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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罗炳辉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和怀疑,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而对共产党的性质根本不了解的盲然之际,中共赣西特委和江西省委对他任靖卫大队长,在“剿匪”中的做法和情况,已引起了高度重视。他们认为罗炳辉虽系国民党靖卫大队长,但出身贫苦,正义感强,容易激发其阶级觉悟;同时认为,人是可以变的,只要有适合的人帮助教育,可以使他向好的方面转化。通过认真分析研究后,决定派人去争取他。 1929年夏季的一天,罗炳辉在吉安乡下突然接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原来是他北伐时在滇军的老同事赵醒吾寄来的。 赵醒吾(原名必馨,字维香),云南省宾川县人,和罗炳辉同龄,在昆明政法学校法律系读书时,思想进步,因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被学校开除,1922年逃奔广州,参加了属孙中山革命政府领导的滇军,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到朱培德的拱卫军当参谋,和罗炳辉共事了一段时间。后来,赵醒吾当了杨如轩师的上校副官长。中共江西省委得知赵醒吾与罗炳辉的关系,为了发展壮大党的武装力量,决定派赵醒吾去做争取罗炳辉的工作。 赵醒吾在信中,除向罗炳辉叙说离别之情,提出要到吉安和罗见面以外,还谈了一些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指出:办民团,搞得好可以为国家、为人民造福;办得不好,就会象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那样,成为封建势力的帮凶。 罗炳辉对赵醒吾一向印象很好。他觉得,赵醒吾为人公正,头脑清醒,是滇军中有数的军事、政治人才。因而,他看得起赵醒吾,视为良师益友。他看信后,非常高兴,同时对自己的工作更发生了怀疑,心情也更加矛盾起来。 恰在这时,吉安县的值夏、富田等地的地主豪绅,向驻吉安的湘军第四十八旅旅长成光耀告了罗炳辉的状,说:“罗大队长按兵不动,任意纵匪。”成光耀的参谋长为此专门召见罗炳辉,责怪于他。罗很生气,对那位参谋长说:“请你派兵去剿!”他想到自己在国民革命中九死一生,今天还受这种气,说完就去找成光耀。 成光耀安慰罗炳辉一番,说他的参谋长不对,还提醒说:“逃难到吉安来的人,内有不少是共党分子,要格外注意。” 在心绪烦乱的情况下,罗炳辉复信赵醒吾:目前军务繁忙,待能抽空返回吉安时,一定去信相邀。 不久,罗炳辉又接到赵醒吾从南昌的来信。信中特别强调国内政治和经济情况,指出工人失业,农村经济破产等等,赵再次提出要和他见面。 此时,赣西地区农村到处在闹革命,罗炳辉仍在乡下“清剿”,又给赵醒吾复信,说他上任不久,难以离身,并随信寄上两百元钱给赵零用,信中还说,今后若有需要,当尽力帮助。罗炳辉还以为赵醒吾是落难无法才这样着急地来找他求援。 后来,罗炳辉又接到赵醒吾的来信,说等着要和他面谈,并说这次不谈,以后没有机会了。于是罗炳辉立即去信,邀请赵醒吾来吉安。他自己不管军务紧急,迅速返回吉安城,以便和赵见面。 赵醒吾由南昌乘船经吉水县的三曲滩时,先上岸看了同乡、吉水县靖卫大队长、杨如轩的侄儿子杨必恭,顺便做了杨必恭的工作,同时进一步了解到罗炳辉的情况。杨必恭反映:罗炳辉的‘干劲’十足,很想在靖卫团里干出一番事业来。 赵醒吾到达吉安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住进了大陆旅馆。这个旅馆背靠赣江,前临闹市,是一些土毫劣绅寻欢作乐之地,也是中共组织进行秘密工作的有利场所。赵醒吾安顿好住处后,就迅速到靖卫大队部去找罗炳辉会面。 老友相逢,愉快万分,两人一见面就畅谈起来。罗炳辉豪不掩饰地表示了对蒋介石叛变革命不满,对一些官僚政客不抱任何希望。接着,他向赵醒吾询问今后应该怎么办? 赵醒吾见罗炳辉正义感很强,便引导他说:“你是个带兵的人,深知枪杆子的重要。但要真正发挥枪杆子的作用,带兵的人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认真想一想:孙总统的‘三大政策’还要不要?救国救民的真正出路在哪里?怎样做才能对工农大众有利?” 罗炳辉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他沉思起来:他对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忘记了没有?下乡“清剿”中,是否对共产党太厉害了?对劣绅诬害农民之词是否听得太多了?…… 赵醒吾继续阐述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仁人志士为解放民众,不惜洒尽最后一滴鲜血,而军阀官僚却乘机大发国难财。有的人是动用手中的枪杆子来革命,但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手中的枪杆子用来发家,用来保护士豪劣绅利益,以求致富显贵。真正立志为中华民族利益献身的革命者,就应该把枪口对准敌人,对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罗炳辉听到这里,对民团为谁服务的问题,恍然大悟,惭愧地说: “原来民团是为土豪劣绅服务,我绝不干这差事了,就是挑葱卖蒜,我也能混下去。” 赵醒吾见罗炳辉越讲越激动,便进一步劝导他: “带民团可与人民大众更好的接近,更深知人民的疾苦。我们带民团就要能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事事从人民利益出发,领导民众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奋斗,这才是革命的行动。” 罗炳辉越听越觉得有道理。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赵醒吾看到第一次谈话的目的已经达到,便适可而止,告辞返回了南昌。 罗炳辉的思想由于受到猛烈的震动,一度彻夜不眠,深刻反省自己,回忆往事。之后,他处事更谨慎了,处理那些抗税、抗捐、抗粮、抗债的所谓“共匪”分子更宽容了。 不久,赵醒吾得知罗炳辉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重大转变以后,又从南昌来到吉安。 