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０年秋天，我由新四军二师四旅抗敌剧团调到师抗敌剧团。由于日寇频繁地“扫荡”，群众和战斗部队生活都十分艰苦。“在部队演出时，常常会遇到敌情和紧急转移阵地的情况。记得有一次，我随一个小队在十四团部队巡回演出，正好碰上该部队与日寇的一场恶仗。我们在战场附近做战勤工作。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去，远远地看到我们的战士冲锋陷阵、负伤和牺牲。我当时看到一位蹲在田埂上的战士，一只手紧握着机枪，一只手紧抓着泥土，眼睛瞪得好大，我还以为他活着，走到他身边，连喊几声‘同志’，没有回答。这时一位战士走过来，把他手上的机枪拿下来背到自己肩上，并把他放倒在田里，将自己的军帽取下来，盖在这位战士的脸上，含着眼泪走开了。我看到此情，才知道这位战士已经牺牲了，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年度关键词： 游击战  反扫荡  大后方

讲述人：晓植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生于安徽合肥双河镇，１９３９年４月参加新四军，任文工团员、文化教员、宣传干事等职。离休前在对外文委主管非洲司和文化部外联局亚非地区对外文化交流。
    １９３８年，日本鬼子打进村，身怀六甲的妈妈带着晓植和其他的孩子逃上山，在躲避鬼子的追杀中，晓植亲眼看着正要分娩的妈妈摔下山崖。带着丧母的悲痛，晓植参加了新四军，那一年她只有１４岁。
１６岁，我从尸体上走过
    １９４０年秋天，晓植由新四军二师四旅抗敌剧团调到师抗敌剧团。由于日寇频繁地“扫荡”，群众和战斗部队生活都十分艰苦。抗敌剧团和部队一样，当时吃的大部分是煮白薯秧子，有时在白薯秧子里加一点苞米面或者绿豆，有时候就吃煮白薯，盐很少，更没有下饭的菜，晚上睡的是稻草地铺。
    “在部队演出时，常常会遇到敌情和紧急转移阵地的情况。记得有一次，我随一个小队在十四团部队巡回演出，正好碰上该部队与日寇的一场恶仗。我们在战场附近做战勤工作。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去，远远地看到我们的战士冲锋陷阵、负伤和牺牲。我当时看到一位蹲在田埂上的战士，一只手紧握着机枪，一只手紧抓着泥土，眼睛瞪得好大，我还以为他活着，走到他身边，连喊几声“同志”，没有回答。这时一位战士走过来，把他手上的机枪拿下来背到自己肩上，并把他放倒在田里，将自己的军帽取下来，盖在这位战士的脸上，含着眼泪走开了。我看到此情，才知道这位战士已经牺牲了，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战斗结束后，剧团同志于深夜随战斗部队紧急转移。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急行军，不仅要走得快，还要穿过尸横遍野的战场，有时双脚都会踩到软塌塌的尸体上。队伍里不时从前面传来极低的“快，快！跟上！跟上”的催促声。“我当时不知道害怕，但有些紧张，走着走着，一只脚不听指挥地踏在一个死尸头上，结果滑倒了，正好倒在死尸堆里。这时仪军同志急忙转过身来，一把将我抓起来，并把我身上的背包、干粮袋立即移到他的背上，连连问我：“没事吧？没事吧？”同志们听说我摔倒了也拥到我面前，我激动得连连点头，深深感到温暖的同志心和手足情，但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战友在我身边倒下

    抗敌剧团采用各种文艺形式，在战斗部队、在敌后和抗日根据地从事宣传教育活动，“有一次，我被派到一个连队去做俱乐部工作，正好碰上打顽固派。战斗前，连指导员派了四个战士把一位老炊事员和我送到“安全”的地方去。老炊事员挑着锅碗瓢盆，一路上和我有说有笑。他说：“把你的背包给我吧，我挑着走轻快，你背着走费劲！”我望了他一眼笑着说：“我没听过。”他也笑了：“你们剧团的人年纪小小的就参加革命工作，可看起来都是好样的，我真是打心眼里喜欢你们……”说着他把我的背包抢了过去：“有我在这里就不能让你自己背背包。”说完抢过背包就挑着走了，就在此刻，一颗炮弹落在我们身旁，击中了他的双腿，他顿时躺在血泊中，接着就响起了机枪声。我和四个战士围着他焦急万分。老炊事员用尽全力不停地喊着：“快跑！你们年轻，革命的路还长得很，放下我快跑！快！”背着他的那位战士汗水和着泪水直流，不顾一切地奔跑着。老炊事员断腿的鲜血不停地往外涌，他的血渗透了战士的裤脚管和绑腿布，染红了我们跑过的路。他喊着喊着就昏过去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在那烽烟滚滚的岁月里，部队战士觉悟高，老百姓的政治觉悟一样高。抗敌剧团住在淮南西路管家坝，为扩军，全军有八九个小伙子戴着大红花走了。在欢送的人群中，有一个叫杏子的十八岁新娘子羞答答地来送郎参军，我才了解到，在参军的小伙子中有一个大家都叫他小三哥的、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原来是新婚不满一个月的新郎。不久我们又回到了管家坝，我急急忙忙跑到曾机关内动员参军的那个村子去看乡亲们。不料我刚到村口就碰到杏子，见到我扔下水桶跑过来抓住我的手泪如雨下。我仔细打量才发现她头上的红头绳已经换上了白头绳。我紧紧抱住她默默地流着泪，一时也找不出什么话安慰她。她却轻轻地把我扶了起来：“好妹妹，不要难过，不哭，我们都不哭。”正说着，小三哥的母亲赶来了，看到我们正在哭“去年小三的大哥参军后不到两个月就牺牲了，今年小三牺牲后，部队的领导同志和战士们都来安慰我，要做我的儿子，我三个儿子走掉了两个，却得到这么多好儿子。听说每次战斗打响后就要牺牲一批人，他们不都是父母的亲骨肉吗？”

