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炳辉同志

张明秀

(一)

    我和炳辉同志是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在延安相识的。虽然我原在红四方面军，炳辉同志在红一方面军，但是他是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长征的五个军团之一的红九军团的军团长，后红九军团改编为红三十二军，他仍任军长。对他的英勇善战和赫赫战功，我早已听说了。我们相识时，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我在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9月，我和炳辉同志在延安结婚。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月，炳辉同志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做军事统战工作。炳辉同志出身行伍，曾经参加过讨袁护国、孙中山北伐、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久历戎行，在军界老熟人多，老同事、旧僚属多。当时南京已经沦陷，国民党政府和大批军政机关都迁到武汉，军界高中级军官也云集武汉。炳辉同志军事统战工作做得很出色。他的主要工作是，以八路军副参谋长身份或者是八路军代表身份出席各种会议、集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宣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宣传八路军抗日战绩，研究如何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分析研讨前方各个战役的胜败原因，工作十分繁忙。1938年2月，我从延安抗大毕业，也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工作。我们住在办事处二楼，与董必武同志隔壁。炳辉同志经常在外奔走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回来后还去找周恩来同志汇报研究工作。他常对我说：“恩来同志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
    我到武汉不久，炳辉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共同负责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在华中、华南地区的招生工作，没日没夜地接待投奔延安的青年。那个时候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搞外调来审查，全靠各地党组织的介绍和直接与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和本人情况，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他们回答，在深入交谈中进行考察。这是一项需要有很高政策水平和敏锐洞察力的工作。有时候还要与故意来捣乱的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在董老和炳辉同志的共同主持下，招生工作卓有成效地进行。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怀里揣着有“董、罗”签字的介绍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炳辉同志在武汉的10个月中，无论是出席军政界上层会议，还是出席各种集会和宴会，总是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艰苦朴素作风和革命将领的凛然正气。他一身旧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穿着布鞋或布筋草鞋。只有极少的特殊场合才穿便服。他的艰苦朴素作风，与国民党官场腐败、将骄官奢的腐朽作风，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一次军政界宴会上，一个国民党军官嘲弄地说：“堂堂红军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这么寒酸！”炳辉同志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他说：“如今是国难当头，沦陷区父老兄弟姐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前敌将士缺衣少饷，我罗炳辉能穿这一身，够阔气的了。老兄，我们共产党可不兴吞兵饷、喝兵血啊！”说得那人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我们当时生活上是很艰苦的，1938年4月，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发给炳辉同志夏季服装费20元。我用这笔钱给他做了两套深灰色咔叽布人民装，买了两件衬衣、一双皮鞋和一顶凉帽，他很少穿，习惯穿旧军装。平时，我们每个月的津贴，他五块钱，我只有三块钱。我们保持了延安作风，保持了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在客观上也是打“政治仗”，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真正的抗日救亡的中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也有一些对我们党比较友好的人士到我们家来玩，对我们说：“你们生活太苦了，身边还有一个孩子(指罗镇涛)，生活需要用钱。我们都有钱，想大家筹集一笔钱或者买些东西送给你们。”对此，炳辉同志一概婉言谢绝，分文不受。使友好人士十分感动。
    在做统战工作时，炳辉同志和蔼可亲，诙谐幽默。面对国民党恶意挑衅，他则态度严峻，大义凛然。有一次在一个集会上，炳辉同志遇到一个国民党军长，那个军长说：“罗将军，在长征路上我带的队伍跟你打过一仗，你打胜了，我打败了。但我不服气，到现在也不服。我建议我们各自带自己原来的部队，找个地方再打一仗，看看谁胜谁败。”炳辉同志微微一笑，豪迈地说：“败了就败了，有什么不服气的。再打一仗也可以。不过我可以断言，不管怎样打，你最终仍然是我的手下败将！”一番话说得那个国民党军长狼狈不堪。炳辉同志又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我们还是一致对外，打日本侵略者吧。”  
    在武汉期间，炳辉同志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大量阅读政治理论书籍和军事书籍。遇到疑难问题，他就到隔壁去向董必武同志请教。董老也喜欢与炳辉同志一起研讨问题。武汉是有名的“火炉”，夏天十分闷热，炳辉同志夜晚坐在房间地板上刻苦攻读，身下汪着一片汗水。他知道，对于一个领兵打仗，冲锋陷阵的将领，这样的学习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他经常对我说：“党中央、毛主席会让我去带兵打仗的！现在有条件学习就多学一点。”他在一个题辞中写道： “学习再学习，每日均要抽出时间来看书，如果不继续发愤努力，马上就会成落后者。”   
    几十年后回首往事，许多记忆历历在目。炳辉同志这一生，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用这三句话来概括他的高贵品德，他当之无愧。

