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山也似的巨人作战的次数要比其他红军司令员多，据他说，“这是因为我的任务就是出去向敌人挑衅，借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以免他们攻击我们的主力部队。三年战斗中，敌人的兵力往往超过我军十至二十倍——我的部队总是一支小小的流动部队”。罗一直在前线指挥——我深信他是以能成为地面上最大的靶子为乐事的。当我问起他受过几次伤时，他不得不停止谈话，想了一会儿。
    他皱起眉头说：“让我想想看。以前我从来没有算过受伤的次数。我想我受过六次轻伤，一次重伤。有好几次衣服被子弹打穿了，因为我距敌军阵地往往不过二十公尺远。有一次，我刚刚离开壕沟，一枚炸弹就落在我离开的地点。另一次，我躲在一个岩洞里，一枚空投的炸弹正落在岩洞里，可是没爆炸。有好多次炸弹溅得我满身泥土，但从没被炸伤。”
    “敌人对红军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我问。
    “敌人不管使用什么手段都没有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他答道。“空中轰炸固然造成军队的恐惧心理，但是我们很快地跟敌军接触，他们就不敢轰炸自己的军队了。例如，就在去年，在甘肃南部的漳县，飞机轰炸以掩护敌军退却。红军追了过去，结果飞机反而炸了他们自己的军队。”
    和罗炳辉谈话是很有趣的，因为红军对他来说也是新鲜事，他不以官僚主义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事物，但对事物的各种现象仍然非常感兴趣，而且能从过去的经验中看出未来的前途。我简直无法让他不在所有的像具上画地图。有一次他差一点给我上起运动战的大课来，我赶快让他停止了。他说话时，往往用手指追踪敌军，然后一下子跳到桌面的另一边，又把敌军追了回来，最后获得胜利时，就把桌子重重一拍，抹一抹他的眉毛。他很健谈，细枝末节都不放过，很容易激动，当他用沙哑的声音谈话时，老是用孩子般诚恳的眼光看着我。要是我问他一个政治问题，他一般总是笑笑，回答说：“我的脑子有点笨。我不知道。”我会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延安军政大学里念书。
    我问罗：“红军为什么比国民党军优越?你在两种军队中都有很多经验，你应该知道。”
    “首先，我想是因为红军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其次，红军士兵有阶级觉悟，第三，红军的政治工作好，教育好，第四，党员干部是全军的模范战士，军中有完全的民主——军官和战士过同样的生活，第五，我们的战术比对方高明，因为它是从我们的复杂处境、迫切需要中产生出来的。”
    “我从来没看见过像你这样快活的人。你从来没有疲倦过吗?”我问。
    “红军中所有的人都快活，精力饱满。”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因为我们有坚定的目标，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最后胜利属于我们。我们衣衫褴褛，有时吃的是猪和马都不肯吃的食物——有时也许只有草鞋穿——但是一年一年地过去，我们从不丧气。”
    罗喜欢孩子，在他拿给我看的那张照片上，他像个海岛似的，完全被“小鬼”包围了。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男孩是个苗族。他的小鬼们都穿着很好的鞋，可是罗却得意地穿着一双大草鞋。
    “现在这些小鬼在哪儿?”我一边看照片一边问。
    “我带了五个到延安。”他指着有口袋大小的一张照片里的一个人回答说，“那是我的警卫员唐子沛——一个很聪明的江西孩子，只有十八岁，跟了我五年。长征时期，我有两三百个小鬼，参加了每次的行军。许多人甚至跟着我参加了乌江的战斗。他们大多数都能跟上队伍，也有一些落在后面，失踪了。他们从来不当逃兵。有许多还参加作战，都非常勇敢坚决。我有一个营长，也是小鬼出身，十八岁就阵亡了——他是个非常勇敢的孩子。
    “我自己有三个孩子在江西，”罗继续说，流露出怀念之情。“但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怎样了——还有一个男孩在云南……”
    罗炳辉对待妇女谦恭有礼，颇有古风。(我无法知道他倒底有多少个妻子——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独立已婚的户主了。)他总是以骑士的礼貌鞠躬。分别时他送给我一件非常好的礼物。这是一颗圆玛瑙珠——一颗来自西藏的喇嘛佩珠，佩在身上可以交好运。珠子上面有一道白圈把珠子分成两部分，就好像是土星的星晕。
