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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战将:罗炳辉
罗炳辉(1897—1946),原名罗德富,汉族,角奎镇阿都办事处人,出身寒微,从军后身经百战,是一个由普通士兵成长为革命将军的典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杰出的高级将领,被列为全国33位无产阶级军事家之一。在云南籍军人中,是唯一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军事家称号的将军。历任红军第6军2纵队司令员、12军军长、第9军团军团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淮南军区司令员、安微省主席、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等职。
长征中,罗炳辉率红九军团作全军后卫,在黔、滇、川省单独行军四千华里,巧渡金沙江,激战泸沽,过沪定,扶病克天全,为长征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蒋介石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系颁《赏格》,以“生擒类八万元,献首级五万元”这样仅次于毛泽东、朱德、徐向前三人的重赏,买罗炳辉的生命......
打“双枪兵”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对其军政官员发表了“训话”,说:“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已被迫逃入黔境,寻找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严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在他看来,红军已无回枪之力,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要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决战。
四月二日,红九军团侦察员回来报告:黔军约三个团,有向老木孔进犯的态势;国民党中央军大队人马已渡乌江南下,追击红军主力。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怎样行动?罗炳辉、何长工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罗炳辉在会议开始时说:“我军这次行动,业已充分暴露给敌人,现黔军就逼在我们后面,若要摆脱此敌,必须再来一次急行军,但外围敌人已经靠近我们,尤其是周浑元纵队对我们的威胁很大,恐难以冲出重围。我们处在这一形势下,只有与敌决一死战!”
罗炳辉的主张,立即得到新任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供给部长赵容等赞同。
于是都同意与敌一战。何长工政委、黄火青主任还分别赴各国新自作战前动员。各级干部按照罗炳辉的安排,进行战前的具体布置。
四月三日,红九军团接获军委的复电。军委在复电中指出:九军团经过长途远征,经过数十次的鏖战,现在中央给予你们“别动支队”的艰苦任务,定能胜利完成。
遵照军委电示,罗炳辉最后定下决心在老木孔以东、干村河右岸的菜子坳地区歼灭来犯的黔军“双枪兵”。他具体区分了各团的任务,还命令红九团申副团长率领该团的第八连,去前方约十里的鸡爪山一带埋伏,设置疑兵,将供给部从沙土镇购买的红布赶制出来的红旗,遍插山头,还将各连的司号员二三十人带去。罗炳辉对申副团长作了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造成浩大的声势,并极力迟滞敌周浑元部的前进速度,必须坚持一整天,到黄昏才可归来。
四月四日拂晓前,按照罗炳辉的命令,红九军团各团秘密地进入伏击阵地,红九团位于正面,红八团位于左翼,红七团位于右翼,指战员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吃饱饭,擦好枪,在大路两旁的树林里埋伏侯敌。罗炳辉还亲自到埋伏地点进行检查,要求不准打瞌睡,不准咳嗽,不准有声响,不准暴露目标。
上午八时,敌人的先头部队沿着大道,以常备行军的队列,由北向南开来。各团急于想打,请示军团长,罗炳辉说:“时机不到,让他们过去。”
敌人一个团又一个团过去了,到中午十二点,敌人的行军队形逐渐变得杂乱起来,骑马的、坐轿的,乘滑杆的,挑担的吵吵嚷嚷……这是敌人的指挥机关,正是预定的打击对象。“打”罗炳辉一声令下,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敌军晕头转向,人仰马翻。轿子里的姨太太、滑杆里的老爷被甩在山坡上,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很快,敌人的指挥部被歼灭了,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尸体和武器弹药。
