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著名的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也是中国人民最好的外国朋友之一。她１８９２年出生于美国西部密苏里州一个贫苦人家，苦难的生活使她从小就憎恨社会上不公平的东西。１９２８年底，她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十多年的艰苦岁月。她经常对人说：“我始终忘记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史沫特莱和另外７人一起乘坐一辆军用救护车从武汉经长沙、南昌前往皖南，１１月到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并成为新四军中的一员，从此，她与安徽军民共同度过了１０个多月不平凡的岁月。史沫特莱在皖南期间，在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的陪同下，访问了小河口新四军后方留守医院和长江以南新四军３个支队的２０个医疗队。她在小河口后方医院看到的条件和设备使她感到很意外。这个医院的病房和工作人员的宿舍都设在古旧的祠堂里，但内墙壁却刷得雪白，地面洒着石灰，有化验室、药房和手术室，配有自己动手制作的比较完备的各种医疗设备，有２００张床位，病床是用竹子做成的，７０多名医务人员，一架Ｘ光透视机。史沫特莱因此觉得，这个收容重伤员的后方医院虽然很简陋，但它和中国其他野战医院一样，都有一套以西方一流医院为榜样的工作制度，她认为“新四军有了中国军队现代医务工作的开端”。当然，她也发现新四军医院药品、设备及医务人员都很缺乏，便多方设法帮助解决。她把稿费全部捐给新四军军部医院。１９３８年底前后，她写信给在上海的英国朋友鲍威尔、克拉克女士和寇尔等人，要他们帮助前去上海购买和募捐医药器材的沈其震等人。同时，史沫特莱还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老朋友尤恩，请她给沈其震等人予以帮助。因此，沈其震等人很快完成了此行的任务。

琼·尤恩是加拿大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女儿。１９３７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史沫特莱深感中国战地医疗条件缺乏，便呼吁国际社会组织医疗队为中国抗战服务。尤恩响应史沫特莱的呼吁，参加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加拿大援华医疗队，担任翻译兼护士。因为尤恩早年曾在中国山东教会医院做过护士工作，懂得汉语。１９３８年秋天，尤恩因病离开华北八路军前线，到了上海。她得知史沫特莱正在皖南新四军工作，并请自己给予帮助，尽管身体有病，仍然高兴地答应了。尤恩便和沈其震一道将在上海采购和募捐到的医药器材往皖南运送，当他们运送物资到达小河口后方医院时，史沫特莱恰巧在这里，她高兴地与尤恩拥抱在一起。

此后，史沫特莱便劝说尤恩留下来工作。尤恩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决定留在军部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她工作认真负责，经常与医院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如何把医务工作做得更好。为了帮助培训医务人员，她还和史沫特莱一起设法解决医院用于解剖所需的尸体来源问题，并做了骨架，为培训新四军医务人员增加了实物实践，同时还把自己精湛的护理知识和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１９３９年春天，中共中央东南局卫生部门决定加强医务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曾引起党外一些医务人员的不安，尤恩也认为不应当“把医务和政治纠缠在一起”，打算离开皖南。史沫特莱坚决支持东南局卫生部门的决定，耐心地做尤恩的工作，尤恩终于消除了思想顾虑，继续留在军部医院帮助工作。

在皖南，尤恩在史沫特莱的陪同下，多次会见了叶挺和项英，在刚到小河口时还见到了陈毅，并于１９３９年３月第三次见到了周恩来，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新四军领导人的光辉形象。１９３９年５月底，尤恩受史沫特莱的委托，离开皖南前往上海，准备为新四军采购药品。临行前，叶挺特地为尤恩送行，感谢她为新四军伤病人员所做的一切，并说他和新四军将士将永远记住她。后因上海局势恶化，原定目标无法实现，尤恩只好回加拿大去。１９８５年５月，尤恩在离开皖南４０周年之际，以７５岁的高龄，在女儿的陪同下，坐着轮椅重访中国。１９８６年，尤恩病故。１９８７年，她的女儿按照母亲的遗愿，把她的骨灰送到中国，安葬在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河北唐县。