(二)

    1938年9月底，炳辉同志离开武汉，去延安出席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日军猖狂沿长江向西进犯。武汉于10月25日沦陷。在武汉沦陷前，炳辉同志打电报给我，说中央决定派他到新四军工作了，要我回延安去跟他会合。我坐武汉失守前最后一列火车北上，历尽艰险，到达西安。我和《大公报》的两名记者(都是共产党员)乘卡车前往延安。走到洛川，被国民党军拦阻，又回到西安，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久，炳辉同志到西安。我们一道南下，经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省，在江西景德镇换上新四军服装，12月底到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同行的有姬鹏飞和王雨田等同志。1939年元旦后，炳辉同志去苏南茅山地区与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向志会合，他任第一支队副司令员。我则留在云岭军部，任水东区委组织部长，做地方工作，不久调到驻在中村的新四军教导总队，任八队指导员。
    1939年2月，周恩来同志到云岭视察工作，在军部礼堂做报告，他一下子就在人群中看到了我，说：“嘿呀，张明秀同志，你怎么到这里来啦。”我笑着说：“是组织上派我来的，不是我私自跑来的哦。”恩来同志非常高兴，把我介绍给叶挺军长和项英同志，说：“这是我的老同事张明秀同志，是长征过来的。”我连忙说：“啥子‘同事’哟，我和你是被领导与领导、下级与上级关系。”恩来同志也笑了，说：“在一个机关工作，在一个锅里吃饭，还不是标准的同事么！”周恩来同志这次来制定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
    了贯彻“向北发展”的战略意图，4月19日，炳辉同志奉调返回云岭军部。不久，我们就随叶挺军长渡长江北上庐江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7月1日，新四军第五支队成立，炳辉同志任司令员。8月，炳辉同志率部跨过津浦铁路，向东挺进，揭开了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序幕。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中由我党领导开创的全国l 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也是华中敌后最为稳固的根据地。它的鼎盛期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30万人。它横跨津浦铁路东西两侧，北到淮河，南到长江，东到大运河，西到淮南铁路，战略地位—直十分重要。特别是它与南京隔江相望，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是异常艰难的。与其他根据地相比，它有两个特殊性。第一，新四军初建时有4个支队，后来又成立了第五支队和彭雪枫同志为司令员的第六支队。在6个支队中，唯有第五支队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因此，不但没有丝毫军械和薪饷的补给，而且被视为“非法”。五支队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同时与日、伪、顽三方作战的严峻局面。第二，它与南京只隔一条长江，而南京是日本侵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所在地，后来又成了汪精卫汉奸政府的“首都”。日本侵略军频繁疯狂“扫荡”淮南根据地，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方面，东有韩德勤，西有李品仙，东西夹击。在根据地内的各个县城，除盱眙县城被反共顽固派占据外，其它县城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历史给炳辉同志提供的，是一个布满荆棘、险象环生的舞台。
    关于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在宋霖、罗新安主编的《罗炳辉将军在淮南抗日根据地》一书中，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记载。我想从我的亲身经历作一点回忆。
    新四军第五支队初到淮南，兵力只有三千多。敌强我弱，无论是人数上，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差距很大。炳辉同志的思想压力是很大的，他曾对我说过：“搞得不好，我们会站不住脚的。”在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正确领导下，炳辉同志狠抓备战训练，多次组织练兵运动，每天晚上都要研究新的练兵措施。他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胆魄和智慧，根据淮南地区的实际条件和作战特点，因地制宜，创造出了一整套的练兵方法，象“五大技术”(射击、投弹、挤刺、劈刀、土工作业)、“通过五大障碍”(独木桥、短墙、铁丝网、水沟、壕堑)、大比武、大会操，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炳辉同志不但练兵办法多、点子多、成效大，而且还注重军事理论建设，写了《指挥员熟用手册》、《碉堡作战》、《村落作战》、《民兵战术》等著作，丰富了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宝库。他治军极严，对干部要求更严，“二师出干部”在新四军是有名的；他爱兵深，至今仍有许多佳话在流传。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的部队在战争中迅猛发展壮大。第五支队进入津浦路东仅仅五个月，就从三千人发展到五千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由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及地方武装组建的二师，有两万五千人。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二师兼淮南军区已拥有近五万大军，其中正规军三万四千人，地方武装一万四千人，在四年半中翻了一倍。可以说，为了军队的发展壮大，炳辉同志耗尽了心血。