我与张茜“打埋伏”

    １９４４年隆冬，敌、伪、顽对我淮南津浦路两侧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驻扎在淮南的我军政机关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备战状态中。为了保护女同志的安全，晓植和其他的女兵被送往后方，“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大家化装住在老乡家里。前一分钟还在说笑干针线活，下一刻可能就要钻草堆。”姑娘们把那段日子叫“打埋伏”。就在“打埋伏”的日子里，晓植结识了陈毅的夫人张茜。
    那年１２月初，２２岁的张茜在一位小保姆的陪同下，请一位老乡挑着两个孩子——小侉和小丹（昊苏和丹淮）步行到敌伪据点东南方的自来桥“打埋伏”。张茜化装成“小媳妇”住在一户姓张的人家里。那时候老百姓生活很苦，由于鬼子和伪军的骚扰，庄稼收成不好，老百姓常常是用地瓜秧子加玉米面煮成糊糊吃，有时就做点糠粑粑当干粮。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忆起那段日子，晓植想起的都是艰苦岁月中的轻松片段。张茜喜欢唱歌，在跟敌人捉迷藏的空隙，张茜就忙着教自卫队、儿童团唱歌。有一天晚上，自卫队认真地吹哨子集合，老乡不了解情况以为又有了敌情，便赶紧往地洞里钻，半天没动静，探出脑袋才知道是自卫队请张茜教他们唱歌。
    即使是非常时期，张茜也要每天坚持学习英语。她每天早晨６点起床背单词，下午或黄昏时一定要读读课文。时间久了，老乡们就犯“嘀咕”：“张同志长得那么好看，还懂洋文她那口子一定不寻常。”张茜听了笑着说：“我的那口子是捶大鼓的。你不信？别小看捶大鼓的，有时一台戏少了捶大鼓的就演不成。你会吗？我跟他学了好久才学会一点……”直到形势稳定，军部接张茜和孩子回去，老乡们才知道“捶大鼓的”就是陈毅。

记者手记

    眼前已年过八旬的晓植老人，一袭白衣，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任怎样的审美标准都必须承认老人的美丽与高贵，眼前出现这样的一幅画面，年轻时的晓植梳着两根辫子，在硝烟尚未散尽的土地上灿烂地笑着，也许是庆祝打了胜仗也许只是开心于又一个小恶作剧成功了，手里应该拿着一朵小野花的，而她的笑容就像是山谷里的野玫瑰，她就是战地玫瑰。
    抗敌剧团团长章洛在《从新四军走过来的女兵》中写道：战争把一切都变得单纯了，目的只有一个：胜利！性别，几乎没有分别的，男的、女的同样承受着忧患、危难、艰苦与欢乐。休息的时候，女兵总是比男同志活跃，用心记点写点东西的，总是她们；如果有可能改善一下伙食，也是她们去操心，不是想法子给大家包饺子，就是给病号做一碗精细可口的面条。只要不是难以忍受的急行军，你总可以听到她们的歌声，而且并不是悲壮激昂的，你可以听到《玫瑰三愿》、《黄河之恋》，还可以听到山东的、江苏的民歌，前苏联的情歌，充满愉悦和欢乐。她们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充满了幻想，喜欢美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她们会在山脚下摘几朵野花插在衣服上，谈着家乡落日余晖下的树林；大海一眼望不到边的蓝色的辽阔，赤足走在沙滩上的舒适；谈读过的书，感受到的智慧，以及自己美好的希望。无数像张茜、晓植的战地玫瑰骄傲而顽强地生长着，冲破硝烟、冲破死亡，为原本只有胜利与失败的单纯世界加上新的价值观，那就是善与美，她们的伟大在于挽救了战争中的人性。

本版撰文／晨报记者 朱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