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４年初春，在攻打敌伪据点雷官集战斗，我带着十几个同志担任战勤工作，找民工，抬担架，运送伤员。天亮后，我去那个碉堡观察情况。当时碉堡尚未攻下来，正在向伪军喊话，并准备作最后的攻击，少数守在碉堡里的敌人向我们打冷枪。这时下来一个伤员，交给我送到后面包扎所。伤员躺在门板上，简单包扎过的头部和腿部伤口向外渗出大片血迹。“要是有件大衣就好了。”附近只有两间草房立在寒风中。将伤员抬过去还没敲门，一位大娘已打开了门。她说她认出了是新四军的伤员。说明来意后，大娘点点头，把床边的棉被抱来，递到我手里。当时急着救伤员，没太在意。事后才想起那草屋里四壁空空，这棉被可能已是她一家人的主要财产。按部队的纪律，战后要由民运部门派人原物归还或作价赔偿。但大娘抱出棉被时，不会想到有归还或赔偿的，那何止是一床棉被？
年度关键词：敌后反攻   收复国土
讲述人：胡士平
    １９２４年生于安徽，１９３８年参加新四军，１９３９年入党。１９４０年开始音乐创作，主要作品有《人民子弟兵》、《咱们的边队》、《水兵爱唱战斗的歌》、歌剧《红珊瑚》（合作）等。离休前任海政文化部副部长。

唱着《短兵歌》与敌人拼刺刀

    新四军抗敌剧团的演出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反而开展得更加如火如荼。虽然剧团比较小，但是部队的歌咏活动开展得非常好。
    “大刀快，大刀亮，握紧大刀快冲上！”这样朗朗上口的歌词来自当时抗敌剧团创作的一首《短兵歌》，它不只是新四军战士鼓舞斗志的歌谣，甚至还成了指导战士们战斗节奏的“战斗指挥曲”。
    “新四军战士的装备比日本鬼子差，枪上面没有刺刀，双方拼到子弹打光，开始肉搏战，我们的战士就从身后拿出大刀或长矛对付鬼子的刺刀。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他们一边挥舞大刀砍鬼子，一边唱着刚刚学会的‘大刀快，大刀亮，握紧大刀快冲上’，那时战士们刚刚学会《短兵歌》，不久，很自然地拔出大刀，就着节奏，一刀一个，一刀一个。”胡士平说战斗紧张的时候，就是靠“短平快”取胜，谁快谁就能战胜对方，战士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这支节奏上也很“短平快”的《短兵歌》。

用活报剧“演”新闻

    胡士平回忆说，新四军２师的抗敌剧团与现在的文工团不同，不仅是演戏，而且更多地承担着宣传工作，战时还要担负起战斗保障甚至战斗任务。
    “稳定时期演出话剧，动员群众，战争时期组织群众，组织民兵，不但要演戏，上街头宣传抗日，写标语，而且也要上战场，抬担架，包扎伤员，”他说做敌军的思想工作也是剧团的职责之一，“我们对伪军喊话，做伪军的思想工作，其实伪军也知道自己替日本人卖命是伤天害理的，只要说话说到他们心坎里，他们也很心虚，我们就经常遇到伪军投诚抗日的情况。”
    抗敌剧团演戏顾不上什么工整、艺术，抗敌剧团的成员也大多来自普通百姓家庭，之前没有受过系统的艺术教育，但他们明白自己演戏是为了什么，那就是动员军民全体抗日。
    “当时有一种剧叫活报剧，跟现在的新闻差不多，把最近打仗的战况、当前的政治形势用演戏的方式在舞台上再现出来。”他说这样的形式很受军民欢迎，因为老百姓和战士里识字的不多，又没有电视、报纸这样的传播媒介，军民就只能依靠“活报剧”来了解新闻，把握形势。
    “比如汪精卫投降日本当汉奸，我们的编剧和导演一看到这个消息就把消息编成了活报剧，让演员来演，有演汪精卫的，有演日本人的，这么一演就活了，老百姓就明白了。”
    另外，活报剧还有教育意义，当时日军经常向根据地投放传单，为了让不明就里的老百姓觉悟过来，抗敌剧团特别编出了一出活报剧，舞台上有人表演捡到传单的老百姓，有人表演宣教员跟百姓讲道理，敌人传单里的内容多么虚伪，“最后台上的‘老百姓’明白了，把传单交出了来，台下的老百姓看着也非常动容，也都跑到台上把自己捡到的传单交出来了。”
    此外，有的战士在战场上立了功，剧团也很快就把他的英勇事迹和战场上发生的情况搬上了舞台，“这对战士绝对是莫大的鼓舞，你想，他自己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打了胜仗，很快自己就成了英雄人物被搬上舞台，这是相当鼓舞士气的事情。”
    不过活报剧是“粗线条”的，演出时没有剧本，仅仅是开戏前导演、编剧给演员开个会，讲讲大概的故事梗概，台上具体说什么，怎么说，全凭演员即兴发挥。与活报剧不同，应景剧就精细多了，“它也是根据当时发生的事编排成戏，但是故事性相当强了，基本情节都是真实的，但也有艺术加工的部分，这种应景剧跟活报剧、话剧一起成了当时舞台上的顶梁柱。”

一条棉被记挂一生

    当记者问及抗战八年中胡士平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时，他说有一件事让他牵挂了一生。
    有一次新四军战士攻占一个日寇据点，胡士平做战勤工作，负责动员担架抬伤兵。战斗还没有结束时，下来了一个伤员，胡士平和一位战友用一块门板做成的担架抬着伤员撤离战场。“当时这个伤员的头部和腿部都负了伤，一直向外渗着血，天气非常寒冷，我们又没有任何御寒用的衣物，就想跟老百姓借一件棉衣或棉被替伤员挡一下严寒。”
    这时他们刚好经过一户人家，大门关着，但根据当时的情况，胡士平猜测屋里一定有人，就把担架抬到门前，刚刚放下，门就打开了，走出来一个老太太，“原来她一直在门缝里向外望，看到我们抬着新四军战士，就把门打开了。我进屋一看，家徒四壁，只有一床棉被和一个锅灶。”
    “我正要开口借棉被，还没说，她就懂了，马上就把棉被交到我手中，挥挥手，意思是什么也不用说了，赶快给伤员盖上。我当时只想着这个伤员，也没有考虑老太太家靠什么御寒。”按当时的条件，一家人只盖一床棉被的情况并不少见，一床棉被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这户人家，这床棉被不仅是他们全家的唯一财产，而且是他们御寒的唯一指望。
    “新四军有条纪律，在战斗中无论用了老百姓什么东西，战斗之后都会有专人挨家挨户询问‘拿了你什么东西’，然后派人还一个给你。当时顾不上调查战士拿了人家什么，就全凭老百姓自己说家里支援了什么，老百姓不但不会虚报，而且还经常‘瞒报’，就是说你拿了我东西，我却不提了。”“因为这是有专人做的，我没能亲自还老太太一床棉被，我就总在想，部队是不是问到老太太他们家了，棉被到底还没还到人家手里啊。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总惦记着这件事。”
    胡士平告诉记者，像这样老百姓支援新四军的事屡见不鲜，“不光是打仗时会跟老百姓借东西，我们演戏的服装、道具也全都是跟老百姓借的，穷人借给我们几件衣服，地主借给我们瓷瓶、家具、摆设做舞台布景，当时借只要是以抗日的名义，无论跟穷人借还是跟地主借，也无论借门板还是借锅碗，没有一个人会说‘不’。”

    图片说明：胡士平与剧团战友商讨剧目创作。图片提供／胡士平