    “还有许多其他的国民党军官逃到红军里来吗?”我问。罗炳辉在一九二九年领导吉安暴动加入红军以前，曾是国民党军朱培德部最优秀的军官之一。
    “是的，特别是许多下级军官都带着武器投奔到红军里来。宁都暴动规模最大。这次暴动是由董振堂和赵博生领导的，暴动之后他们带来了两万人和一万枝步枪。另一次是程子华领导的，他现在是徐海东部的政委。他原是鄂豫皖区的一个排长，他率领了自己的弟兄和别的几排弟兄起来暴动，参加红军。不过，一九三二年以后，就不大有国民党军官叛逃来我军了，因为受新法西斯运动的影响，他们反对我们。
    好多年来，罗炳辉一直是十个最著名的红军司令员之一。当我问他，他认为哪几个人是最能干的红军司令员时，他回答说：“彭德怀和一九三二在江西东固牺牲的黄公略。”罗和他的“神行军”已经成为最有名的红军部队之一。这位身材高大的司令员，竟然能在这样一个行动神速，专门流动的部队中打头阵，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他的双腿显然和他的个性一样活跃。我费了好几天的功夫才打听出来他到底属于哪一个主要的方面军。他似乎经历了许多地区，各方面都说他是属于他们那儿的。后来，终于搞清楚了：他确是属于各方面的。从江西出发长征时，他属于第一方面军，担任危险的后卫职务。到达四川时，他又参加了红四方面军，负责后卫工作，和朱德、徐向前一起，在西藏过冬。后来，他又同贺龙的第二方面军穿过大草原。在我会见他的，他是三十二军军长。
    研究罗炳辉的个人历史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它说明行伍出身的军人是怎样走上革命之路的。一八九九年，他出生在云南的中农家庭里。十二岁他离家参军，可是被他的家族追回来了。一九一六年，他十六岁，再度出奔，加入了云南府卫戌军的炮兵队。他说：“我所以想当兵，主要是想取得自由，好向地主报仇。我起了这个念头是因为看见两个回到我们县的士兵把地主打了一顿，没引起一点麻烦。”
    他从行伍中提升上来，在卫戌军讲习班里学习了军事科学。一九二o年他成了唐继尧将军的参谋，跟唐氏同去香港购货。唐就是那位中法银行倒闭时损失了一千万元的将军。然而，罗炳辉却是诚实的。“我跟唐将军时生活是很奢华的，可是我不喜欢。”他解释说。“从心理上，我讨厌舒适生活，喜欢艰苦的军人生活。”
    罗逐渐对孙文主义发生了兴趣，一九二二年加入了广西朱培德的革命军，担任营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战役。他在江西赣州被俘过，被囚禁了九个月，险遭枪毙，最后乔装农民逃了出来，再度加入广州朱培德部队。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北伐，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时，他的一营人被缴了械。以后，罗打朱德的红军，打了两年。
    当罗炳辉担任“和平保卫团”团长，在江西的第二大城市吉安围剿红军时，有一个北京大学学生、年青的共产党员名叫赵新吴的，前来看他。罗佩服这个学生的胆量，竟敢冒杀头的危险，劝他奉命，结果他被这个学生说服了；不久，罗就和当地士绅们进行了辩论：“吉安县有三十万农民，你们这些士绅却只有两万。你们说除了你们之外都是土匪。要是我把三十万农民都杀死了，你们还靠谁的劳力过活呢?这些红军只不过是设法解决生活问题的农民。”
    在罗团长暗中保护下，吉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很快扩展起来。一九二九年七月，他本人也成了共产党员。此后不久，他就领导了著名的吉安民团暴动。关于这次事件，他对我描述如下；
    “一天下午，驻守吉安的一个旅长和县长召集了一个会议。会议在锁着门的房间里秘密进行。我是出席者之一。会上，这位旅长说：‘吉安的共产党很活跃，我们必需把他们全部清除。’他于是宣布计划，要搜查本城每一间房屋，包括‘保卫和平团’团部。我们全体宣誓不把所谈的事泄漏出去。
    “会议在八点钟结束。两个团(二至三千人)已经在出动，要在搜查期间把守每一所房子。我急坏了，直到十点钟才找到党的书记。，‘肃清工作’按计划将在午夜十二点开始，因此，这位同志急忙离去，准备应付搜捕。
    “会议期间，该旅长曾说：‘我们宁可错捕十个良民，也不要让一个共产党员漏网。’那天晚上有一千人被捕，拘留在当地的一座庙里。然后命令来了：凡有土绅保证并非共产党员者，可以释放。
    “一位同志前来对我说：‘我们只有两个同志被捕，可是他们认识你，如果他们招供，那是很危险的。’
    “我设法使他们释放了。
    “被捕的一千人中只有一百人找到了保人，其他人都被关了很久。我起义以后，一定有许多人被枪决了，我不知道他们的遭遇如何。除了士绅作保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