在歼灭敌人的指挥部以后,有一小股敌人潜入到红九军团的指挥所附近,一个当官的看到罗炳辉又高又胖的身材,大声喊道:“那是个大官,抓活的!”敌人的喊声未落,就被埋伏在罗炳辉身边的特务连以猛烈的火力消灭了。
下午一时许,左右两侧的 敌人开始反扑。这时,敌众我寡,情势危急。罗炳辉选择敌后续部队为目标,集中红八、红军两个团和一切能战斗的连队,包括侦察连、特务连、工兵连以及供给部的监护连、兵站的押运营,一齐投入战斗。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各单位密切协同,以勇猛的动作,与敌展开激战。经过反复争夺,终于将敌击溃。数千名建制混乱、失掉指挥的黔军,前有干村河阻拦,捕红军追赶,如同无头苍蝇,到处乱窜,纷纷缴枪投降。敌先头部队在红七团的猛烈反击下,也被打得落花流水。
战斗到黄昏胜利结束,俘敌一千八百余名,缴枪一千余支,其中轻机枪数十挺,子弹二十多万发,各种战利品无法统计。这些缴获,使红九军团得到了一次很大的补充。
过彝民区
从五月十三日起,红九军开始进入到小凉山彝族人民居住的地区。彝民由于受川康军阀刘文辉的欺压迫害,他们之间结下了很深的仇恨,从而对汉人产生了很大的恶感。
面对上述情况,罗炳辉在大会上向全军团指点员指出:“我们已经进入彝族人民居住的地区。长期以来,彝族同胞受汉族反动统治者的欺压盘剥,特别是川康军阀刘文辉的军队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他们被副得上山过‘野人’一样的生活。所以,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保护彝族人民的利益,模范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规定的民族政策。万一他们由于不明真相而对我们采取行动,我们一定要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
红九军团行进到山下,有一百多名手持各种武器的彝族同胞冲到路口,怒气冲冲地向部队逼近。部队只好停止前进,就地休息,由担任前卫的侦察连派出三个人去与彝族同胞进行交涉。可是,他们在人刚走到山坡上,十几个彝族青年一拥而上,缴了他们的枪,并把他们反绑起来,捉上山去。指战员发急了。十多名战士立刻追到山坡上,大声喊:“彝族同胞,不要抓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然而,那些彝族同胞根本不理,继续往山里跑。有个战士火了,朝天上“砰,砰”放了两枪。彝族同胞受到惊吓,丢下两个,拖住一个拼命往山上跑。
这时,罗炳辉从后面急忙赶了上来。他向侦察连的指战员询问了情况,便招呼大家坐下研究怎样说服彝族同胞。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罗炳辉只是听着,一声不吭。
隔了一会,一个战士说:“我们应该继续前进,如遇彝族同胞阻拦,就请罗军团长带几个同志去做工作,见他们的头人。”
罗炳辉点头表示赞成,说:“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行军号吹过后,罗炳辉带头军团政治部的干部,随着侦察连前进。队伍走到半山腰时,前面突然,“砰,砰”响了两枪,接着有两三百个彝民从山上冲下来。罗炳辉急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准开枪。
彝族同胞见红军既不开枪,又不前进,也就不再打枪了。
罗炳辉带着几个干部走到队伍的前面,笑容满面地向彝族同胞招手。
彝族同胞站着不动,用惊讶的目光看着。罗炳辉微笑着,边向他们招手,边向他们走去。
不一会,从彝族同胞中走出几个人,走在头里的是一位中年人,包头上伸出长长的一个布角,衣着超众,腰挎大刀,腰里插着手枪。
罗炳辉走到他们的眼前,先向他们鞠了一个躬,然后经过通司(翻译)传话,得知走在前面的确是彝族的头人。罗炳辉先通了自己的姓名,接着向那位彝族头人说明: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汉族压迫少数民族;红军保护少数民族,包括彝族同胞的利益,专门打欺压彝族、汉族穷人的军阀刘文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少数民族解除压迫;这次红军经过这里,是借路通过,北上打日本侵略者,并非久留,请他告诉彝民,给红军让路。
彝族头人看到罗炳辉态度和蔼,毫无加害之心,态度也就亲切起来。那位头人见罗炳辉身材魁梧,提出要和他比试枪法。那位头人从另一青年手里接过猎枪,难准二百米外的一只头打了一枪,羊应声倒地,脸上显出得意之色。他要罗炳辉也打一枪。罗柄辉一面高翘大拇指,称赞他枪法好,一面从腰间的枪套里掏出手枪,空中正好飞来一只孤雁,罗炳辉“叭”的一枪,枪响雁落。那位头人和其他彝民连连称赞,更加敬佩红军。罗将自己的手枪递给头人,说:“送给你!喜欢吗?”那位头人十分高兴,接过手枪,连声说:“红军卡沙沙,红军瓦瓦古”(意识是谢谢红军,红军万岁)。
那位彝族头人向另一个彝民嘀咕了几句,那个彝民跑走后,不到一会功夫,就和一些彝民青年簇拥着被抓去的那个战士走来。那位头人红着脸说:“红军,请原谅我们的过错。”接着,彝族青年把缴去的三支枪递给头人,头人又要还给罗炳辉。罗摆手阻止,说:“算了,这三支枪就送给你们了!”