赵醒吾再次和罗炳辉见面,在叙谈中,直截了当地问罗炳辉:“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的力量大?” 罗炳辉答:“当然是国民党大了。党、政、军、经济等一切大权均在国民党的手里。但广大的工农拥护共产党,共产党的潜力是大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最终胜者将归共产党。国民党象一座大洋房子,工农群众和共产党是墙脚,只要墙脚一动,大房子就会倒下来。” 赵醒吾又问:“共产党的主张如何?” 罗炳辉又答:“主张依靠工农,共同建国,很好,唯搞武装斗争不好,国家灾难深重,不能再打内战了。” 赵醒吾大笑起来,说:“在上海、南京、广州,工农没有武装,不能自卫,被国民党杀了多少人?…李自成没有武装,明朝能垮掉吗?洪秀全没有武装,太平天国能建立吗?孙中山没有武装,辛亥革命能成功吗?现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象你这样抓着枪杆子的人,想为工农谋利益都谋不成,假如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那救国救民、保护工农不都是一句空话吗?” 罗炳辉听到这里,单刀直入地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 赵醒吾见火候已到,也毫不掩饰地回答说:“我这次来,是提着脑袋来的!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了。” 此时,罗炳辉已肯定赵醒吾是共产党了,便坚定坦诚地说:“我罗炳辉绝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过去敬佩你,但没有今天这样了解你。你是知我者人,又是为我而来,‘士为知己者死’,你还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我绝不会出卖朋友。” 赵醒吾觉得再没有必要遮遮盖盖了,就郑重地告诉罗炳辉说:“我是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托,专程来找你的。党中央认为你有条件参加革命。” 罗炳辉听到这里,感到非常荣幸,心里十分激动,马上表示说:“共产党主张工农劳苦大众的真正解放,我是同意的。” 在进一步的交谈中,赵醒吾深入浅出地把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作了比较,阐明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这些革命道理,使对旧社会、对土豪劣绅有刻骨仇恨的罗炳辉迅速觉醒。他根据十多年奔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定只有共产党才是有希望的党,才能彻底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于是愉快地接受了赵醒吾的建议,决定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交谈中,赵醒吾还向罗炳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入党的手续和条件,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天晚上谈得很好,很成功,罗炳辉格外兴奋。赵醒吾在离开前对他说“过两天,另外有人来找你谈话。” 两天后,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刘土奇和江西省军事巡视员蔡升熙分别找罗炳辉谈话,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和了解。刘士奇同罗炳辉谈话以后,赵醒吾告诉罗炳辉:“那位姓刘的说,你懂得很多道理,还说你勇敢。” 1929年7月初,罗炳辉改名“罗南煌”,秘密填写了入党志愿表,介绍人是赵醒吾(化名赵达生)、刘士奇、蔡升熙。一周后,罗炳辉接到通知,中共江西省委于7月9日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这时,他已经32岁了。 这个走遍天涯,寻求真理的穷苦人民的儿子,在经历了许多苦难与磨炼之后,终于找到了人民的救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投入了党的怀抱。 罗炳辉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他对士兵讲话时,有意识地增强了启发觉悟的成分。他一有空,就深入到士兵中间与大家一起聊天。从多次接触与观察中,士兵们发现罗炳辉虽任国民党靖卫大队长,但他对敲诈、勒索、欺压老百姓的行为看不惯,根本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只是觉得他正直、公道、铁面无私、肝胆照人、见义勇为,官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王麟章与罗炳辉曾是拜把兄弟。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在军队中搞大清洗,凡被认为有“通共”嫌疑或散布过不满言行的,统统被关押或杀头,轻则遣散。王被遣散后,到吉安找到罗炳辉,便在那里工作。不久,一个被国民党视为“通共”而关在狱中的曹鸿胜,打死狱卒逃到吉安,王麟章诚心把他介绍给罗炳辉。但曹发誓说:“当兵得到的就是这个下场,我这辈子死也不再当这倒霉的兵了。” 罗见他诚实,苦口婆心地劝说:“兄弟,你不当兵有其他生路吗?象我们这些光棍汉,在哪里都是受欺压,前两年闹北伐,以为革命会成功,劳苦大众有出头之日了,哪知蒋介石翻脸,杀共产党,欺压人民。就是在他的军队里,也容不得我们,才落得这样的下场。我们都是异乡人,为何聚在一起受苦?还不都是这不平的社会造成的嘛?现在看得清楚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为干人撑腰说话,替干人打天下的。我在靖卫大队不过暂且安身,蒋介石反动派逼我们上梁山,我们不如合计合计,痛痛快快干它一场,为我们受苦人争口气,也不枉做个硬梆梆的男子汉。” 王麟章也在一旁劝说,曹终于被说得改变了初衷,留在罗炳辉身边一起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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