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岗是一个普通的皖东小镇，因为日寇侵华所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北上东进，使她一度凸显为大江南北的一个抗日宣传文化中心。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在这个港湾小镇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集聚了“今天·青光·知行学社”、“海外学子联谊会”及《天籁》、《战生》抗日救亡学刊编辑部，还有淮南大众剧团、二师战地服务团、地下党训班，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由张云逸为校长、罗炳辉为副校长、冯文华（冯玉祥将军之侄）为教务长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在这里落户后，使这个僻静的古镇顿时沸腾起来。
    龙岗虽小，但人文荟萃，志士云集。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后期，几乎国家的重大科技项目都有龙岗人的身影。《天籁》抗日救亡学刊，可谓值得大书特书一节。卢沟桥头一声炮响，惊醒了正在日本留学的刘书声。他串连在美、日留学的戴以麟、戴以赞几位同乡、同学，毅然决然地弃学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回国途中，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历尽艰辛，秘密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回乡后，首先与天长的爱国青年周原冰、陈舜仪、徐速之等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鼓励与支持下，在龙岗古镇挂起了“海外学子联谊会”的招牌并以龙岗、杨村、铜城等小学为基地，组建了“今天·青光·知行学社”，创办《天籁》抗日救亡学刊，刘书声在这个学刊上发表题为《吾邑青年应负的责任》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当即被全国各大抗日报刊所转载，龙岗小镇和小镇上几位爱国青年的名字由此享誉全国。日军侵占了扬州、南京以后，又对我天长人民虎视眈眈。国民党政府不战而逃。天长城内还出现了为维护日本人利益的所谓“维持会”。龙岗的“海外学子联谊会”及其“今天·青光·知行学社”便将他们主编的《天籁》学刊改名为《战生》学刊（取战则生，不战则亡之意），徐速之同志担任了这个学刊的主编，刘书声为执行副主编。创刊号上由天长爱国青年华林撰写了一篇题为《战乎降乎》的社论，深刻揭露了一些亲日派和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我军某师原副政委姚卿才，一九八五年在龙岗召开的“弘扬抗大精神座谈会”上，乐观地回忆了这段历史。他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年间，我在龙岗小学读书，比我年长几岁的革命老大哥刘书声、姚卿贤、郑介舟等人在小学办刊，刘书声、郑介舟撰稿，姚卿贤负责刻钢版，学校里的一些青年教师帮忙油印，每一期上千份，我和小学十多个年龄较大的学生负责送发到铜城、杨村等小学，最远的送到来安和嘉山，三五个小学生为一组，打着小红旗，边走边唱歌。”龙岗小镇是个富裕之地，刘书声他们办学刊的经费全由龙岗几大商家供给，早晚由民家争送大糕、干烘特产给他们充饥，中午轮流供饭。撰稿人和刻印者都在一张煤油灯下，经常通宵达旦。虽然这仅是抗日救亡活动初期的一段历史，但它展示了值得追忆和缅怀的龙岗人的抗战精神。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陷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卢沟桥的炮火轰击着中国人民的心坎，尔后，上海又响起了侵略者的炮声，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一时间风云突变，中华儿女奋起抗战，就在后一年的九月间一个星昏月暗的夜晚，当年和田汉同志一起组织南国剧社的包括潘汉年、钱俊瑞、范长江、沈亚威、沈西蒙、张易泽、涂克、天然等一大批在当时已经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撤离上海，北上延安。是因为旅途受阻，还是因为受龙岗精神的感染，不得而知，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一大批学者也走进龙岗，在这里找到了为战时服务的新的伙伴，便留连忘返，与龙岗的爱国青年刘书声等携手共进。他们开始了新的战时学术生涯和救亡活动。说来也巧，时隔不久，陈毅、粟裕在东进途中，也驻足龙岗，与上海来客以及龙岗的爱国青年会师。古话说：“志同道合”，“易为良友”。他们之间一见钟情，天南地北，促膝谈心，与人与同志等级关系不拘一格，很快形成知己。陈毅、粟裕对龙岗刘书 （下转第６８页）（上接第６９页） 声更是厚爱有加，印象极好，认为他“谈吐文雅，精明强干，胸怀民族大义”。从此，这两支文化队伍合二为一，成为一支革命的抗日文化宣传劲旅。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在学生、教师、家长和周围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等歌曲，演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活报剧。每一次演出前，先由潘汉年、范长江等同志中的一人演讲，从抗日现状谈到救亡的紧急任务，宣传党的基本政策和正确主张，最后演出。著名的作曲家沈亚威、剧作家沈西蒙亲自导演，还和刘书声以及龙岗的几位青年教师联袂演出曹禺大型话剧《蜕变》。据后来龙岗老人回忆：“演《蜕变》话剧前，油画家涂克画了几幅戏剧人物宣传画，所以演出那天，天长、铜城和江苏邻近群众上千人前来观赏。”陈老总和谭震林等领导人自始至终坐在前排观看，演出后陈老总还登台讲话，他说：“在龙岗小镇上能演出这台大戏，是一件盛事，建议新华社给重庆发个电报，告诉国民党政府和文化界，说新四军与根据地人民演出曹禺四幕大戏，盛况空前，如曹先生方便，龙岗人民欢迎他和文化界同仁至此看看。”
    文艺必定要和人民血肉融合，必定要和民间地方的民族文学艺术融合，才能永生。天长缪文渭的《大互助》和何仿的《好一朵茉莉花》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范长江走进民间，在龙岗指挥抗日宣传活动时发现了《大互助》，并且亲自动手帮助修改，这台戏后来就不可能唱到中南海，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许，同样，《好一朵茉莉花》如果当年没有在龙岗的张泽易、沈亚威等著名音乐家的指点和扶持，后来也不可能唱响全世界。
    风雨苍皇时代，小小龙岗到底为中国的读书人提供了什么样的土壤和舞台，而一代学人又如何在这里为民族的危亡而搏杀和砥砺，请允许我写下这篇短文。备忘那段历史，再现一种精神，呼唤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