彝族头人和其他彝民举起红军送给他们的枪,非常高兴。接着,就象迎接客人一样,欢欢喜喜地领着罗炳辉及红九军团的部队走进寨子。
第二天,彝族头人和全寨彝族同胞打着红旗,热情欢送红军,还特意派来了通司和向导,负责带路。在他们的帮助下,罗炳辉率红九军团胜利地通过了小凉山彝族区域,于五月十六日到达西昌附近。
奇袭天全
一九三五年六月初,强渡大渡河的红军主力,由泸定城向东北方向的宝兴城推进,以便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时形势突然严峻起来:天全河水深流急,难以徒涉,河上铁索桥全被破坏,蒋介石又在天全河东机的山上派有重兵把守,南面的雅安、荥经一线有川军十多个团防守,再南面的大渡河口也全部被敌封锁;天全城有川军三个团沿河防守;而从康定来犯的敌人已迫近大渡河西岸。主力红军在这狭小地带,人烟稀少,不仅无法周旋,而且生活也很困难,有遭全军覆没的危险。这十分危险的形势,只有突破天全一线,才是唯一的出路。
六月三日,罗炳辉接获军委电令,要求红九军团声速以一部东进,占领天全,以接应由汉源北上而被敌人堵击的红五军团。于是,罗炳辉在当天下午率领红八、红九两个团先期出动,向紫石关进发。
罗炳辉在率部向紫石关进军途中,翻山越岭,满身大汗,突遇倾盆大雨,患了重感冒,以致呼吸短促,温度很高,精神恍惚,不得不抽几名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他。罗炳辉于心不忍,稍为清醒一点,就硬要担架停下,挣扎着站起来说:“同志们体质虚弱,抬我这个胖子,会把你们累垮的。”
一位抬担架的战士请求说:“军团长,你病成这样,不坐担架怎么行呢?上担架吧!”
罗炳辉艰难地走到那位抬担架的战士面前,抚摸着他的头,说:“你们太辛苦了。担架我是不坐了,骑马走吧!”
大家把罗炳辉扶上马,他自己紧抓马鬃,两边叫人搀扶,好不容易到第二天,才走完一百里的行程,到达天全西南的紫石关。强烈的责任感使罗炳辉忘掉了病痛,坚持来到作战室,研究怎样行夺取天全的任务。作战科长刘雄武看他病得厉害,心疼地说:“军团长,你病重,任务就交给我们去执行吧!”
罗炳辉喘息着说:“那怎么能行?战斗是医治百病的良药。夺取天全,这个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
在干部会上,罗炳辉首先传达了军委关于要红九军团迅速夺取天全的电令,接着说:“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天全,掩护我们红军的主力通过天全,到达宝兴。现在是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经受考验,为人民为革命贡献力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只要我们的红军主力存在,中国革命总会取得胜利,我们虽死犹生!……”话音还未完,罗炳辉便倒下去。医务人员紧急抢救。一位医生请求说:“请军团长立即休息,否则,我们医务人员就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
“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全军负责,对党中央负责。我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离开火线,才是真正的失职!”罗炳辉严肃地对医生说完这些话,然后转过头来对干部们说:
“天全的敌人虽然是我们的三倍,但他们都是红军手下的败将。北岸的敌人还不知道我们的实力,我们从西北一击,主力由南向北一压,敌人一定会惊惶失措,来不及应战。……”
这是罗炳辉在长期战斗生活中所养成的习惯,每次开会总是要把敌情讲清楚,把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讲够,把当前的困难告诉大家,把自己的设想说出来,听取干部们的意见。
最后,罗炳辉询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干部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刘雄武犹豫了一下,说:“我建议军团长安心治病,破天全的任务由我们包下来。……”
罗炳辉立即打断刘科长的话:“火线就是我的岗位。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决不离开岗位!”
