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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陈大林则被部队文工团录取。“当时只有两个大同志带领我们这些小孩过去,他们只有1把手枪,为了让我们有信心,他们把这把手枪轮流别在腰间。通过做工作,把守铁路的部分伪军同意帮助八路军让我们通过,在这些工作都做到位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通过封锁线。” 年度关键词:力量对比 敌进我进
讲述人:陈大林
1932年生,1945年加入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演员。1946年秋调入新安旅行团,曾主演过大型歌剧《王贵与李香香》解放后曾任上海歌剧院歌剧团团长和导演,后调入中央歌剧院任导演、副院长。 记者来到位于安定门附近陈大林的家,一直在中央歌剧院工作的老人看起来精神非常好。陈大林的家收拾整洁,摆放一丝不苟,“很多优良的传统都是从抗日战争时学习到的,并且保持至今。”陈大林告诉记者。
第一次通过封锁线,发现伪军中有支持者
1943年,八路军需要进行人员扩充,陈大林所在的淮南中学几乎全部报名参军。陈大林则被部队文工团录取。 “当时我们在津浦路的东边,属于路东根据地,而文工团在铁路西边活动,包括我在内的20多人被录用后要跨过铁路到路西去,”陈大林说,“虽然只是很短的路程,但当时的铁路是封锁线,日本人派了很多伪军把守,所以非常危险。” 那是陈大林第一次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但陈大林告诉记者,她并不紧张,而且从那次经历她感受到八路军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强大的影响力。“当时只有两个大同志带领我们这些小孩过去,事后我们知道他们只有1把手枪,为了让我们有信心,他们把这把手枪轮流别在腰间,而且八路军方面早已经和把守铁路的部分伪军沟通过,伪军中的几个人都愿意帮助八路军让我们通过,在这些工作都做到位之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通过封锁线。” 那天晚上,两个大同志1个在队伍前,1个在队伍尾部,夹带着20多个小朋友紧急地穿越铁路,而在他们旁边,几个伪军轻轻地说:“同志,轻点,快点走。”这几个字给陈大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虽然这次突围没有任何风险,而她更加了解了八路军对其他队伍的感染力。
第二次通过封锁线,阳光下走在自己国土上
第二次的通过比上一次艰难了许多,原先有过接触的伪军已经被换掉,而且在当天有同志过封锁线时发生了枪战。所以上级安排一个大同志带领一个小朋友冲过封锁线。 “当时带领我的是马玉顺,他走在全团第一个,我就紧跟着他走在第二个,”陈大林告诉记者,“当时上级嘱咐我们,如果遇到敌人开枪,已经跨过铁路的就往前跑2公里,还没有跨过去的就回头跑2公里,但马玉顺悄悄跟我说,无论我们是否跨过去,都要往前冲,不能后退。” 那天全团走到距离铁路不远处时,太阳还挂在山尖上没落下去。陈大林含着眼泪告诉记者那天让她11岁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时一个首长站在山坡上说,我们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但太阳落山前,我们不能自由行走,当时大家都激动起来,首长又说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晴空万里时走在自己的国土上。”11岁的陈大林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个美好的愿望。 晚上非常安静,几个战士趴在铁轨上,把机枪朝外架好,一个首长就站在铁轨中间指挥着全团的战士通过封锁线。陈大林激动地说:“当时首长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让我们轻点快点通过,很奇怪,那天晚上没有出事,但我仍然刻骨铭心,领导者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让大家安心并得到鼓励。”
血意味着战争的残酷
在这场战争里,陈大林说自己一直没有体会到恐惧,因为自己一直被老乡、大同志精心地照顾和保护着,直到自己进入了战场支援,才意识到战争的残酷。 战争进入白热化时,陈大林所在的文工团分散到后勤、战地宣传和掩埋尸体各个岗位,陈大林负责为一些战士疗伤和掩埋尸体。“有一个排长,右手和右脚全部炸断,我们要喂他吃饭,他坚持自己用左手吃,说自己早就想要是没有右手了也可以用左手干活。” “还有一个山坡,坡上有一个房子,一个战士躺在里面,鲜血就顺着山坡流到了地上,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血,那么多的死人,对战争和日本人的痛恨,当时有了最深的感化。”陈大林说,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为牺牲的战士寻找完整的衣服和棺材,可这些都非常困难。“有的老乡家里有现成的棺材,我们花钱买,但这种情况很少,死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找四块门板合起来把战士掩埋。” 鲜血让陈大林变得坚强和成熟起来。但她是幸运的,这段痛苦的时光没有持续多久,她进入了一个宣传抗日的新安旅行团。当时领导宣布说“苏北的抗日儿童归新安旅行团组织”后,这个团的工作发展成青年、少女和儿童三个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这里,陈大林认识了自己后来的丈夫,也把文艺才能带入宣传工作中,并且一直迎来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采访的最后,陈大林感慨地告诉记者:“一直在回忆当年山坡上首长说的话,期待晴空万里时自由走在自己的国土上,那段历史,那个包含了人生苦乐的年月,装载了我最丰富的想像和回忆。”

行军路上。照片提供/林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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