史沫特莱经常去医院看望伤病员。有时送去在山野里采摘的鲜花，有时送去水果，还花钱买鸡蛋给重伤员增加营养。她曾捐钱委托云岭妇抗会的同志买来布和丝线，制成１２０个枕头，并绣上“民族英雄”、“争取抗战胜利”等字样，亲自与妇抗会员儿童团员一起敲锣打鼓地送到军部医院慰问伤病员。在医院里，史沫特莱为伤病员喂饭、喂药，换药，甚至为伤病员洗澡、端便盆。为了减少疾病，史沫特莱对新四军医务人员开展的卫生运动十分热心，她经常给新四军战士和伤病员做报告，向他们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并讲授题目为《全民抗战与健康》卫生课，她希望战士们要讲卫生，注意清洁，消灭虱子。为此，她用自己的稿费和英国驻华大使交给她的一笔钱，建立了新四军的第一个灭虱、洗澡、癣疥治疗站。

史沫特莱始终把自己当作新四军的普通一员。她从来不享受军部给她的特殊待遇，始终过着与新四军战士一样的艰苦生活。她与战士们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偶尔在老百姓家中炒个鸡蛋，也是自己花钱。她去新四军教导队看望学员、为他们做报告，按例她可以骑马去，但她总是步行前往，做完报告，便和女学员们住在一起。

史沫特莱十分关心新四军的干部教育和文化工作，她对新四军教导总队这所新型的干部学校十分喜爱，认为它是新四军一个最重要的部门，她多次去教导队驻地中村，给他们作报告，介绍在八路军中的见闻，称赞新四军和八路军是中华民族的希望。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２日，史沫特莱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受到指挥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的热情欢迎。在这里生活的７天时间中，她还专门去看望了江北指挥部教导队的学员。她为学员们检查身体，与学员们亲切交谈。学员们向她谈自己的经历、思想、学习和战斗情况，还带她去看他们的宿舍、教室，同时，史沫特莱也看到了这支新型的革命军队是如何在这种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的。她还同从日本人的屠刀下逃脱出来参加新四军并担任教导队教员的张严作了深入的交谈，并为他拍摄了一张伤痕累累的照片，作为日本在中国的罪行的一种证据。史沫特莱对新四军的文化工作的关心不亚于对干部教育的关心。１９３９年春天，她和到皖南指导工作的周恩来一起观看了新四军服务团演出的大型话剧《一年间》和《魔窟》。演出结束后，史沫特莱为工作人员题写了“为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作为纪念。这一年的三四月间，史沫特莱还经常参加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在每次演出结束后开展的群众性评议活动，发表一些切中要害的意见，以帮助文化队学员编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提高演员的表演水平。她热情赞扬新四军文艺工作者运用文化艺术这种武器，在军队内部从事抗日宣传，鼓舞士气，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她希望新四军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打倒日本侵略者做出更大的贡献。

史沫特莱在皖期间，与新四军的负责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到达军部的第二天，叶挺军长亲自陪同她到中村看望教导队学员。她经常与叶挺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叶挺家中偶尔烧了好吃的菜，便请史沫特莱一起品尝。史沫特莱与副军长项英的交往也很深，她到军部的当晚，项英就在军部的巨幅地图前向史沫特莱介绍新四军的作战形势。以后，她经常去看望项英，谈论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通过交谈，她加深了对项英的了解，知道项英“成年后的全部岁月都是在革命运动中度过的”，“并终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社会革命运动磨炼出他严肃而倔强的性格”。虽然她也听到一些对项英的微词，但是她始终认为，项英“是负责把新四军组织起来和训练成为敌后最有效、最文明的军事力量的领导人之一”。史沫特莱与陈毅和粟裕的关系亦很好，１９３９年春，他们两人与史沫特莱和其他几位外国朋友在云岭军部前合影留念，这张现在展示在云岭纪念馆里的珍贵照片就是他们友谊的最好证明。史沫特莱与罗炳辉的友谊是在皖南军部医院里建立的。有一次，罗炳辉因血压高在军部医院住院，史沫特莱到医院与他进行了多次长谈。为了结合实际讲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罗炳辉把她带到一个山坡上，实地讲解如何利用地形指挥战斗。史沫特莱十分敬佩罗炳辉取得的战功，称赞他“是个天才的军事家”。