    正因为炳辉同志治军严格、带兵有方，部队战斗力不断增强。炳辉同志能打仗是出名的，真是攻必克、守必坚、战必胜、所向披靡，打得日、伪、顽焦头烂额，闻风丧胆。比较著名的战例，如三打来安城、半塔保卫战、开辟淮宝打小刀会、路东反“扫荡”、反“点”、“线”作战中的金牛山战斗，还有津浦路西的几次大规模反顽作战等等，都在我军军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在1940年3月的半塔保卫战中，韩顽乘炳辉同志带五支队主力到津浦路西反击桂顽之机，以万余兵力进犯半塔。我军驻半塔集的直属机关只有教导队和两营五连的兵力和民运工作队30余人。我当时担任工作队的队长，发动群众搞坚壁清野、疏散非战斗人员，我们还动员了100多人的自愿军，他们自带枪支武器和干粮，住在战壕里，坚持固守了八天八夜。敌人的冲锋号一次又一次地吹响，但就是攻不上来。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半塔集巍然屹立。炳辉同志在路西打了胜仗，马不停蹄回援半塔，一鼓作气把韩顽打到三河以北。陈毅同志对半塔保卫战，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半塔守备战是固守待援的成功范例。”在1940年9月路东反“扫荡”中，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敌人以万余兵力向皖东合围，分兵七路压向我根据地，还出动了24架飞机、10门大炮、30多条汽艇。当时炳辉同志在淮宝；我在西高庙区担任区委书记，做地方工作。日伪军的多路进攻，使我们与军队失去了联系，与县委也失去了联系，我们就地坚持打游击。炳辉同志率部从淮宝急返路东，运用他创造的梅花战术，猛烈冲杀，昼夜不停地打击敌人，使日本侵略者疲于奔命、损失惨重，不得不草草结束“扫荡”，退出我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因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同志病重休养，炳辉同志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第五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副师长，后任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我在师部任协理员和机关党支部书记。我们各有各的工作，他奔走于各个战场，东征西战，非常繁忙。仅1943年一年，二师和淮南军区各部与日、伪、顽的大小战斗就多达2109次。正因为淮南根据地是华中敌后最稳固的根据地，代军长陈毅同志于1943年1月，率领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从苏北迁来淮南黄花塘二师师部。军部和华中局迁来后，二师师部移驻来安县大刘郢。淮南根据地成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指挥枢纽。
    常年紧张的征战和过度的劳累，使炳辉同志积劳成疾，患了胃病、高血压症，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尤其是1943年到1945年，曾多次昏迷晕倒。炳辉同志经常是带病到前线指挥，谁劝也没有用。打了胜仗回来，他非常高兴，种菜、挖池养鱼、打鸟。仗打得不好，或者牺牲了战士，就闷闷不乐。每次战役战斗结束后，他都要认真总结、仔细揣摩、反复研究其中的成败得失、指导写出十分详尽的《战斗详报》。他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战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炳辉同志指挥收复了大片国土。10月，奉命北上山东，转战鲁南。1946年4月任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辅佐陈毅同志，指挥华东战局。1945年下半年到山东军部时，医生们经诊断一致认为炳辉同志必须离职治疗和休息，并且得到了中央批准。军部领导也为他安排了较好的休养治疗环境和医疗条件。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他自己也非常高兴。他对我说：“等到革命胜利了，我要向组织上请求，回云南去工作。”
    1946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苏、鲁、皖各解放区大举进攻。炳辉同志带病挂帅上阵，他说：“我与国民党打了十几年的仗，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这次再去把他们打败赶走，再回来休息治病!”结果，他奔走于自卫战争的最前线，打了大胜仗，消灭了枣庄敌军，又在前线指挥所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作新的战斗布署，深夜散会后突然发烧、昏迷。在送回临沂途中，在兰陵逝世。
    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炳辉同志的去世，使党和人民失去了一个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使我失去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和伴侣，也使幼小的孩子们失去了他们亲爱的爸爸。我越想越悲痛，痛不欲生。
    炳辉同志的老战友陈毅军长，主持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他的遗体入棺安葬在临沂城郊沂河之畔。陈毅同志在他的墓前发表的讲话中说：“近数年来，由于敌后战争的极端艰苦与困难，致使罗副军长积劳成疾，患高血压病，党曾数次通知他休息，但他却恳切的拒绝了。因为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高度负责，已超过他对于自己的爱护。”
    1947年2月，蒋军占领了临沂，对炳辉同志的遗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凌辱。当晚，一位农民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遗体埋在河边沙泥下。临沂解放后，党组织派人找回遗体，还用原来的棺木重新安葬。1950年，人民政府为炳辉同志建造了雄伟的花岗石陵墓和遗像亭。现在，山东省临沂烈士陵园已经改为华东烈士陵园，管理得很好。   
    炳辉同志去世后，我向组织建议把他的大女儿罗镇涛送到苏联去留学。我带着不到三岁的儿子罗新安和才半岁的女儿罗鲁安生活，继续为党工作。我于1984年离休。

