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罗炳辉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我常常思念爸爸。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刚直威严的军人姿态，纯朴憨厚的音容笑貌，襟怀坦白、肝胆照人的优良品质，为人类解放事业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形象，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爸爸生前对我的谆谆教诲，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上。        我生于三十年代初，父母为了更好地投身革命，便把我托给南昌城里一位姓俞的妈妈抚养。一九三七年，爸爸随周总理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期间，派人把我和俞妈妈接到武汉。我见到了亲爱的爸爸，他十分疼爱我，常把我抱在怀里，给我讲革命故事，也说他不能亲自抚养我的原因。后来，他送我到武汉进步人士办的一所小学念书，晚上经常检查我的功课，给我讲读书的重要，教育我要认真读书。他说要救国，就要懂马列主义，要有科学文化知识。       不久，日寇进逼武汉，武汉市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爸爸奉命离开武汉，奔赴华东战场。他本想把我和俞妈妈送到延安，因路不通，爸爸决定暂送俞妈妈回南昌，把我托给重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黄洛峰叔叔带到重庆暂避，待机去延安。黄叔叔买的是船票，爸爸耽心遇到日寇，含着热泪对黄叔叔说：“我送您一支枪，若遇上日寇，您就开枪把她打死，千万不能落到日寇手中。”周恩来伯伯知道后，认为这样走太危险，决定把我托给民族资本家李岳嵩先生。那时，李先生在武汉、重庆等处经商，与周伯伯有密切联系。他积极帮助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提供了许多物质上的帮助，爸爸回到新四军工作后，常收到李先生想方设法运来的云南白药。爸爸要卫生部门用这些药为伤病员治病，他自己也在身边带点，在关键时刻给重伤员。有些革命前辈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爸爸送的曲焕章的“云南白药”。李先生还接济和保护过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是一位对革命有一定贡献的开明人士。       当时，周伯伯特地请了几桌客，当众把我交托给李先生，托他带我乘法国飞机去重庆。这样，日寇不会袭击，我年小可以抱在怀里，不占座位。周伯伯想得多周到啊！        临行前，爸爸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叮嘱我说：“你千万记住，你爸爸是无产阶级战士，是为了中国穷苦人不再受欺压，专打侵略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及地主资本家的。你是无产阶级的后代，长大了要继承无产阶级的事业。”然后依依不舍地将我托付给李伯伯。        本来打算到重庆后即交予黄洛峰叔叔，但当李伯伯知道黄叔叔以新华书店为掩护担负着繁重的地下工作任务，且又受国民党的严密监视时，李伯伯不顾危及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风险毅然决定承担抚养我的责任。他给周伯伯和爸爸写信，说是为了安全，决定亲自养育我。周伯伯和爸爸给李伯伯回信同意他的意见。        为安全起见，李伯伯慈祥地对我说：“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叫我爸爸。”我不懂事，当即反对说：“我是小红军，是无产阶级后代，我爸爸专打鬼子和地主资本家。”养父笑着说：“你真不愧是你爸爸的好女儿，但这是国民党统治区，为了你的安全，现在必须这样。以后有机会，我一定送你到你爸那里。”养父说得对，我赞成了。记得有一次，与一群孩子在一起玩，我突然站在高处对他们说：“要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当小红军……”养父有个弟弟是国民党军官,他坚决反对哥哥收养共产党人的后代,认为这样下去会给他们全家带来灭顶之灾,当然,这仅是借口,因为他是坚决反共的。当天知道我讲了这些话时，对我更是恨之入骨，几次三番逼养父把我赶走，为此，养父几乎同他弟弟打起来。为了我的安全，养父走到哪里就把我带到哪里。        重庆形势日趋紧张，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养父把握带到香港念书，一年多后又把我带回云南，送往上昆明南箐小学。         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周伯伯托黄叔叔来昆明接我。养父在国民党重重包围中，为使我得以脱身，几经周折，才通过国民党要员买到两张飞机票。养父含着眼泪把我送上飞机，我怀着感激之情哭着和养父告别，没想到这次和亲爱的养父的分别竟成了永诀。        