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根据一九六一年访问曾山同志的记录整理的，文末附录的两封信是照原件抄录的。曾山同志当时是赣西南苏区领导人之一。

一、大革命失败后和土地革命初期的政治形势

大革命失败以后，江西的形势与全国有些不同的地方。自北伐军攻克武昌以后，国民党省党部内部左右派的斗争很激烈。蒋介石到达南昌以后，他就积极扶植段锡朋、周利生等右派掌握江西省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使当时南昌市的工运、农运无法发展，甚至全省工会与农协工作也受到限制。但在赣州、万安、吉安、抚州、九江等地，因为有比较强的共产党领导，所以工运农运的发展是很快的，特别是万安全县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后来，江西国民党省党部被左派掌握，但省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军队仍属右派朱培德所把持。

南昌起义以后，叶（挺）贺（龙）部队南下，经过抚州、瑞金到达广东汕头，使这一带的工农群众受到革命影响。但同时，九江、吉安等地工农运动却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阀的镇压。一九二七年三月反动派屠杀了吉安县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同志，解散了农协并收缴了农协的自卫武器，派兵下乡镇压群众，捉拿以至枪杀群众运动的领导人。

这时候的革命形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革命运动遭到摧残，以致形势低落。南昌起义后，群众运动遭受摧残，国民党采取严厉镇压和屠杀政策，在九江杀了几十个革命同志，在吉安杀了梁一清同志等。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的赣西南各地，在广州暴动以后也陆续进行了暴动。但这些暴动都遭到失败。所以，当时革命形势已趋向低落。在党内也出现了一部分党员动摇、消极，积极分子逐渐减少的现象。

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革命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这主要是一部分劳苦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坚持斗争。特别是在“八•七”会议以后，广大劳苦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向反动派进行激烈的斗争。“八•七”会议是在瞿秋白同志领导下召开的，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久，毛泽东同志带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改编了王佐的部队。王佐在大革命时期接受我们党的影响，拥护三大政策。王佐曾经打到永新，国民党反动派王钧部队进攻时，又退回到宁冈。当时在江西省委领导下有几个特委，还有许多县委。党组织和农会组织最有基础的是万安，农会公开的牌子虽然没有了，但秘密农协的组织在当时县委领导下还是很完整的。

江西党接受了“八•七”会议精神，在广州暴动之后，万安暴动就爆发了。万安暴动是全县性的，影响到遂川、泰和和赣西南各地接连暴动。泰和县城就是万安暴动部队打下来的。万安暴动是被国民党方鼎部队镇压下去的。在万安暴动胜利以后，方部一个军从广东到江西，直下万安，把万安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了。

因此，当时江西的形势，一方面是革命的低落，另一方面表现为工农革命运动继续在发展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参加广州暴动后回到吉安，吉安县委指派我担任泰和边的区委书记（区委设在田村朱家），后来又调我到吉安永福区任区委书记，工作只两个多月。在永福和宜化两个区，党的力量都小，只有五、六百党团员，吉安县委指示要坚决地执行“八•七”会议的决议，举行暴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并没有接受广州、万安暴动的经验教训。

只在接到“六大”决议以后，才改变了当时那种轻率地举行暴动的行为。

二、把党的秘密组织工作和武装斗争工作结合起来

赣西南各地暴动失败以后，各地党的活动很自然地转入半隐蔽状态，积极地进行秘密组织群众的工作和发展党的工作，积蓄革命群众力量，同时在山区尽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为建立革命政权而斗争。在这方面，除了当时永新、遂川、宁冈革命根据地以外，吉安的东固、延福地区成为赣西革命中心地区的原因之一，是地形很有利。以东固来说，地位处于永丰、吉水、兴国、泰和几县的边区，有大山，地形非常好。所以，老百姓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

当然，地形并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东固这个地方原来农会的基础很好。这里盛产粮食，但农民受封建地主剥削压迫特别厉害，生活很苦，贫苦农民多，农民要求革命；还有不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共产党，譬如赖金邦、曾炳春、高克念等。特别是万安等地暴动失败以后，许多共产党员逃到东固来了。万安暴动失败以后，队伍大都打散了，一部分上了井冈山，一部分革命群众来到了东固。一九二七年三月梁一清同志被杀害以后，吉安也有许多同志来到了东固。这时，赖金邦同志便回到东固坚持革命斗争。他是东固赖村人、大革命时任吉安县教育局长，是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是有贡献的。东固原来有一支土匪武装，只有十五条枪。领导人是段起凤。赖金邦同志回到东固以后，便想法把段起凤的队伍争取过来，使之变成革命的队伍。当时吉安特委依靠赖金邦同志领导这支革命部队，以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以后发展成为有名的赣西南红军二团，以后又发展成为黄公略的红军第三军的一纵队。所以，赖金邦同志在组织这支革命武装方面，是有很大功绩的。国民党反动派很恨他，派兵把赖村的全部房子烧光了。

延福区的（吉安、新余、分宜、峡江、安福几县之间的边区）情况与东固不同。延福地区参加革命的多是青年学生。其中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家里有钱，有很多土地。开始发展革命武装，主要是采用买枪的办法武装起来的，所以开始时没有什么战斗力。以后，吉安特委和省委派了得力的军事干部，如陈伯钧、李湘岭、柯武东同志等，加强了领导。因此，这支革命武装力量便很快地发展起来，编成黄公略红三军第二纵队。黄公略红三军第三纵队部队，是以永新县为中心的地方革命武装编成的。

