇军， 参加讨袁护国和北伐战争，在滇军占桂林、攻广州、平陈炯明之乱战役中屡建战功，表现英勇，升任营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四处奔走，重找出路。1929年4月任江西吉安靖卫大队长，9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率1000余人举行著名的“吉安起义”。起义后部队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任团长。1930年部队扩编后任红军旅长和纵队司令员、中国工农红军第 12军副军长、军长。1931年在江西瑞金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193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参谋长、新四军一支队副司令员，与陈毅一起活动于南京、镇江一带。新四军北上时任副总指挥、第五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副师长。1941年至1945年任淮南军区司令员，淮南军区党委代理书记。日本投降后任安徽省主席，华中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1946年任新四军第二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因多年征战，积劳成疾，病中毛泽东、朱德曾写信慰问，6月终因病情转重，抢救无效逝世，时年49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分别为他题词：“志在革命、功在人民”、“人民的功臣罗炳辉同志永垂不朽！”、“革命到底，死而后已；精神不死，万古长存” 。1987年安徽省在合肥市落成罗炳辉纪念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