到重庆后先住在周公馆，叶挺伯伯的三个孩子也在那里。周公馆周围特务密集，为了我们的安全，周伯伯把我们送到红岩村。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赴重庆谈判的毛主席。不久，周伯伯把我们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我得到朱德伯伯和康克清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特别重视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要我们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学习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作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革命的好后代。 1946年初，爸爸在华东战场由于过度疲劳，行军中从马上摔下来，失血较多，生命处于危急之中，急电请朱伯伯设法送我回山东见面。临行前，毛主席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说：“告诉你爸爸，他对党对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要他一点把身体养好，党和人民需要他做更多的工作。”朱伯伯和康妈妈为我准备好行装，我们依依不舍。爸爸与朱伯伯相识很早，他常对我说，朱伯伯是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爸爸十分敬重他。林行前，朱伯伯一再嘱咐我回去要好好照看爸爸，要爸爸保重身体，准备投入新的更大的战斗。在朱伯伯和康妈妈的精心安排下，我顺利地乘飞机到达山东临沂——华东军区司令部，等待着见爸爸。 两天后的夜晚，爸爸回来了。我迫不及待地迎着马蹄声奔出去，扑向爸爸。爸爸拉着我走进卧室，要我坐在他对面，要好好看看我，他叫警卫员多点一支蜡烛，以便看得清楚些。面对爸爸的深情，我倒不知所措了。当爸爸问我毛主席、朱总司令可好时，我才醒悟，如实转达了毛主席和朱总对他的问候和关怀。爸爸很激动，立即给毛主席和朱伯伯写了一封感谢信，简述身体状况。当爸爸听说起我在延安得到朱伯伯和康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时，感到得流下热泪。他说：“要记住，这是革命前辈对你们下一代的爱护，可不能辜负前辈的培育啊！” 有一天，爸爸拉着我的手，让我看他的“宝贝”。原来，这是两只用煤油桶改制的铁皮箱。他小心地打开箱子，指着里面的信件、笔记本和各种资料说：“这里面的资料，是我每次战役前的作战方案和战役后的经验总结，它是指战员们奋斗的结晶。这两箱东西随我南征北战，保留至今。以后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就把这些资料作为我留给你们的遗产。将来协助组织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也算我对党的一点贡献。”说完，他从箱底抽出一封信来，一边展开一边对我说：“这是毛主席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对我的教育和鼓舞很大。”爸爸讲了在长征中由于张国焘路线的问题，对他有各种议论，也有些谣传，所以一度背上包袱。毛主席知道后就给他写了这封长信。他一边读信，一边解释，要我好好听着。我记得信的大意是：你为人民立下了功劳，党相信你是个好同志，你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张国焘的叛党罪行与你无关，他分裂党分裂红军强迫部队南下造成的损失由他自己负责。如果说你有错误的话，就是没有能够用马列主义观点来观察问题，没有识破张国焘的叛党阴谋。所以，希望你放宽心胸，放下包袱，联系革命实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争取为党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他一再交待我要保存好这封信，保存好这些资料。可惜，由于战争的加剧，铁皮箱遗失，这些宝贵资料也就散失无存了。         回到爸爸的身边很幸福，但重新分离的痛苦总是笼罩着我。有次我问他：“爸爸，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自己的家?你再不会把我送走了吧！”爸爸心疼地摸着我的头说：“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愿让你离开，但为了使全中国的孩子都能过上温饱的幸福生活，我们就不得不暂时牺牲个人的幸福。战争还未结束，人民还在苦海之中，共产党人不能先考虑自己的安乐，孩子，我们必须坚信共产党一定会在全国取得胜利。到那时，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都会有自己幸福的家庭。"         为了对我进行思想上和文化上的教育，爸爸又亲自把我送到山东大学预科学习。当时入学等于参军。