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云南的护国史研究有个最大的误区：即把蔡锷、任可澄当做梁启超同党；而把唐继尧当做国民党或者国民党的同路人。
真的是那么回事儿吗？
唐继尧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否参加同盟会，现在说法很多，笔者没有精力进一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唐继尧在云南讲武堂教书时，没有发表过什么革命言论，反向学生灌输了许多封建忠孝、仁义之类的观念，整天教学生唱岳飞的《满江红》（典型的封建愚忠），不像革命军人。
 云南重九起义后，唐继尧支持镇压革命党人张文光等领导的滇西起义。
随后，唐在贵州梁启超同党任可澄、戴戡请求下，不仅亲自出兵改组贵州省政府，并且几乎把贵州革命党人斩尽杀绝，贵阳城里一时间血流成河……。
唐继尧武力改组贵州省政府的时候，国民党还是中国的合法政党，如果唐继尧真是国民党人，他帮助梁启超的同党残酷屠杀革命党人， 国民党居然没有开除他，这就很奇怪了――难道是宋教仁为了拉他的选票吗？？？
 1913年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讨袁，这时的唐继尧和梁启
超同样助纣为虐：他出兵重庆，镇压熊克武等领导的反袁起义。并因镇压重庆革命党人有功，被袁世凯任命为云南都督，接替了蔡锷。在袁世凯眼中，唐继尧或许比蔡锷更可靠吧？否则为什么蔡锷兵权丢失了，唐继尧的实力却被加强了？
二次革命后，唐继尧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梁启超同党！他接替蔡锷的云南都督，梁启超起了很大作用！
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正式解体，那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国民党！
滞留国内的国民党人多半成为北洋帮凶，但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护国史文章闭着眼睛说瞎话，居然把唐继尧说成是国民党人？？或者用"地方实力派"之类的字眼，掩盖唐继尧作为梁启超同党的政治本质？
唐继尧担任云南都督期间，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黄兴领导的欧事研究会，均无任何联系！
 中华革命党人吕志伊刚刚到云南，唐继尧就授意将吕逮捕入狱，后因
形势发生变化，唐继尧又开始对吕竭尽拉拢之能事。
 欧事研究会的李根源是重九起义第二号人物、唐继尧的上司，他的资
历比唐继尧、罗佩金都要老得多！因此，唐继尧一方面不得不利用李根源的威望，另一方面则对李根源嫉妒非常！李根源在云南期间，常被唐继尧的警察碾得东躲西藏。李根源对唐继尧非常失望，只好转而策动张子贞等反袁，张子贞也不信任唐继尧，在反袁问题上自行其是，种下了日后唐、张分裂的种子！
唐继尧上任后，还接连刺杀了两位持不同政见的高级将领：谢汝翼、沈汪度。李鸿祥为了保命不得不流亡北京，找蔡锷寻求庀护。
从1915年9月开始，受部下影响，唐继尧确实萌生过反袁的念头，并作了少量战略准备。这期间，唐继尧继续查封民主报刊；频繁往派任可澄、戴戡、殷承獻、李宗黄、周钟岳等往来于北京之间，刺探蔡锷、梁启超的态度。
事实很清楚：这时的唐继尧有反袁之心，却没有反袁之胆！梁启超不发话，唐继尧绝不敢擅自起义！
原因很简单：唐继尧的双手沾满了国民党人的鲜血！如果梁启超态度不明确，云南单独起义后果只有两个：第一、被袁世凯镇压；第二，由于国民党旧人不信任他，云南军政大权旁落李根源、张子贞之手（而不仅仅是被罗佩金等取代）。
这时的唐继尧对内压制、监视甚至软禁李根源；对外拒绝李烈钧、熊克武这几位昔日的敌人入境，把他们丢弃在越南海防不予理睬。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继尧只有等待蔡锷、戴戡这两位梁启超的同党亲自到云南后，可以借助梁启超的势力有效制衡李根源、熊克武等国民党旧人，他才敢发动武装起义。
但尽管如此，即便蔡锷、戴戡到了云南，唐继尧依旧抱定原先的态度：要相邻二至三省同时起义――唐这时所说的相邻二、三省已经非常具体：即受梁启超影响的贵州（刘显世）和广西（陆荣廷）。
 在蔡锷、殷承獻等的逼迫下，唐继尧直至12月23日，仍以部下之名
致电北京政府，温柔规劝袁世凯放弃帝制。第二天，刘祖武、张子贞两将军不顾个人安危，将袁世凯策动他们政变的密电交给唐继尧，此事刺激了唐继尧，唐才决定12月25日云南护国首义！
可以说在发动护国起义的问题上，唐继尧完全听命于梁启超，并且对蔡锷本人具有极大依赖心！蔡锷到云南后，唐继尧几次欲将护国军统帅职位让给蔡锷，直到殷承獻拔出手枪表示决心，唐见蔡锷等人确无取代之意，这才半推半就登上护国统帅的宝座。
（有人说殷承獻用手枪逼唐继尧护国，此说未必准确。早在1915年9月的时局会议上，唐继尧就故意发表拥护帝制的言论，激怒黄毓成，几乎导致黄拔枪自杀；此时，唐继尧再一次故伎重演，逼殷承獻拔枪。足见唐继尧这个人在关键时刻的处心积虑和患得患失）。