(三)

    炳辉同志对云南故乡感情很深，对父母亲非常孝敬。他1915年离开彝良到昆明投军，就再也没能回去过。1918年，母亲被土霸迫害致死，使他更加痛恨万恶的旧社会。1929年他领导吉安起义，成为红军将领后，国民党多次悬赏要买他的人头，家乡亲人也受到了许多迫害。1935年红军长征过云南时，他也不可能回家看望。直到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他才得以知道家里亲人的消息。当他知道年迈的父亲生活非常清苦，要自己拾柴提水烧饭吃时，心里十分难过，痛苦地说对不起老人家。当时炳辉同志虽然是高级干部、高级将领，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职业革命家，他没有一点个人的财产。我们都是供给制，没有钱能带给父亲。他的长子罗代勋，也是在艰难困苦中长大。
    1939年2月，炳辉同志的父亲在家乡在贫病孤苦中悲惨逝世，家里经济困难，无法料理后事，靠彝良县邮政局局长温国桢先生资助，才得以安葬。父亲去世时，炳辉同志在苏南敌后，我在云岭军部，我们都不知道。直到我们挺进到江北津浦路东，10月份，才辗转接到温国桢先生的来信。炳辉同志十分悲痛，泪流满面，痛哭不已。他找同志代笔写了《祭先父文》，文中写道：“不孝自十七岁圭然背亲离家，远走从戎，迄今二十有三年未尝回籍定省。中虽率师道出滇池、经梓里，顾以戎机急迫，即欲一面惨别十九年之老父亦不可得！迩后，转战北上，抗日军兴，不孝以国难当前，民族危机，存亡绝续，在此一举，挽救民族，改进社会，大义凛然，责无旁贷，乃驰驱全国，转战江淮，了平生之宿愿，雪百年之国耻，固知此亦吾父所最属望于不孝者。然而，一念及少小一别即为儿与吾父永诀之时，能不椎心泣血乎！使不孝有父若无父，使吾父有儿为无儿，伶仃孤苦，受尽折磨，生不能养，死不能葬，此皆不孝之罪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罔极之恩未报，终身之恨无穷。大别昆明，永致思亲之泪。天涯地角，长驰膝下之魂。灵其有知，曷览儿心！他还请同志代写了挽先父联：“痛吾父，幼小困穷厄，尝备炎凉，劬劳七十又六龄，到老来只剩一身孤苦，易箦呼儿难瞑目。感不孝，早岁事戎机，历尽艰危，转战二万五千里，看今日挥戈大江南北，誓歼倭寇奠先灵。”
    炳辉同志把对父亲的思念，化作了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同时，把对父母的赤子孝心，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他热爱人民，人民群众也热爱他，称他是“罗青天”。他热爱士兵，广大战士也热爱他，崇敬他，官兵关系如同骨肉亲情。
    他曾对我说，父母受苦受难一辈子，他没能照顾他们，感到于心不忍，等到革命成功后，要回去为父母亲修坟、立碑，留给后人作教育，不能忘记黑暗的旧社会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他的这个心愿，解放后云南省民政厅代他完成了。
    他还对我说，革命成功后，他要回云南去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把云南建设成为繁荣富足的社会主义的新云南，让云南人民全都过上好日子。
    炳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58年了。他的遗愿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他的丰功伟绩被世人广为传颂。曾经在1946年至1960年的14年中被改名为“炳辉县”的安徽省天长市，在市博物馆里设立了《罗炳辉将军生平》永久陈列。在安徽省会合肥市，1987年建造了炳辉同志纪念铜像。在山东省临沂市，炳辉同志的陵墓和“瞻容思功亭”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北京、江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北、福建、贵州、四川、云南等省的革命纪念馆，都陈列了颂扬他的历史功绩的内容。云南故乡人民的深情厚意更是感人至深，当此炳辉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在昭通建造了炳辉同志铜像，在彝良已建立多年的罗炳辉同志纪念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还编撰并出版了《罗炳辉画册》和《罗炳辉传》。作为亲属，我深深地感谢云南各级党政领导和云南人民。
   愿炳辉同志含笑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