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许刚同志给我送来了新四军军装。爸爸看我穿上军装后，非常高兴，他要许刚同志对我从严要求。我第一次过集体生活，很不习惯，加上过去在养父家生活好，一下不适应。学校每天有军训、劳动，特别是咽不下大葱蘸酱的高粱煎饼，学校看我年龄最小，处处都照顾我，让我吃病号小米饭。星期六爸爸接我回去，问起在校情况，我真想哭，委屈地对爸爸说：“每天又是军训又是劳动，我受不了，我不爱吃煎饼和大葱，要吃大米饭。”爸爸听后很生气，他说送我去过集体生活，就是要克服我的娇气，命令我不许再吃病号饭，不许我要求任何特殊照顾。我从小离父母，一直渴望和爸爸团聚，当我受到爸爸的严厉批评时，一气之下生了场大病，爸爸又心疼地到医院看我，承认他对我要求过急是不对的，但他的愿望是要我成为革命后代。他说：“我希望你能学点真本事；否则，老一辈打下的江山谁来建设？我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很早就担起家庭'生活重担，没有读书的机会。十六岁被迫离家，找穷人的出路。经过多少曲折和风险，才找到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光明大道。现在抗战虽胜利了，但蒋介石反动派继续与人民为敌，挑起新的内战。因此，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未完成。我希望你早日锻炼成材，早日挑起革命担子。”         爸爸的谆谆教诲，集体生活的磨炼，使我开始懂得要做一名无产阶级战士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于是，我努力学习功课，积极参加军训和劳动?与大家同吃一锅饭。        不久，爸爸又到前线指挥战斗。国民党叫嚣要把新四军赶到海里去，向我华东解放区发动进攻。陈毅叔叔因另有重任，爸爸带病到鲁南前线。我知道他出征的消息后，偷偷地哭了。正好爸爸来看我，他把我领到陈叔叔身边，恳切地对他说：“我这次出征可能回不来了，因任务重，身体很不好，但我不会辜负党对我的信任，我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如果我牺牲了，为人民而死是值得的，是光荣的。我一生没有为个人向党提过任何要求；现在不得不向您提个要求。”说着把我往陈叔叔面前推，说：“镇涛出生就失去父母的抚养教育，从小就东托西放，没有一个固定的环境让她学习，我一生忙忙碌碌，顾不上照料她，若我不能活着回来，就请您收养她。”听着，我的心象被刀扎一样痛，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头扑在爸爸怀里苦苦哀告说：“爸爸，我不能没有您，再也不能离开你，以后我一定听您的话，可千万别再丢下我啊！”陈叔叔严肃而又关切地对爸爸说：“炳辉同志，你怎么这样想呢?你打完胜仗一定要回来。您是个有名的福将嘛！我准备欢迎你凯旋而归。”爸爸紧紧地握住陈叔叔的手，陈叔叔又说：“炳辉同志，你放心去吧，万一发生不幸，请相信我，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         形势急转，学校迁离临沂。爸爸出征时，要我送他一程。在一个小村庄休息时，爸爸怀着对云南老家的无限怀念，向我讲述彝良的山山水水如何美丽，怀念着家乡的人民，更怀念被旧社会折磨死去的祖父祖母。他说：“如果我活不到全国解放那天，你一定要回老家去为你祖父祖母扫墓。问候乡亲们！”最后再三叮嘱我要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成为先锋战士。我答应他一定这样做，他满意地笑了。         爸爸把我扶上马背，他手拉着缰绳默默地走了一段路，警卫员提醒他不要再送了，他才把握得发热的缰绳塞在我手上。我忍受不了这分别的痛苦，泪珠夺眶而出。他说：“镇涛女儿，你抬起头来看看爸爸。”我抬头看见爸爸那久经风霜的脸上出现坚毅的神色，爸爸见我满脸泪痕，鼓励我说：“不能用眼泪与爸爸告别，要坚强些，今后的生活道路还得靠你自己闯。”他把马一拍，说声：“走吧！”马便奔驰前进了。我回首爸爸，爸爸仍在目送我。           撤离临沂后，山东大学的环境更为艰苦，我们住在农民家里，在大树下上课。经常转移，每天负重行军六十多里，我脚上打满了血泡，以后又感染化脓，行走非常困难，但想着爸爸对我的期望和要求，我不要任何照顾，坚持自己背背包，和大家行进在一起。学校领导和同志们赞扬我在这次行军中表现很好，说要向爸爸汇报我的进步。我给爸爸写信，汇报我回校后的情况及思想转变，盼着能给爸爸一点安慰。不几天，爸爸指挥枣庄战投和其他战场的胜利消息传到学校，全技师生欢欣鼓舞，我更是高兴，盼着爸爸早日凯旋归来。        然而，不幸的消息降临了。六月二十三日，我们正在树林中聚精会神地听校长讲课，忽见学校另一位领导带着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员走到校长身前，我以为是爸爸派警卫员来接我，高兴得几乎叫出声来。定睛看时，是陈毅叔叔的两位警卫员，他们在向校长低声汇报着什么，校长很严肃地站起来接警卫员送来的信。陈叔叔的警卫员来干什么？一种不祥之感突入脑际，我的心紧缩着。校长镇静而安详地叫我到前边去。两条腿不知为什么这样不听使唤，短短距离显得那样漫长。走到校长桌边，他温和地对我说：“罗副军长有病，现在临沂医院，陈军长派人来接你回去看望，不要紧张，你立即准备走。”指定几位女同学帮我料理。