六月四日夜,国炳辉率红八、红九两个团从紫石关出发了。罗炳辉拄着拐棍,亲自指挥部队前进。他叫参谋人员通知部队:“不准咳嗽,不准说话,不准暴露目标。”
队伍悄悄地翻山越岭,从夹金山南麓没有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翻过两千多米的高山,披荆斩棘,开出一条路来,到达天全河畔。罗炳辉借着星光,望见隐约可见的河流,又要参谋到前面通知部队:“下山后往右拐,从上流涉水过河,直插天全城。”
部队迅速渡过天全河支流。洒听水面并不太宽,水流也不太急,水深只及大腿根,但因为是雪山的积雪融化而下的水,所以寒冷刺骨。参谋人员准备弄个竹筏子给罗炳辉价值,不断他已经脱下长裤,穿着短裤下了水,大家只好跟在他的后面,准备随时帮他一下。
罗炳辉上岸后,东方已经破晓,他看了看表,对参谋人员说:“先头部队快到城郊了,快命令侦察连跑步前进,增援先头部队,打猛一点。”
不多久,侦察连追上了先头部队,与先头部队一起,同城郊的敌人接了火,一排排的手榴弹扔过去,一梭梭的机枪子弹扫过去。守卫在天全河北岸的敌人,遭到突然而猛烈的打击,搞得昏头转向,拼命往城时跑。这时天已大亮,罗炳辉指挥红九军团各部队,一齐往天全城里冲。城内守敌不知红军有多少,吓得慌忙弃城逃跑。于是,红九军团一面肃精残敌。一面找渡船接红军主力的先头部队。
就这样,罗炳辉带着重病指挥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军委赋予的夺取天全的任务,又一次使红军主力转危为安。当党中央、军委机关及红军主力架桥通过天全时,病重的罗炳辉昏倒在大树下,经三小时抢救后才苏醒过来。
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夜袭天全立奇功,军委又一次传令嘉奖,赞誉九军团为“战略轻骑”。
坚决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党中央的敦促下,也由于朱德总司令、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刘伯承总参谋长等坚决斗争,以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继续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要北上到陕北,同毛主席、周副主席及红一方面军会合,给罗炳辉及红三十二军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
红二、四方面军于七月上旬开始向北进发。按照方面军总的部署,罗炳辉率红三十二军担任后卫,掩护主力顺利前进。
敌人看到红军向北挺进,就一次又一次地派骑兵进行骚扰破坏,担任后卫任务的罗炳辉就指挥部队不断与敌战斗,边打边走。从甘孜行动的第二天,敌人五十多名骑兵来袭,先是射击,后是舞刀,嘶叫着冲过去。走在后面的部队,先是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后是投掷手榴弹,杀伤了不少敌人,但仍有三个战士被砍伤。罗炳辉得悉后,指示部队改进打骑兵的方法。第三一,一百多敌骑纵马奔来,部队按“站”、“跪”、“卧”三种队形摆好阵势,待敌骑进至五六百米时,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敌人马匹大批中弹,官兵一个接一个从马上滚落在地。在后面止不住腿的战马继续往前冲,踩得地上的敌人嗷嗷叫,最后面的敌骑掉头逃跑。这一仗打得漂亮,俘虏骑兵三十多名,缴获战马十多匹。以后几一,敌人骑兵就不敢再来袭扰了。
红三十二军离开中阿坝后,向东北方向前进,进入茫茫的纵横数百里的草地。这里,是一片茫茫无际的“绿海”,路是弹簧式的,走起来软绵绵的,使人望而生畏。当时虽是七月,但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烈日当空,晒得人们皮焦肉灼;时而卷来冰雹,砸得人们晕头转向;时而大风大雨,甚至夹杂着雪花,冻得人们嘴唇发紫。有些地方是泥潭,烂泥深及腿部,走起来实在以艰难。
罗炳辉回到军部,对通信员说;“把我的马牵到卫生部,给病号骑。”
通信员说:“你的骡子驮了那么多东西,再把这匹马牵走,你骑什么呢?”