史沫特莱与妇女解放运动有着天然的联系。她从母亲的悲惨命运看到了妇女的苦难，自小就为争取自身独立的人格而不屈地抗争。在皖南期间，她十分关注驻地附近的妇女群众运动。她看到，云岭地区的妇女群众为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承担了以往由男人们承担的农活，还担负起为前线服务的工作，如送弹药、抬担架，节日来临，妇抗会员都要到医院去慰问伤病员，同时还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在村子里站岗放哨，开展禁赌、禁毒等破除陋习的活动。云岭的妇女们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战力量。

史沫特莱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８日到达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今金寨县）后，对大别山区的妇女运动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她到立煌的第二天，便接受了省动委会妇工会负责人朱澄霞等人的访问，应邀对安徽的妇女工作进行了评论。她认为安徽的妇女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一样，“缺乏有条理的思维习惯，依旧为封建习俗所束缚。”部分地方还有溺弃女婴、抱童养媳现象，皖北农村“女人仍然缠足而且按照清朝的式样梳妆打扮。”但是，史沫特莱也从云岭妇女和立煌妇女工作者身上，看到了安徽妇女解放的曙光。她认为，皖南和大别山的妇女们有相当的觉悟，“对资本主义和世界大事了解得一清二楚，在集会上也很善于辞令。”她在给《妇女月刊》题词中写道：“中国得不到自由解放，则妇女就不能如男人一样进步和发展”，因而，对于争取抗战胜利，“男子和妇女双方都负有责任”。她希望妇女将结婚推迟到抗战胜利之后，以便全部身心献给神圣的抗战事业。她称赞战斗在大别山的妇女工作者为了“祖国的自由而贡献她们全部的心力”。１０月５日，史沫特莱在省动委会大礼堂作了题为《世界妇女动态》的演讲，详细介绍了欧美各国妇女的现状及其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的各种斗争的发展历史，着重报告了苏联妇女在政治上、教育上、社会上取得与男子平等权利的大量事实，向中国妇女展现出一幅美好前景的画图。她希望中国妇女进一步克服自身的弱点。“学习自立自主自发的能力”，“参加社会活动，并且担负起男人所担负的职责与义务”。史沫特莱后来将这篇演讲稿改写成文章《世界妇女运动的动向》，由振风（刘芳）翻译，与其为《妇女月刊》的题词一同刊登在该刊创刊号上：

史沫特莱作为一名记者和作家，始终忠实于自己的职业，利用一切机会进行采访和写作，用她犀利的笔为中国和安徽人民的抗战事业服务。她在安徽采访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写出了大量报导，将侵华日军在皖暴行和新四军的医疗卫生、民运工作以及军民高涨的抗战热情与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心及信心宣传到全世界，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在皖南，她深入地采访了罗炳辉。１９３９年春天，她采访了一名十七八岁的年轻战士后，写成《二年来的一个青年》，真实而生动地报导了这个小战士在新四军中两年来的成长过程。当年６月，她在宣城境内，亲眼目睹了日军劫掠后留下的罪证，后来在其著名的战争报告文学《中国的战歌》一书中，专门以《日军的暴行》为题，披露了日军在宣城的罪行。史沫特莱一生中写了６本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关于安徽抗战的内容主要收集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

史沫特莱为被压迫人民进行的斗争，引起各国反动派对她的仇恨和迫害。她为了支持中国的革命斗争，捐出了全部的稿费，自己一直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她１９４１年回到美国。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美国政府几乎断绝了她的生路，只得靠朋友资助为生，坚持写作《中国的战歌》和朱德的传记，因此健康状况一直不好。１９５０年５月６日，史沫特莱在英国病逝。病中，她留下遗嘱，希望把她的骨灰安葬在中国，葬礼中奏《义勇军进行曲》。１９５１年５月６日，史沫特莱骨灰在《义勇军进行曲》中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为她的墓碑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１９３９年１月，尤恩受史沫特莱的托付，从上海把国际友人捐赠的一批医疗物资运送到新四军军部，并帮助培训战地医务人员。图为尤恩（左二）为伤员做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