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是彝族人，在红军时期就因战功卓著，荣获过二级红星金质奖章。在新四军时，曾任第五支队司令员，以后又历任新四军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罗炳辉在新四军中威望很高，是个智勇双全的将军，还是个能双手打枪的神枪手。指挥战斗时，战士们趴在战壕里，他就站在战壕外面，奇怪的是，敌人的子弹就是打不着他，所以，也有人称他是刀枪不入的“福将”。部队打仗时，战士们只要一听罗司令员来了，立即士气高涨，而日本鬼子一听罗炳辉的名字，就吓得往回跑，因为他每次指挥部队和日本军队交锋都打胜仗，还得了个“常胜将军”的美名。

　　罗司令员特别喜欢我们这些“小鬼”，对我们格外关照。

　　那是我在连队当通讯员几个月之后，一次部队集合，罗司令员发现了我们这些站在队列中的小鬼，很是怜爱。他说：“娃娃们还没有枪高，怎么能让他们去打仗？”司令员命令把我们这些小鬼从战斗部队中拨离出来，成立了少年工作团，由参加过红军的女干部邓玉兰当我们的团长，我们少工团的任务是到部队慰问演出和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

　　从此，我们成了司令员的“牵挂”。他从前线作战回来，便告诉参谋长：“去，把小鬼们给我找来。”我们就去给司令员唱几个歌，跳几个舞。演出完了，司令员总是把老乡们送给他的慰问品，一点不留，都给我们小鬼带回来。我们缠着司令员表演枪法，司令员笑呵呵地说：“你们往天上扔个东西吧。”一个小鬼掏出一枚铜钱扔上去，司令员手一挥，一枪就把铜钱打下来，惊得我们目瞪口呆。

　　那时新四军的军装，都是按成人的身材制作的，我们这些小鬼穿上，别提多邋遢了，衣服长到膝盖，裤腿挽了好几圈，尤其是帽子，里面得用报纸卷两卷垫上才能戴。司令员看着我们的装扮直皱眉头，他把供给部长找来，劈头就问：“怎么搞的，让小鬼们穿成这个样子！”

　　供给部长立正回答：“报告首长，现在布匹供应太困难……”“再困难也要克服，马上告诉被服厂，按身材给小鬼们做军服。”司令员下了命令。

　　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全副武装起来：合体的军装、军帽、军鞋、挂包，胳膊上戴着新四军的臂章，整装列队出去，别提有多神气了。有一次我们几个小鬼正在街上走，远远地看见司令员骑着马过来，后面跟着警卫员，立即列队站在道边，向司令员敬礼。司令员看见我们，立即下马，嘴里说着：“哎呀呀，这回小鬼们像个小兵样了，多漂亮，多神气呀！”他挨个搂搂我们，拍拍我们的脑袋，满意地笑了。

　　1941年春，为了粉碎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新四军展开了积极的对敌斗争，战事频繁，部队不断转移。那时，曾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将军，因为多次负伤，加之劳累过度，已经倒下了，病情十分危急。为了保证徐海东的安全，罗炳辉司令员派一个警卫营专门负责保护徐海东，用担架抬着徐海东转移到估计敌人去不了的地方。同时，罗司令员也把我们宣教团的四十多个小战士交给警卫营代管，随徐海东将军一起转移。罗司令员命令警卫营，在保卫徐海东的同时，保护好这些小战士，并规定了三条：小鬼们一个不能牺牲，一个不能病倒，一个不能丢失。

　　那次日本鬼子和敌伪军的扫荡残酷极了，我们的部队也有较大的伤亡。我们由于罗司令员的安排，一直跟随徐海东司令员转移，虽然生活上吃了不少苦，但一直没与敌人有过正面交锋，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在转移途中，徐海东司令员的病情恶化，已经不太能说话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徐司令员仍关心着我们，只要稍好一些，就会问警卫员：“小鬼们怎么样？吃没吃上饭？有没有衣服穿？”得知徐司令员在惦记我们，团里决定派出五个小鬼（两男三女）做代表去看望司令员，由我带队。我们五个人来到徐司令员的担架前，排成一列，郑重地向司令员敬礼，同声问候：“首长，你好！”徐司令员朝我们招招手，于是，我们一个跟一个小心地走上前去，伏下身子，用脸蛋贴贴司令员的脸颊。徐司令员抬起左手，逐个摸摸我们的脑袋，朝我们笑一笑。虽然徐司令员不能多说话，但对我们的关爱之情，都在这一摸一笑中了。怕打扰重病中的司令员，我们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徐司令员用目光一直送了我们好远、好远。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半塔根据地。罗司令员派人把我们找去，一见面先问我们团长：“小鬼们都回来了吗？有没有丢的？”团长说：“报告首长，一个都没丢。”“有没有生病的？”司令员又问。“一个都没有。”司令员乐了：“好，这就好，这些小鬼可都是革命的火种啊！”我们给司令员演了几个节目，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舞蹈，还有陕北大秧歌，因为是演给慈父般的司令员的，我们特别卖力气。司令员高兴极了，把我们揽到身边：“过来，过来，让我抱抱。”然后，挨个抱起我们亲亲才放下。

　　虽然罗司令员像父亲般地疼爱我们，但并不溺爱；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但又要求锻炼我们。

　　那是1943年的春天，我15岁了，和十几个少年干部一起，由新四军二师所在地的津浦路东办事处宣教团调往七师工作，途中，住在津浦路西的一个村子里，正好罗炳辉司令员（那时他已经是新四军二师师长了，可我们还是习惯地称他司令员）也住在那儿。

　　一天早上，我们贪睡没去上操。司令员一看，小鬼们都在睡懒觉，就告诉警卫员吹紧急集合号。号声一响，我们一骨碌爬起来就去集合，一看，司令员已站在那儿。队长走上去：“报告首长，集合完毕，请指示。”司令员说：“知道今天给你们什么任务吗？”“报告首长，不知道。”“好，我告诉你们，我今天亲自带着你们跑步，绕着操场跑十圈，谁也不准拉下。”然后下了命令：“立正，向右转，齐步跑。”司令员在前面跑，他个子高，腿长，越跑越快，跑到五六圈时，一半人已经跟不上了。司令员跑了十圈后，又招呼我们集合，然后严肃地说：“你们这些小鬼，跑十圈，没几个人能跟上我。这要是急行军不全都掉队了吗？现在是战争环境，如果不刻苦操练，怎么能打仗，现在就睡懒觉怎么行？我今天领着你们跑步，就是对你们的一种惩罚。从今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坚持上早操，练习军事动作，做合格的新四军战士。”司令员训完话，看我们一个个都笔直地站在那儿，又挥挥手说：“好了，好了，都回去吃饭吧！”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罗司令员对我们惟一的一次惩罚，罚得我们心服口服。

　　长期的军旅生涯损害了罗炳辉将军的健康，他身患重病。1946年6月，时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的罗炳辉将军，在赴枣庄前线部署战备返回临沂途中，突然病情发作，不幸去世。得知这个消息，全军悲痛，我的心更是如慈父过世般地难过。因为部队结集在运河大堤上，我们不能去参加将军的追悼会，眼望滔滔河水，我在心里默默哀悼着他，愿河水带着我的思念，送将军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