罗炳辉说:“小同志,我没有病,我能走。”
通信员争辩说:“你有高血压,还有……”
罗炳辉笑笑,走到通信员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同志,卫生部那里的病号多,理需要牲口,走吧,快牵去!”
通信员没有办法,只好噙着泪水,把马牵到卫生部。
过草地的第六天,雨下个不停。罗炳辉和大家一样,拄着根木棍,踩着深入腿肚的烂泥行军。饲养员牵着骡子跟在罗炳辉身后,心疼地说:“军长,把骡子驮的东西卸下来,我挑着走,你骑上骡子吧!这样走下去,你的身体会累垮的。”
罗炳辉摇摇头,说:“走完这段烂泥就好了。”
这一天,掉队的人员特别多。到了宿营地,罗炳辉叫通信员把骡子驮的东西卸下来,牵去接运掉队的人员。他告诉参谋彭寿生说:“快去通知供给部,立即组织骡马,把掉队的人员一个不留地接到宿营地。”彭参谋刚要走,他又关照地说:“告诉供给部和去接运的同志,要懂得红军指战员是党的宝贵财富,是革命的种子。有这些久经考验的红军老战士,将来我们的队伍就会壮大发展,中国革命就有希望,日本帝国主义就逞不了凶,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就会完蛋,人民就能坐天下。”
遵照罗炳辉军长的指示,彭寿生参谋和供给部的同志一起,组织了一百多匹骡马,把两百多名掉队的红军战士分几批统统接妻了宿营地。
离走出草地还有两天行程时,战士们所带的炒面剩下不多了,大家都尽量省着吃,以便吃到走出草地。这天中午,军部吹号集合,队伍到了集合点,罗炳辉早已站在那里。
罗炳辉说:“同志们,我们再过两天就可以走出烂草地了。但是,靠近我们的红二方面军的一个团,断粮已经两三天了。他们很顽强,靠吃野菜、皮带、草根行军。一些同志脸浮肿,腿也肿得象冬瓜一样。饥饿已经夺去了一些同志的生命。”说到这时,罗炳辉讲不下去了,悲痛地低下了头。指战员们也默默地低下了头,许多同志还掉了泪,……
稍停了一会,罗炳辉又继续说:“红二方面军是好样的,他们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走出草地,去见毛主席。我们要伸出革命的友谊之手,大家每人都献出一些粮食。根据自己所剩粮食的多少,一碗、两碗,一把、两把,一撮、两撮,都行。同志们呀,能多挽救一名饥饿的红军战士走出草地,革命就多一份力量啊!”
罗炳辉动员献粮讲话后,自己马上走到事先铺好的油布旁,解上身上两袋炒面,放在油布上。接着,指战员们一把,一茶缸,数量不等,油布上的炒面很快堆成一堆、两堆,……大家以能为兄弟部队贡献微薄之力而感到欣慰。
这时,挖野菜的更多了。可是,一路上的野菜大都被前面的部队挖去,而担任后卫的红三十二军,连野菜也很少能挖到了。怎么办呢?大家出主意,有的把炒面袋丢进锅里煮点渣渣出来;有的把皮带和野菜一起煮成“野菜牛皮汤”,就这样坚持着,终于到达了包座。至此,艰难的草地行军就算结束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红二方面军遵照党中央和军委的电令,开始向北前进。罗炳辉率红三十二军仍为后卫。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作战,渡过渭水,越过西(安)兰(州)大道,赶赴指定地点。
十月九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到达会宁城,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先后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罗炳辉率领的红三十二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在经过无数的艰难曲折以后,又能同老战友会面,确实是悲喜交集,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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