离开校长不远，正向警卫员打听，就听见校长深沉而庄重的声音：“全体起立……”警卫员催我快走。一路上，两位警卫员很严肃，不正面回答我提的问题，心里焦急不安。吉普车到临沂城下，我一眼就看到岗哨臂戴黑纱，城上降半旗。进城后又见战土都戴黑纱，我被这肃穆的气氛惊呆了，哭着问警卫员，他们仍未回答。车停到司令部门口，我急忙往里奔，迎面走来陈叔叔，他一把拉我往侧室走去，我象遇到救星一样恳求说：“陈叔叔，快点带我去看爸爸。”他忍不住流下热泪，慈爱地说：“你答应我要坚强些，听我的话，我就带你去看爸爸。”我连连点头。他接着沉痛地说：“你爸爸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了……”真是晴天霹雳，眼前一片漆黑，几乎摔倒在地。陈叔叔拉着我走向正厅，那里停放着我敬爱的爸爸的灵柩。警卫员抬下棺盖，让我最后看一眼爸爸。当我看到爸爸安详地躺在里面时，不相信他已离开了人间，竟伸出双手想把爸爸拉起来。陈叔叔忙拉住我的手说：“小镇涛，你爸爸已经永远安息了，多看他两眼吧！”        安葬那天，临沂街上挤满了人，许多老百姓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墓地上，当爸爸的灵柩随着哀乐往下放时，我的心也随着往下沉，心痛欲裂。在隆重的追悼会上，陈叔叔讲了话，对父亲的一生作了全面评价。           追掉会后，陈叔叔亲切地对我说：“你爸爸是我党的好党员，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他为革命光荣牺牲了，现在我就是你爸爸。今后，不管有什么事你都找我。他虽然牺牲了，但他还活在人民心中，活在全军指战员心中。你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你爸爸的革命气节。”         六月二十四日，陈叔叔又写信安慰我，他要我“不可过于哀伤，毁损身体”，要“努力工作学习，继承遗志”，信中还说，“要记住你父亲是一个硬汉，从不向反革命低头，对人民则十分尽忠爱护，你不用学别人，就学你父亲，那你一生事业便最光荣而无穷尽。”陈叔叔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的教诲，我牢记在心。我立即返校，学校领导和同志都很关心我，为我分担忧伤，都想用同志的爱来弥补我失去的父爱。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司令部要转移。转移前，张云逸伯伯带我为爸爸扫了一次墓。因要诱敌深入，放弃临沂，爸爸的墓经过一番伪装。学校停课后，男同学组成运粮队，女同学组成卫生队，为前线服务。我报名参加卫生队，领导认为我年龄太小，要我随军郁后勤撤离前线。我再三要求，领导批准了。我们为躲避敌机轰炸，夜里行军，白天抢救伤员，紧张时每夜急行军一百二十里，还要背行装和药品，战斗非常激烈，伤员多，医疗条件差，任务繁重。但卫生队全体同志从不叫苦，常饿着肚子连续干十几个小时。伤员都要求尽快治好伤，重返战场，为罗副军长报仇，为死难烈士报仇，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 爸爸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和同志们准备着开纪念会。突然得到消息：进入临沂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到处找爸爸的墓，终于被敌人发觉捣毁了，把棺材挖出来，对爸爸遗体百般凌辱，真是惨无人道。敌人的凶残激起我万丈怒火，但我没有哭。我想，这群野兽在战场上不是爸爸的对手，他们恨他，生前奈何不了，死后进行报复，这只能暴露敌人的凶残和虚弱。由于华东形势日趋紧张，陈叔叔决定送我到东北学习。到哈尔滨后，在李富春叔叔和蔡畅妈妈的亲切关怀和照顾下，我被送到兴山医大学战伤外科。一九四八年五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秋天，组织上为了更好地培养我，送我去苏联学习。开始我报医科大学，后因刘少奇同志访问苏联时说过，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任务繁重，国家很需要经济建设的人材，我和一些同学就都改学经济。一九五四年初，我大学毕业回国工作，仍受到朱伯伯、陈叔叔、李叔叔、方毅叔叔、康妈妈、蔡妈妈、张茜阿姨等革命前辈们亲切的关怀和爱护，他们象亲生父母一样地关怀和爱我，使我感受着无比的温暖。一九六六年后，林彪、江青一伙要打倒老一辈革命家。他们打下了江山，是开国元勋，为什么反要打倒他们，我想不通。说了几句心里话，即遭迫害。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这场空前浩劫中，看清了他们的嘴脸，受到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我想，父亲若在世，恐也免不了要遭这场横祸。今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亿万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迈着大步向"四化"进军，这可告慰先烈，父亲也该含笑九泉了。 安息吧！爱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