唐继尧在发动护国起义的问题上其实完全听命于梁启超！
然而不如人意的是：护国起义后，梁启超并没有维护蔡锷和唐继尧的利益，他很快和国民党阵营中的前清元老岑春煊结成新的政治联盟。蔡锷离任后，梁启超、岑春煊联手排挤唐继尧。唐继尧担任抚军长仅7天，权力即被岑春煊取代。随后，两广方面拒绝罗佩金出任广西省省长；李烈钧的部队在两广也成了孤军，长期流浪。
――这是唐继尧第一次与梁启超发生矛盾！
其次，梁启超的党人戴戡在主政四川期间，与督军罗佩金关系不睦，导致二人后来分别被川军各个击破，这是唐继尧迁怒梁启超的第二个原因！
 1917年段琪瑞主政期间，梁启超与段琪瑞沆瀣一气，阻扰恢复旧约
法，导致大批国会议员南下重组政府，发动护法革命，这时的梁启超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敌人！而唐继尧赫赫然成为护法元帅，俩人彻底站到了对立面上！
此时的唐继尧没有理由不对梁启超竭尽攻击之能事。而梁启超的言论多说蔡锷，极少提到唐继尧，这就给了唐继尧攻击梁启超的机会，唐继尧不仅竭力洗刷他与梁启超的关系，而且利用蔡锷已病故，把发动护国起义的功劳全部揽到自己头上，这个言论既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也符合国民党揭露梁启超的需要。周钟岳先生的《云南护国首义历史谈》，大致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诞生了。
最冤枉的当数任可澄，护国起义前唐继尧干过的坏事：例如逮捕吕志伊、查封进步报纸、董鸿勋事件等。一股脑儿全部栽到了任可澄头上！可是稍有头脑的人都应该想到：任可澄一介文人，如果没有唐继尧授意，如何能够逮捕董鸿勋这位手握兵权的陆军上校呢？

大革命后，国民党统治中国，蒋介石集团忙于内战，无暇评价护国革命。
以黄毓成等为首的一批护国元老，为了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为了云南省和各路滇军的利益，制造了一个护国政营内部"两条路线"之说：即以蔡锷为代表的梁启超路线和以唐继尧为代表的国民党路线。
当时主持云南工作的国民党大员李宗黄、周钟岳等，为抬高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自然支持这种说法（其实护国起义前，周钟岳本人一直都在北京）。
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李烈钧先生为了维护朱培德部队的中央军地位，免受蒋介石排挤，也违心支持了以上说法。
国民党内权威史学家对此说曾予以默然，然而，这种说法无疑是在给国民党脸上贴金，所以一度得到国民党内意识形态的肯定。
解放后，梁启超的政党早已消亡，而民革是新中国合法政党之一，部分国民党统战人士仍执此说也就不奇怪了！
真正奇怪的是：长期以来，大多数护国史的专家（无论支持唐继尧还是支持蔡锷的）都没有意识到，护国史研究最大的漏洞在于：我们默认蔡锷是梁启超同党的同时，也稀里糊涂地默认了唐继尧作为国民党同路人的地位！
其实，唐继尧、蔡锷在发动护国革命之前，都是梁启超的忠实同党（或叫同路人），政治上没有更多的本质区别！
而1917年护法革命时，唐继尧和梁启超成了两个阵营中完全敌对的关系，唐继尧代表革命阵营；梁启超投身反革命阵营，此后的舆论倾向自然不言而喻了！
――历史不是戏剧，但历史又常常充满极致的戏剧性！

结论如下：
第一、无论唐继尧早年参加同盟会与否，国民党正式成立时，唐继尧没有进行党籍登记！
第二、1913年二次革命时，唐继尧和国民党是敌对关系！
第三、1914年国民党已经完全解体，护国起义时中国根本没有国民党！
第四、1918年唐继尧断送护法革命，赶走孙中山，这才促成了国民党的重建，唐继尧不可能在此时参加国民党！1922年，唐继尧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再次成为国民党的敌人！
第五、大革命时期，唐继尧支持陈炯明与香港帮会合作，共组致公党，挂名副总裁（但未参加党务活动）。此外，唐继尧还自作主张与国家主义派合作，组建青年党，并以总后台自居――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唐继尧的党派史！
最后结论：护国时期的唐继尧与国民党无关，风马牛不相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