赣西南等地党的领导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接受了过去暴动的经验教训，许多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也逐渐懂得了这些教训：如果条件不成熟，专搞暴动是不行的，不仅暴动得不到胜利，连革命工作同志也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很自然地认识到，在敌人力量大的地区，要作隐蔽的秘密工作，并且把秘密工作和山区的武装斗争工作结合起来。这两方面配合得好，敌人一有什么动静，马上派人向革命部队报告消息；平时打土豪、筹款也是事先有人去把情况摸清，使游击队便于取得给养，对东固和延福这几个革命游击根据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武装进攻，与我们打过多次仗。特别是罗炳辉的五县联防部队，和我们打过许多次，最后把罗炳辉争取过来，吸收为党员，率领所部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团，后改编为红三军一纵队的一个部分。当时，农村、城市、白军内部都有我们的秘密工作，各地党组织经常介绍人到东固、延福来充实红军部队，使我们的革命部队不断地得到补充。后来甚至把罗炳辉率领的五县联防部队也争取过来了，他带过来一百八十多人，一百五十多条枪。那时候白区、国民党军队在吉安一出动向东固、延福等地进攻，地方党就知道，马上将敌人的行动通知游击部队，消息非常灵通。因此，强大的敌人找不到我们的部队，敌人有时又常被我游击部队歼灭或打垮。

敌人三次围攻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率领的红四军曾经从井冈山下来到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数次。毛泽东同志给东固游击区留下了许多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同志，其中有毛泽覃同志，加强了东固游击根据地党的领导工作。这些同志带来了各方面的许多好经验。特别是红五军彭德怀同志派黄公略同志到赣西南地区，把红二、四团和延福、永新等地区红军编入第三军以后，赣西南苏区的军事斗争和苏维埃政权更有了新的发展。

一九三0年二月七日在吉安县陂头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及赣西、赣南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亲自出席指导这次会议。会议的中心问题是讨论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分配土地和成立苏维埃政府。对分配土地问题，会议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以江西省委特派员江汉波和特委委员李文林二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按耕种能力多少来分配，即谁种得多就可以多分土地，耕种能力小或无耕种工具的雇农就少分地以至不分土地；以刘士奇同志和我，还有郭承禄（延福地区党的负责人）等同志为代表，不同意江、李的意见，主张按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农民）平均分配土地。这二种主张在“二•七”会议前和会期中争论很激烈。在“二•七”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来到东固、富田，出席了“二•七”会议并指出平均分配的办法是正确的；谁种得多、谁就多分土地的办法是富农路线。“二•七”会议以后，由于各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贯彻决议，形势就大大的不同了。半年之内，武装迅速扩大了，土地进行了分配。苏区采取的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办法。并查清了分配土地的情况。当时发现执行得不彻底，又提出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进一步彻底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苏区迅速扩大了，广大群众热烈支持和拥护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各县苏维埃政权也很快地建立起来。“二•七”会议前，各地还叫革命委员会，“二•七”会议以后，就公开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从这以后，赣西南特委和在南昌的江西省委已经没有联系了。

三、赣西南党组织的发展和演变

　　我只能就我知道的这段谈起。一九二九年春，冯凌同志到赣西特委任书记。我也是一九二九年春特委扩大会议选为特委委员的。我原来的名字叫曾如柏，冯凌同志怕暴露我，故替我改名为曾山。以后吉安的团特委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影响到赣西党的特委，一共被捉去七、八十位党团员。冯凌同志回南昌省委去后，由刘士奇代理特委书记，临时派我到延福区兼任区委书记。

一九三0年三月十五日在富田召开了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正式先举刘士奇、曾山、龙超清、谭思聪等十七人组织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同志为书记。会后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选我任主席，仍回特委工作。

一九三0年三月，红四军在水南打了唐云山，消灭了他二个整团以后，向赣南地区行动，六月打到广东的南雄。当时我参加总前委随红四军行动，肖道清同志（肖当时是总工会委员长）任代理主席职务（当时总前委是随红四军行动，他们打到那里，那里地方上的高级党组织应派一负责人参加前委）。后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我便从南雄去上海中央参加会议。李文林也从赣西南苏区到上海，因迟到未参加苏区代表大会。这时赣西南特委的几个负责人除刘士奇和我以外，还有刘铁超、王怀、丛容中、段良弼、李文林等人。

李文林从上海开会回来以后，借传达中央指示，召开赣西南特委二全会，把刘士奇同志的特委书记撤掉了。刘士奇同志便回上海中央去了。一九三0年八月间，总前委派来朱参谋长传达中央指示，要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省行委.省行委委员由李文林、曾山、陈正人、王怀、段良弼等五人组成，以李文林为书记。

吉安城曾经打过八次都未打开。省行委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率领一方面军在二次攻打长沙以后攻打吉安。打开吉安城以后，在吉安城内，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改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省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推我任省苏主席。主力红军打开吉安住了一个短时期，就向北进军，直到峡江，先头部队接近清江。总前委在峡江发起与江西省行委开联席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军事部署，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强大的敌人已到南昌向清江前进。打开吉安城以后，大块新苏区未能巩固，红军主力离开巩固的苏区与强大敌人作战不利，主张红军后撤，诱敌深入苏区以利歼灭进攻的敌军。而李文林在联席会议上坚决反对红军后撤，理由是：不打南昌、九江，会师武汉是违背中央路线的（即立三路线）。但到会的多数同志包括我与陈正人同志都是拥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红军主力后撤的主张。因为这样能巩固苏区，又能诱敌深入，有利于歼灭进攻的敌人。以后，红军主力执行了总前委的决定，后撤并准备消灭第一次“围剿”进攻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