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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八年抗战中成长 | |||||
| 作者：范 用 文章来源：《纵横》2005年08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6-4 | |||||
| 1937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省立镇江中学,交了学费,拿到一摞新课本,高高兴兴住进了学校,成了中学生。 没想到还没有正式上课,“八一三”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开战,很快在杭州湾登陆,沿京(南京)杭国道西侵,镇江立即紧张,学生都回了家。外婆给了我八块银元,让我逃难去汉口投靠舅公。 舅公是汉口会文堂书局经理。书局二楼租给上海迁来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现在三联书店前身之一)办公。我每天吃完饭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玩,那里有很多好看的书,工作人员都很和蔼可亲,大多是年轻人,欢迎我这个小朋友。 第二年开春,舅公一病不起,我失去依靠。舅婆回浙江老家,临走时买了一篮鸡蛋,把我托付给出版社,这样,我成为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名练习生。这一年,我16岁,后来计算革命工龄,即从这一年算起。 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个出版社是共产党领导的,只觉得工作人员和蔼可亲。经理黄洛峰是1929年大革命失败后入党的老党员(这是我后来入了党才知道的),他特别喜欢我,人家说我是“黄老板”(大家对他的尊称)的儿子。他用印书的纸边钉了个本子,叫我练习写字,说做出版工作得把字写好。我到现在都规规矩矩写字,就是洛峰先生教的。 那时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每天有很多人来出版社,多数是作者、文化人。还有从延安出来去江南,或从江南来武汉转往延安的。 有一位高高大大的罗炳辉,最喜欢“小鬼”(后来在《西行漫记》看到一张罗炳辉与五六个“红小鬼”合摄的照片),每天午后都要从八路军办事处来出版社。他一来就要我放下工作,陪他。还有一位彭雪枫,他有一本《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来出版社看校样。我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工作”,只会唱《游击队歌》:“三个五个,一群两群,在平原上,在高山岭。我们是游击队的弟兄,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不怕敌人的机械兵。”彭雪枫笑眯眯听我唱。罗炳辉和彭雪枫都是将军,后来都成为新四军的领导人。 跟我最亲热的作家,一位是周立波,当时他从敌后到武汉,写了一本《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书中的图片说明文字,他要我用“娃娃体”写了制版。另一位是舒群,跟丁玲合编《战地》月刊,住在出版社搭伙。我跟他们两位成为忘年交。 不久,日寇西侵,武汉吃紧,出版社迁往重庆,在重庆我先后待了六年。 1939年,我成为共产党员。按照党章,年满18岁才能入党,我才16岁,只好说下不为例。履行入党手续,代表上级监誓的为华风夏(在生活书店工作),后来被捕,重庆解放前夕牺牲于红岩。 组织关系先在重庆市委,属青委系统,单线联系,上级是许立群(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皖南事变”后党的关系转到八路军办事处(即“周公馆”),由徐冰(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联系。 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政治形势日益恶化。需要学会公开的合法斗争,同时又坚持秘密斗争。在斗争中,我觉得自己成长了。 由于国民党查封我们的书店,逮捕我们的工作人员,1941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派我到桂林办新光书店。这样,我在桂林工作了三年,湘桂大撤退回到重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就这样,我从一个小学生,在出版社学会做人做事,在党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 说人生会有机遇,这就是机遇,可遇不可求。我是大时代的幸运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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